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抱怨中国经济改革停滞,英国不仅怀疑北京无改革决心,而且还认为市场化进程正在倒退。日本有分析家指北京的货币政策过于保守,不敢实质性宽松。然而,这些问题都不算太大,毕竟宽松的量化还有,而市场化进程是个长期指标。

统计数据失真源于政治文化

中国重要经济数据大部份真实性存疑。一般地看,也与国际上存在巨大差别:北京当局自称保持了百分之七的增长率,国际上判断在百分之四及以下者有之。这不是太专业的问题,并且全球重要经济体本身无一例外地存在数据真实性问题。因此,九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一百八十八个成员国一定要提供真实可靠的经济数据。IMF专门点名中国,“一定要继续提高数据质量,以反映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这很重要”。简言之,IMF不相信北京的百分之七增长数据。

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数据不真实与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比如,一个县域经济体若争取贫困县以获得国家级或省级补贴与优惠政策,可以把增长数据编得很低,“好像那里还是旧社会”。但同是在该县域,党政主要首长若报升迁政绩,则可以把增长数据夸大数倍,“好像一夜之间超过了美国”。至于关涉民生的经济数据更是信手拈来。比如就业率,官方称去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超过一千三百万”,而事实是职业技术院校与被称为“三本”的最末等本科大学的造假就业每年超过三百万人次。

上两类学校普遍採取“拿就业证明来换毕业证”的方式,其如在三年制职业学院规定为最后一年或半年实习,实习被视为已经就业。“僱了一天也算他就业”是职业学院与企业合作造就业数据的基本规则。

农村“消费民主”程度再降低

中国社会就业中有一项特殊指标不在城镇就业范围内,其为农民工就业率,但国家层面并不进行统计。更具体的是指年龄在十六周岁至五十五周岁之间适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外工作占该年龄段人口的比例。这个比例可以作为城市化指标的参考,也可以反映全社会“消费民主”的程度,但全力反对普世价值的中共统治体系不接受“消费民主”的观念。

根据微观样本数据,从二○○八年所谓奥运经济以来,七年间(以每年第三季度末为统计时间),农民工就业率总体趋势下降。期间,二○一一年达到了最高峰的百分之四十六,而今年则仅有百分之十七。除自主摊铺经营者七百万(一般为夫妻共同经营),农村亦有二千七百万失业者。农村的失业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农村因邻里纠纷或家庭争吵导致的刑事案件呈飙升趋势。还有,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很难讨回,除导致群体事件以及刑事个案,还大大损害了社会的“消费民主”与经济人权。

在人权问题上,中共后邓政权一直大讲发展权第一,它里面的最重要项目就是低收入阶层的生存权。现在看起来,就算按政权体系的这个口径来衡量,许多人的生存权确实成了大问题。由于无法以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即变化改革的依赖路径,在经济增长方面只有极力维护国企地位。相对应,私营经济则被忽略。当然,“拿到下游单子”的机会仍有,其如供给产能输出的国企辅助产品,但总体上,私营经济的增长机会呈现消失状态。

产能国际输出损害社会福利

正如承认经济增长低于百分之七是个政治问题即间接揭示了生存权的虚饰,承认私营经济陷入生死两难境地对“新常态”则是最直接的否定,它间接反映出经济改革已死而政治改革无能力的真实情形。当今的经济政策是尽可能将产能向国际输出,但无论输出量有多大,一是本身的低技术含量仍是事实,二是国内私营求生不得、寻死不能的现实迫使资本加速外流。资本外流是人民币不得不技术性贬值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依经济学道理言之,人民币贬值有助于国内私企尤其与出口有关的私企获得市场机会,而事实上却是私企整体上再度低迷,状如农村“消费民主”程度大幅下跌。

由于统治体系坚决反对普世价值,国企方向还是做大做强,绝不可能私有化,因此,那个庞大的生产体系仍然会享受超低利率、超低原材料与能源价格。无疑这是以整体社会福利下降为代价的。目前,能按工资原额缴纳养老保险的企业唯有国企,私营企业则除了降低僱员工资外,还不以工资原额配比缴纳养老保险。私企普遍情况是少缴纳原额的百分之三十,极端情况达到百分之五十。这意味着达到退休年龄的工作者届时会少领百分之三十的退休工资,中国养老金体系日后的硬着陆远比今日争议的经济是否硬着陆更有意义。

私营经济“养人”困难,“养身”亦非常不易。一方面行业转轨机会极少,另一方面闲置资产难以有效利用。后一种状况也成为社会性凋敝的景观(如图),也是县域经济中的硬伤。即便经济开放程度很高的县域对盘活私企存量资产也无能力,由于政绩目标压力未减,仍要集中精神“套新”。比如,科技创业园内的入驻企业主只有在县域内买了住宅楼才能获得信贷资格,此政策的背景是地方党政首脑把留人与销楼两个目标粘合起来,深怕企业主成功后另谋新址。

新兴市场体系将整体崩溃

在现行政治制度下,经济改革已没任何希望。因此,不管北京权力中心释放多少市场(不限于股市)利好信息,既未能止住股市大衰也未能阻止资本外流。不过,在经济改革丧钟已经敲响的情况下,单单指责中国向国际上输出衰退也不符合实情。事实是,中国得益于经济普世,却无力挽救新兴市场的大衰退。以巴西货币贬值为始的危机,将在二○一七年导致新兴市场全面的动荡,包括大规模社会冲突。

中国股市不可能回到“三千八加减五十”的理想状态,这一点也是新兴市场整体崩溃的大裂痕。中国直接消费品(食品与饮料)市场已经出现崩盘之势,在去年底同比下降百分之二的纪录下,今年前三个季度已下降百分之六,到年底将突破百分之十。这个指标比股市更能说明市场质量好坏与社会信心高低。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5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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