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小世界问题

“小世界”作为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社会现象,类似于“小圈子”。不管在不同语境下的褒贬差异有多大,它都是社会组织性构成的一个层次。这个层次与科层政治没任何关系,而内含社会意义指向是公民社会何以可能。数量庞大、规模不等但多有同等基本价值指向的“小圈子”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景观,尽管作为小世界(small word)它远小于“非政府组织”那样的标准建制。

在行为经济学当中,小世界被模型化即为“小世界定理”,定理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到另外的任何一个人之间,至多通过五个中间人就可到达”【注一】。作为具有明显社会学色彩的行为经济学概念,小世界及其定理尚有待更好地检验,比如引进网络因素(这很可能导致“一对一”而节省了五个中间者),不过,它指向“大世界”时却给出了一个不特定合作的可能性(但本文不主要讨论网络条件下的不特定合作)。而大世界不仅仅是小世界的简单并集,其具有的人类演化意义十分重要,一如行为经济学家(如汪丁丁)所说的“人类演化史从‘大世界’开始的”【注二】。

一、必要前置:特定合作的一般解释

无论在小世界之内还是往大世界拓展,基于人类演化历史的基本观测结果有两个:其一曰合作创造了人,而不是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定“劳动创造了人”【注三】;二曰合作之必然与必需,其内在规则与行为使民主具有了人性、利益、历史之可能。官僚政治之被民主运动冲击展现了特定合作的局限性【注四】。并且,特定合作仍然是政治思维与社会行为的基本元素,从而使道德钝化【注五】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尽管道德钝化已经成为社会之耻亦无从真正对抗公民社会意识形态的扩展。

“特定合作”概念作为不特定合作理论的前置,它与小世界关系密切,指目的明确或习惯性强的合作行为,比如商业中的合约、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很形象地说,男耕女织的中国古典农村生活就是最微观的特定合作,甚至这种特定合作成为一种社会理想,如黄梅戏《天仙配》唱词所云“你挑水来我浇园”。在中国远古如周朝,特定合作还是国家政治运行的基本原理,即是说下一级贵族中的精英分子在上一级贵族那里从事更高级政治活动,而不是在其封邑之内进行主要的行政与外交活动。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这种特定合作型政治更多地具有了荣誉性。其反证是一旦某个高级贵族集团的首领在首都被宣布“迁就国”,即被强令回自己正式拥有的封地,就意味他失去了皇权中心的信任。同样,在具有浓重封建主义色彩的经典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一个地方官员拥有中央身份就意味着他有很光明的前途。一般来讲,人们会联想到现任省委书记有中央政治局委员衔级那种情形。其实呢,一个省的团委书记或可能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更广泛的是,一些地方的企业家(身份半官方化而与企业所有制性质无关)可能拥“全国”、“中国”等字头的荣誉。

特定合作在政治权力系统是定向交易,市场化程度较低。但在纯经济活动中,特别是自由企业制度当中,它往往能创造辉煌的经济业绩。美国经济民主化(主要是产品丰裕而致消费民主化)时期,许多个人创造的成功即是如此。如欧文斯与利比、科尔伯恩之间的专业暨商业合作,创造了被《科学美国人》所称赞的几与中国细瓷媲美的玻璃工艺,以及今日我们所普遍见到厚玻璃板工艺【注六】。在自由经济制度下,消费民主会自然地将特定合作推展到不特定合作领域。有可能,不特定合作的特征并不明显,但它们发生确是事实。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政治,尽管此未必全然,也尽管经济学家(如多隆?阿西莫格鲁)此尚有较的疑虑【注七】。

二、精神消费:宗教因提供安全感而恒久

不特定合作未必是大规模的,但在人类群体层面上,它表现为对特定群体的超越。因此,大世界在非小世界并集意义上存在,是因为不特定合作的广泛性。以历史学的眼光来看,最具不特定合作意义的形式是宗教及其传播。教义创立者与传播者的工作不是对准任何一个特定人,也不是对准几个特别群体。即便教义最初是为了少数人,其最终也是向最广泛的不特定人群传播。比如,犹太教发生革命性变化以致基督教从中产生出来,一个当时最新的教义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注八】。由于此点,基督教成为一个接纳犹太人之外的不同于其母体犹太教的新宗教;也因此,基督教信仰者均可以自称为“新以色列人”;由于“新以色列人”的宗教身份,他们当中多数人会认可“山巅之城”现实化的美国。此种认同是不特定合作的一个最生动事例,而与中共意识形态体系所指的“维地异网弱”【注九】之新黑五类中的地下宗教“充当美国颠覆中国的工具”无关。

