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自2009年11月开始,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锦江监狱展开了学“国学”活动,监狱编辑印发了辑录《三字经》、《弟子规》等经典国学著作的《国学经典服刑人员读本》,“2000名服刑人员人手一本。自此以后,监狱高墙中每天都会传出国学的朗读声”。12月3日上午,“锦江监狱服刑人员《国学经典》演讲比赛”在锦江监狱举行,监狱一名服刑人员以“国学,重塑灵魂的丰碑”演讲获得第一名。据监狱负责人说,“服刑人员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双修,既能让人修学,又能让人修身养性。”

像《三字经》、《弟子规》这样的“国学经典”,原本是童蒙读物,兼有儿童认字和“蒙以养正”的功能。儿童学习这些童蒙书的地方是在家里或学堂,就算学得十分好,也不过是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根本谈不上“塑造灵魂的丰碑”。

古人重视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深知“养不学,父之过”,“子不学,非所宜”,所以也格外重视人生的正本慎始。《颜氏家训》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只有“教妇初来,教子婴孩”,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西方同样也有这样的传统,古罗马的家庭教师,有的对他们认为品学不佳的学生要收取双倍的学费,因为学生一开始路走歪了道,在引他们上正道之前,先得把坏习惯纠正过来,所以双倍地费事。

古人讲究德教为先,从做小事的习惯开始。譬如教育家朱熹就提出,15岁以前的儿童,主要应就其日常生活接触到的“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和“眼前事”进行教育训导。所教之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等,只教他依此规矩去做”。在传统家训和蒙学读物中,更是对那些未冠子弟、学童的行为习惯,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如《弟子规》,在学童刚开蒙识字时,就以生活起居、侍奉长辈、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这些最为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要求他们,从人人皆知、人人可行的日常习惯养成做起,逐渐凝成品质,收到积土成山、积善成德之效。

一个人在监狱服刑,与其他罪犯生活在一起,与《弟子规》说的家庭、家族、宗族环境根本是南辕北辙。他即使把《弟子规》倒背如流,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毫无实际用处。更何况,《弟子规》规劝的是待人接物的礼仪,如“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又如“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说的无非是早晨要漱口、便后要洗手、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一类的小事。这些都不过是教育小朋友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与什么“塑造灵魂的丰碑”根本就扯不上边。

国民的道德教育是细水长流、潜移默化的,不能指望突发变善的“顿悟”。像指望大学生突击四个月“学习工农兵”改变社会意识,便是一种期待顿悟的做法。国民道德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前面谈到的品格教育,从小教育儿童要诚实、礼貌、尊重和不伤害他人、勤劳、节制欲望,日后便可减少发生因偷盗、抢劫、强奸、杀人而进监狱的可能。

第二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大环境的道德规范越共同遵守,越有效,个人也就越受他人的良好影响,这里面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有效监督。即使那些个人品格未必良好的人,由于制度的约束,也比较不会犯下贪污腐败、行贿受贿、金权勾结、坑蒙拐骗、欺诈造假等等的罪行。

第三是法律对社会的教育作用。好的法律强制人人平等地遵照社会伦理规范行事,违规便是“犯罪”。法律对违规行为进行谴责、惩罚并打上恶行印记。法律以惩罚为手段,诉诸于行为者的自我利益而非道德意识。而且,正如卢梭(Henri Rousseau)所说,法律虽有保护社会伦理的作用,但却无恢复社会道德的能力。一旦社会伦理道德普遍沦丧,法律也就穷于应付。

监狱顾名思义就是一定道德失败的地方,罪犯在那里“用‘国学’重塑灵魂”,令我想起一则神经病人唱“红歌”的报道:2009年11月26日下午,四川资阳市精神病医院举行了一次歌咏比赛。医护人员和精神病人同台演唱,“由于病人不能在卡拉OK乐曲伴奏下演唱,因此一律清唱。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歌声整齐、嘹亮、悦耳、动听。他们豪情满怀,饱含深情,用自己的歌喉歌唱祖国,展示了对党的忠诚之心,热爱之情。”

这两则读书和唱歌的消息,都让人感觉到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所说的那种“荒诞”。荒诞是一种两个单独来看并不荒诞的东西之间的“不搭调”。监狱和罪犯本身并不荒诞,“国学”也不荒诞,荒诞的是罪犯在监狱里用“国学”重塑灵魂。同样,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本身并不荒诞,“红歌”也不荒诞,荒诞的是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用红歌“展示对党的忠诚之心,热爱之情”。犯人的灵魂这么高尚,还把他关在监狱里做什么?神经病人的理智这么清醒,为什么还不早早让他们回归正常人的社会?

今天的读书和唱歌故事,为什么与以前的如此似曾相识?“文革”时学“雄文”、“语录”和唱“语录歌”,也是只要一读一唱,便会立马发生思想转变、灵魂重塑的奇迹,变得道德高尚、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如今居然还在发生类似的读、唱“超现实主义”思想奇迹,只不过文和歌与时俱进地变成了“国学”和“红歌”。

正派的人格、优良的道德、干净的心灵、高尚的精神,这些都是当前许多中国人所期盼的。但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这些正是“红歌”唱得最热烈、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和道德摧残后,中国人的生活中匮乏这些,已经很长久了。在社会道德沦丧,国民道德教育苦无良策、前景黯淡的情况下, 人们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地期待发生奇迹,也便有人趁机兜售像“国学”和“红歌”这样能一下子问题的“超现实”灵丹妙药。然而,超现实的“奇迹”也就是现实的“荒诞”,“奇迹”和“荒诞”都是普通人凭常识不可思议,似是而非到不可理解程度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放在今天正常人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极少有人相信,所以最适宜发生的地方也就只能是监狱和神经病院。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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