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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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阴阳五行和五花八门、自命不凡的【国学大师】
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儒家研究、道家研究、宗教学、比较意识形态、中国问题研究, 美国问题研究都是 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但世界上没有什么【国学】,所有自命不凡的【国学大师】,故弄玄虚、故作高深,故作姿态,都是自欺欺人的人。

2. 少求正义、不顾是非
儒家中有精华、有糟粕。儒家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儒家中主要是精华、但也有糟粕。儒家讲和谐多,讲正义少,是【人生海洋的游泳术】,而道家纯粹是【活命哲学】。所谓【活命哲学】是在广义上说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活命】和【健康】是人类追求的目标。

3. 权力权利不分
不知道【权力应受限制,权利要受保障】。权利有【天赋权利】和【人赋权利】之分,【天赋权利】是【不想要也存在的权利】,【人赋权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条件不具备时,想要也没有】,如【全民医疗保险】是一种【人赋权利】。权利是一种受到法律保障的、人的行为可能性,享有某种权利的人可以自愿放弃这种权利,除了依法剥夺外,任何人不能加以剥夺。

4. 王道政治和权力崇拜
【王道政治】是儒家学说中的糟粕。有一个叫【阳明精舍山长】的人,在【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十九日癸丑】的时间,接受采访时,大谈【王道政治】,可以作为最近的一篇代表作。蒋纬国的《中国人啊,稍有权力就开始耀武扬威》一文(附后面),是对【权力崇拜】的很好描述。

5.对承诺和信用的轻视
货币和信用的过度扩张是一切金融危机的根源。
(严家祺写于2015-10-13 以上五条,容后不断修正)

 

蒋纬国:中国人啊,稍有权力就开始耀武扬威

蒋纬国(1916年10月6日—1997年9月23日),幼名建镐,号念堂,蒋介石次子。著有《军事基本原理》、《国家战略概论》、《大战略概况》、《柔性攻势》、《国防体制概论》等。

严家祺-蒋纬国

1990-8 蒋纬国(右1)严家祺(左1)在加拿大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力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

火车还没开时,進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
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家里老人送给我的。〞他又问:

〝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

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

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

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

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及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

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

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進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

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力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

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现实,努力纠正。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

民国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学校大操场上,落雪刚停,有一个同班同学,硬逼我从他裤裆下钻过去,结果我钻过去了。那个学生在我们班上年龄是最大的,个子也是最高的,因为他已经第三次留级了,他当众骂我是〝继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

那时候我们在第二、三堂之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他各堂间则是十分钟。一个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纳三十位左右的学生,就在同一天,我们合并三个班级在一个大教室上课,那个大教室可以容纳八十个人。

在第二堂下课时,那个大个子就在讲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总是过一段时间要找个机会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场羞辱过我,现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说:〝你明知我扳不过你,你的个儿这么大。〞

他说:〝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晓得我练过工夫,尤其两个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里边一紧一按,他马上就晓得我有多大的劲,不过我还是让他扳过去了。

后来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蒋建镐扳不过我,其实全校没有人扳得过他,刚才我要他钻裤裆,实在是我的不对,我当着大家向蒋建镐道歉,以后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实在是一个功夫最好的人。〞

从此这个人也不做混混了,书也念得不错,跟我们一起毕业,后来他考進上海海关,做了关务员。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错,不过我们毕业后就没有来往了。

民国四十二年,我的先室过世,父亲就送我到美国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念书。那时候从中国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训班,我则進正规班。念了一年后,民国四十三年我回到台湾,与母亲(姚夫人)住在一起。

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车,他借了一辆很漂亮的七人座车给我,平常他自己都舍不得用。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也觉得无聊,便带了一本书及笔记本到淡水海滩上做一些思维的工作。

情报学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报学校大门口后,卫兵不让我進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驾驶就下去跟卫兵说:〝那是蒋纬国将军。〞

卫兵大概念过几天书,他就跟我的驾驶说:〝你告诉他,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叫他别开玩笑。〞就是不让我進去。

后来卫兵排排长出来了,他问清楚情形后就骂那个卫兵:〝蒋纬国将军就是蒋纬国将军。〞那个卫兵说:〝对不起,我以为他开玩笑的,我跟他说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

民国四十四年,有一天我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那时候的纵贯道上常常会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桥,公路上路肩虽然很宽,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间一段,两辆车要会车时,外面的轮子就会落在路肩上,而过桥时则只能有一辆车通过。

我们的车到铜锣山时,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坐了一大群军眷,男女皆有,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可能是到某处参加晚会后要回营房。

那天我还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车子,说也奇怪,我在台湾从不戴枪出门的,那天临走时,因为是晚上从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驾驶说:〝咱们今天把枪带着吧。〞

于是我们各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把四五手枪,我身上带着四五手枪,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

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

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

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

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说完我们两人就前進,并对他们说:〝不准动!〞

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

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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