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习近平反腐的末路与中国模式的末路（之二）
善良的人若是对政治冷漠，就要给比自己差的人来管治，作为惩罚。
——柏拉图
（接上期）
三、中国经济崛起的前因后果
（一）关于“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问题
在此，由于本文在前面的述说中，提出了“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这两个不同的政治学概念名词，有必要依照我的认识和理解，对它们作出语意上的界定，以免让人产生歧义。但实际上，我使用这两个政治学概念名词的由来，是根据中共自49年建政之后的60余年间，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采取的不同治国之策而作出的事实判断，而非自己的臆想和推测。
政治中国：即指它自1949——1979的第一个30年，是以基本国策向苏联的“一边倒”，而与之形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格局。其实，也就是政治体制仿照苏联模式建构，经济建设依靠苏联支持援助。而中共在斯大林死之后，却与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苏共公开决裂，走向了比列宁更列宁，比斯大林更斯大林的极权主义道路。如换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所以，在那个毛泽东主义取代斯大林主义的时期，没有经济中国存在，只有政治中国存在。中国的一切，就是政治挂饰，思想领先。由此而把所有的中国人，都驯化成了政治的动物和螺丝钉。随之“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你死我活，此起彼伏，便成了中国社会的生活常态。所以，中国人在这种“政治使人变得愚蠢”的社会思潮侵染之下，几乎人人都变成了政治斗争的行家里手。以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同事之间，师生之间，一旦有了政治观点上的不同意见，便顷刻之间变成了情断义绝的“敌人”。为此，再讲举两个网上热传的“民间故事”，作为这一时期人性状况的一个生动注脚。
故事之一说，文革初期，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在北京到处接受批斗。随后，在北京四中批斗薄一波的大会上，薄熙来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划清界限，彻底决裂，竟然亲手打断了父亲的两根肋骨。故事之二说，文革中期，习近平陪父亲习仲勋在中央党校接受批斗。晚上由于饿了找不到东西吃，便悄悄跑回家，不料被母亲齐心发现后责斥道：“快给我回去，不然我们也要遭罪了！”于是，习近平只好冒着倾盆大雨回到了中央党校。虽然，我对这两个民间故事的真实性充满了嫌疑，但对政治中国压倒一切之后所发生的非人性之事，则是深信不疑的。原因是英年早逝的思想家张中晓，早在70年代就对中国社会作出了深刻的预见：“由畜牲变人的机会越来越少，而由人变畜牲的机会越来越多”。（1）所以，在这个政治中国掩盖一切的时期，是人性被政治泯灭，兽性蓬勃生长的时期。或者换用另一种说法，就是只有党性和政治性，没有人性的时期。
经济中国：即指它在1979——2009的后一个30年（包括现在这个后改革时期）是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向美国的“一边倒”，所引起的社会大裂变与经济大繁荣。这个30年，实际上分为1979——1989与1989——2009这这样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称为为它的初始化时期，也就是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前一个时期，由于改革的步伐刚刚启动，深圳经济特区的试验还没有出现奇迹。而内地的城市经济改革，虽然在农村经济改革的推动和促进下，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开始兴起。但由于旧体制的重重阻碍和钳制，他们的发展还处在艰难困顿之中，新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并没有形成。此时的中国经济，力量还非常弱小和薄弱。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序幕的思想解放运动，还处在潮落又潮起的相持阶段，整个社会的政治空间依然处在，思想文化领域及其媒体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着一定的舆论监督权力。
再则，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对商品经济还普遍缺乏认识。而大多数政府官员，也还比较清贫廉洁。因此，那时的中国社会，还到处充满着风发向上的活力和公平、正义的阳光。尽管在其中，由于国家“从1985年开始，对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由此而使少数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及其子女、亲属，成为“官商”、“官倒”的主体。从而在生产资料领域和金融信贷、外汇领域，大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据测算，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贷款利率差额在1138亿元以上，进出口汇差额在930亿元以上，仅这三项制度租金的总和就高达3560亿元。在这种巨额制度租金的诱惑下，少数政府官员看到计划物资和紧缺商品供求矛盾产生的丰厚利润，纷纷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非法倒买倒卖和经商办企业。由此产生的‘官商’、‘官倒’和皮包公司，使得我国的这一波腐败风潮在1989年达到高峰。”（2）由此，激起了社会对腐败的公愤。从而，引发了8964那场“反官倒”、“反腐败”、“争自由”的民主运动。但客观地看这一时期的中国，还是毛邓（矛盾）治国路线相互斗争的中国。实际上，也就是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并存的中国。