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看,人类拥有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消费行为,它与消费音乐等文化(精神)类供给是无差异的。由于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著名的对宗教持完全否定态度的理论家不懂宗教的精神消费本质,因此,他们关于宗教终将消失的预测才大谬不然【注十】。比较之下,康德的实用主义观点则接近事实,尽管康德时代没有行为经济学概念,也尽管后来出现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未确认其康德来源。

康德假定上帝作为道德行为的一个条件,以至于有利于人类做出信仰命题【注十一】。应当十分注意的是,在一般经济学层面,宗教的精神消费之供给是低价甚至免费的,有时更相当于负税率,因此,它本身就刺激了需求。在行为经济学意义上,这种低价乃至免费或者给予免费之外补贴的精神消费,是能够给人提供安全感并创造出全新的自我认知。安全感不仅对普罗大众十分有用,而且会影响生产知识价值的顶尖级精英。比如,“哲学思考,必须以安全感为基础。思想从来就有这样的性质,如果没有安全感,最敏锐的思考就容易受到本能恐惧的抑制”【注十二】。信仰的实用主义与精神消费性质,指向了公民社会在不特定合作意义上的可能。因此,从中国社会近十年来的信仰多元化持续事实与不可逆转方向来看,公民社会生成不仅有可能,而且是在边缘化的渐进暨演进中,它在可预测的时间内一定可以生成一个主流社会。

三、区域帝国:邦联政治的流通创造

在宗教之外,第二个具有广泛意义的不特定合作是全球化运动。全球化是很现代的东西,但是在它之前的区域帝国时期也存在条件完备的不特定合作。关于“区域帝国”这个概念,它内含邦联性质,或者说人类社会大规模构造形式在美国形成涵盖全球的霸权之前,所有全球帝国都是区域帝国。较为典型的是蒙古帝国的邦联体系。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摒除蒙古帝国是中华帝国继承人的思维,也就是说中国元朝只不过是蒙古帝国邦联的一部分,尽管它有名义上的中央身份。在西方世界的历史思维当中,也偏重于蒙古帝国对欧洲及近东征服的破坏作用,但是旭烈兀帝国上层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信仰同质无疑说明不特定合作反过来会促成特定合作。如果没有同质信仰,很难说旭烈兀帝国可以抗衡尼罗与钦察的同盟压力。

作为历史重要案例,蒙古帝国邦联体系给欧亚大陆带来了区域帝国的庞大复杂联系。其中的经济活动(与行为经济学的狭义不同,但有联系)依赖于白银流通条件的生成,尽管这项关乎货币经济的大范围活动基本上由历史上偶然因素构成。那个时代,无论是与崛起中的蒙古对抗的南宋中华帝国【注十三】还是最终灭亡了南宋而建立起来的元朝,经济内部是以铜钱为主的流通体系。白银构成了区域帝国的流通暨汇率体系,“欧亚世界也和流通的白银一同,借由看不见的手慢慢地,确实被联接在一起。接着,那整个世界开始迈向一个被包覆进单一经济结构的遥远的、以现代为名的后世,巨大历史的步伐静悄悄地出发”【注十四】。

今天,美国在汇率暨世界货币体系中在很大程度上复现了蒙古邦联帝国的作用。不同的是,蒙古邦联帝国给欧亚大陆上的人们提供了经济上不特定合作的机会,而美国作为一个完全的世界帝国其向全球提供了空前的单元社会之间的不特定合作机会。这包括对中国公民社会生成的推动,并且这种推动不会因美国的相对衰落而降低;相反,为了一个更好的全球安全环境或者理想化的全球公民社会之出现,这种推动还会加强。当然,以不特定合作形式的大道方面的推动并不否认特定合作形式的积极作用。

四、私密公化:阅读价值扩展知识价值

在以上宗教信仰、帝国形式两种不特定合作之外,尚有数种重要的形式(如网络社会),此不一一例举,仅摄要而论阅读价值与公民社会生成的关系。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不是前两者那种宏观可察的庞大规模,或曰在其规模下的个体经济活动之活跃,而是较为私密化地发生以至有此巨大变化不被察觉。在宗教信仰里面,不被察觉的巨大变化亦有之,比方前面已提到的“自我认知”此一行为经济学意义之表现,在宗教上是为“新造的人”【注十五】。至于现实当中鼓励阅读的“改变命运”、“提高品位”之类说法虽不乏短期功利暗示,但也表明了个体变化之巨。此种巨大变化多在个体验方面而不太可能直接展示给小世界,大世界与之关系亦不明确。用约翰?亨利?纽曼的观念来印证,是为“对神圣力量的内在体验”【注十六】。

