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宪政民主制度建立并得到巩固的美国、德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中还存在着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土壤吗?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学习怎样开会、怎样在自由的环境下进行公开辩论,他们还会沉迷于用暴力去压制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吗?呼吸着自由空气的中学生还会喜欢穿上制服、用暴力打压不同意见、用枪支去排除异己吗?2008年,德国导演丹尼斯·甘塞尔(Dennis Gansel)用电影《浪潮》再次探讨了这个问题。而且,他的回答真是说破英雄惊煞人:他们会,而且把他们训练成一个初级阶段的小法西斯集体只需要5天!

这部影片在中国大陆也引起了较多的注意和讨论。虽然我对《浪潮》讲故事的技巧和营造虚构情境的路数有很大意见,但是这部电影还是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一周前,莱纳绝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塞进警车带走。莱纳是一位身在德国,积极倡导自由民主的高中老师。他被指派在以“国家体制”为主题的活动周上为学生们讲解独裁专制。但是学生们懒洋洋的,都觉得知道了纳粹那一套,认为独裁统治不可能在当代德国再现,于是赖纳开始拿这个课程做一次体验专制独裁的试验。随着试验一天一天地进展,一个名为“浪潮”的集体产生了。一个个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问题、颇有无力感的同学因为这个集体的出现感到有了一个可以奋斗的理想和目标。在“浪潮”中,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帮助,许多人都找到了对集体的归属感。同学们的热情逐渐升温,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对浪潮运动的狂热。当赖纳在活动周最后一天结束“浪潮”时,平时软弱、木讷的蒂姆无法接受这个被自己视为生命的运动即将结束,在射伤同学之后开枪自杀。

这类电影在严肃地拷问我们自己,它不是简单地呼唤某种被整体化、抒情化的人性,而是细致地将人性的每一种可能都摊开来晾晒,将人的每一种现实呈现都承认为人性的一个部分,将其放到显微镜下做切片观察。莱纳没想到的是,课堂的实验不仅锻造了一个有着统一制服,很有吸引力的青年团体,还引发出真枪实弹的暴力行动。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吗?他的课程是引起了人们应有的警觉,还是让我们对青年的脆弱和我们心底的幽暗产生一种恐惧甚至绝望?这部电影对中国人来说有点什么“它山之石”的意义吗?

迷人的浪潮与蒂姆的新生

一星期之前,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高中生蒂姆无所事事,他没有真正的“哥们”,为了被人看作“哥们”,他将买来的大麻送给同学。可他自己绝对不知道,仅仅一周后,他就有了一个集体,有了他觉得一个可以去扞卫的领袖,有了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运动,他更不知道,为了这个运动不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他会开枪杀人。

是什么吸引了蒂姆?我们看到,蒂姆有了制服、有了集体。在集体确定了他们的制服时,蒂姆把原来穿的名牌球衣,什么耐克啊、阿迪达斯啊都烧掉了。当他受到别人欺负时,浪潮运动的同学帮助了他。

其实,对于蒂姆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浪潮运动给了他生活的意义!浪潮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制造了新的人生意义系统,所有过去的一切价值、一切符号都要放到这个意义系统里进行新的评价。这时,我们才能明白作者在前面那个长长的铺垫段落里做出的各种预示。除了描写出一个到处讨好人的蒂姆,作者还让两个年轻人在酒吧中半醉半醒地发出宏论:“当今的人都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所谓的价值观都不存在了,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

同学们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莱纳在课程的最后一天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这种生活从此有了意义的感觉使蒂姆有了新生,他不能让别人把自己的新生命拿走,所以我们看到结尾处蒂姆才会那样决绝地用枪来保卫自己的生活意义。这样的感觉也许不止他一个人有,同学们写的感言中有同样的感概:“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我愿重新做人”!?这样的感慨也不止一个民族有过,不仅仅在虚构的故事中有过。中国的诗人胡风就在1949年写过绝顶漂亮的长诗,题目就有如气贯长虹的哲学狂风扫过:时间开始了!

