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绒监狱撰文: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翻译:戴潍娜

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天真地相信,完全的审查制度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实现。这会被现今的许多人看作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弥尔顿认为,这种审查制度纯粹是一个幻想,是只存在于“大西洲和乌托邦的政体”。而在现实世界中,它的施行绝不可能。在与真理的斗争中,谎言是注定被打败的。审查制度是一枚“徒劳且有缺陷的”武器,它的使用会反过来促进那些它原本着意防止的事物。这番流行了那么久的精彩高论,早已被二十世纪极权社会主义的雪崩扫荡干净了。

审查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国家干预的问题。审查官和艺术家缠抱在一起,沆瀣一气, 由此派生出了一种新的审美文化。它也不再是早先的批评家们所反感的那种审查形式。由于艺术工作者们已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国家因此变得有能力驯化艺术家。

这本书描述了审查的美学,以及艺术家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书中研究了国家用于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讨了艺术家与他们所处社会的执法者之间的合谋共犯关系。我本人出生、成长在这个国度,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能威胁到国家控制的极权。我认为匈牙利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它已抢步迈向了一个更高,更成熟的阶段——维克多塞尔口中的“定向思想的政权”。作为享誉全球的最温和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匈牙利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模范,因为它不仅更典型,而且更超前。

这本书既不是旨在收集审查中发生的伤心轶事,也不是针对一个邪恶的监视系统所进行的学术分析。以上这两种方法,往往受到东欧研究专家们的青睐,然而他们唯一的成功只是——成功回避了更重要的问题:谁创造了这种文化?为什么?如何? 怎么能维持如此之久?或明或暗的恐怖是否构成其存在的充分条件?自由精神真的是艺术繁荣的必由之路吗?

我宁愿不把这种文化刻画为一种审查制度,这么做会掩盖其新颖性:正确的理解是,我们的审查制度形成了一种意在根除审查制度的自相矛盾的文化。我希望这本书成为这一深刻文化变革的记录者。我们的新文明,不仅与真正的艺术自由相背离,就是与被认定为与自由背道而驰的传统审查制度亦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这并非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艺术家不会遭遇传统审查制度的干预,事实上更多时候,这种干预不再是单纯地迫使反对者禁声,而是确保知识分子更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这种干预使得今日的知识分子较之从前感觉要松快许多。如果你去偷听任何一间为知识分子预留的匈牙利乡村别墅里艺术家和作家们茶聚时的谈话,或一个正式会议后高端艺术家们的攀谈,你将会极惊讶地听到他们诉说彼此在体制内的“不幸遭遇”时所流露出的知足常乐。艺术品被批准面市之前,审查制度负责给它上最后一道釉。

旧的审查制度逐步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更隐性且更危险。新审查制度中运用的手段与传统的审查制度截然不同。只有当新方法不奏效时,过去的粗暴方式才得以启用。而此类情况的罕见,并不能作为匈牙利自由民主的明证;相反,它昭示着审查制度中狡诈的新型约束策略的日益成功。传统审查制度是以创作者与审查官是天敌为前提,新的审查制度却努力消除了这种对立。艺术家和审查官作为官方文化的左膀右臂,携手一道、乐呵呵地勤恳耕耘艺术的大花园。这种新文化并非源于大肆扩张的审查制度,反倒是其稳定消失的结果。审查制度自诩为自由的表率,因为它表现得如同道德一样,代表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同精神。

我们的统治者一再地给我们洗脑。在过去,审查官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可以通过吹嘘为文化自由而战的斗争,来为自己的镇压行为正名。即便是最血腥的恐怖也没能给予老式独裁者这样的安全感来开此等玩笑。当然,玩笑只有当人们不觉得它可笑时才耍得下去,在这个玩笑中,审查官吸收了被审查者的意识形态,暴徒学会了其受害者的语言,审查制度的存在最终基于审查者和被审查者之间持久的共同利益。审查制度(如果它有自己的办公室)不是简单的文化创造者的镇压场,而是他们天然的家园。

当我谈论审查制度时,我指的不仅是某些官僚程序,而是整个文化语境;不仅是国家的干预,而是所有合谋摧毁自主的真正艺术行为基础的情形;不仅是政治勒令,而是一元化社会里的个人的世界观;不仅是“合法”与“非法”的限制,还有维系着国家权力能够渗透到文化的哪怕最后一个细胞的秘密心理源泉。因此,我谈到的不光是惩罚,也包括奖励和支持,特权和雄心。我想描述的不是我们文化的皮肉,而是皮肉下面的骨架。吸引我的不只是制约艺术家的种种外在规定,我更关心的是那将艺术家的想象力向下拽拉,使其不断沉沦的地心引力。

