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先生仅凭文革期间发现青蒿素一例来高度评价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极权时期的科研体制,并由此得出这种科研体制充满生命力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屠呦呦女士作为中国本土第一个科学家获诺奖,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毕竟,中国一百多年来本土科学家获世界科学大奖诺贝尔奖为零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所取得的伟大历史进步。

当然,这次屠呦呦获诺奖也引发了国内不少争议,赵丹阳先生在《屠呦呦荣获诺奖所引发的四大话题》一文中将这些争议“归纳”为四大“话题”:“一,国际社会与本土专家应审慎的对‘中医’理论重新定位,抛却以往‘贵西贬中’的谬论;二,对人民大众在毛泽东时期所创造的瞩目成就要客观评价,不能一笔抹杀;三,中国的院士制度不能长期沦为学术圈的权力寻租地;四,要认清‘诺贝尔奖’内在的阶级属性,警惕国内主流媒体和既得利益集团把‘诺贝尔奖’当作衡量一切领域内的风向标。”实质上,也可将赵先生的“四大话题”归纳为两大话题,即屠呦呦获诺奖的政治意义和科学意义。其中第一、第三话题可归纳为科学意义,第二、第四话题可归纳为政治意义。笔者不才,也想就这两大话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如有与赵先生不同的观点,权当和赵先生及与赵先生相同观点的网友商榷。

第一个话题:政治意义

这个话题可根据赵先生的分类,分为两个层面讲。一个层面,由于屠呦呦获诺奖内容——发现新型抗疟药青蒿素的确是毛泽东时代的科研成果,这就产生了对毛泽东时代科学体制如何评价的问题,这对科学研究来说,显然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问题;另一个层面,即如何理解诺奖本身的“阶级性”:毫无疑问,对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顶级”的科学(其中包括文学和和平奖)奖项冠以“阶级性”,显然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政治问题”。

应怎样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科学体制?

我们先来看看青蒿素研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对此,赵丹阳先生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评判:“屠呦呦的这项工作实际是毛主席在位期间进行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当时越南正在抵抗美国的入侵,但在越南的热带丛林,流行疟疾,加上当时侵入人体的疟原虫对疟疾特效药喹啉产生抗药性,从而对越美两国士兵带来的灾难,以至于大量士兵死亡来自疟疾。当时美国政府集中了美国大批优秀科学家们,寻找和开发一种新的治理疟疾的特效药。越南人就没有这个条件了,美国的飞机天天在越南各地轰炸,越南人朝不保夕,连一块安全的地方都找不到,也就只好请求中国人帮忙了。那时正是精英们所谓的‘十年动乱时期’,按照主流媒体的说法,那时老百姓都穷困潦倒,很多知识分子性命难保,活下来的也是贱如牛马,哪能有所作为?现在公知还经常告诫大家,那是一场浩劫,它使中国各个领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倒退。奇怪的是,在这个‘濒临崩溃’的日子里,科技工作者们拿着‘微不足道’的工资,过着所谓‘朝不虑夕’的生活,却发现了青藁素。”

如此看来,赵丹阳先生显然试图在做一个反证:既然文革期间科技工作者发现了获诺贝尔大奖的青蒿素,你还能说文革是一场摧残知识分子和科学研究的浩劫吗?正因为我相信赵先生也是一名知识精英,所以我想反问赵先生:是否能以获诺贝尔大奖为标准,来判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及其对知识分子和科学体制的影响和作用?如果可以以此为标准,那么二战前后德国的希特勒时代和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产生过比毛泽东时代多得多的获诺贝尔奖的科研成果,那么是否可以说,希特勒时代和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环境无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还是对于知识精英的科学研究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或者是否可以用这些科学家的获奖来将希特勒和斯大林对国内整个知识群体的政治迫害、思想禁锢及精神奴役的罪行一笔勾销?或者是否可以说,由于这两个时代的科学家获得了诸多诺贝尔奖,希特勒的疯狂对于数百万犹太人和数千万欧洲人民来说就不是一场浩劫、斯大林的残暴对于数千万苏联人民就不是一场灾难?

不信吗?我们不妨试举几例:希特勒上台之后的纳粹德国期间,德国科学家斯佩曼因发现胚胎的组织效应于1935年获第三十五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英国科学家戴尔、德国科学家勒维因发现神经脉冲的化学传递于1936年共同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德国科学家库恩因研究类胡萝卜素于1938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德国科学家布特南特因性激素方面的工作、瑞士科学家卢齐卡因聚甲烯和性激素方面的研究工作于1939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下面还有,就不一一例举了吧?再看苏联斯大林时代。1956年,苏联科学家谢苗诺夫和英国化学家欣谢乌德分享该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而谢苗诺夫的获奖成果化学反应动力学和屠呦呦一样,早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就卓有成就了;弗兰克·伊里亚·米哈伊罗维奇, 前苏联物理学家,主要研究光学和物理学。1937年,他与塔姆共同提出电磁理论,解释了切伦科夫效应,并因此与切伦科夫和塔姆一起获得了1958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他还有,就不一一例举了吧。