而唯有到“8964”这个历史的大拐点出现之后，政治中国才开始走向末路，经济中国才走向了全盛时期。即，1989——2009及至现在这个后改革时期，就是经济中国压倒政治中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空间的存在，任何有关政治的言说都充满了危险。由此而迫使中国的知识人，逐渐对政治冷漠，放弃了对理想的坚守和追求，纷纷以“告别革命”，“逃避崇高”为遁词，而普遍走向了犬儒与庸俗。于是，随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一个全民不谈政治，只想发财致富的国风随之吹起，并成为裹挟一切的时代大潮。于是，“下海热”、“经商热”、“炒股热”，便成了激动人心的向往和追求。
随之而后，由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逐渐兴起，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呈现出多元化的势头，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氛围开始全面形成。但与此同时，由于中共在这一时期，采取了扼杀上半身（思想和舆论），放纵下半身（物欲和情欲）的治国安邦之策，迫使中国人“一切向钱看”。于是，政府官员在权力没有任何制约的情况下，纷纷越过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进行以权谋私和利益寻租、设租。由此而使整个官场，变成了一个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癌症楼”。进而言之，就是政府官员几乎都成为了“权力、金钱、美女”皆而得之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从而，使整个经济中国，变成了权力和资本肆无忌惮的王道乐土。以此见出此时的政府官员，已经由前一时期的“被腐败” （收受贿赂）阶段，走向了“自腐败”（以权谋私）和“积极腐败”（权力寻租、设租）阶段。因此，我所言说的经济中国，正是以“8964”之后发生的整个社会巨变为横断面，来试图揭示中国问题症结的。同时，也试图折射出这一经济中国时期人的生存状况和境遇，这里，为了说明后一问题的同样重要，再讲两个网上热传的“民间故事”，作为这一时期人性状况的一个生动注脚。
故事之一说，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为了得到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重用，以达到他贪腐和挥霍全军资财的目的，不惜把军中不计其数的美少女送给上司享用，其中包括军中美女汤灿等名演员在内。最后，竟然把20岁的亲生女儿亲自送给徐才厚玩弄。据说当时的情况是：徐才厚和他女儿在里屋尖叫，而谷俊山却坐在屋外谈笑风生，丝毫没有不悦之色。以致，时任总政后勤部部长的刘源听说这事后，也难以抑制愤怒之情：“太无耻了吧，他也不想想，做了这事，他该管谷俊山叫什么呢？谷俊山又该管他叫什么呢？”（注3）
故事之二说，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是中南海权倾朝野的大内总管。2012年3月18日，令计划之子令谷驾驶的价值560万的法拉利车，在北京保福寺桥的离奇车祸中车毁人亡。原因是令谷在酒后驾车，并在驾车途中做爱，而撞到中间护栏所致。据现场录像查看，令谷当时全身一丝不挂，怀中除了抱着全裸的中央民族大学的藏族小女生外，后排上还有一个汉族女生赤裸向前，在协助他们做性交游戏。事后，两名女生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其中，一名系永久性残废，一名还在复苏中（3）。但第二天，第三天出现在国内媒体的新闻是：令计划依然与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开大会，接见群众，且神色可亲，没有任何痛失独子的悲痛之情表露出来。而他之所以如此寡情无义，其实就是为了掩盖贪腐无度的罪行暴露出来。以致对他早有政治成见的某位前任国家领导人看了，也忍不住讥讽道：“他才是个政治动物！”开
而所有这些，都是在经济中国掩盖一切之后，呈现出的另一个极端状态：即，人性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趋于泯灭，兽性随之蓬勃生长。在此，若将这两个时期的不同略加区别的话：就是政治中国是在枪杆子掌控之下，进行的权力游戏；经济中国则是在权力掌控之下，进行的金钱游戏。或者进一步说：前30年的中国，是政治至上的中国，人是政治的奴隶。后30年的中国，是金钱至上的中国，人是金钱的奴隶。因此，我后面所言说的经济中国，正是在这种特殊国情之下，由奴隶到将军，由侏儒变巨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也是它被尊称为“中国模式”的整个形成过程。但由于它的这一过程，并不像前一时期那样，是靠一个个政治运动来推动的，而是由私营经济实体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向前推动的。为此，为了如实揭示中国经济的这个崛起过程，本文只能从它赖以崛起的重要支柱力量之一，中国私营企业（即新的有产阶级）的兴起和强大说起。因为正是由于它的兴起和强大，中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才有了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前提条件。
（二）小腐败小发展——中国私营企业的兴起
