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训表明，不是应当由谁担任领袖，掌握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是根本不应当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在人类世界划分为民族国家的时代，出现超越国家的政治领袖，本身是不正常的。
(一)
一气读完洋洋近百万言的《阎明复回忆录》，感触良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有的是由秘书或助手执笔，有的是由本人执笔，本书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因而内容更加充实，细节更加生动，情感更加真切。阎明复在十三大以后，曾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本书对其就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的往事着墨不多，对于希望看到他全部人生经历的读者来说，仍然留有悬念。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一二两卷，包括六个部分。从童年目睹抗日战争烽火，到告别秦城监狱，参与开创大百科全书，内容可以归为三大块，我的少年和我的大学岁月是第一块，见证历史：全总七年见证中苏友好和中南海十年见证中苏关系之变迁是第二块，“文革”十年和“大百科”精神是第三块。重心在第二块，篇幅占到一半以上。
作者1949年到全国总工会担任翻译工作，1957年调到中央办公厅担任翻译组长，前后长达17年。作为翻译，他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领导人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柯西金、铁托等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还参与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1989年的会谈。这些重大历史的当事人多已过世。“经历和参与过的当事人和决策者，健在的越来越少了。这部回忆录再不全面客观交代、讲述这段历史全过程，恐怕以后不会有既亲身参与或者说经历过那段历史，又有机会接触第一手下资料，能够全面记述那段历史过程的书籍问世了。”(《阎明复回忆录》P125-126，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盛衰的枢纽，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一幕。我阅读视野有限，在此之前也读过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出版)、崔奇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和顾达寿口述，郑少峰执笔的《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等亲历者的著作。相比而言，我感到《阎明复回忆录》不但内容更加详实，更重要的是对这段历史有严肃认真的反思。
反思是历史记忆的灵魂。在此之前，阿尔希波夫已经对苏联方面的责任和失误进行过郑重的反思。中国人回忆中苏两党两国冲突的历史，当然会打上中国视角、中国立场、中国情感的印记。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指出苏方的责任和失误，而是解剖中方的责任和失误。在我看过的其他回忆录中，这方面的内容或者是空白，或者很薄弱，相比之下，本书的反思就成为珍贵的亮点。
江泽民曾提出研究这个问题。由阎明复牵头，于1998年4月6日到8日，在燕郊举办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点问题的讨论会”，参加者多是当年大论战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人，有外交部、中联部的原领导和资深外交官，有中央领导人的翻译，也有中央直属研究机构的学者。讨论的结果，取得的共识，先以文字上报。2009年11月4日至8日，江泽民、曾庆红邀请阎明复等四人用三天时间当面陈述。这些重要情况，公众没有机会了解。这次回忆录公开出版，这些思考结晶得以和公众见面。
我在中苏论战发生时，只是一个小学学生。论战高潮时，刚刚迈进中学校门。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对当时反修引起的精神震撼已有很深的印象，何况比我年长的一代中国人?可以说，这场论战，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与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得耶失耶，都无可回避。
当今中国的大众传媒，涉及那场论战的风云往事，往往侧重于赞美中共领导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风采，而很少正视这场大论战的是非和责任，很少讨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舆论环境，对于国人更加明智地走向未来，其实无益。
所幸在《阎明复回忆录》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掷地有声的观点：
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
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对的。就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全过程来看，苏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负主要责任。在意识形态争论方面，中国在大论点中坚持的观点基本上都站不住，是以极左来反“左”，因此错误更多，责任更大，难辞其咎。
从中国方面来说，大论战害人害已，以害已更重。在国内，一是发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准备战争，搞大三线建设，把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完全打乱。在国际上导致“三斗一多”，四面树敌，处境孤立，为了同苏联争夺影响，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援助。
大论战使各国党陷入分裂，国际共运进入低潮，中国支持的左派党大部分都没有站住脚。
大论战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国内社教逐步形成的“二十三条”。这一文件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个重要概念。与此同时，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警惕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第二个因素是“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纪历史上的教训》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这十五条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国际反修一搞中苏大论战，国内防修就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者如同两个轮子，相互配合，把中国最后带入十年浩劫。(P910-913)
这些反思非常重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极左思潮，在中国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国在大论战中发表的“九评”，是极左思潮的典型文本。从思想上，它是发动文革的理论利器，从文风上，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盛气凌人、横扫千军的行文，那种不容商量、不容讨论、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维，几乎让整个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中邪，遗风至今仍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从思想上清理极左思潮的排毒工作，其实远远没有完结。
(二)