实质上,数百年来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遇到的大致有三种政治环境,而这些性质迥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科学体制如何,而且决定了知识群体和科学精英们的人生、事业的命运以及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命运。那么,这是哪三种政治环境呢?第一种:传统专制制度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中还保留着中世纪的精神奴役、思想愚昧和宗教禁锢。而正因为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对中世纪精神奴役、思想愚昧、宗教禁锢的全面挑战和冲破,所以传统专制制度对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压制和打击,就成为应有之义。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有志于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探索的知识精英和科学家们的命运会是怎样了。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人的遭遇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政治上思想上的专制和高压并不能窒息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的信念,反而会加倍激发他们的抗争精神。可以说,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是在和中世纪的专制和禁锢的激烈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不仅在抗争中诞生了大批卓有建树的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而且在抗争中形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科学体系和科学评价体系,同时在反对中世纪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中,和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诞生同步建立起了现代科学体制;第二种: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环境。不用说,这是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得以蓬勃发展以及知识精英、科学家们人生境遇事业境遇最好的政治环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以及人格之独立、思想之自由这些宪政社会的核心价值,致使知识精英和科学家们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在极其宽松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思想环境中自由地进行他们的思想追求和科学探索。不仅如此,整个健全的科学体制和客观、公正、先进的科学评价体制也会在上述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应该说,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会出得最多、最丰硕,而思想巨人和科学巨人也会成批地涌现出来;第三种:现代专制制度的政治环境。现代专制制度和传统专制制度在性质上一个根本的历史区别,大概就在于前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畸变,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谬种。因此,几乎任何实行现代专制主义的国家或民族,哪怕是那些政教合一的专制国家,都不反对实现工业化,或者通过种种努力实现本国和本民族的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化必然依赖现代科学。因此,举凡现代专制国家,都会建立自己畸形的科学体制和科学评价体制,因此,它为知识群体和科学家们准备的政治环境,尽管和传统专制提供的政治环境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妙,但仍然有很大的区别。笔者不才,仅就这种政治环境和知识群体、科学家们的人生命运和事业追求密切相关的方面,归纳如下主要几点:其一,由于政权的专制性质和合法性来源问题,举凡现代专制制度的当权者无不实行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而这一点恰和知识群体和科学家们奉行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产生全面的对抗和冲突,而知识群体和科学家们的“异端思想”又是对现政权产生颠覆性政治力量的精神温床,因此,对知识群体甚至科学家进行政治迫害几乎成为常态。当然,这主要表现在现代专制制度的“极权”状态,在其“威权”状态,这种迫害很少发生;其二,为了防止知识群体和科学家们的“异端思想”对现政权构成威胁,必须对知识群体和科学家们进行全面的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控制的具体途径:部分或全部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其三,对他们的学术活动、科研活动及其成果进行控制。对于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人员,限定他们以不触及官方学说或国家宗教和现政权及其合法性来源为准,实质上致使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陷于瘫痪状态;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限定他们的研究活动和科研成果必须围绕为当权者的政治目标和政治需要服务,甚至要求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以国家学说或国家宗教的信条为其哲学指导思想,以防止他们在科研中产生对现政权有害的“异端思想”。比如1930年12月,斯大林在接见苏联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时,就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战线的形势和任务问题发表重要谈话。“斯大林对形势总的估计是:‘反对派在哲学、自然科学和某些微妙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统治地位。’由于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所以斯大林集中谈的是哲学问题。他指出, ‘主要危险是机械论者’,‘但是,对作为形式主义者的德波林分子要特别警惕。从我们理论战线斗争的角度来看,对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要特别注意。’斯大林在‘谈话’中两次点了自然科学。他说, 在自然科学领域,‘鬼知道他们搞了些什么,写些关于魏斯曼主义之类的东西,而这一切又冒充为马克思主义’。‘我们这里撰写的有关自然科学理论的作品有很多物活论的东西。《苏联大百科全书》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至少是一堆废话。因此,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批判任务。’”(李静杰《苏联社会科学的命运——从斯大林的秘密“谈话”说起》)而中国的文革时代,一切科研活动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则成为妇孺皆知的口号。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还是自然科学的科研成果,其评价体系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标准了;其四,对他们学术活动和科学活动的具体途径、方式进行控制。这是当权者为保证学术活动和科研活动围绕自己的意志和政治需要服务采取的具体措施。比如当年研究青蒿素的“五二三项目组”,就是一种全面动员、“集体攻关”的组织方式。

好了,现在我们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撇开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科学事业的其他种种历史因素,而单就政治环境而言,这三种政治环境中哪一种最能激发知识群体和科学家们的探索激情和创造潜力,从而多出科研成果呢?尽管上文已经给出答案,即第二种政治环境,但为了回答赵丹阳先生关于毛泽东时代为什么研制出了青蒿素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源头上再深入探讨一下激发知识精英和科学家探索中的创造潜能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

我以为,自近现代科学体系逐步形成以来,举凡各个领域杰出科学成果的原创过程,绝大部分是科学家的自由的个体行为,而引导这种原创过程的主要动力,则是原创者对其研究领域强烈的兴趣和执着的精神。也就是说,大批科研成果的诞生,主要是由科学家的个人兴趣引导他们自由地深入到他那个研究领域的最前沿,通过“孤军深入”而取得成功的突破。而这种由个人兴趣引导科学家自由地选择探索方向和科研目标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当然是能够保证科学家实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自主之行动”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

我们看到,在传统和现代前后两种专制制度中,前者虽然主要也是由科学家的个人兴趣为其探索的主要动力,但必须有严苟的附加条件,即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抗争精神,且要冒着被迫害的巨大风险,有时还必须付出沉重的甚至血和生命的代价;而后者只有当科学家的兴趣和当权者的政治需要吻合时,个人兴趣才能发挥它的主导作用,但吻合的情况并不很多。那么,在现代专制制度中,除了兴趣以外,科学家们探索的主要动力还有哪些呢?我以为,其中情形很复杂,但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其一,信仰的力量。当科学家的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和当权者所倡导的主流思想和主流宗教相一致的时侯,由此产生的政治激情的确能够推动一部分科学家拼命工作,但政治激情和信仰力量任何时侯都不是科学发现的主要动力;其二,科学家政治信念或价值观中和当权者的政治信念或价值观中相吻合的部分,比如民族主义,或所谓爱国主义。这也能成为科学家在现代专制体制下进行科研的动力。然而,超出“吻合”的限度,这种动力就会自然消失,甚至产生“反动力”。最典型的例子要算193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科学家海森堡。就是这个海森堡不仅在爱因斯坦之后对量子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完成了核反应堆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的许多科学家纷纷背井离乡,坚决不与纳粹势力妥协。但海森堡出于一片爱国之心,留了下来,并被纳粹德国委以重任,负责领导研制原子弹的技术工作。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海森堡很快发现自己陷入矛盾之中: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又对纳粹的暴行非常仇恨。因此,他便采取实际行动来遏制德国核武器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森堡在促进原子能和平应用上做出了很大贡献。1957年,他和其他德国科学家联合反对用核武器武装德国军队。1970年海森堡获得了“玻尔国际奖章”,而这一奖章是用以表彰“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可见,爱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海森堡身上并不兼容;其三,因政治迫害和政治压力形成的恐惧。被迫害的恐惧和求生的本能是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和科学家屈服于强权淫威甘当奴才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证明,极度的恐惧以及求生自保的本能,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人的潜力或潜质。尤其在极权体制下工作的知识群体或科学家,其中往往有一部分人正是在这种心理恐惧中拼命努力或取悦当权者以求自保,并往往能获得一定的成就。当然,我不认为当年的屠呦呦女士属于这种类型。

因此,现代专制主义尤其是现代极权时代的科学体制尽管可以通过极端手段释放科学家的科研潜能,或者通过“人海战术”这样的组织方式进行集体攻关,也能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其中不乏有利于人类的成果,但这个体制总体而言是罪恶的,是反人道反人性的,是对知识群体和科学家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摧残,并将整个科学事业置于一种可怕的精神奴役之中。而政治恐惧尽管能霸王硬上弓地释放科学家的一部分创造潜能,但终究是对知识群体和科学家创造性精神源泉的致命窒息。比如“举国体制”的科研集体攻关组织数百科研工作者集中一个项目会战,这种组织方式对于模仿复制别人的科研成果可能有某些显著的成效,但对于科学家科研成果的“原创”可以说毫无效果。因为在庞大的科研队伍群体中,那些能够在各个研究领域的最前沿不断游走并取得原创性突破的人,毕竟是具有非凡潜质的极少数科学家的个人行为。如此,人海战术一涌而上的方式能起什么作用?即便集体攻关取得了原创性的突破,那也是其中极少数的“灵魂”人物起到了开拓、引领作用。青蒿素的研制过程和屠呦呦的获奖,就是这种情况。对此,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只奖个人不奖群体的做法,是符合科学发现的一般规律的。