关于中国经济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中国模式论者都一致认为：是由于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适应了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但在我看来，这个结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也是与事实大相庭径的。其原因是：根据中共至今还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依照这个原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应该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来后天决定的，而不是先天决定且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中国后一个30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都是在保持上层建筑（政治体制）不变革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种“换牌游戏”，也可以说是“经济游戏”。而这种游戏说白了，就是用生产力的发展去反对上层建筑。由此足以见出，中国经济自它兴起之时起，便是以不断打破和颠覆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桎梏，才逐步走兴盛的。因为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首先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革，而是由生产力自下而上去推动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而这个“推动”过程，就是生产力在迫于发展的情况下，不断向上层建筑非法输送利益，进而形成一个权力与生产力共同发展的利益链条和政治格局。而正是这个极为重要的关键点，正是腐败产生的体制性原因和致命根源。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得以崛起的充分条件和必要前提。以此从反面证明，如果中国模式存在，就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或者说，如果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就没有中国模式的存在。但奇异的是，这个经不起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今还被奉为高校的理论教材，没有人敢以质疑。
举例来说，比如安微阜阳小岗村农民之所以冒险签订“包产承包合同”，就是反抗这个压制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而展开的斗争。比如城市人为了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在私下进行的集市交易活动，是反对“投机倒把罪”这一法律、法规，而展开的斗争。这一切，均真实有力地证明后30年的经济中国，并不是上层建筑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于它严重阻碍和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而被迫一步步与之艰难斗争的结果。对此，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80年代就指出，中国没有经济学，只有政治学。而他所说的政治学，既非古希腊哲学关于研究和探讨社会公共事务如何治理的学问，也非现代文明社会关于研究和探讨政党与政党之间，政治家与政治家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如何在管理国家问题上的竞争与合作的学问，而是在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大前提之下，所进行的各种无规则游戏。这种无规则游戏，被旅美政治学者冯胜平一语道破天机，曰之为：“中国现在还在玩野蛮人玩的游戏”。但不幸的是，经济中国正是在这种野蛮人玩的游戏中，所展开和进行并走向崛起的。
A、关系开辟市场——中国私营企业的艰难起步
众所周知，中共自建政之后所推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经彻底消除了任何私营经济的存在，只剩下中央企业和地方集体企业两种经济实体。实际上，也就是把市场国有化，国民生活集体化。其中包括旅馆、商店、饭店等服务型企业，也分别被国家给垄断了。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是没有私营企业这个经济体存在的。而它的贸然出现，并不是那个“红头字文件”恩赐的，而是各级地方政府在千百万知识青年回城的就业压力之下，所被迫作出的一个临时安抚政策。即，由于知识青年的大量回城，城市待业人口迅速攀升，劳动部门已经找不到就业渠道。于是，为了缓解这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不得不牵头办起了各种名目的企业。其形式有民政部门办的，街道办的，厂矿办的，学校办的，医院办的，俗称：大集体或劳动服务公司。但更为普遍和直接的做法，是鼓励他们自立门户，自主创业。
但正是在这个知识青年回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当时矛盾并不特别显著的社会分层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过去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子女和红五类出身的子女，由于受到父母政治问题上的牵连，也被迫成了知识青年大军中的一员。而现今，他们的父母已经大多官复原职，所以他们几乎不需要个人的努力，便轻松地走进了各级政府部门和机关事业单位。可与他们命运截然不同的是，那些父母手上无职无权的子女，不是进了国营企业，就是进了所谓的集体企业。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女，也就是被称为“黑五类”的子女和政治表现不好的子女，及其少数劳教人员，却普遍处在“天天找工作，工作无着落”的求生困境之中。直至最后，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干起了各种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行业，也即俗称的“个体户”。