躲在“集体”的后面,我们会做些什么

为了营造这个集体,莱纳设计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和鼓动人心的口号,“团结铸造力量、纪律铸造力量”,这类排比句式赋予了集体成员莫大的归属感和神圣感。此外,莱纳和学生们一起设计了一整套视觉识别系统,除了制服,它还包括表示共同归属的手势、团体的标识。的确,在这种集体中,许多人获得了“重新做人”感觉、获得了生活的意义。孩子们一起跟别的少年打架,“软脚虾”蒂姆再也不怕别的孩子来欺负自己了。为了宣传自己的新集体、新说法,他们连夜到处去喷涂自己设计的集体标识。而且,这种在集体中的生活、有力量的生活具有无限魅力,有几个别的课程的孩子也积极地参加进来。姐姐卡罗反对这个运动,但她那个整天抽着香烟在街头游逛的9、10岁的小弟弟都自愿地参加了集体为他们把门。在结尾处,看到孩子们把逃离集体的叛徒马尔科楸到礼堂舞台上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个集体可以无限扩大,而且它有惊人的力量去扫荡自己的敌人。我想起《辛德勒的名单》中纳粹上校高特在大屠杀的早晨向士兵发出动员令时的神圣感:“今天,我们就是历史,多年以后,你们的儿孙会问起你们,那天你们在吗?从今天以后,犹太人几百年来在这里的科学、历史、文化都将不复存在,那些都将成为谣言”。看到《浪潮》中用暴力清除异己的那个小集体,我们知道他们离纳粹军队之隔着一套薄薄的军服,他们离“红卫兵”之差一个五寸宽的袖章,他们已经拥有的,是一个将自己吸附于其中的团体、一个值得献身的伟大运动。

尽管影片的故事编写和表演都使用了现实主义形态,如果没有美国历史上真实出现过校园实验,观众将无法感觉到本片是具有现实性的,将无法建立对故事情境和人物的认同感。

1967年4月,美国加利福尼州亚库伯来高中历史课,罗恩·琼斯(Ron Jones)在讲授“第三帝国”这个题目时面对学生们的提问无言以对。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就在他的教室里重建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让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谁知道,5天之后这个名为“第三浪”的集体主义运动已经席卷整个校园,其激烈程度和参加者的迷狂远远脱出了他的控制。原来,打开我们心中的魔鬼瓶子是如此容易。当时的学生耐尔说,“作为外人很难想象,短短几天内形成了何种团体的压力。”多年后,耐尔决定制作一部纪录片来反映这个事件,他发现许多当时的学生不愿意承认对“第三浪”的迷狂与追随,这种心理状态,这种面对历史的态度与我们的多数老红卫兵非常相似。

比较电影《浪潮》与历史真实事件,我还发现一件十分有趣的事,电影里少了一个重要的元素:告密。在1967年的实验中,罗恩·琼斯给3个学生委以特殊的使命:检举不遵守“浪潮”规定的人。谁知道,紧接着来到的告密风潮远远比琼斯设计得强劲,他只委派了3个学生检举对“浪潮”运动的批评者和反对者,结果却有20个人乐于从事这个勾当。他们毫无保留地告发自己那些拿“浪潮”开玩笑的朋友,他们甚至告发对“浪潮”表示怀疑的父母。一切为了集体的利益!这场运动在三天之内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全部。与电影相比,真实的事件在这一点上更令人胆寒。这事勾起我的文革记忆,当时好像是发生过一件“反革命”案件,中学的老师就命令我们回家询问自己父亲在前几天的某个下午干了什么,然后每人写个小纸条交上去。

法国的勒庞写过《乌合之众》,他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冶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是的,我们多次发现:集体是一个好地方,它能使人放心大胆地实施许多一个人不敢、也不肯实施的暴烈恶行。今天中国的网络社区和现实生活中不也能看到这种无理性、讲暴力的青年群体吗。或许,将这一点表现得更好的是1990年哥伦比亚公司拍摄的《蝇王》。影片根据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 William Golding)同名小说改编,它将人在群体中如何迅速走向暴力表现得更为有力、也更具有现实性。一群天真、自然、淳朴的孩子由于飞机失事流落到一个珊瑚岛上。十五六岁的杰克很快就建立凭借强力意志剥夺了其他人说话的权力,同时他依靠暴力镇压来勒令孩子们服从。孩子们起初是被压迫者,后来就成为了压迫者的帮凶。终于,他们听从杰克的命令用树枝做成的长矛刺杀了不听话的西蒙。这时,孩子们在集体中已经自觉成为了权力机器中的一部分。孩子们对昨天的同伴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暴力完全是对不确定对象的非理性宣泄。这种暴力形式在集体中最容易实现。