因此,赵丹阳先生仅凭文革期间发现青蒿素一例来高度评价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极权时期的科研体制,并由此得出这种科研体制充满生命力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请看他在总结改革开放后为什么出不了像样的科研成果时是怎样说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掌握‘国之重器’的大佬们开始忘却‘为人民服务’的教诲,开始笃信‘利益至上’了。他们开始公开宣称‘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并把鲁褒《钱神论》中的言语当作了市场文化和终身信条。”那么,毛泽东时代的科研体制,奉行的宗旨真的是“为人民服务”吗?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极权时期的科研体制和政治环境,至少有三大弊病:其一,整个科研,都是围绕当权者的政治需要进行的,而这种政治需要,在国际上,就是冷战的需要,在国内,就是最高当权者稳定权力的需要。因此,几乎倾注全部国力集中在军事工业和重工业领域(当然也有少量的民生项目,如杂交水稻)的科研攻关,甚至不顾当时民生之危艰,也就不奇怪了。比如原子弹开始研制时,正值三面红旗导致的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一边是花费巨资研制大规模的杀人武器,一边是饿死了那么多老百姓,你说这是“为人民服务”吗?其二,整个毛泽东时代,彻底“消灭”了几乎所有科研人员“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而在对他们整体“洗脑”后换上的“思想”,主要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而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因此,当时科研人员的“热情”和“忠诚”究竟是出于对领袖的膜拜(这种膜拜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仅仅是出于政治恐惧),还是出于对人民由衷的热爱,恐怕不难定夺吧。不仅如此,赵先生此话最大的漏洞就在于:对于科学家们的科研原创,为人类作贡献的道德信念当然是重要的动力源,但绝对不是主要的动力源,主要的动力源是对真理的热爱和执着追求,是对自己研究领域强烈的兴趣和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当强权将所谓“宇宙真理、终极真理”强塞给科学家们时,我相信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和兴趣引领下的科学探索精神这两种主要的动力源,也被阉割、窒息得差不多了吧;其三,在文革极权时代,知识精英和科学家们的学术、科研工作几乎和这一个群体被大面积地政治迫害同步进行的。因此,这一群体是在怎样一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和在怎样一种精神折磨中工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妨略举几例,看看在研制青蒿素的五二三项目开展的同一时期,中国大陆知识群体和科学家遭受政治迫害的整体状况究竟如何。

赵先生不是津津乐道于毛泽东时代的科研成果两弹一星吗?那么两弹一星的研究人员在文革的命运如何呢?文革期间,在造反派的疯狂批斗后,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和赵九章被先后迫害致死。两弹一星功勋赵忠尧被打得皮开肉绽,险些丧命。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的姐姐被迫害致死,邓稼先的妻子和孩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据曹晋先生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文章《文革时中科院131位科学家被打倒229人遭迫害致死》披露:从1949年到1956年,先后回国的海外学子有2000人左右,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当时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可见,文革中“很多知识分子性命难保,活下来的也是贱如牛马,哪能有所作为?那是一场浩劫,它使中国各个领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倒退。”这是铁的血腥而残酷的事实,赵丹阳先生难道对此还有怀疑,难道还想否认吗?而令笔者不解的是,面对文革中知识群体和科学家如此悲惨的命运,赵先生居然还为如此荒谬如此残忍的“政治运动”及其“科研体制”大唱赞歌,其良知何在?其人性何在?

诺贝尔奖有“阶级性”吗?

关于诺贝尔奖的“阶级性”问题,一般人都会理解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而赵丹阳先生理解得则别有洞天,且出语惊人:“法家先圣有言:‘赏罚者,利器也,不可以假人。’这句话揭示了一个亘古不易的道理,就是‘赏罚’二权的使用,关乎一国运数和民心向背,万不可假借他人之手!”

真是一个黑色幽默的逻辑!一个国家一届政府的“赏罚”大权,固然对其国民的言行举止有着不小的利害关系,但这和诺奖这样的国际大奖有何关系?不错,诺奖奖励了那些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但它罚谁了?它对各国科学家的道德行为有任何约束力吗?然而更荒唐的还有赵先生的下面一段话:“亦即是说,一旦心怀叵测的外人掌控或是垄断了对我国各个领域内优秀人才的‘赏罚’大权,后果不堪设想!老百姓以后谁还寄望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去向本国政府提出利益诉求呢,都纷纷跑去祈求境外势力的‘恩赐’了!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上下离心离德,届时谁还肯为国尽忠?!”按照这个逻辑,获诺奖者最多的美国,首先“后果”早已“不堪设想”了:数亿美国人民“谁还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向本国政府提出利益诉求呢?都纷纷跑去祈求境外势力‘恩赐’去了”,所以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大为“降低”,举国上下已经“离心离德”,美国公民谁也不肯为国“尽忠”了。那么,美国的科学家们都向谁去“尽忠”呢?当然是诺奖的评定颁发者: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卡罗林医学院;瑞典文学院;挪威议会。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美国政府的公信力果真降低了吗?美国人民对于国家真的离心离德了吗?真的人心背离了吗?恐怕恰恰相反,美国科学家拿的国际大奖越多,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就越高,因为证明了美国政府在支持美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方面成效卓著;而美国人民同心同德为美国“尽忠”的根本原因,决不是美国政府将“赏罚”大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而是所有的“赏罚”无论对普通百姓还是对手执权柄的官员都一视同仁。而不像某些现代专制国家,国内官民对立,贫富悬殊,贪腐遍地,道德沦丧,其主要原因就是掌握这“赏罚”大权的人,其“赏”多对官少对民,其“罚”少对官多对民,甚至只对民不对官:法律只是管老百姓的,一旦“光临”权贵身上,往往大打折扣。总之,关于政府公信力问题,关于民心向背问题,关于老百姓离心离德等这类关乎一个国家或民族命运之根本问题,不去考虑国家的这“赏罚”大权是否用得公平公正,是否保护了普通国民的基本权利,而是开罪于这赏罚大权被别人夺了去,这种所谓的“法家”逻辑实质上是浸透了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乳汁的荒谬思维。试问,中国当下恐怕是拿各项国际大奖最少的国度之一吧?按赵先生的逻辑,也就是“赏罚”大权还没有“假人之手”,还牢牢攥在当权者的手心吧?那么眼下中国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老百姓的人心向背如何?赵先生能和美国作一个客观公正的比较吗?

