戚本禹曾宣称自己只想写写文章,事实证明他的表白完全是假话。他与王力、关锋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没有走出文革的文革余孽,是一个心在魏阙、中邪入魔的政客。

在共识网上读了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颇有感触。我之所以把“同志”二个字用括号括起来,是因为戚文是分上、中、下三篇发表出来的,上篇的标题是《回忆江青同志》,而中、下篇的标题则把“同志”二个字去掉了,均为《回忆江青》。一篇文章较长,分三次发出,这很正常,但是上、中、下三篇的标题不一致,而且是涉及政治性极强、戚本禹非常在乎的“同志”二字,不知何故?待考。

平心而论,戚本禹在洋洋4万余言的回忆中,确实披露了一些局外人难以知道的事情,至于是否属实则应另当别论了。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戚文中有不少闪烁其词,言过其实乃至歪曲事实、信口雌黄之处。总的感觉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戚本禹虽然成了八十多岁的老人,但他仍同文革中被关押之前一样,中邪甚深、极端狂傲的政客习气依然故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和长进。

戚本禹大谈江青当年情事的用意

戚本禹在文中介绍,江青给他们披露当年与唐纳、俞启威等谈恋爱的经过。戚本禹说,江青讲唐纳怎样“拼着命地追求她”,“在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但是她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 因俞家反对,江青无法与俞启威成婚,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与唐纳结婚。但是,江青感叹“结婚后就不一样了,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的,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个她就受不了了”。又说“她最难忘的还是和俞启威的初恋”…… 。我想,当时中央文革的新贵们忙于打倒这个、炮轰那个,哪有闲情逸致谈论主席夫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当年的风流韵事呢?

江青还对戚本禹讲她与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认识、如何结合、如何体贴毛泽东等事,甚至有“江青说,她第一次和主席同居是在1938年7月”之句。人们知道,中国人,特别是女人,是最不可能对外人倾谈男女情事的,哪个无知女人会对外人宣扬自己是某年某月跟某男人“同居”的?何况江青是一个最忌讳跟人谈过去事情的女人。对戚本禹所说,我持怀疑态度。

戚本禹还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并举例说:“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看江青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但被江青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之类的隐私戚本禹都了如指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戚本禹不惜笔墨,用了很大篇幅叙述江青跟他谈过去的个人情事,加之戚本禹的刻意渲染,其用意无非是炫耀他与江青的关系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而已。

江青是戚本禹眼中的“革命女性的典范”和“女英雄”

戚本禹对江青的赞誉和推崇无以复加,说她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甚至说“她确实是一位女英雄”。 戚本禹说她是“英雄”的根据是“从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直到她最后的表现”三个层次认定的。但是,对江青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和最后是怎样表现的?戚本禹就避而不谈了,只以“毛主席没有看错人”匆匆作结。那么,毛主席是否也把江青看作“英雄”呢?毛批评江青“有野心”、批评他搞“四人小宗派”,后来甚至不愿见她,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毛泽东这些批评江青的话戚本禹难道不知道吗?啊,戚本禹可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在秦城监狱里蹲着呢!但是,戚本禹是一个关注国家大事的人,他出狱后应该说是会听到或看到毛泽东这些批语的。

戚本禹一直是以忠于毛主席自诩的,然而,他为何把毛主席斥之为“有野心”、搞“四人小宗派”乃至不愿见面的江青捧为“女英雄”呢?

关于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问题

在文革高潮中,中共创始人之一、毛泽东的老朋友、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受到残酷的批斗和迫害,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曾写信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求救。对这件事,戚本禹在回忆江青一文中说:“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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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毛泽东比李达小3岁,是同时代人,而且是湖南老乡,是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朋友。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达就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李达由日本回国,到上海就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并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等8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推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把《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同时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并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写信联系,指导全国的建党工作。在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州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李达还在继李汉俊之后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

6月,李达和陈独秀商讨后,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李达分别写信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于7月20日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现为兴业路76号)开会。李达给湖南的通知是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毛泽东的,毛泽东接到李达的通知后便邀何叔衡一起到上海参加一大会议。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成立了由3人组成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宣传主任。

1922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自修大学,委托屈子健邀请李达回湖南出任自修大学学长,李达欣然应允。1923年4月,李达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时代》月刊,任主编。