我们还发现,一个集体给人带来的神圣感还可以摧毁几乎所有的说话逻辑。《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曾经有一期谈论中国女子嫁外国人的话题。一个身材高挑、颇有几分帅气的小伙子认为那些积极嫁老外的女人们伤害了他,别人问他为什么感到受了伤害。他表示:“我在维护这样一个国家形象,而你们这样是在破坏这个形象”,依稀记得那个英俊少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逃避自由:法西斯就在我们心中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急不可待地把自己交出去?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快乐地归顺于集体?为什么法西斯运动不仅这样有力,它还如此有魅力,它的制服、列队和万众欢呼的团体操还显示出极有感染力的迷人形式?文明世界一直没有将它当作一个正常现象,一直在追寻它的深层原因,一直在探讨它得到现实展开的气温、土壤。

对这一现象做出最悲观结论的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埃利希·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是人的本能。在思考法西斯运动在世界风行的原因时,弗洛姆用他那本着名的《逃避自由》得出了十分可怕的结论:“我们不得不承认,德国的数百万人民,渴望放弃自由的程度,不亚于其祖先渴望追求自由的程度,他们非但不要自由,而且想方设法逃避自由,还有数百万人民则是满不在乎,认为不值得为自由而斗争并作出牺牲”。是的,我们会主动地逃避自由,大多数人在内心总渴望找到一个集体去归顺,去臣服,让这个集体来替自己做决定。在《浪潮》中,当莱纳带领学生们确定一个制服时,一个女生高兴地说:太好了,以后就不用每天早晨为决定穿什么衣服犯愁了。在决定我们的生活和灵魂归属时,我们也是同样地懒惰和毫无主见,无所适从。其实,弗洛姆的学说并不是新创见,早在1933年,纳粹法西斯刚刚上台时,威尔海姆·赖希就出版了专着《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他并未将法西斯运动仅仅归结为狂人的暴力胁迫,而是在人的性格结构中找到它的基因:“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和拥护的”,他明确指出我们内心有逃避自由的本能:“这种组织群众的成功应归因于群众而不是希特勒。正是人的畏惧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使希特勒的宣传获得了根基”。

在《浪潮》的结尾,我们看到人们已经开始用暴力来拉扯“叛徒”。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有了制度保证,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能成为侩子手。在极权统治下,加害人和被害人并没有必然或本质的差别。是的,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能再觉察自己行为的邪恶。他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办事,不需要,也确实没有个人感情、个人思想。

作为电影的《浪潮》:反思压倒了叙事

国外对此片还是颇有好评,《好莱坞报道》认为该片“魅力与恐惧并存,由始至终,“浪潮”的能量冲撞一直没有停歇”,《图文电视》说:“这部影片提醒观众法西斯主义能够根植于任何社会环境,各方面都完成得很出色。”但我却不这样看,就我的感觉,作为一部故事片,《浪潮》在故事情境营造、人物动机的设计和发展以及高潮的推导等方面都还火候欠缺,甚至可以说有着诸多令人不满之处。《浪潮》是引起人们思考,但它一部故事片,我首先将它作为一部电影来看,来谈论。作者在思想上有话要说,而对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种“艺术形式的色情学”则力有未逮。作者有着社会学上的深刻认识,有着刺激观众思考的愿望,但是从现实性上把握人、精妙有力地构建故事的功力有所欠缺,从而使我觉得有图解的印象,本片让政治的反思压倒了故事的叙述。

影片开头的铺垫太长,我们不知道主人公要做什么,因为编导没有让他遇到困境。莱纳最大的麻烦只不过是没上到自己擅长的无政府主义课程,被指定的独裁统治课学生又不来劲,这叫哪门子困境啊,根本不是个事。对于其他的孩子们,作者也是停留在介绍他们排话剧、打水球、谈恋爱,展示他们不知道要干啥,他没遇到矛盾,所以我们不会跟着他们进戏。纵观全片,蒂姆与妻子的关系跟主线没什么关系,后面他们俩那一段关于教师资格的冲突也显得人为。

