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也说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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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9

不久前,张鹿先生给我送来了两本书:《宇宙的琴弦》及其姊妹篇《宇宙的结构》,作者是美国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布赖恩?格林。盛夏酷暑之中,手持精心解读各种奇思妙想的长篇书卷,品饮字里行间流淌着的人类理性清泉,使我容动神怡,身心俱爽。

近几天,同样美妙难忘的阅读体验,在我重温王天成先生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思考框架》一书时,再一次不期而至。

我为什么要重读《大转型》呢?原因是,我家乡的一位好友朱虞英女士发来微信,特意向我提到今年2月9日刊于《共识网》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她建议我将读后感与她分享。读了萧先生的上述文章后,我马上想到了天成的书,并重新认真检视了他对萧功秦、季卫东、胡伟、俞可平、周天勇、周舵等学者所持政治主张的解读和批判。我的看法与初读时得到的结论完全相同:天成的剖析鞭辟入里,给出的评述明晰精当。

尽管如此,在着手构思这篇短文时,我对萧功秦先生至少还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认为他身上多少还一直存有学术良心。根据是,他明确认定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属威权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他坚决主张中国应该告别威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体制。这就使他明显区别于论证和吹捧中国模式万世永续、毫无良知可言的御用学者。凭此一条,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判定他是西方民主的应声虫,而不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二是他与一般地表个态而已的亲民主人士不同,对于中国如何从威权走向民主这个大课题,他还真是魂萦梦绕,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不惜心血和精力,决意要为中华民族找出一条唯一可取可行的民主转型路径来。

不曾料想,当我读到去年12月15日刊发于《共识网》上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时,竟发现萧功秦坚持20多年的新权威主义出现了不容无视的基因突变。在文中,萧功秦说:新权威主义,“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很快他又说:“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我没有想到,我想天成也不会想到,这位萧先生居然初衷尽失,自废武功,将中国未来的远景目标,从宪政民主改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地球人都知道,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就是一党统治下的开明专制,或者如天成所说,是一党统治下的软性威权体制吗?这种体制,言禁报禁党禁三禁俱在,三权不分立,大选无踪影,与民主何缘?与民主何涉?

新权威主义的基因突变,首先被秦晖教授指出来了。去年12月27日,在凤凰财经峰会午餐会上,当着萧功秦的面,秦晖先生说:“我注意到萧功秦以前讲的和现在讲的有一个不同点。他以前讲的新权威是走向自由民主或宪政道路的过渡阶段,现在却讲新权威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过渡阶段。新权威主义的最终目标已经有了某种变化,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秦晖先生点到为止,但话是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在随后的当面回应中,萧功秦先生十分诚实,不仅对他的观点变异毫不赖账,而且干脆把话说得更为具体直白: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会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将来的民主不会像西方那样,而是会出现贤人政治,十年轮换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贤人政治的萌芽。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

行文至此,我忍不住几声感慨,几声悲叹。多年来,萧功秦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具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他不是从投政府的机出发,而是从自己个人的历史研究出发,正面肯定和赞美新权威,论证新权威主义是最为可取的走向宪政民主的过渡阶段,立志要为中国找到一条可行的民主转型之路。尽管正如天成所道破的那样,萧的主张其实是回避和延缓民主转型的。而现在呢?久服并痴迷地兜售新权威主义鸦片的萧功秦,沉湎于浪漫和有毒的玫瑰梦中的萧功秦,竟颓变成了一名归化于新权威麾下,主张取消民主转型,追求和完善一党统治下软性威权政体的、自带干粮的编外“智囊”。

于是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一文中,转基因后的萧功秦先生除了对新权威更为钟情看好、满怀希冀之外,还毫不忌讳地表达了如下的观点:民众的抗争对“民主”的到来有百弊而无一利。萧先生明确主张,在新权威治理下,民众平时不能当麻烦制造者,不能给统治者添堵、添乱,更不应自力抗争,把统治者逼到墙角;即使在社会危机深重时,民众也要体恤新权威,恪守顺民之道,不能起而发难,要求“大幅度民主化改革”,引发“薄壳效应”。否则,威权体制如何吃得消?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新权威不靠谱,新权威主义者也同样不靠谱。在我眼里,中国的真问题是:民间力量如何“不断自我更新”,以便像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国家的民众那样,在统治者布设的四项坚持、五个不搞和七种不讲的重重阻力下,通过坚韧不拔的非暴力抗争,合格地担当起推动和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责任。拿天成的话来说,那就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非暴力抗争在绝大多数转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只有少数国家发生了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在少数发生了自上而下改革的国家中,由于旧势力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改革不彻底,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很少。考虑到当代中国一党专制的韧性、道德理想的彻底丧失,在没有外部事件作用的情况下,高层内部发生分化选择改革转型的几率非常低。非暴力抗争是促使盼望已久的民主转型发生的唯一可靠的动力。

接到朱虞英女士微信的当晚,我将徐又渔先生的“新权威主义:一剂不对症的药方”发给了她。又渔的文章痛快淋漓、明白晓畅,几乎点中了新权威主义的所有软肋和死穴。我认为,她读了以后,收获肯定不会少。在此,我愿坦率地讲,在发送那篇文章时,我对新权威主义是真的没有什么补充意见要说。完全是意想之外的萧功秦对新权威主义的挥刀自宫,使我有话要说,且不吐不快;也因此,我的这篇小文才得以应时地露了头、问了世。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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