中苏大论战的焦点之一是如何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时值二十世纪从上半叶到下半叶的当口。人类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时代的特征是什么?不同的判断会带来不同的战略选择。现在回头看，时代的特征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而当时中国领导人仍然恪守列宁二十世纪初的观点，认为处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由此出发制定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后来发生中苏大论战，中方激烈批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强调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宗旨，否定各国共产党走议会道路。中国支持一些国家的左派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其中有些行为实际是恐怖活动，鼓吹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使得中国一些邻国政府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后若干年，才调整了对外政策，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战略，与那些社会制度不同的邻国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误判时代的特征，就不会把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当作不应逾越的底线，而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只有承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特证，国家的对外活动才能很好地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留下了不少沉重的教训。
对时代的误判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二战结束后，战火洗劫之处，面临着在废墟上恢复经济，重新发展的难题。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西欧经济率先复苏。六、七十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随之起飞。在东西方的冷战中，西方实行社会改良，科技进步很快，率先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而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僵化，不与国际市场接轨，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一大截。
中国在建国之初决定实行对苏联一边倒。中苏友好期间，引进了156项，奠定了工业化基础。毛泽东拒绝参加经互会，但全盘引进了苏联斯大林的经济模式。中苏关系破裂以后，经济日益趋向极左，把市场经济因素当作资本主义加以铲除和防范。文革中与苏联进一步反目成仇，国家关系几乎陷入战争边缘。中国为了备战，搞三线建设，把大批工厂迁到中西部的山沟里，大量基本建设项目效益甚低，有的成了无用功，巨额财政投资打了水漂。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大大低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几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就这样，中国还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对外援助。受援国的当政者，有的其实是不得人心的统治者。对时代的误判使中国走了二十多年的弯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事实，在中国对外批判赫鲁晓夫“三和两全”的同时，也否定了党内一些相对合理的主张。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主张“革命决不能输出”，“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1959年受到批判。1962年初，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向中央建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p734)，被当作“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断然否定。直到1985年，邓小平采纳了当今世界的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的观点，并在1987年由中共十三大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以后虽有小的反复，但中国领导对时代的认知再没有离开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框架。
(三)
“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这是本书提出的重要结论。“中苏大论战形式上是意识形态论战，实际上是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国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手段，剥夺苏共‘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而摧毁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P91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出现领导权问题?原因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历史中寻找。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聚集到共产国际麾下。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苏联十月革命的产物，1919年3月由列宁倡导成立，第一任主席是季诺维也夫。当时，共产国际派人员，出经费，以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到其他国家秘密建党，形成了一个以共产主义革命为宗旨的超国家组织。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一开始就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权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列宁在世时，国际共运的最高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列宁手里。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共产国际在1935年由季米特洛夫继任主席，但最高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斯大林手里。共产国际不但有权决定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和大政方针，甚至有权干预各国共产党吸收党员。刘澜波回忆，1937年，中共要吸收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入党，就遇到了共产国际的阻拦。刘澜波对阎明复说：“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延安报告了以后，共产国际的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周恩来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伍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伍中把他们的人拉过来。”(P57)经过一番周折，阎宝航才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然后，就是这个共产国际不同意吸收的党员，于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况，并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些战略情报的价值太高了，斯大林也要向他表示感谢。
