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新闻网编者按: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陈子明,于2014年10月21日因病去世,享年62岁。值此陈子明一周年忌辰之际,发表此文以表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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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

陈子明过早地离我们而去,这是中国民主事业和现代化事业的重大损失。不过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而丰富的遗产,这份遗产不仅体现在他的人格形象和道德感召力方面,也表现在他的思想文字和理论阐述方面。

正如郑也夫在送别陈子明的悼词中说的那样,陈子明是天生的政治家,他以政治家自期,但与此同时,他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潮中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对今日中国社会矛盾的理解、洞察与分析是深刻的,他对中国从何处来,应该和必将向何处去的论述是令人信服的,他对当代中国各派政治社会思潮的剖析与回应是中肯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十二卷著述,值得我们认真咀嚼和消化。

陈子明的思想探索与理论论述无疑是围绕着在中国争取与实现民主这个目标来进行的,但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为民主而奋斗的人士从来就不是一家一派,而是有各家各派,思想深层的差异,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与争取到民主之后怎么走的政策中表现出来;不少一度为民主而奋斗的志士仁人,会因为深层次的思想立场问题半道退出,落荒或者转向,也有人在思潮流派的激烈论争中莫衷一是、混乱糊涂。不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民主奋斗史上半途而废或走上岔路者不乏其人,所以,外在的方向定位与内在的思想立场定位关系密切。陈子明的政治思想立场的特点是,既有读书破万卷的学者式的深厚积淀,对事物复杂性的理解,又有政治家的坚定执着、简洁明快,直入事情核心和本质的力度。

让我们围绕着陈子明在21世纪到来前后,在中国经历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和冲突时所表达的观点,来考察和评价他的思想立场及其特色、作用和意义。

自由民主是陈子明思想不变的底色和主线

陈子明是以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的身份和形象亮相于中国政治舞台的。他的政治思想立场在当时已经形成,与四五运动的方向完全一致,这就是:反对专制主义,争取自由民主,实现现代化。

陈子明投身于四五运动时24岁,他在剖析自己心路历程的“走向宪政民主”一文中写道:“在四五运动爆发前的几年中,人生观、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已经基本确立。”

与他那一代同龄人中爱思考、有正义感的青年一样,陈子明在形成人生观、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过程中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强烈刺激和极大的启发。其一是与自由民主价值刚好相反的“文革”现实,倡导和实行的是“全面专政”,到处是抓人、揪斗、抄家、镇压,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与迷信,普遍的落后与贫困,全国弥漫着恐惧气氛。其二是读书,尤其是读“内部发行”书和禁书,这些书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原典,又包括“修正主义”代表作,甚至有当代西方“帝国主义”政治家、理论家(比如尼克松、基辛格)的著作,而影响最大的,当数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和密尔等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论著。他的“思想探索是带着实践中的困惑到理论中寻找答案,又从当代、现代回溯到近代、古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逐步确立了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

像陈子明、王军涛这样在四五运动中最积极、最勇敢的先锋分子,已经自觉地自我定位为自由民主主义者,运动之后舍弃了被纳入体制内当接班人的前途,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为民主中国和现代化中国而奋斗的道路。

陈子明认为,反对中国走民主化道路的主张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宣称中国已经实现了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民主”,高个子不需要向矮个子看齐;第二是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由于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低素质,西方国家实行的民主在中国行不通;第三是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固然势在必行,但要慢慢来,操之过急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有导致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危险。他列举了大量事实,雄辩有力地驳斥了以上三种论调。

陈子明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民主主张上面,而是主张要有一张时间表,就像清廷实行新政于1908年颁布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那样,对一系列事项指定主办单位,开列进展速度。他说:“尽管现在还没有像20世纪初清廷颁布的那一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但至少可以开列一份有待解决的民主化任务清单。对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以下十项是至关重要的条件”:迁徙自由、罢工自由、统一国防、统一市场、党政分开、司法独立、信息公开、表达自由、地方自治、直接选举。

陈子明认真、具体、细致地研究过未来的民主制度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设想,从中国的国情与历史出发,与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大国相区别,中国的民主制度会有以下一些特色。第一是多样化的地方体制,这是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不同的国家结构形态的复合,是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的混合类型,未来的地方行政体将分为地方自治体与非自治的地方行政体两种,现在的省、县为非自治的地方行政体,其余各个层级为地方自治体。第二是特殊的两院制,现存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改造为类似于英国上议院那样的机构,其成员的产生仍为非民选,其决议的效力低于民选的代议机构。第三是政务官考选制,政府公职人员分为两类: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的产生既需要通过选举,也需要通过考试,这是孙中山主张的方法,弥补了只靠民选的弊端。

结合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认同民主价值的政治思想流派不止一家,而是有若干派若干家,比如,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主张民主的,在近现代条件下,民族主义甚至保守主义都程度不等地包含有支持民主的内容。陈子明的政治思想门派如何?他的言论清楚表明,他不赞成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他的思想定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结合。

对于任何了解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这一点对于陈子明来说也是如此。他服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熟读他们的著作—比如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密尔的《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等等,并将这些论著称为“世界文明主流的思想源头”。他把在中国近现代产生和存在的自由主义视为民主价值观最重要的本土资源,他对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胡适深有研究,他说:“胡适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涵义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 这四点与陈子明的主张深为契合,甚至可以用来概括他本人的主张。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对于陈子明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注意到,当代民主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是由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政党执政,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这种主义曾经是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在今日中国,也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迹象。从内在理路看,陈子明既要有自由主义强调的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也要有社会主义力主的社会与经济的社会化原则。他以非常欣赏的口气引证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的话说:“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还异常服膺李卜克内西的名言:“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