好吧,言归正传,我们看看诺奖的所谓“阶级性”或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诺奖不是任何国家的政府颁发的国际大奖,而是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者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用自己的遗产设置的一项奖励基金。而奖励的对象和原则,则以诺贝尔本人的遗嘱为准。我们不妨对照诺贝尔遗嘱原文,看看颁奖对象和原则究竟是什么,有没有所谓的“阶级性”。

诺贝尔在遗嘱中说:“……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也就是说,诺贝尔奖的颁奖对象是“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且“不分国籍”。可见,至少诺贝尔本人意向中的颁奖对象,没有任何“阶级性”可言。再看争议最大的“和平奖”颁奖对象和原则。诺贝尔遗嘱中说:“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为促进民族团结和世界和平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同样没有阶级性,因为这样的贡献,就像对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一样,是任何阶级出身的人都可以作出的。

那么,是否在以后百多年的颁奖执行中,渗杂进了“阶级性”呢?我以为不是,相反,我认为无论是瑞典皇家各院还是挪威议会,作为评定和颁奖单位,基本上是按照逝者的遗嘱精神执行的。

问题是,诺贝尔遗嘱的确充满了西方人文精神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而这样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理所当然和各种版本的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格格不入,尤其和现代专制制度、现代极权主义导致的侵犯基本人权、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格格不入,双方由此产生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比如1935年德国人奥西茨基因揭露德国秘密重整军备获诺贝尔和平奖,引起希特勒的震怒和仇视,后来多名德国科学家获诺奖因受纳粹阻挠而被迫放弃领奖。而前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前苏联杰出的物理学家、素有“苏联氢弹之父”称号的萨哈罗夫于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都引起了苏联政府强烈的不满,并百般阻挠他们前去领奖。我们知道,希特勒德国和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都是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的两个样板,前者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其发动的侵略战争致使数千万人丧生,德国人奥西茨基对希特勒扩军备战的揭露完全是正义的,而后者对国内人民的迫害也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对苏联令人发指的人权状况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抗争和揭露,也是正义的。这三人因此获诺贝尔奖,说明诺奖坚持的大方向并没有错。

现在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将诺奖坚持的捍卫人权、推进现代民主进程和反对侵略战争、维护民族团结和世界和平的原则和方向定义为“资产阶级”性质,那么,作为诺奖“资产阶级性质”对立面的“无产阶级性质”,又应该是什么呢?难道是希特勒疯狂的屠杀和侵略战争,难道是苏联斯大林体制对全体苏联人民的奴役、是其政府对人民自由和各项权利甚至生命权的残忍剥夺吗?除此以外,赵丹阳先生还能列举出比诺奖的原则和方向更加先进、人道、文明,并和诺奖原则、方向对着干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东东来吗?

当然,在诺奖和平奖项的认定上,往往由于牵涉到某些国家“主权”和“人权”之间非常复杂的政治关系,因而产生一些偏颇和差池,也在所难免。但即便如此,这些偏颇和差池也与一些严重的人权事件相伴相生,即“事出有因”。因此总体来说,诺奖和平奖项在执行过程中的历史大方向并没有错。

另外,还需要补充一点,诺奖的几个自然科学和经济、文学奖项的认定和执行,也基本能始终坚守诺贝尔本人的遗嘱精神。比如获奖成果一定要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对人类有重大“祸害”,则与诺贝尔精神背道而驰,当然无法获奖。我想,如果谁帮希特勒研制成功原子弹,他肯定无法获诺奖。而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则正是由于他反对核武器扩散,亦推动各国停止在地面进行核试验,并参与促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1963年的签署。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他又赞成美苏两国共同放弃反弹道导弹的研制,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从而开罪了苏联政府。之后,萨哈罗夫继续从事维护人权的社会活动,遭到苏联当局的政治迫害。另外,对诺奖而言,科研的手段也必须是人道的,正当的,符合人类普遍道德标准的。试想,即使当年日本七三一部队通过人的活体实验取得了再大的科学发现,也是不折不扣祸害人类的禽兽行为,是要被诺奖坚决拒之门外的。可见,如果诺奖是以这样的“阶级性”来捍卫自己的人性底线和人道主义原则,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赞一个”呢?

第二个话题:科学意义

屠呦呦女士获诺奖特殊的科学意义也可以按照赵丹阳先生的话题分类分为两个层次讲。一个层次:中医学的现代科学价值及其中西医学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层次:屠呦呦作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获诺奖折射了中国科学体制哪些重大弊端。

中医中药的科学定性以及中西医之间的关系

青蒿素诞生于中华医学医药的宝库,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然而,青蒿素的孕育、胎成、分娩,却离不开现代医药科学的手段。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因为现代医药科学,属于我们所说的西医,而不属于中医中药;更因为如果按照中医中药传统的制药用药模式,是永远产生不了青蒿素的。这看似一对矛盾,却牵涉到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对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进行科学定性,并如何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人类的认知和认知对象吻合的部分都可以称为真理的话,那么判定这些真理是否属于现代科学,还有一个根本的标准,即人们对这部分真理的认知,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是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如果是前者,那么还不能称为现代科学,只能称为经验或常识;而如果是后者,则可进入现代科学范围。然而,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医学宝库,却又似乎远远超出了经验和常识的范围,它的医学药学理论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对人体、对病理、对药理的诸多认知往往已经进入“所以然”领域的前沿,且和认知对象诸多规律、真相有“形似”甚至“神似”之处,可惜,中医中药的认知能否和人体生命奥秘的真相达到基本吻合,仍然存在着漫长的距离,所以,对于现代科学它仍然难以望其项背;因此,如果说它是科学,只能归于“传统科学”范畴。

相反,现代西医西药理论,无疑属于现代科学范畴。也就是说,现代西医西药理论整个立足点,是建立在对生命、人体、病理、药理的“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认知基石上的。西医西药形成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几乎借助了现代自然科学一切领域的优秀成果。它创立了人体解剖学、细胞病理学、生物、生理化学、人体胚胎学、微生物学、遗传学、人体免疫学、核医学等一系列学科,它们的认知触角,几乎深入到生命、人体内部的一切活动空间,包括血液循环、神经系统、大(小)脑功能区以及细胞、基因、微生物等等人体生命运行的微观世界。也就是说,通过掌握人体生命的奥秘来破解各种疾病发生的机理和根本原因,从而对症治疗,达到釜底抽薪的疗效。