1949年5月,李达前往北京。18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接见。毛泽东单独留李达叙旧。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啰。”谈到脱党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李达的这个错误,但同时指出,党是了解你的,你可以重新入党,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12月,李达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不要候补期。不久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2月23日,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6年5月底,毛泽东来到湖北,下榻在武汉的东湖宾馆,毛泽东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想了想,问毛泽东:“你说的是不是李达啊?”毛泽东笑着答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李达秉性耿直,向以敢于直言,从不盲从著称,是毛泽东的诤友,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他曾就当时的“教育革命”、 “顶峰论”等问题提出过不同意见,特别是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直言不讳地当面批评毛泽东“头脑太热”,“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李达激昂地说:“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在座的人都被李达的话吓坏了,而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敢想”和“主观能动性”。李达坚持说:“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是总有个极限,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得有地理环境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会是无限大的!”毛泽东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讲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李达说:“现在是你头脑太热!”临离开时,李达又对毛泽东说了一句:“你应该冷静下来!”

晚上,毛泽东在东湖岸边散步。在一尊石雕前,毛泽东停住脚步,对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岁了,但不够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以后要再同他多谈谈。”(邸延生:《李达与毛泽东争论“大跃进”》,2010年5月19日《文摘周刊》摘自《党史纵览》)

有资料说,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请人带话给李达,承认是“我的过错”,还说:“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乐朋:《国家历史》第4期)

文革前夕,思想文化战线上已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李达首当其冲,成为湖北的重要目标。武汉大学、湖北省乃至中南局的一些人都对李达虎视眈眈。但是,李达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毛泽东每次来武汉经常约见促膝长谈的老朋友,当然不能轻易从事。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先后三次向毛泽东请示:李达可不可以批判?前两次毛泽东都没有表态。王任重第三次请示毛泽东,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时,毛泽东表态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

毛泽东的表态虽然加了“在校内批判”和“不要点名,也不登报”等限制词,但是,可以批判的口子已开,就很难控制了。不久,湖北就对李达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不仅点了名,而且登了报。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 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先后有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揭露”文章。

作为一个76岁的老人,李达被批斗、示众、审讯、辱骂,造反派还在李达寓所门前喊口号、唱歌,敲锣打鼓地声讨。在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非人的双重折磨下,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为了把李达彻底置于死地,武大工作组又多次到李达的家乡湖南省零陵县蔡家埠公社,利用当地唐、李两姓的矛盾,搜集如何将李达划为“地主”的材料,形成了《关于李达家庭成分的调查报告》,并决定“将李达的家庭成分由小土地出租者改为地主,给李达本人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进入7月,批斗的方式更加野蛮、残酷。造反派把李达拉去进行接二连三的批斗。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14日,“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证展览”开幕。17日,武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大会,由李达家乡“贫下中农代表团”登台揭发李达的“十大罪恶”。李达在家里听到大会实况广播,气愤地说:“全是捏造,全是捏造!”

18日,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冲进李达家中进行面对面的批斗。此时,李达的血压已达220/104,糖尿病检测是土红色,4个“+”号。

李达的病情日趋严重:胃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7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并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在武汉的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极为兴奋,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此时,李达血压升达236/114,尿糖仍是4个“+”号。”他央求刘某:“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76岁了,死了算了,你帮我一次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随即,李达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

可是,7月18日,毛泽东已离开武汉回京。在此之前的17日晚上,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的常委会上,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湖北省委的这个决定是在东湖宾馆作出的,当时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湖北省委作出开除李达党籍的决定之前是否请示了毛泽东,不得而知。

李达给毛泽东的求救信辗转寄到北京(限于篇幅,其中细节略去)。直到8月10日,毛泽东才看到一张写着“李达(武汉大学)请毛主席救他一命”的条子。毛泽东提笔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八月十日”(“任重”即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陶铸当天在毛的批示下面转批:“即送任重同志。八月十日”。

毛泽东在李达的求救信上如果鲜明地作出“立即停止批斗,迅速送医院抢救”之类的批示,李达或许有救,但他的批示是一般语气的“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所以,李达的困境并没有丝毫的好转,病情继续恶化,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直到8月22日,工作队才将李达以侮辱性的名字“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8月24日,76岁的李达含冤而死。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崎岖的人生之路。