而问题的另一面，正由此渭分明地显露出来，并始终左右和困扰着后30年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格局。或者干脆说，我们今天面对对的诸多中国问题，其实都与这一知识青年回城问题有关。因为事实上，知识青年当时回城后，国家并没有一个公平、平等的安置政策。而是根据他们父母当时的社会地位，来决定个人命运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等级制。即：那些走资派和“红五类”的子女，由于父辈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几乎都进入了有权有势的单位和部门。比如今日主宰中国政治的“太子党”，“红二代”，就是其中之一。那些父母社会地位低下的子女，就只有进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去当工人。但不幸的是，他们却在后来的“企业改制”中，成了被“扫地出门”的下岗工人。而与此俨然同的是，那些被社会淘汰出来的那一小部分人，却歪打正着，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站立起来，成了今天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企业家。由此而使后来的中国问题，进一步趋于复杂化：如今在中国社会舞台上最活跃的两个阶层：一为权力阶层，一为利益阶层，他们当初在起点上，其实并不是一路人。但极为怪诞的是，他们在后30年的发展中，却紧密结合为一体，成一个的特殊利益集团——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由此折射出今日中国的一种社会存在问题：知识青年回城后，大多数人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只有极少数人取得了成功——而这，即是当代中国展现出的知识青年治国与窃国的政治奇观。
再说8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由于那种适宜商品生产的气候还没有形成。因此，当这些个体户最先走向社会时，几乎没有哪道门是向他们开着的。首先，国家在政策上没有给予什么优惠和扶持，在经济也没有给予什么支持和帮助。而他们即便办个服装店、糖酒店、饮食店、食品店之类，少则需要几百元，多则几千元钱的本钱投资。而这笔钱在那个时代，对他们这类家庭来说，无疑是望尘莫及的事。于是，他们在无奈之，只有从亲人和朋友那儿去拼凑，或是私下去高息贷款借贷。一句话，他们那时的真实处境就是一群无爹无娘的孤儿，孤立无援而无处求助，就别说受到社会和人们的尊重了。即便当时的社会，由于生活资料普遍处于遍匮状态，只要有东西卖，哪儿都是市场。然而，由于各种政策和法规，还是几十年前反对商品生产那一套，他们无论干什么或经营什么，都要受到各方面的束缚和限制，因而每走一步都步履踉跄。
因此，他们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向这个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进行“曲线斗争”。其实，也就是在正路走不通的情况下，被迫去走邪路。这个邪路，就是搞人际关系，也就是关系开辟市场。换言之，就是搞中国封建官场那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潜规则”。而根据这个“潜规则”下的“明规则”，如果要把不能办的事办成，就必须与那些管理政策和法规的人搞好关系。否则的话，就是再好的生意也做不成。进而言之，这个关系对他们来说就是市场，没有这个关系就没有市场。可实际上，搞好这个关系的过程，就是一个向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行贿的过程。虽说那时政府官员还处于“被腐败”时期，贪欲的胃口较小，只需送上好酒和好烟之类的东西，就能够办成事情了。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愿意为之的事情，而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有损他们自尊心和尊严的事情。因为这其中，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便不得不通过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去接近这个关系。比如找亲戚的亲戚，同学的同学，战友的战友，老乡的老乡，同事的同事等等。其实，也就是用关系去找关系，再用金钱去搞好这个关系。所以，当我们回头来看80年代初最早那批涉足商海的个体户时，便不难看到这样一个现象：那些人际关系搞得好，又精通“潜规则”的人，几乎都成了富甲一方的民营企业家，而那些不会搞人际关系和不愿搞人际关系的人，几乎都成了商场上的失败者。由此见出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市场和命运。
而由此拉开帷幕的城市经济改革，在最初的几年里，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也未引起大的社会震荡和变革效应。因为当时的整个国家机器，还在按照毛时代的“老规矩”运转着，各级政府部门对私营企业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因此还在依照旧体制的惯例，处处对他们进行遏制和压制。只是此时，由于个体户的逐渐增多，已经改变了商品流通领的匮乏状态。过去萧条的市场，开始繁荣起来。人们到街上吃饭，已经不需要粮票，甚至出差外地，也不需要单位证明了。而此时的个体户，经过几年来商场上的摸爬滚打，既学到了经商的知识，也积累起了一定的本钱。因此，他们需要寻求一个发展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就是组成一个合法的经营实体：比如开办商场、宾馆、饭店，运输公司、建筑公司或工厂等等。然而，由于当时《国家公司法》还没有出台，他们要走出这极为关键的一步，实现由“乌鸦”变“凤凰”的梦想，比登天还难。