对于这个问题,赵丹阳先生似乎只赞成一部分,大部分或从根本上说不赞成。且看:“据实而论,西医以解剖学实证为基础,研究人体患病的状况,以现代物理、生物、化学知识,解读认知人体内的种种现象,以消除致病因素(病菌、病毒及生化伤害)为主要治疗手段,微观操作步骤明确、清楚,确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中医去芜存菁的加以吸收。但不容置喙的是,它对不能明确显示现有生理指标异常的疾病,无能为力,具体表现在对很多所谓疑难杂症,无法明确诊断,更无法治疗。对一些虽能显示生理指标异常、但尚不明其产生原因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更是常常束手无策。”

对西医西药理论作这样的总体评价,貌似客观公允,实则似是而非。第一,人体解剖学当然是西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发轫之处,但西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发展则远远超出解剖学的基本知识,而深入到人体生命各个领域的规律探索之中。比如器官功能、血液循环,细胞分裂,胚胎发育、基因遗传、免疫原理、直至大小脑的各功能区。尤其对人体生命中微观世界的认知,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突破。毫无疑问,西医所走的道路,是目前攻克人类所有疾病并求得根治的惟一途径。尽管根治人类所有疾病目前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目标,或者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西医在探索人类生命奥秘的进程中攻克各种疾病,是肯定会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接近的;第二,运用物理、生物、化学等一切现代自然科学理论所认知的对象,决不仅仅是人体内的“种种现象”,而是认知人体内发病的种种机理和规律,而所谓“消除致病因素”恰恰是对致病肌理和致病原因的刨根究底,是根治疾病的根本途径,尤其用现代科学手段消除致病因素,这对传统中医的诊治模式是永难做到的;第三,目前西医学没有攻克的人体疑难杂症,比赵先生例举的要多得多,其中无非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既没有找到致病原因,也没有找到发病机理;其二,找到了发病机理,但仍不能准确证实致病原因,如糖尿病等;其三,找到了发病机理和部分致病原因,但现代科技还无法提供根治的有效手段,如各种癌症,目前仍然无法解决人体细胞的异常分裂问题。然而,如果因为目前还不能根治某些疾病,就断言西医学对这些疾病束手无策,那是荒唐的。事实是,对目前任何无法根治的疑难病症,西医都开拓了多种治疗途径,且疗效显著。比如对高血压的控压治疗、对糖尿病的控糖和胰岛素治疗,对癌症的手术和放、化治疗,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某些疾病患者的治愈率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存期逐步延长,患者的痛苦也大大缓解。而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和癌症这类病症真正处于束手无策境地的恐怕还是传统中医吧?比如一例早期乳腺癌动了手术并辅以化疗可以让患者存活二十年,但以传统中医的诊疗手段能做到这一点吗?恐怕传统中医连癌症的发病机理都没有弄清吧?中医理论中有关于人体细胞的分裂知识吗?有关于恶性肿瘤是人体内一种变异细胞、且可以不受人体组织部位的约束而无限分裂的知识吗?第四,生命是地球自然界万物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人体尤其是人的思维又是地球生命发展的高级阶段及最高精华,人的生命人的大脑人的思维奥妙无穷,几百年的人类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西医理论岂能将这无穷奥妙悉数破解?恐怕了解个皮毛就算不错了。因此,所有这些疑难杂症不能根治都是人类对自身生命奥妙还只是一知半解的缘故,人类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和认知,相信将来这些疑难杂症会被一个一个彻底攻克的。

再看:“……西医理论在对整个人体的宏观把控与描述上,存在巨大缺陷,患者在他们眼中从来都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而是一堆零散的部件。所以他们之于病灶,从来也不想着‘调其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促其自愈,而是动辄施以刀圭,非要剖腹破肚不可。要么就是使用副作用极大的化学类药物,让人在‘康复’之后,埋下凶烈的隐忧。”赵先生居然说出这样的昏话,那就不仅是荒谬,而且折射出无知和愚蠢了。正因为西医理论对人体生命奥秘的“宏观”把握已经达到了现代科学的水准,所以才对祸害人类数千年的若干凶险顽症取得了彻底根治的巨大成果。天花病毒在人间肆虐数千年,在中国至少也肆虐了数百年,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中国北方爆发了天花疫情,并且是一次高峰期,当时没有有效的防治办法,居民因病伤亡无数,连顺治帝的哥哥都不幸蒙难,18世纪中叶,中国南方地区天花流行,病死率超过1/2。1820年代,英国发明了预防天花病的牛痘疫苗,利用人体的免疫功能通过疫苗预防天花病毒的感染。终于于1979年10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已消灭了天花病。另外,像疟疾、肺结核、霍乱、鼠疫、斑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等多种烈性传染病,正是由于西医西药理论弄清了人体的发病过程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机过程,是一个各种器官功能和人体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弄清了各类病毒、细菌、微生物的致病源,并发明了抗生素药物,研制出各种疫苗,才从根本上遏制了这些顽症对人类的大面积祸害,并能得到根治。试问,中医理论连致病源的病毒、细菌、微生物是何物都弄不清楚,更谈不上研制抗生素来对症下药,对这些疾病只能无可奈何。清朝连皇室显贵都患上了天花,那些宫廷御医都是顶尖的中医高手,他们对天花不是束手无策吗?肺结核患者在中医手中屡屡无计可施,但几支“盘尼西林”却可以救患者一条性命。这其中的差别,还不明显吗?

毫无疑问,中医和西医相比产生的巨大差距就在于:中医对生命和人体的机理、奥秘、规律、微观世界等种种真相根本没有一个系统的、清晰的、科学的、客观、逐步深入全面的认知,或者处于朦胧状态,同时,它也无法依靠现代科学手段进行诊断和对症治疗,因此,它对若干祸害人类数千年数百年的顽症、烈性传染病,怎么可能从根本上进行遏制和根治呢?对于这些导致成千上万人大面积死亡的病症和温疫,中医中药无论怎样“调其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对那些免疫功能完全崩溃的患者都绝不可能“促其自愈”,而能“促其自愈”的,只在那些自身的免疫功能已经发挥作用并在对抗病原过程中逐步自愈的患者身上才能发挥一些作用,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而西医理论所走的正是一条利用现代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杰出成就探讨生命奥秘、认知人体规律的道路,因而这是一条具有辉煌前途的正路,是人类通向最终攻克人体各种疾病的必由之路。