共产国际虽是一个超国家的政治组织，但它的存在和苏联的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斯大林也可以让共产国际的存亡服从于苏联的需要。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大难当头，生死危机迫在眉睫。不与罗斯福领导的美国、丘吉尔领导的英国结盟，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反败为胜。而罗斯福、丘吉尔原来是国际共运的主要斗争目标，为了与之握手言和，让对方放心，特别是为了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在1943年5月要求季米特洛夫举行紧急会议，解散共产国际。当时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各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情，只能被动接受。
二战结束前，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召开雅尔塔会议，按照实力划分了战后的政治格局，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一些东欧国家建立了共产党政权，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国际没有恢复，但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等跨国机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与苏联的关系各不相同，有的是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有的则出于苏联的委任。这样，是否接受苏联的领导，就会形成不同的情况。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党和军队，独立战胜法西斯，实现了民族解放。斯大林要建立损害南斯拉夫国家利益的联合公司，遭到拒绝，于是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给铁托扣上了“叛徒”等大帽子，并和南斯拉夫断绝外交关系。对于华沙条约范围内的东欧国家，苏联不能容忍其执政党的独立意志。波兰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因为不赞成开除南斯拉夫，被解除领导职务，开除党籍，关进监狱，斯大林死后才放出来。1956年10月，波共中央开会要选举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不同意，出兵包围华沙，遭到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当时坐飞机去阻止哥穆尔卡当选。华沙机场不让飞机降落，他只得在上空盘旋。直到选举结束时，飞机里的燃油已经所剩无几，才得以落地。赫鲁晓夫只好承认既成事实。接着匈牙利要求变革，苏联出兵干涉，处死了改革领导人纳吉。1961年，中苏发生论战，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没有站在苏联一边，被赶出华约，断绝了两党两国关系。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苏联把坦克开进布拉格，强迫杜布切克等领导人下台。
中国共产党最初也是共产国际出资派人参与创建的秘密政治团体。在本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武装力量的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执政党。毛泽东最初不是共产国际安排的领导人。在共产国际安排的领导人遇到重大挫折，中共在长征中与共产国际一度失去联络的情况下，毛泽东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1938年，在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支持下，毛泽东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并通过延安整风巩固了领袖地位。四十年代后期，中共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没有完全听从斯大林的指挥，而夺取了胜利，斯大林明里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私下里却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尽管毛泽东无保留地支持斯大林对南共的制裁，也未能解除斯大林的怀疑。直到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才取得斯大林的信任。斯大林也有意让中国共产党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
中苏关系破裂有几个触发点：一是赫鲁晓夫提出共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毛泽东担心影响国家主权的完整，断然拒绝，赫鲁晓夫赶紧秘密访华，收回提议，把责任推御给尤金大使，说他传话有误。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二是对中国三面红旗的看法问题。中国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小土群炼钢，历史已经证明是重大的失误。此前要求共产党国家互相支持其内政方面的重大举措。中国的做法也有向东欧蔓延的苗头，赫鲁晓夫忍不住加以批评，因而触怒了毛泽东。二是中印边境战争，中国认为苏联应当站在社会主义中国一边，不应当采取中立的态度。这些分歧，在程度上并不比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伤害更严重，但为什么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矛盾没有导致中苏两党分裂，而与赫鲁晓夫的矛盾日趋激化，不可挽回呢?
本书提供了理解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书中指出：“毛主席压根儿看不起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逝世以后，他是国际共运的当然领袖。”(P911)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毛泽东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承认和尊重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权的。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的想法开始发生变化。斯大林去世时并没有向赫鲁晓夫交班，赫鲁晓夫是通过一系列博弈，特别是经历1957年六月全会，击败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对手，才站稳脚跟的。他战胜“反党集团”，需要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支持。他派米高扬来中国通报情况，毛泽东当即支持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一时兴起，决定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后来要与美国签约，又反悔了。
无论革命资历、人格魅力、国际影响，毛泽东当时都不逊于赫鲁晓夫。斯大林与与毛泽东之间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关系，到赫鲁晓夫时代难以为继了。1957年毛泽东率团赴苏出席莫斯科会议时，已经与赫鲁晓夫平起平坐。赫鲁晓夫在礼仪上还让毛泽东走前一步。(P396)中国坚持以苏联为首的说法，波兰等国不接受，毛泽东出面说服哥穆尔卡勉强接受了这种提法。毛泽东说，这时的关系从父子党变成了兄弟党。其实他的内心，未尝没有萌生更上一层楼的想法。数年以后，中苏大论战开始，中国“一方面反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另一方面自己又搞大党主义;一方面反对苏联作为‘中心’，另一方面自己又企图当‘中心’。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搞以我划线，强加于人，对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党一律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结果，一时间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变成了‘修正主义’”。(P912)