平心而论,当时湖北是要将李达置于死地的。李达深知,只有毛泽东发话他才有活路。但是,毛泽东接到李达的求救信后,只批了“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这淡淡的11个字,而且只是“酌处”,显然是起不到救人作用的。

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人已被斗死,即将火化,还宣布给其“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文革整人的残酷和荒唐由此可见一斑!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曾说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第一个就是李达。

戚本禹说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有一定的道理,但说“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则与史实不符。毛泽东对李达的求救信批示内容只11个字:“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加上落款的署名和日期“毛泽东八月十日”也不过18个字(见毛泽东在李达求救信上的批示手迹),根本没有“是要保护的”影子。

戚本禹批判李秀成的文章是揣摩、遵旨之作

戚本禹在文革之前的1963、1964年,先后写出并发表了《李秀成自述》一文,这是他经过精心揣摩而写成的一块“敲门砖”。 戚本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矛头是对准谁的?还是听听他本人的表白吧。

据雷颐《“瞿秋白冤案”始于“四人帮”的迫害》一文披露,1979年6月12日,戚本禹在秦城监狱中曾经交代:1963年,我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写的目的是说对人的评价应看到功劳,也要看到晚节,晚年反对毛主席也不行。这说明戚本禹写《评李秀成自述》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研究李秀成的自述,而是为了批判那些过去有功劳,但到“晚年反对毛主席”的人,当然,戚本禹是把那些实事求是讲真话、敢于向毛主席提不同意见者视为反对毛主席的敌人的。

看到戚本禹这篇交待材料,陈铁健和中纪委八组同事们感到有些事情要进一步查清,于1979年秋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问他写《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说,1963年他写批判李秀成文章,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

戚本禹为什么假借批判李秀成“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呢?这是因为,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已将对”大跃进“错误提出纠正意见的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的为首者,成了受全党全国批判的“死老虎”、“阶下囚”。善于揣摩上意的戚本禹决定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即使明明是诬陷、冤枉彭德怀,他也没有丝毫的辩驳之力了。更重要的是,对彭德怀落井下石,绝对能够讨得毛泽东的欢心。果然,戚本禹一炮打响,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大为赞赏,江青代表毛泽东召见戚本禹予以鼓励。

如果说戚本禹的《李秀成自述》是他精心的揣摩之作,目的仅是“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的话,那么,他写《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则完全是根据江青的指令,包藏祸心,为大兴冤狱制造舆论了。

戚本禹在回忆江青中说,江青当面对他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 !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

对江青的鼓励,戚本禹感激涕零;对她的指令,心领神会。于是,他很快写出《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发表,以此报答江青的信任和鼓励。标题的升级不仅仅是假借李秀成的“自述”“影射”一个彭德怀了,而是明火执仗地假借批判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而把矛头指向更多曾经出生入死干革命的领导干部了。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及其一大批领导干部都被诬以“叛徒”的罪名批斗、放逐、关押,有的被折磨迫害致死,家破人亡。对此,戚本禹是“功”不可没的。

自吹自擂,狂妄自大

戚本禹是一个极度的狂妄自大之徒,他大言不惭地说“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好像他给江青增光添彩,江青对他已到了离不开的地步似的。

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江青骂他“王八蛋”,对他弃之如敝屣,何曾有什么“自豪”之说!

戚本禹说,江青几次叫我去看样板戏的观摩演出。说这也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你也得关心。还要我写评论。接着又说“1966年初我去上海时,她又两次让我和她一起去看样板戏的排练。以后又叫张春桥陪我去看样板戏。”戚本禹红得发紫是在进入中央文革之后,1966年初,他虽然已经进入了毛泽东和江青的视野,但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神气。张春桥文革前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比江青高许多。张春桥看主席夫人的面子,陪江青差不多,单独陪戚本禹,有自吹自擂之嫌。

戚本禹说,中央常委会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接着说:“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人所共知,姚文元是“四人帮”成员之一。江青当年到上海物色写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是张春桥把姚文元推荐给江青的。姚文元是张春桥的亲信,写批判“海瑞罢官”成功,也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推荐中央文革人选,当时戚本禹也是被推荐者之一,他自己的中央文革成员尚还未定,怎么能不知天高地厚地推荐别人呢?