社会民主主义既是民主主义的一种,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可以看出,陈子明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赞成,相当程度上包含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拥护,还看得出来,当他赞扬社会主义时,他的口气更由衷,感情更饱满。他说:“相对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者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对现实社会持强烈批判的态度,对未来充满憧憬,而不是把过去视为黄金时代或者满足于对现状做出修修补补的制度安排。他们能够把个人的梦想变成一种社会的理想,最终又把理想变成现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正是社会主义者给予了历史进程最强有力的推动。”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比自由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和自由主义的命运相比,社会主义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前者是强者的哲学,与帝国主义有割不断的联系;后者则是弱者和被压迫者的福音。”他断言,社会主义在未来前景光明:“可以预期,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新的旗帜上,和谐、公平这些社会主义的口号仍将具有活力,并鼓舞人们向着理想的境界前进。”

必需说明的是,陈子明所讴歌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中国人一直误认为的、官方宣传和实行的社会主义,那些东西根本不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是一种‘等级社会主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封建社会主义’……邓小平仍然没有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他所鼓吹的还是‘唯生产力论’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陈子明看来,“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解放人而不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说到底,社会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应该说,陈子明表现出的社会主义倾向和偏好在中国人中间其来有自,源远流长。对此著名汉学家艾恺(Guy S. Alitto)有深刻的观察和评论:“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与政治领袖—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孙逸仙及其他小党,以及较次要的人物如阎锡山、冯玉祥、胡汉民等等,没有例外的全部提倡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管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如何,中国的人物几乎无人提倡任其自为的资本主义,显然,孔子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代表传统中国思想的传统有其深远的影响。”

人们还可以设想,不仅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孔子的“中庸之道”思想很可能在陈子明的政治思维中也起了作用,使得他接受社会民主主义。他说过:“本来,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介于自由民主主义与苏维埃模式的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单纯思想家或学者容易走极端,而政治家则喜欢折中、综合,其思想观点各色杂糅。

政治家的眼光还表现为特别现实。陈子明提倡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考虑就是,在当代世界上社会民主主义是最为壮观的政治力量:社会党国际拥有成员党和组织142个,党员近3000万,在30多个国家执政或参政。(同上书,第218页)另外一点现实的考虑是:“按照‘与时俱进’的观念,21世纪的中共必需摆脱僵化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作出新的划时代的选择。有两条路就在脚下,一不留神就会走上其中的一条。其一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陈子明政治思维的开放性与综合性最明显的表现是,他最终表述的自己的政治思想定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交叉重合部分:“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当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价值是可以重合起来的,甚至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和原则也是可以重合的。‘共同底线’论意味着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即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普世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即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

实干家的角色

陈子明的老战友王军涛指出,陈子明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贡献,不仅在观念、理论、知识谱系方面,更大的、更独特的贡献在实际方面,他是“实践者和策略推手”,“善于利用制度空间、敢于发动政治风潮,在实践中推动政治进步”。

陈子明本人也说:“中国的民主不能始终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只有化为千百万人的实践,民主的心态与行为才能通过惯例的积累逐步硬化为制度。”“当前,中国民主事业最需要的并不是民众的教师,而是民众的榜样,不是民主的教士而是民主的战士。”“当人们从鼓吹家转到实干家的角色位置时,关注的中心将不再是民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是它的战略与策略。” 当然,他对争取民主的战略、策略的阐述,对实现民主的路径选择的思考,也会成为中国民主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

陈子明提出,争取民主的力量不能只是把自己定位为持不同政见者,只是批评现实,而要使自己成为负责任的反对派,要建立新的价值观体系,新的道统和新的学统,要能够随时拿得出一套执政方案,包括自己的外交、国防、经济、教育、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政策。争取民主的力量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要参与和帮助形成独立的出版社、杂志社、经营实体、律师事务所等等。争取民主的力量要扩大政治参与,要大力开展院外游说活动,推动各级人民代表发挥自己的立法、监督功能,要以各种方式推动修宪活动,行使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在工人争取劳动权、企业管理权、失业保障权、罢工权、组织工会权的斗争中帮助他们;要帮助农民抵制不合理的摊派,实行乡村两级地方自治,等等。

正如王军涛说的那样:“在实践中,他是一个全面的开拓者……在20世纪推动极权主义制度变化的历史过程中,陈子明一个人作出的开拓性努力,几乎涵盖了除了武装暴动和做官之外的所有事业。他打过选战,组织过街头抗议,主编过独立民刊,办过大学,出版过丛书,建立过民间智库,引进过新知识和思想,开展过政策批判分析,进行过填补国家空白的理论研究,坐过牢,在牢狱中进行过维权抗争。他还甚至办过高科技开发公司、基金会和音像图书印制发行企业。所有这些,他都在那个时代做出了民间的一流成绩。”

要把握陈子明的思想、理论、主张不是太难,但要像他那样坚决彻底地将自己的理想和理念付诸实践则很不容易,但既然他已经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中国人中间总会有人—而且还不只是个别人—在陈子明走过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tSzi0sC《殉道者·缅怀陈子明》(明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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