历史教训表明，不是应当由谁担任领袖，掌握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是根本不应当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在人类世界划分为民族国家的时代，出现超越国家的政治领袖，本身是不正常的。铁托在这方面受害早，觉悟早。1957年1月，周恩来让访问南斯拉夫的彭真向铁托转达中共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铁托的答复是进行双边以至多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党的会议。(P213)他可谓相当明智，是各国共产党人中的先觉者。
1991年底苏联解体以后，国际上有些朋友希望中国出来扛大旗，第三世界有些国家也希望中国扛大旗，邓小平冷静地提出：“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权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邓小平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意义。不但苏联不应当成为国际共运的头，中国也不应当成为国际共运的头，或者其他什么跨国运动的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当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同国家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应当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党际交往和国际交往不应当纠缠在一起，党际关系也不应当凌驾于国际关系之上。近几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认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主张过时了，中国应当出来当头，与美国叫板，争夺世界霸权。有人再度拾起列宁的时代判断，以两个阶级两种制度划线，重提阶级斗争，想率领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重启国际共运。这些主张，无论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还是对于人类的前景，都是不切实际、有害无益的。
(四)
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本书也表达了重要见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过了四十年再回过头来看，当时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动荡已经过去，而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意义是深远的。”(P906)
如何看待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半个多世纪以来众说纷纭，看法不一。经历过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的中国人，其实应当理解五十年代中期苏联思想解放的必要性。中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否定两个凡是，大规模平反毛泽东时代遗留的冤假错案，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才有可能开辟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苏联也是如此。共产党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实行的都是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时间都将近三十年。斯大林权力高度集中，大搞个人崇拜，不要法治，制造了大量冤案。不否定个人崇拜，不纠正斯大林遗留的大批冤案，苏联无法开创新的局面。现在知道，秘密报告准备过程比较仓促，本来不由赫鲁晓夫宣读，最后他决定自己宣读，也是不得已。不如此，就可能在苏共党内丧失主动性。
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对苏共代表内部宣读的，接着向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领导人作口头介绍，并未提供文本。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文本很快从波兰泄露出去，被西方报刊全文发表。由此斯大林的形象轰然坍塌，苏联和国际共运的光环破碎，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共产党员纷纷退党的情况。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昨天大家还追随苏联的调门称颂斯大林，今天他便从云端坠落到深渊，面对舆论难以自圆其说。连锁反应又蔓延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年十月先后发生了波、匈事件。所谓迷惘和动荡，指的就是这些情况。同理，在中国否定文革之初，一些曾经追随和称颂中国的外国友好团体和人士也出现过迷惘和尴尬，中国难道因为顾虑这些就拒绝拨乱反正吗?
对赫鲁晓夫的报告，毛泽东当时的看法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其实毛泽东对斯大林早有一肚子的不满。但在父子党的格局中，有意见也没处去说，公开场合还得赞美。他前后写了三篇赞扬斯大林的文章，内心都是不情愿的。现在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了，本来是一件快事。但毛泽东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也是国际共运的重量级人物，他当然要权衡中国和国际共运当下的利弊得失。赫鲁晓夫做报告事先没同各国党商量，全世界共产党因此出现了混乱，所以毛泽东说他“捅了娄子”。毛泽东不赞成弯子转得太急，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180度的转变，而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于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发表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表明了中共的态度。
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个人的历史地位，但并没有完全跳出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没有告别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他在内政和外交上的新探索，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在1964年10月的事变中被赶下政治舞台。历史地看，他是国际共运中思想解放的开启者，是一个不彻底不成功的改革者。
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他的晚年重蹈斯大林覆辙，也搞了个人崇拜，制造了大量冤案。他担心生前被百般称颂，死后被全盘否定在自己身上重演，所以强调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睡在身边，这成为他发动文革的动因之一。
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中国否定了文革，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也否定了斯大林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冲破教条主义的桎梏，毅然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国际市场接轨，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改善，古老的国家终于走上复兴之路，成为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后起之秀。思今抚昔，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那段往事，应当有更全面更公正的评价。
2015年8月于辽宁青山沟作家书邸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