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批判“三和一少”,矛头直指陈毅。戚本禹说,“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口气够大的。

王稼祥算个啥?王稼祥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历史上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党政军重要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含冤而死,终年68岁。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连毛泽东、江青都肯定在历史上是有过功劳的老一辈革命家,戚本禹居然说“王稼祥算个啥”,够狂妄的。

戚本禹说,“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对陶铸这样的大人物,戚本禹居然说他“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说他滥保干部,“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在批判陶铸保干部的同时,却吹捧江青保这个、保那个。戚本禹批判陶铸保干部,意在是说陶铸破坏“文化大革命”;吹捧江青保这个、保那个,意在告诉人们江青公道正派,从不整人。真是有褒有贬,泾渭分明。

戚本禹洋洋得意地说,“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戚本禹对此说并不否认,说明他对关锋说“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说法是认可的,但在王关戚问题出来后,戚本禹却说“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王力、关锋,不自相矛盾吗?

戚本禹说,“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

乖乖,这样看,保卫党中央的职责非戚本禹莫属了,中国也是须臾不能离开戚本禹了。我见过一些狂妄自大之徒,但像戚本禹这样狂妄自大的实在少见。

戚本禹还说周总理赞扬他“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这样说仍觉得总理的话分量不够,于是又把毛主席搬出来,在加了个引号中说:(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 。令人困惑的是,既然总理、主席都这样欣赏、信任、倚重、看好你,后来为什么说你是“坏人”呢?为什么下令把你关起来呢?而且,关你时是1968年初,周总理、毛主席都是1976年才先后逝世的,中间长达八年之久,他俩为什么没有一个过问一声你戚本禹这位“好同志”呢?严酷的事实是,他们与你戚本禹的“姐姐”江青一样,对你也是弃之如敝屣的!

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把戚本禹关押审查,作为中央负责此项任务的汪东兴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由于对戚本禹是要送到秦城监狱关押的,那么汪东兴给戚本禹上铐子也是正常的公务,不是对你的挟嫌报复和加码残害,但戚本禹一直对汪东兴耿耿于怀,乃至借别人之口辱骂汪东兴 “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 戚本禹则骂汪东兴“是条装成狗的狼。”狗的特性是看主子的脸色乱咬人,这正是古今中外人们最为鄙薄、痛骂的。不过,骂别人是狗的人,首先自己不能是狗,如果自己本身就是一条看主子脸色咬了许多人的狗,居然还好意思骂别人是狗,这样做除了使人对之更加鄙视和唾弃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史无前例,文革中风云人物给中华民族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戚本禹本人在文革中作了那么多的恶,犯了那么多的罪,受到国家法律十八年的刑罚不仅毫无反思、悔改之意,反而仍用文革的立场、观念、思维和语言洋洋自得、长篇大论地炫耀自己与“姐姐”江青亲密无间的关系,炫耀主席、总理称赞你是“好同志”,炫耀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你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炫耀江青想调其去当八三四一部队的政委,炫耀当年红得发紫时的权势和威风,籍以自我陶醉,蒙蔽世人,误导青年,欺世盗名,不觉得滑稽可笑吗?

谈到同为“王关戚”一伙的王力和关锋,戚本禹颇为不平,说王、关“,免予起诉,只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没有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无须别人说破,你戚本禹自己反思吧!

戚本禹总是以他固有的、错误的观念回顾和总结过去,所以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如他说“王力是背叛了,关锋在监狱里疯了”,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对王力宽大处理免于起诉后,妥善安排了他的生活。“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这就叫“背叛”吗?鲁迅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戚本禹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者多矣,没想到对自己一案的人也是小不如意就给他定个“背叛”的罪名!,

关锋被宽大处理免予起诉释放回家后,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学问和写作。几年来,以“古棣”为笔名,接连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学术专著三部,他写作、发表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如果“疯了”,他会写出如此丰硕的学术作品吗?

戚本禹曾宣称自己只想写写文章,事实证明他的表白完全是假话。他与王力、关锋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没有走出文革的文革余孽,是一个心在魏阙、中邪入魔的政客,文革极左的毒汁浸透了他的每个毛孔和骨髓,这就注定了他走不出文革的迷宫,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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