于是，他们在这种前门走不通的情况下，便只有去钻政策和法规的空子。这个空子，就是在国营企业或事业单位的牌子之下，成立一个子公司。名曰：挂靠企业。所谓挂靠，就是名誉上是它的下属企业，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无论盈亏，都须按期向这个主管企业上缴经营管理费。这虽说是不公平的事，可在当时却是人人求之而得来不易。无奈之下，他们为了求得发展，便只有到处人求人，人托人，去找这个主管企业。实际就是要与这个企业掌握权力的人搞好了关系，事情才能办成。而这个时期的政府官员，由于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之下，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把权力看成热的，把金钱看成冷的，而是纷纷醒悟了过来，把权力也看成热的了。因此，当个体户此时求助他们时，几乎都改变了态度，变得和蔼可亲起来。有的，甚至还反过来与他们套近乎，并由此结成了利益上的“特殊关系”。但实际上这个“权力”的“变脸”，并不是无私的，而是为了在其中谋利。据笔者所知的几个企业家透露，他们当时给“管家婆”的好处费，要比上缴的多多了。由此可知他们由个体户变为企业家时，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而这，正是政府官员由“被腐败”，走向“自腐败”的开端。但尽管如此，昔日处处受人白眼的个体户，现在毕竟成了企业家，可以大模大样地走向市场了。以致到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注册时，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有90581户(注：至2014年，私营企业为560.4万户，占全国企业数量的78.3%。15年间增长了68倍多)。从而，为后来私营企业的大发展，闯出了一条阳光道。
B、金钱开辟市场——中国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公元1992年1月18日，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88岁高龄的政治老人邓小平，在64劫难两年之后，开始了他由武汉、广州、深圳、珠海到上海的南巡。而正是由于他在这次“南巡讲话”中，提出的两个著名论断：即“不问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对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正负两级都极为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以致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思辨它时，依然能够分辨出其中释放出的正能量与负能量。其正能量是，他的这个讲话对冲破极左思潮和反改革政治势力，无疑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得以继续下去，朝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方向走。而负能量是，由于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完全否定了他自1986年——1988年内曾经76次谈到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当然那时他们不再是娃娃了，在管事了。只有这样搞，才能扫除实现现代化的障碍。”（5）而与之完全相反的是，他此时重申的改革，却是在保持旧体制不变革的前提下，进行单方面的经济改革。由此可以说，中国后来所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格局，就是他这个“南巡讲话”的产物。对此，关于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论断，本文将在后面的论述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它的负能量进行深入阐述。
随之而后，在邓小平南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在经过两年多的停顿、徘徊，甚至趋于逆转的情况下，又回到了3年前那个起点上。但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现在所进行的改革，是在没有“姓社姓资”这一政治顾忌条件下进行的，也就随之没有了公不公平，正不正义等道德上的顾忌，只要国家富强和强大就行了。因此，正是他的这一讲话精神，拉开了新一轮改革的帷幕。而实际上，依旧是在枪杆子的挟持之下，一头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飞奔迅跑。紧接着，在中共当年召开的十四大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作为国民经济补充成份的地位，得到了肯定。1993年12月29日，中国第一部公司法正式出台，又进一步为私营企业的大发展铺平了道路。
于是，私营企业由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上海为例。1995年9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报》的热点报道中称：“曾是中国计划经济旧体制最顽固堡垒的上海，民营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1989年，上海共有私营企业1017户，注册资金5083万元，到1994年底，已发展到57214户，注册资金上升势头更加强劲——注册户数达到91398户，注册资金达到168亿元。户数、注册资金、从业人员分别比1994年低增长了24%、33%和15%。就全国而言，1993年7月10日《文汇报》报道：1991年，国家工商局通过抽样调查，得出一个数字：中国私营企业中百万富翁已有488名。过了一年，国务院研究中心对全国民营企业调查后认为，全国有百万富翁5000户。到1995年据11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拥有100万元以上资产的人口已超过100万人。”这个数字是现今普遍引用的。但同年3月18日《中华工商日报》的文章认为：“实际上这个数字乘以3都还保守。”岂止“百万富翁！”1994年2月27日的《光明日报》以此为题报道：“广东省阳江市私营企业资产规模在百万以上的有28户，千万以上的有23户，亿元的1户。”1995年2月23日，《文汇报》以“《福布斯》全球富豪龙虎榜首次列入中国17名私营企业巨头”，醒目的大字标题显著报道说：“中国大陆的17名私营企业家，最近破天荒地被著名的美国商业期刊《福布斯》列入其一年一度公布的全球巨富的龙虎榜中，这是中国大陆富豪首次被国际权威的财经杂志列人评估范围。”“ 它称，这次被列入龙虎榜的中国私营企业家虽然跟其他世界超级富豪相比，还有颇大的差距，但这17人的财富已超过41亿元人民币，相当可观了。”