艺术品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蓬勃发展。在东欧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展出过如此之多的艺术作品。文化馆,电影制片厂、剧院还有艺术家的殖民地处处爆满,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让人难以忍受的事实是,在这无懈可击的审查制度下竟然没有一个艺术家拒绝过任何来自于国家的荣誉或嘉奖。当然,一些高傲的老家伙——以往审查试验中被迫害的英雄,如今仍在左右。然而大多时候,他们却已和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一样,愿意融入审查制度的新文化里。细细看来,受迫害的艺术家原来并没有那么不满。

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不成型的形式,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 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

昔日的先驱

自然,与任何方兴未艾的文化一样,在极权社会主义中总可以发现一些不合时宜的角色。他们反抗普遍的价值观,或者他们寻求体制阴影下的一方角落,在那里,他们可以尽情抒发自己的理想。只有当国家批评惩罚他们时,他们才能得到一定的声誉。可即便是这样的惩罚都很难获得——这里只有嘉奖。反面教材的宣扬与否通常取决于当权者的决定: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若我们有机会得知这些人的名字,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控制力量太薄弱以致没能把他们彻底消化掉。他们可以出生、生存、为我们所知,完全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两大文明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在冷战中对峙。这些反叛者是无根的,就像那些可能在黑暗时代(欧洲中世纪)存在过的不知名的“希腊人”。

这些珍稀鸟类实际上是一个被征服的文明遗漏下来的知性子嗣。这个失落的文明曾许下的关于民主、个人主义,和批判性思维的诺言,尽管业已褪色,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痕。新文明里的土著们只能对那个失落的旧世界有些许耳闻。面对新文明,他们则一脸的顽固不化——这份对旧世界的忠诚导致他们背叛了自己真正的出身。他们看似异议者,然而,在去评判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对于放弃独立精神的抵制程度比其政见更为关键。他们相信这种自主权弥足珍贵,且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召。这种态度会将他们自动排除到体制外,他们站到了支撑国家社会主义的检举风潮的反面。这些美丽的孤儿什么都没有迎来,除了他们自身的灭亡。他们成为了一个垂死物种的代表,在新世界里无法繁殖,唯有迅速灭绝。

这个物种如此顽强地坚守个人的独立自主权,自然,我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当他们竭力搜索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时,他们还是谈到了“审查”。是啊,他们还能怎样呢?翻箱倒柜地在另一种文明的残骸中搜罗,他们最终从封建主义颤抖的自由中,寻到了一个乌托邦。故意和时代唱反调,是他们保持独立的唯一机会。这些维护人权的后卫,在想象中把自己变成赛场上的前锋。

无论是社会主义者与否,那些鼓吹人权自由的人们如果自以为他们定期的充满激情的抗议,是历史到达了某一节点的标志的话,他们就都错了。在极权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下,检察官没法去认可这些返祖现象的社会学价值。我担心,自主的精神并不是这个新社会中任何机构、阶级、乃至社会关系的必需品。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即可瞥见这些弃儿死亡的归途(也许只是象征性的)。就像在地势较低的滩涂上播种的农民一样,他们的罹难不能归咎于环境,只能怪他们自己。只有当两个超级大国放弃彼此根除的决心时,这些弃儿的生命才能得以保障。从前他们被冠以间谍、汉奸之名论处,后来他们被扣上了玩忽职守和精神错乱的帽子。政治审判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科听证会。这种进步的代价是对社会合法性的牺牲,然而它同时成功地营造出缓和的日常状态。

在西方文明的眼中有一小撮浪漫主义者把他们自己排除在新文化的体制外。他们对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产生的真正的文化影响,充其量不过相当于城市生活里的一盏交通灯失灵。一个电话通报到中央配电室的控制人员,修理工便被派往事故现场维修出现故障的电路。维修期间,自有警察维持交通秩序。

也许我应该就此打住,我已经坦白了所有的一切。无论审查制度存在与否,艺术和权力都不是天生的敌人。即便是在极权主义政权下,艺术依然可以蓬勃发展。难道还需要更多证据来支持官方理论中的自由吗?要紧的是,习俗和人民头脑里发生的转变是不可逆的。我们的新文化既不是由强迫劳动,也不是由诡诈的争取自由的斗争所组成;它主要依靠的是一些秘密的,以知性的怠工和有远见的屈从为表征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审查机构与人民不分彼此。诚然,艺术灵感无法摆脱规定性的约束,然而它在哪儿获得过完全的自由呢?国家社会主义的审查制度有其自身的审美,其中大部分是从那些它意欲控制的艺术家们身上习得而来。

当然,多数人宁可去相信一个诗人写了一首他不喜欢的诗,是因为遭到监禁的威胁,而不愿去接受一个更为简单的事实:艺术从不拘泥于自由。

(本文选译自《天鹅绒监狱》)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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