当然,和西医相比,中医又有着别有洞天的优势,尤其具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医中药是人类一座奥妙无穷、丰富无比、独一无二的医药健康宝库,这一点,也是无庸置疑的。那么,这个宝库比起西医西药来别有洞天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自然界中成千上万种植物、动物甚至某些矿物质皆可入药,针对各类疾病均有一定疗效,甚至有些有着显著疗效,这是中国医学经过数千年的摸索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一点极为了不起。要知道,这些天然的、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合成的药物经过焙制和巧妙的搭配产生的药效,仅仅是在非常原始、简单的制作过程中获得的,也就是说,一些动植物潜在的药效要比简单炮制后的药效高得多,只要用现代科学手段将其提炼出来,它对某些疾病发挥的作用往往是西医人工合成的药物难以企及的,青蒿素的成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而类似青蒿素的高效药物在成千上万种中药中,还潜藏着多少等着人们去发现挖掘?第二,尽管中医理论对疾病的诊治在大部分情况下只处于“知其然”状况,然而这个“知其然”中往往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智慧,其中有些甚至成为通往“知其所以然”的钥匙。比如早在唐朝时,长安城的裁缝就会把长有绿毛的糨糊涂在被剪刀划破的手指上来帮助伤口愈合,就是因为绿毛产生的物质(青霉素素菌)有杀菌的作用,也就是人们最早使用青霉素的范例。如果中国人及早掌握这把钥匙,那么在现代科学条件下,就有可能比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更早地发明青霉素。那么,在中国数千年的中医中药的传统智慧中,还深藏着多少这样的钥匙等着我们去发现呢?第三,中医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指导,以人体的气、形、神统一为病理依据,以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为病因探究,通过望、闻、问、切等诊断方法判断邪正消长、确定病因,以辩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对症下药,辅以艾灸、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物理治疗手段。而治疗尤其注重养治结合,经脉畅通,气血调理,阴阳(寒热)平衡。总体而言,整个中医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都显得空灵玄妙,深奥难懂,但又似乎又与生命的本真和人体世界的真相若即若离,相去甚远。但是,中医的临床实践的确是从人体的“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整体运行趋势出发诊治病情的,并且并非全无功效,甚至往往功效显著。比如人体各个穴位和人体整个经络关节和各个器官的关系,就有着极为可靠的临床依据。针对不同病症物理刺激不同的穴位,往往能达到预期的疗效。可见,中医理论对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变化的探究,极有可能触及到人体内一个更加奇妙的未知世界,而这个未知世界是目前的西医理论所一无所知的,并等着人类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手段作进一步的发掘和探索。

当今中国科学界、学术界的“重症”是犬儒主义盛行

屠呦呦作为“三无”科研人员获诺奖,的确是对中国目前科学体制的一个尖锐的反讽,尤其对中国科学界和中国学术界顶级权威精英集团的两院院士群体,更是一个无情的嘲弄。无论屠呦呦获诺奖的争议有多大,屠呦呦作为青蒿素研制过程的担纲者连院士都没评选得上,足以说明中国科学体制中最为重要的科研评估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那么,中国科学体制眼下的致命症结,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中国科研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前途,有些什么致命的危害呢?对此,赵丹阳先生也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反倒是1980年之后,社会舆论一片欢呼雀跃,说什么‘科学的春天来了,知识分子也都进入了领导阶层了,待遇在各方面都大幅度提高了’,科学家们也都被感动得五体投地了。电台上更是经常报道,说科学家们遇到一个百年不遇的好时代。不过,在这个‘科学的春天’里,大家却不得不尴尬地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为什么中国科技工作者再也没有重要成果了?类似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吴征镒、华罗庚式的人物,为何藏身隐形了呢?!”

以改革开放前后的科研状况比优劣,并不客观公允。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大陆科研成果并不逊色于毛泽东时代,甚至比起毛泽东时代颇有增色之处。可信手拈来数例: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通过验收、中国研制世界首个快速连续反应的仿人机器人、研制成功世界首台永磁悬浮旋转机械、世界最大激光快速制造装备在武汉问世、成功研制最大功率电子直线加速器、我国首款自主知识产权相变存储器芯片研制成功、我国科学家揭示卵细胞重组编程的奥秘、我国科学家主导的国际团队完成白菜基因组测序、我国培育出世界首例赖氨酸转基因克隆奶牛、我国科学家研究发现甲亢致病新机理、破解水稻抗虫世界难题、中国科学家主导完成50个水稻基因组重测序等等。至于毛泽东时代屡屡被国人引以为傲的“两弹一星”事业,在改革开放后丝毫没有停滞,反而渐入佳境: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飞船的成功发射,从无人飞船到载人飞船,直到和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的对接成功,在短时期内如此瞩目的太空科学成就,赵先生为什么充耳不闻,闭眼不看呢?当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成果比起毛泽东时代肯定要增色许多,但和三十多年来国家实力的发展、国家对科技事业的投入以及科研学术活动的宽松环境相比,仍然是颇不相称的,留下许多遗憾的。

赵先生又说:“象研制青藁素这件事,如果是现在的权贵们决策,肯定是不干的,我们给越南人研制青藁素,越南人有美元买吗?再说强大的美国人都快要占领越南了,这些越南人是死是活都是未可知的事情。我们研制青藁素,那不是花钱打水漂吗?坚决不干。现在精英们拿着青藁素这项技术,也是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用来赚美元了,搞得中国的老百姓没钱就别想用,从而导致死亡率年年上升,更不用说给越南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屁民了”。赵先生真真是糊涂了。毛泽东决定搞抗疟疾药物,哪里是为了越南和第三世界国家那些饱受疟疾病痛折磨的屁民,而是为了那些和美国势力作战的越南士兵,为了冷战,也为了中国和苏联争夺国际共运领袖地位。而如今中国此类“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恐怕仍然没有中止吧。比如对我们北边那个喂不饱的“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邻国的国际援助,恐怕没有中断过吧。另外,说眼下中国大陆的一切科研都是为了“赚美元”,真真的是幼稚到家了。任何国家即使再利欲熏心,小肚鸡肠,其科研方向都是有大局统筹的,其中如果不考虑国家的战略发展和民生方面的需求,那就是犯傻,就等同于自我了断。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做法,倒像是对当年青蒿素研制方式的反讽,为了越南的一个请求动用几百人的科研队伍和这个领域的全国性资源,不正是“量中华之物力”吗?至于学术科研圈子里“有些人不甘寂寞,甚至带头干起了‘论文代发’的买卖,把‘学术’也当成生意来做”之类的寻租逐利现象,在目前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但如果光以金钱和名利来判定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眼下的致命症结,又失之于表面和肤浅。