为此，《文汇报》随后还专门刊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叫做《喝彩》。文中指出：“一般舆论认为，《福布斯》第一次公布中国大陆富豪名单难免挂一漏万。国内一些较有知名度的私营业主和私人投资者未见上榜，所以估计国内富豪之数绝不仅止于此。”1994年12月9日,《经济日报》发表胡培兆《资金哪里去了》一文，文中说：南方某特区城乡居民的银行存款有400亿，其中人个存款上亿元的有63位。据此推算，这400亿的私有存款中，亿元富翁存款至少占15%以上。而据《中国工商时报》报道，截至1999年底，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500余万户，私营企业达到170余万户，其中私营企业集团3500多户。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首次突破2000万人，达到2406．5万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二者从业人员总和近8000万人。过去十多年间，非公有制经济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提高到43％。与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私营企业产值增长了117倍，私企总户数增长了19．5倍，注册资金增长了154倍，就业人员增加了5400万人。
——总之，以上这些冰冷的数字说明，私营企业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几年间，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开始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重要支撑力量了。
然而这一切，其实都是表象，并不能说明私营企业的真实发展状态。因为事实上，私营企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他们当初起步之时，所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和壁垒，比如通信、电力、交通、公共设施、大型建筑、进出口贸易、电影、电视、教育、卫生等项目，是他们不能染指的。而向银行贷款，或向社会融资，更是与他们无缘的。也就是，凡是那些具有利益最大化的开发项目，都是政策和法规不允许他们参与干的。于是，他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又只有施展出他们善于搞“曲线斗争”和“潜规则”的那套顽强本领：也就是金钱开辟市场。在此，对于他们这种“野蛮生长“的状况，笔者在《中国民营企业何时才能走出旧体制的雷区？》一文中，曾作过详细描述，特转录如下：“他——缺少资金吗？不要紧。而要紧的是，只要用钱去打通银行的关系就行了。至于条件么，给高回扣贷款就行。90年代楚沿海开发热时，有的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实际到款最多800万元，少的则只能得到650——700万元（利息还在外），其中硕大的一截，都变成了银行官员的私人存款。而这笔贷款，就便成了银行的“呆账、死账”，实际就等于是白送给他们的了。——没有开发项目和优惠政策吗，不要紧。而要紧的是，只要用钱去打通那些主管开发项目的政府官员就行了。那些他们不能染指的开发项目和优惠政策，也就自然有了。至于条件么，只要政府明处有“政绩”，官员暗中有利益，企业得大头便什么都行。以致后来这些政府工程，大多都成了对国家有害无益的豆腐渣工程，烂尾工程。
——没有后台吗？不要紧。而要紧的是，如何用钱去打通官场的关系，寻找到那个最有权力的人就行了。至于条件么，只要他“给面子撑着”便要什么都行。有的民营企业除了把那些老干部请来做顾问或名誉董事之类，还暗地里给政府官员企业股份，形成一个利益均沾的共同体。以致这种“权钱交易“发展到后来，竟形成了这样一个千古未见的社会奇观：每当一个贪官倒下去，便会有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企业被牵连进去；每当一个企业家倒下去，便会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政府官员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没有品牌效应和公众形象吗，不要紧。而要紧的是，只要用钱去打通工商、质检和媒体的政府官员就行了。至于条件么，只要工商、质检给“部优”，“国优”，“国家免检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一类的贞洁牌坊；媒体给化妆美容，一路唱赞歌，那么企业再出多少钱都行。所以，后来出现的“大头娃娃”、“三鹿奶粉”、“彩虹桥事件”，都是祸从中来。——没有政治地位吗，不要紧。而要紧的是，如何用钱去打通人大、政协的政府官员就行了。至于条件么，只要平时多给老菩萨们“烧香作揖”，而为自己添个委员、常委之类的位子就行。有的民营企业为了求得地方人大、政协的光环照耀，甚至把他们吃喝嫖赌的费用包揽下来。以致许多地方人大、政协开会时，已经是一个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联谊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5）