全片着墨最多的是蒂姆,他的变化最大,他前面的冒险爬高涂抹标识和主动给莱纳当保镖在性格逻辑上还算有所贯通。但结尾处他的极端突变显得不够实在,开枪自杀稍微硬了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因为作者面临着当今德国现实与1967年美国的巨大裂缝。1967,那是68年的前夜,那是左翼思潮席卷全球的时刻,那是反叛资本主义、反文化成为时髦的时代,那是毛泽东和萨特在思想舞台上挥洒自如、指点江山的时代。仅仅一年后,法国学生们高喊着“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走上街头,挖起石块扔向警察。要把1967年的背景横移到当今的德国,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作者既要遵循现实生活的原则,又要营造激烈结局,于是出现故事与思想的生硬焊接。在当今德国,尤其是十分开放的校园,作者不可能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下实现浪潮成为运动这样一个故事构建。

作为电影,它完全改变了1967年琼斯实验的情境和结果。在1967年的琼斯实验中,浪潮成了运动。而在电影《浪潮》中,它没有形成那种席卷全校的运动,只有个别人的非理性极端行为。从叙事上来说,马尔罗去找莱纳自省,说出“这是法西斯”虽然为莱纳第二天让学生们显示极端行动准备了靶子,但也将学生群体的觉醒写了更多,此前已经有了卡罗、莫娜等学生的清醒与反对行动。马尔罗的觉醒和反思在戏剧结构上来说是反高潮的,对于莱纳来说也是降低实验效果的。因为莱纳,或者说导演这时需要的是席卷校园的运动,需要的狂热的人群,需要的是激情和投入。这样在结尾时莱纳变脸点出我们这样做就是法西斯学生们才有大梦方醒的效果,而现在这样使观众根本感受不到琼斯实验时带来的那种始作俑者失控的惊慌和点破后在学生、观众中引起的深思和震撼。

我对《浪潮》艺术上心存不满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我在将它与已有的类似题材电影做比较。例如《蝇王》,它虽然以虚构的未来战争为背景,但故事的展开则坚实地建立孩子们人之常情的逻辑之上。《浪潮》与1989年彼得·威尔拍摄的《死亡诗社》有着明显的对话关系。那部作品结尾也是一个学生因为生活道路与家庭安排有矛盾而自杀,以基廷老师离开学校做结。在送行时,学生们纷纷踏上课桌,以此行动,学生们告诉基廷:他们读懂了他,懂得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

《浪潮》与我们

网络和杂志上有许多人讨论《浪潮》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境遇的启示。我的看法是,它的故事实在跟我们没关系!我本人当过中学教师,女儿现在还在上高中。《浪潮》营造的社会氛围和假定情境与中国当下社会是天壤之别,毫无可比性。如果我们想思考,根本就不需要看《浪潮》。莱纳穿着个圆领衫嘴里哼着摇滚去学校,他们居然有这种持续一周的课外活动,他们的活动周怎么讲,莱纳自然而然地跟学生们商量。我们这里的学生学会的是服从、服从,他们绝对不会说出自己的任何怀疑。跟我曾经教过的中学相比,那边是嘉年华会,这里是奥斯维辛。就拿学校的制服来说,我们这里是强迫性的披挂,而他们是学生们七嘴八舌的选择。为了保持教室里整齐划一的校服颜色,我女儿中学的一位班主任坚决禁止学生为了御寒而再穿一件便服。前些年电影学院在大放映室看《死亡诗社》,学生们总是激动得跺脚、蹦跳,教务处老师总要大声喝令阻止。现在我又在课堂上放这部片子,看完后很有几个学生说基廷老师害人不浅,说按照他那样教学生,大家都学着讲个性,读诗歌,考试肯定不及格。还有的干脆说他那是沽名钓誉,这样的老师就应该被清理出教师队伍,这些评语雷得我差点从椅子上栽下来。

如果我们对连虚假的教学检查和指令性的集体看电影都安之若素,看一万部《浪潮》也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学生们被训练背诵那些永远也不会信的教条熟视无睹,那我们还在乎学生们颂读几句“团结铸造力量、纪律铸造力量”吗?当年教中学时,我们几个在中学教书的师范学院同学聚会时总要交流如何安排“自己人”给自己打小报告,总要交流如何控制班上的40个学生。有了这一套安排告密的秘诀,我和我的同学们还会去看什么《浪潮》?我们营造的是格式化的铁板,对此我们早就是个中高手。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直在那样的中学、大学里安之若素,我们不需要看《浪潮》。

来源: 一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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