由于阅读价值非常私密化,它难以用十分直接的例证来说明,不过,知识精英们的书评写作暨发表是一个观察指标。如果单个的评论并非出于商业目的,其真切性则接近了与“第三方”书评阅读者的关系,从而使“第三方”与原著者形成不特定合作关系。此种不特定合作关系将阅读价值转化为知识价值,从而在最微观上推动了知识价值的扩展。行为经济学家(仍如汪丁丁)举了亚当?斯密给一个学生授课甚至对空教室念讲义的情形,并将此引伸为“个性与群性的共同演化”之为行为经济学基本方法的例证,而其中间意义则在于“教师不必考虑是否有学生,他们的讲义一定要保存在图书馆里,许多年,然后可能有读者来查阅,并引用”【注十七】。这里面,教室界面是小世界,不确定的到图书馆去阅读的人其所来背景则是大世界。图书馆则是提供不特定合作机会的界面。

在“阅读价值—知识扩展—知识价值”结构当中,历史阅读所产生的反思具有从属性,尚未能形成一个单独的不特定合作类型。不过,历史价值的重构在公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是非常之重要的。在本系列的《“西门豹议”自敲丧钟——历史学视角下的公民社会》一文中已多有描述,本处不再复述。而在纯理论思维意义上,非通俗历史的解读仍是精英知识价值产生的一个渠道。比方说,对于前面已涉及到纽曼,其为康德之后的重要思想家无疑,他作为十九世纪人士因阅读而受到十八世纪的康德之影响是私密性质。但私密公化是任何一位想用自己思想影响他人的学者的必然选择。否则,斯密也就无须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讲课,更不必将堂稿(讲义)放进图书馆。

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不特定合作案例,纽曼以宗教作家之身平静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注十八】,足以让历史学家(当然不排除哲学家)去思考。添加进行为经济学因素,则可以为不特定合作理论导出一个关乎公民社会的伦理标准:一个人的伟大在于他具有理解不同意见的知识积累,一个社会的伟大在于它具有理解异端见解的道德素养。

结语:与镇压恐吓的政治博弈

个体的知识积累与社会道德修养是决定公民社会质量的关键,尽管主张公民社会生成可能的人们不会认可“人口素质差导致中国无法实行民主政治”之类的谬论。不过,这里面还是没法回避民主进程的速度与质量之关系。因此,可以说,公民社会生成过程中的知识价值供给并非仅为“书生事业”,而是重要的资源积累。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知识价值供给存在两个非经典的路径:其一,基于宗教活动而来的完全个体化的自我认知体验与积累;其二,体制外民主政治群体不断扩展知识界面、提升知识层次。前一项意味着:在今天中国,宗教自由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注十九】。后一项意味着:在今天中国,储备公民社会知识价值比普及民主观念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

尽管后一项有精英化取向,但是,它的确是应当注重的。任何一点的超越现有知识构架的突破均是公民社会知识核能的积累。比如说,无论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也不管他们政治立场分别如何,只要指出他们未能认识到宗教信仰作为精神消费之事实,就足以粉碎他们反宗教的历史企图。更现实地,这等于抽掉了统治集团借宗教镇压恐吓社会的政治与哲学那两块站脚楼板。