通过上述可见，私营企业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发展过程中，几乎都走过以上这些关系开辟市场、金钱开辟市场的歪门邪路。或者说，如果他们不走这些歪门邪路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功。只不过他们中有的人，由于没有把握好“曲线斗争”与“潜规则”的尺度与界线，故而在浊浪横流的商海中败阵下来，成为最早一批落马受刑的企业家。其中如年广九、禹作敏、邱忠保、褚时健、牟其中、卢俊雄等人，都是这类当年曾经风光八面的悲剧人物。以致我们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到一个深层的社会死结问题：他们的兴衰成败，都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使之然。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所谓“成”，是他们遇上一个“投机倒把”无罪，资本积累无罪的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挥财富创造力的空间和机会；而所谓“败”，是国家在给予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土壤和条件时，却没有让他们平等地分享到国有企业那样的阳光和空气，而任凭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野蛮生长，畸形发展。
具体来说，就是上层建筑在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并没有制定出相应的配套改革政策。而是采取老农民那套原始落后的，不讲科学的做法——“摸着石头过河”，来应对如此庞大的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这分明不是经过什么总设计师设计过的治国纲领和改革方略，而是一种短视和盲目的，对国家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尤其是在上层建筑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依然不对它进行根本改革。甚至，至今还顽固地死守着它不放。因此，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在顶层设计上，存在着的诸多非理性化和科学化因素，故而使它在具体的客观实践中，总是弊政百出，后患无穷。故而，私营企业在这个充满病变的环境中兴起，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健康的经济体了。所以，当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2003年提出“民企原罪论”时，已经身陷囹圄的“民企教父”牟其中闻悉后，竟然手扶铁窗呼喊：“民企有屁的原罪，都是给逼的！”那么，这个原罪究竟是谁给逼的呢？看来答案，无疑就是那个适虎生存，逼良为娼而又坚持不变革的旧体制了。
（三）大腐败大发展——中国私营企业的强大
时至90年代中、后期，私营企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效应已经初步形成，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里，年产值和利润超过数亿元和数十亿元的私营企业在不断涌现出来。私营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开始全方位展示出来。而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却处在管理混乱，人浮于事、效益低下，入不敷出的生存困境之中。有的甚至出现了职工福利下降，连年发不出工资的状况。因此，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在15大之后，开始对国企实行产权改革。在16大之后，再次对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革，史称，产权改革和股份制改革。而正是国企的这两大改革，为“少数人一夜暴富起来”，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契机。因为这两大改革的过程，都是在企业工人无权参与，社会无法监督的情况下，由政府部门全权主导进行的。而改革后的结果是，全体国民数十年来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巨额国有资产，被大量转移到了少数人手中，进而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必须具备的资本集中整合条件。自然，也为后来中国经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对于国企这两大关乎国家经济主动脉的改革，是怎样进行和完成的，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那些本来有自己一份的国家资产，早已消失无综了。只不过国企的这两大改革，并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前后历经了7—8年左右时间，经过“减员增效”、“抓大放小”、“国退民进”、“资产重估”、“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等阶段和步骤，才逐步完成的。而在这中间，可称为“罪在当下，危害尤深“的问题，一个是“减员增效”，一个是“产权改革”。而所谓“减员增效”，就是将国家计划经济政策造成的企业管理不善，经营无方，资产流失，逐年亏损等方面的政治责任，一股脑地推到无辜的工人头上。于是，在毫无任何社会保障功能的条件下，把全国5000多万曾经为国有企业作过贡献的普通工人，赶出了企业的大门，并美其名曰：“光荣下岗”。从而，到达了既为国有企业减少生产成本，又提供经济效益的目的。而所谓“产权改革”，就是将那些已经经过“工人下岗”而“瘦身”之后的国企，在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理论、政策、措施包装、打扮之下，变成为少数人的私产。
对此，特把国企在这两大改革前后的情况稍作比较：根据国家工商总局1966年的年度报告，全国共有大、中、小型国企4.84万户（含地方国企）。而根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7月29日的消息， 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为15.5万户。这即是说，国企在这两大改革之后，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中，除去因各种原因被政府“关、停、并” 的外，至少有2万多户国企在产权改革中消失了。这部分国企的资产，已经成功实现了资产转移。而这些巨额国有资产转移到哪里去了呢？从当时的社会力量来看，能够参与到这两大改革之中，分享“改革红利”和“胜利成果”的人，只能是有权力和或有资本的太子党、企业领导和私营企业家。除此之外，其他人即便具有经营管理的本事和能力，也是望尘莫及的。
