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L-刘霞
异议妻子,作为中国女性抗争者中的一类,是极其具有记录、言说和讨论的意义和必要的。

中国的异议者往往是男性,他们的伴侣绝大多数是女性,他们与伴侣的共处模式基本上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即男性充当公共性、社会性角色,女性作为照料者、支持者——这是一个客观现实。然而,当政治打压愈演愈烈,大量的异议者身陷囹圄,许多异议者妻子参与到抗争和救援中,记者、评论者要去书写和传播她们的故事时,是不是也只能不加思索地复刻和强化传统的性别结构呢?

在报道中对传统性别结构的“复刻”,与其说是经典的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客观”,不如说是在书写者缺乏现代性别意识的情况下,对现实的(往往是无意识的)选择性提取。比如在异议妻子的故事中,这种“复刻”的典型现象是:一味描写异议妻子对受到政治打击的家庭或丈夫含辛茹苦的照料、深明大义的牺牲。这在许多异议妻子的故事中是现实,但不代表传播者就只能写这个,只展现妻子们这种完美符合“好妻子”、“好女人”的一面。人的思想和生活往往是很多面向的,不可能完全吻合社会的规范和想象,如果书写者只写了这一面,往往意味着他只看到了这一面,或者只想写这一面。

一个正面的例子是,在女权学者、纪录片工作者艾晓明拍摄的刘霞访谈中,刘霞为刘晓波思念揪心的同时,她的朋友们希望安慰她总请她吃吃喝喝,以至于她大笑调侃“我一直战斗在吃喝第一线”。这个细节就展现出刘霞的爽朗和幽默,即使在最痛苦的日子里,有力地挑战了性别和抗争悲情的刻板印象,是非常有现代意识的展现。

新闻报道是一种选择性的提取和呈现,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现实,并不是说“选择”本身有错,而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和意识去选择才是值得讨论和深思的议题。性别平等、打破性别陈规早在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就被作为一种传播中的普适追求确定下来,至今有待新闻工作者的自觉努力。

除了呈现上的“复刻”,在对异议妻子的评论和报道中,某些或明说或暗含的逻辑亦有悖于性别平等的基础价值,其中最常见的两种逻辑是:一、女人都参与抗争了,可见政治现实何其恶劣、政治打击何其残酷;二、女人都参与抗争了,男人都到哪里去了,快出来前赴后继。比如有评论者曾在针对异议妻子走上街头的文章中写道:“是怎样的压迫,怎样的不公,怎样深重的悲愤,把本来应该享受明月清风的优雅的东方女性,一个一个逼到绝路,逼到她们不得不站到街头怒吼!这是她们的男人的最大慰籍,但却同时是整个国家的耻辱,和所有其他男人的耻辱。”

这两种逻辑都指向这样的价值判断:女人是抗争的候补者——其中的“抗争”还可以换成“政治”或“公共领域”,总之,这些应该是男人的事。唯是如此的前提,才能推导出上述的两种叙事/论证逻辑,而这种价值判断会在传播中固化性别陈规。

异议妻子,作为中国女性抗争者中的一类,是极其具有记录、言说和讨论的意义和必要的,她们有着自身的主体意识、思考行动,以及独特的故事,并不是男性异议者的附庸。文字工作者注意到她们、有志于书写她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发)性别意识,接下来,如何在写作和传播过程中打破性别陈规、推进抗争政治中的性别平等,还需进一步的反思和努力。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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