那么,中国当前科学界学术界的重症是什么呢?我以为,是现代中国犬儒主义的盛行。道理何在呢?我以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科学界和学术界,其整个精神支柱当然是科学家和学者的信念。而这个信念既不是某种政治信仰,也不是为天下“受苦人”谋利的慈悲之心。这个信念,就是对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对真理的追求。一个科学家或一名学者,既然他已经跻身于这个阶层,投身于这个领域,那么追求真理的信念就是他自尊和为人的底线,也是他在这个领域扬名立万的招牌。这个底线是不容易被突破的,一旦突破,他的精神支柱就完了,他的灵魂就飞了,他就与行尸走肉相距不远了。因此,那些追蝇逐臭的市侩小人一般是很难抵达这个阶层或这个阶层的精神境界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科学界和学界知识精英的信念和精神支柱,是不容易被摧毁的,无论是专制高压、还是思想禁锢,抑或威吓暗杀,都无济于事。因为一般的知识精英最不甘心的就是放弃几乎与其生命等量齐观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价值。比如当年国民党政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精英的一些高压政策,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些知识精英和民主党派反而越挫越勇。何况现代国家的当政者大都深知科学和学术对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性,他们不会傻到自毁长城的。因此,举凡现代国家的科学界和学术界是有一种整体“气场”的,这个强大的“气场”就是科学家和学者对真理追求的共同精神力量产生的。当然,其中追名逐利者有之,抄袭作假者有之,妒贤嫉能者有之,打压排挤者有之,欺世盗名者有之,但所有这些学术不端行为,都无法从整体上破坏这个气场,因为相当一部分学术不端者,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围绕他的探索和研究,如果他自我贬低到追蝇逐臭的普通市侩水平,就说明他的底线被突破了,魂儿丢了,精神崩溃了,本人已经彻底绝望了。

但是,有一种力量可以突破知识精英的精神底线,因而能够打破甚至摧毁这种气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也就是说,在知识分子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命门,找到这个命门,就可以一举摧毁他们整个人格力量、思想力量和对社会正义、社会道统的自我担当。这个命门,被马克思找到了,被列宁运用了,被斯大林歪打正着地发扬光大了,而被毛泽东运用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

这个命门是什么?就是知识分子身上的“原罪”意识。这个原罪是什么呢?按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来看,就是在人类社会经历的所有时代,知识分子从其阶级出身上来说,都依附于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营垒。而知识分子所属的阶级,在当今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他们或多或少参与了资本家的剥削,因而他们身上仍烙有本阶级的烙印,如果他们要参加被剥削阶级的革命营垒,就必须铲除身上固有的阶级烙印,加以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才能脱胎换骨站到无产阶级和人民这一边来。

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这种原罪意识并不全是马克思的学说制造出来的,实质上它早已深藏在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良知”之中。它的历史根源就在于,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底层百姓的确一直处于被剥夺的状态中,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反而不能尽情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而能尽情享受其劳动成果的恰恰是那些不用从事体力劳动的“富人”。这是一个无可辩驳而又长期得不到答案的铁的事实。而对这种人类社会中长期以来不公不平、恃强凌弱现象的反思、反省,早已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良知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成为他们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的一个道德支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面前,大批知识分子的“入彀”,是在所难免的,而让他们“认清身上的原罪”,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一点,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延安整风时,就在当时延安数万中共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做到了。到了1957年中国大陆的反右运动,数百万知识精英的“命门”被中共一举击中,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精英们曾在国民党政府高压面前的铮铮铁骨,却被马克思“阶级原罪意识”这柄利剑击得粉碎,成了一群断了脊梁骨且相互撕咬的赖皮狗。不妨从宋永毅先生《另类“反右”:中国知识精英的丑陋和耻辱》一文中引出一例:“著名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的经过很能说明问题。傅雷是《文汇报》总编徐铸成的好友,也是该报的社外编委。1957年夏《文汇报》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傅雷竟也投入在报上公开揭发徐铸成的行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尤其是7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的‘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一文,以便为自己和徐共同商量的办报方针等开脱,一边把徐铸成说成是‘是有阴谋的,有集团的,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这一做法自然引起徐的反噬,他在7月10日的长篇检查‘我的反党罪行’中交代了‘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并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反右派斗争擦亮了我的眼睛,我要质问傅雷,你怎么这样了解陆诒等的情况,你这样关心文汇报的大鸣大放,究竟为什么?你究竟和陆诒等右派分子是什么关系?’结果可想而知:徐铸成当然打成了右派,傅雷在1958年初的‘右派补课’中也没有逃脱,并因此埋下了他文革中自杀身亡的契机。”

什么叫犬儒主义?傅雷和徐铸成之间的“互噬”就是中国现代犬儒主义的典型表现。只有在知识分子为理想求真理为社会担道义的自尊、自信、自强的底气被一扫而空的时侯,才会出现这样的表现。徐贲先生在《当今中国犬儒社会文化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几种典型表现:“彻底看穿、看透,因为彻底,所以绝对不相信、不接受,不抱任何改变的希望,也不做任何改变的努力,成为一种虚无主义和绝对的相对主义,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人们因为看穿一切价值标准的‘虚伪’和‘权力操纵’而否定一切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价值追求,他们在无权的时候无不可忍受,有权的时候则又无所不为。”“明知不对,照做不误。……所有的人都在自欺欺人,也都知道别人在自欺欺人,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些什么,但依然坦然为之”。“我在撒谎……至少我知道自己在撒谎,我知道这个制度是不好的……就算瞎子也能看到。但是我还是在尽我所能为这个制度服务。……”而知识分子和追逐蝇头小利的市井俗夫不同,后者安于平庸,前者不安于平庸。如果知识分子以其“正面存在”的价值被摧残殆尽之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超出平庸”、特别异类的“反面存在”的形象面世。也就是说,要无耻,就无耻得出格,要丑陋,就丑陋得“出彩”,要卑鄙,就卑鄙得不凡,要虚伪,就虚伪得出神入化,要撒谎,就撒谎得炉火纯清,要阿谀,就阿谀得淋漓尽致。眼下一些专家学者为什么被网民们气愤地骂为“砖家”、“叫兽”,就因为他们不仅在装睡,而且装睡时仍在“梦呓”,而“梦呓”中的无耻和谎言远远超出了“平庸”和“常识”。

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中独特的现代犬儒主义发轫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成形于五十年代的反右和六十年代的文革,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则是它“终成正果”、将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追求真理”气场彻底打破而大获全胜的“黄金时期”。这三个时期谁也离不开谁,前者是后者的积累,后者是前者的“成果”。本来,改革开放之后,在持续的政治高压基本解除的情况下,科学家和学者们追求真理、担当道义的自尊、自信、自强理应回归,科学界学术界追求真理的“气场”理应恢复,或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确出现过一抹此类曙光,然而这抹曙光很快就消失了,科学界学术界中奉行犬儒主义、自甘堕落、自我流放、破罐子破摔的人越来越多,以致最后“蔚然成风”。