而此时的私营企业，经过十多来的拼搏和奋斗，已经积累起了雄厚的资本实力。有的，甚至已经发展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型企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已经不是那个不知权力也是钱的“吴下阿蒙”，而是深知权力才是大款的人精人杰了。因此，当国企改革这个利益最大化的机遇出现时，无不展示出了他们获取财富的超凡智慧与能力。于是，他们过去那套与旧体制进行“曲线斗争”和“潜规则”的看家本领，又被派上了用场。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过去那种靠关系开辟市场，金钱开辟市场的“旧武器”，已经被升级换代后的“尖端武器”所取代。因此，他们此时打的不是阵地战，而是关系+金钱+房子+车子+美女+股份的立体战。对个别大客户，还要+他们家属定居欧美国家的各种条件。其目的，就是让那些政府官员、国企领导、资产评估官员中饱私囊，私欲填平之后，想方设法把国有企业资产数倍、数十倍地缩水，而后安全转移到他们手里。于是，经过如此这般运筹帷幄之后，那些被迫进行改制的国企，就这样一个个地消失了。关于国企改革中，官商勾结，侵吞国家资产的案例，近年来媒体披露颇多，在此无需详述。但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在国企的这两大改革中，至少有60%以上成了私营企业的战利品。而那些有缘参与这一改革的私营企业，都转瞬实现了资本的集中整合，而做大做强了。
对此，为了说明这两大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的问题，特姑举一例为据。国内某地是一个60年代新起的工业城市，是曾经被毛泽东称之为“这个地方建设不好，我不好睡觉”的地方。从此可想而知，它当时在国防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了。那时，国家为了确保它的快速建成，还专门从干瘪的国库中为之挤出70亿元的巨额资金。其中：30亿元用于修建铁路；30亿元用于钢铁基地建设；10亿元用于为满足钢铁生产而必需的煤矿建设。然而，这个在90年代之前曾经饮誉中外，如日中天的工业城市，却由于它的大型国企经营管理的混乱失序，资源的无度开发和恣意挥霍，开始陷入效益下滑，连年亏损的困境之中。以致到了90年代后期，这个当年曾经几度辉煌的“钢铁大腕”，只好被迫进行改制，而成了另一“钢铁大腕”的马仔。而与之依附生存的煤矿企业，更是举步维艰，难于生存。当此之时，这一充满巨大商机的情况，被父亲在当地政府任职的某君看到了。于是，便转身辞去公职，组建起一个以煤炭经营为主的公司。随之以承包经营，合资经营等等方式，先后吞并了乡镇一级的煤矿企业。紧接着，又以股份制方式，吞并了数家国有煤炭企业。于是，此君的企业由此便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势力范围除了覆盖西南各省市外，还拓展到了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而有关此君的情况，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的：“他以110万元起家，8年时间从公务员到百亿巨富，身家甚至一度超过‘中国首富’张茵家族。他是此次唯一登上福布斯2008‘亚洲最年轻富豪榜’的中国富豪。随后又以140亿元的财富首次登上胡润百富榜，并进入前50强，排名第41位，成为名副其实的‘黑马’”。而这即是明确告知，此君的8年暴富，可不是西方子虚鸟有的天方夜谭，而是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真实存在的一个天方夜谭。而在笔者看来，它其实只是在中国真正实现了的众多天方夜谭之一。
至此时为止，我前文不惜赘言的私营企业问题，应该说水清石现了。这即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30年来起伏曲折的发展过程，才走向成功的。因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私营企业的发展和强大，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石和条件。换句话说，没有私营企业的发展和强大，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崛起。因为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由于私营企业的崛起而崛起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私营企业从起步开始，由于旧体制的重重遏制和阻碍，不得不采取种种不光彩和不正义的手段，来达到求生存和求发展的目的。因而，他们如今拥有的巨额资本，不能说来路都是干净和正当的。而相反的是，它们其中有许多部分，都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的每根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尽管如此，并不能由此而掩盖了它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伟绩丰功。据《新华网》2014年2月28日报道：“2013年中国私营经济贡献的JDP总量超过60％以上。全国至少有19个省级行政区的贡献超过50％，其中广东省超过了80％。”而据国内某经济学家的研究测算，则认为私营企业在JDP中占的比率，远不止这个数，应该在72%以上。由此足以说明，私营企业如今已经取代了国有企业的独尊正统地位，而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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