镇压制造恐惧也压制了思想的产生,其如前引行为经济学当中人类安全感与哲学思考之关系。祛除镇压带来的恐惧,知识扩展暨知识价值不断积累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公民社会之渐次生成的道德资源来自于中外历史进程传下来的不特定合作愿望,更肩负着以不特定合作形式向下传递的责任。简言之,对于任何一位公民社会理论的供给者,伦理期望应当是:成功未必在我,供给定然于斯!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至六日初稿,七月七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一]参见汪丁丁著《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第三十五页;汪著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
[二]同[一],第六十七页。
[三]同[一],第七十二页。
[四]汪丁丁描述了一项个人经验(同[一]第七十四页):「人情网络往往最大程度地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并因此而瓦解,但官僚政治则可以不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因此不会仅仅因市场经济就瓦解。事实上,民主运动才是对官僚政治最重要的冲击力量。」
这段描述并未涉及到我所讲的大世界当中的「民主具有人性、利益、历史之可能」,亦未反证民主运动与不特定合作的关系,且行为经济学体系没有「特定合作」之观念。但是,在已有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看待民主政治的社会性而不只限于狭义政治性(统治权力更迭),则是公民社会知识体系形成的重要事项。此亦为我发明不特定合作理论的基本动因。
[五]关于「道德钝化」问题的案例性评价,可参见拙文《权力嚣张下的道德钝化——我看「网瘾女孩」之死事件》,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四年七月号。
[六]参见丹尼尔?J?布斯廷著《美国人——民主的历程》(汉译本,谢延光译),第五百〇一至五百〇三页;谢译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九七。
我最初研究合作理论时,主体资料(精选案例)均出自谢译,并依此撰有励志小册子《弱者的智慧—美国创富时代三十二个小人物成功经典》。拙撰版本:中国物资出版社,二〇〇五。
[七]同[一],第七十五页:「他批评了世界银行长期宣称的现代化命题:只要人均GDP增长了,一个社会就必定民主化。」
[八] 「Go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oclaim the good news to the whole creation.」MARK,第十六章第十五节。
在同观福音书中,只有《马可福音》有此句,这是因为该福音书的讲道听众主要是「外邦人基督徒」。并且,它很少引用旧约语句,是为避免引起外邦人反感。此也可视为从小世界到大世界的经典案例。
[九]参见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网转刊《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中国真正挑战是未来五到十年》(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袁鹏)。
这篇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评论文章虽然充满仇视「维地异网弱」的情绪,但从政治情报学角度至少可说明:(一)体制内理论人士承认中国存在异见人士;(二)体制的本质是以底层中的最弱势那部分为敌的。对于前项,中共外交作业系统予以了否认,如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回应媒体关于「六四事件」的提问时,称「中国只有违法者,没有异议人士」。
参见香港信报网站二〇一四年六月四日报道《外交部称中国无异议人士引舆论哗然》。
[十]关于宗教的精神消费展开分析,可参见拙文《历史在宗教之上(三)——因集体苦难而偏好预言》,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
[十一]参见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三册)》(汉译本,杨平译),第三百五十六页(各册单另页码,全四册);杨译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十二]同[一],第三百六十八页。
[十三]南宋的帝国性质因为它的前身北宋被北方强势民族挤压致灭亡,以及它本身也同样要面临此种压力,而被多数历史学家所忽视。事实上,南宋的对外贸易规模比之唐朝盛期并不逊色。南宋是否使用了武力开拓海洋贸易,史无记载。但在南宋之前的对外贸易中,武力开拓市场行为亦有之。比如,三国时期的吴国以及后来的隋朝均有侵略台湾的历史记载,两个王朝也进行了(可考的)最早的奴隶贸易。
关于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入侵台湾的记载,可参见陈寿著《三国志》之《吴书?吴主传第二》,其记录曰:「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数千人还。」(《三国志》今版,简体横排,上下册统一页码;岳麓书社,二〇〇二,下册第七百五十七页)。
关于南宋海洋贸易情况,可参见脱脱撰《宋史》之《外国传》,其中到达今南中国海以南地区,涉及到三佛齐国(今苏门答腊岛)、闇婆国(今爪哇岛)。亦曾到达印度的东南沿海,该处称为注辇国。(《元史》今版,繁体竖排,全四十册,统一页码;中华书局,一九八五,第四十册第一四〇八八至一四〇九三页,以及第一四〇九五至第一四〇九九页。)
[十四]参见杉山正明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汉译本,周俊宇译),第二百一十九页;周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三。
[十五] 「So if anyone is in Christ, there is a new creation; everything old has passed away;see, everything has become new!」2CORINTHIANS,第五章第十七节。
[十六]同[十一],第四册,第三十三页。
[十七]同[一],第一百三十七页。
[十八]同[十六],第三十一页。
[十九]统治集团对宗教的镇压(以家庭教会受到的压力为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两个评论性文献值得关注:(一)博讯网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转刊东网文章《正在上演的中国宗教战争》(作者:战略学者赵楚);(二)博讯网二〇一四年七月四日首发文章《「中国宗教战争」 的真实涵义》(作者:对华援助会特约评论员郭宝胜)。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7/2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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