而在造成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当下犬儒主义盛行的众多原因中,科学家、学者本人的主观原因当然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起主要或关键作用的客观原因。现试将这些主要的客观原因归纳如下: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对知识分子和科学界、学术界、教育界的政治高压尽管已经减轻许多,但对科研学术活动通过行政方法进行政治思想控制的科学、学术体制依然故我。在科研、教育、学术单位中,党政领导“一手遮天”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毛泽东时代,一手遮天的党政领导的主要任务是给科研、学术、教育活动施以政治高压,致使科学家、教授、学者们在科研、教学、学术活动中俯首贴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改革开放以后不久,科研、学术单位和高校的党政领导除了继续进行宽松许多的思想政治管控外,开始一步一步利用权力寻租,腐败起来,从而导致科学家、学者、教授们也跟着“腐败”起来。而政治高压和腐败,同样是对知识精英信念和灵魂的釜底抽薪,致命一击。因此,科学界学术界党政权力的寻租和腐败,则是导致知识精英因绝望而精神沉沦的第一原因;

第二,行政管理权力的腐败和学术管理权力的腐败相互交织,结出的第一个恶果就是整个科学、学术评价或评估体制、机制的异化和扭曲,致使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评估标准在实践中逐步解构,最终让位于权力寻租和利益争夺。比如评各类业务职称,一方面评定条件过于机械、苛刻,另一方面权力寻租、熟人、“裙带”关系“大举入侵”,致使职称评定“不公”状况屡屡发生。另外对各类科研成果、学术成果和教学活动的评估,对各类业务活动奖项的评选,直至最高学术领域的院士评选,逐步丧失了“科学、客观、公正”的标准,成为权力寻租和争名夺利的赌场和名利场。沙林先生在《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一文中披露:“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科学、学术体制中的评价评估机制是支撑“追求真理、担当道义”这个“气场”的最主要的“气源”,其一旦“泄漏”于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易,则整个气场便随之崩缩,这是导致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彻底“看破”、彻底“绝望”、从而走向犬儒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二;

第三,权威夺“理”,学霸封路,是科学、学术界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联姻结出的第二个恶果。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探知未知世界和发现真理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从事探知和发现的知识精英群体必须掌握社会话语权,即具有在社会上公开发表自己看法和意见的自由和权利。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从事科研和学术活动的群体拥有社会话语权,一般而言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除非在现代专制和现代极权制度下。然而,在话语权问题上,仅仅具备这一个条件还是远远不够的。在知识群体集体拥有话语权的前提下,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即这个话语权对于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平等的,即每一个人都应拥有平等的、相同的话语权。但是,话语权在知识群体中的绝对平等,一般情况是做不到的。因为在科学和学术活动中,因能力、潜质、学养、视野和勤奋程度不同,各人的科研、学术成就也各异,这就形成一小部分成就杰出的学术权威,即他们的成就或发现的“真理”比一般人要多,因而知名度、信誉度及其社会学术地位要比一般学者高,这就自然形成了他们掌握的话语权要比普通学者大,但这并不是学术权威们垄断整个话语权或将话语权按学者的学术、社会地位等级进行分配的理由。因此,在一些国家,为了防止科学界和学界话语权被少数权威垄断,从而压制学术底层人员探索、发现的声音,都会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或者由科学、学术媒体留给普通学者发声的空间、时间和版面,或者由科学、学术管理机构提供平等、自由讨论和争论、批评的平台,或者由科学、学术评价机构不断从普通科研人员或普通学者中发现人材,发现他们新的科研学术成果进行扶植培养。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学界和学术界,科研活动尤其是学术活动中的“圈子”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个课题,一个领域,一个专业,往往由一个或数个学术权威领衔,形成以单位或师生或同仁为关系网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内,学术权威就是老大,就是真理,几乎垄断着这个圈子的所有话语权,不允许圈子里任何人对其的学术理论和成就有所质疑和批评,更不用说平等的讨论和争论了。而这些权威、学霸的形成,当然和他们的资历、声望、学养、学术成就有关,但与其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学术管理权力甚至“裙带关系”也有着关联,因此,这些权威学霸的学术成就往往并不是最优秀最领先的,甚至有学术上的滥竽充数者。而为科学界学术界提供话语平台的众多媒体,除了用钱可以发表论文外,往往完全根据对方的学术头衔、行政官职、名气来头提供相应的话语空间,仿佛头衔越高,官职越大,名气越牛,掌握的真理就越多。形成了按学术头衔、职务地位、名气来头“分配真理”的荒唐现象。而那些埋头于研究探索且成就杰出者,却被排挤出“话语权”之外。我们知道,科研人员和学者出成果的最佳年龄段,一般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而这个年龄段在我国的学者中,其专业职称和学术地位还处于中下等级,还处于熬资历阶段。当他们陷入这些学术圈子里时,他们在科研和学术上的新发现新成果,很可能因为话语权被剥夺而被圈子里的权威扼死,他们新闯出的探索之路也会被那些学霸们堵死。这也是导致大批中青年学者在科研、学术生涯中感到绝望的另一主要原因;

第四,在各国的科研学术领域中,对学者和科研人员制定明确、公正、规范的资历等级和学术等级,并与他们的物质待遇挂钩,已经成为惯例,这有助于体现他们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在眼下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已经形成一个不是以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为依据的畸形的金字塔型的等级制。这个等级制的架构,几乎完全是以科研、学术、教育单位的行政权力层级和学术管理权力层级为依据。正常情况下,科研学术界的行政权力和学术管理权力是为科研学术活动服务的,必须保证科学学术评价机制的科学、客观、公正,必须保证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向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倾斜,向一线科研、学术人员倾斜,向重点领域的前沿突破倾斜。而中国科学界学术界的“双权”金字塔却恰恰相反,各个层级的当权者利用科研学术活动大肆寻租,逐利自肥,并按权力大小霸占瓜分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拿了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又不认真做事,往往用来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这样的权力金字塔对科研学术活动的反向破坏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它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真正有价值有前途的科研学术活动被窒息甚至扼杀,在各个领域前沿奋力探索的科学家和学者被边缘化,受到排挤和打压,权力谋私者,弄虚作假者,趋炎附势者,欺世盗名者,不学无术者,反而占据科研学术要津,掌控着大量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春光无限,甚嚣尘上,名利双收。屠呦呦现象,就是对这个金字塔现象极为深刻的讽刺。这是导致大批科学家和学者彻底绝望并走向犬儒主义的第四个主要原因。

好了,由于篇幅关系,就说到这里。但我相信,信念破灭、灵魂出窍、走向犬儒主义的并不是中国科学家和中国学者的全部,有相当一批屠呦呦式的科学家和学者仍然坚守着追求真理担当道义的信念和自尊。他们才是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的脊梁和希望。这就是屠呦呦女士获诺奖给我的最有价值的启示。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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