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2012年初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美时提出来的。同年,中国政府又趁热打铁,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再次把这个概念向美方隆重高调推出,美国不得不勉强接受,但显然,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两年过去了,至今也还谈不上“达成共识”,倒好像越来越失去了邓江胡时代原已达成的共识。

于习近平而言,这个新概念是他的“理论成果”之一,他虽无发明之权(据说“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特征”是胡锦涛和奥巴马共同倡导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发明权应属于胡奥二人),却有首倡之功,是大可以计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帐上的。自其强势执掌中南海以来,每次与美国政要见面,每次在公开场合谈及中美关系,不管有没有用处、有多大的用处,他一定会雷打不动高高举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告示牌,让美国人不接招都不行。如此这般,“新型大国关系”也就褪尽了胡温色彩,打上了习氏印记,成了当今政治词典里最热络的词汇之一,热度或仅次于“中国梦”。

从修辞学来讲,“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梦”的毛病是一样的:大词大概念,内容粗犷,涵义模糊,词不达义,表里不符,严格说来,属用词不当。按照“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具体表述,“中国梦”无非就是冠以国籍的“党国梦”、“民族主义梦”,而“新型大国关系”则是依“中国梦”而重新定位的习版中美关系,事实上与其他大国毫不沾边——可有人听说过中俄、中日或俄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官方提法吗?

深究细析,“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并无多少新颖性、深刻性可言。因为“新型”也好,“大国关系”也罢,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安理会五常、G8(现在又变回G7了)、G20,以及习近平颇为上心的所谓“金砖五国”,都可以算作“大国关系”了,朝鲜金家王朝还自封“强盛大国”哩;这些现存的大国关系架构说新不新,但说旧也不旧,都是二战之后陆续建立并维持下来的。大国交往古已有之,不出大事年年都是老节目,一出大事日日都有新动向,若无异常状况,似亦不必刻意求新,何况新与旧原不是可以随便选择的——即使中国已经变成了“超级大国”。最近俄罗斯、乌克兰那厢一折腾,俄美、俄欧关系日新月异,“新”则新矣,但有什么意义呢。

“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梦”既同出于习氏手笔(或许是同一个秘书所撰),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称得上一体两面:前者攘外,后者安内,恰好配对。2013年习近平与奥巴马相会于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这是初登大宝的习近平首次出演“新型大国关系”,而习近平的台词也不出意外——他正是用“中国梦”来重新阐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习语出惊人地说:“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美方翻译误将“相通”翻成了“相同”,一时间令奥巴马目瞪口呆、莫名其妙,这不着边际的“习梦思”理论显然超出了美国总统的理解范畴。这只是庄园会晤的一个小插曲,不过,小插曲也能说明大问题:创建“新型大国关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不是几个大概念就能糊弄过去的。果不其然,这场庄园里的“元首外交”求同不及存异、指责多于赞赏,显示出中美双方不仅梦想没法“相同”,而且也很难“相通”。

不消说,“习奥会”比“习普会”严峻得多。以“中国梦”为标杆,他还不如去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至少面子上的事情,习普二人是立刻就可以“相通”的。但现实版的中俄关系却颇有一点人为“作旧”的意味,正大踏步迈向反美联盟的回头路,这不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同盟时代的“旧型大国关系”吗?

说“新型大国关系”完全没有新意也不对,相比于毛、邓、江、胡,习近平拟建的中美格局的确有所不同。

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中南海毛的书房里谈笑风生。毛伸出大拇指说,“你们是这个”,又伸出小指头说,“我们是这个”,然后,毛总结道:“因为我们没有原子弹!”“他老人家”并没有老糊涂,不至于忘记中国早已有了原子弹。毛的意思是说,中国太穷,造不起美苏那么多的原子弹,没有实力和两个超级大国搞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甘愿与美国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利益上各取所需,乐意承认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所以美国政府大可不必对中国抱有戒心。

1991年,面对苏东巨变、冷战结束、国际共运全面破产的世界大势,邓小平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代了他的“24字战略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邓的意思也很明确,中国即使不同意美国、不喜欢西方,但也不必在国际上炫耀实力、招惹是非,尤其是不许带头反美,因为那么做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邓的两任继承人大体上遵循了这条“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路线。

如今到了“中国梦”时代,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子就快要坐热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似乎指日可待。国家实力不同了,地位和分量也就应该有所不同,中南海的新主人觉得中国已经有本钱向周边“亮剑”,即便在美国面前也不妨秀一下肌肉——要说习版“新型大国关系”与毛、邓、江、胡的对美战略相比有什么推陈出新之处,即此便是。

“新型大国关系”以言不及义的语言提醒美国:你是走下坡路的守成大国,我是跑上行线的崛起大国;你在我家门口事事插手、处处充大,难道就不知道我心里很窝火、很不服气吗?习近平上任时间并不长,但中国对美国“重返亚洲”政策越来越恼火,对美国在东海护日本、南海挺菲越的拉偏架姿态越来越不服气,已经是世人皆知了。

其实,早在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之前的2008、2009年,就有两位美国著名学者分别提出了“G2”、“Chinamerica”概念,意为“主导世界经济的中美两国集团”、“最大储蓄国与最大消费国的利益共同体”,曾经名噪一时。其时,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美国老牌战略家也都认为,美中关系对于全球政治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不亚于美欧、美日关系,应将其提升到类似于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美国政府显然受到了这些声音的影响,希拉里曾大谈“同舟共济”,奥巴马曾表示“美中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世界的未来如此重要”,但美国的热情遭到了中国的怀疑和冷遇。那时正值金融危机蔓延时期,中国官方的主流观点认为“G2”、“Chinamerica”都是不怀好意的美国阴谋,无非是要拉中国下水、用中国人辛苦储蓄的血汗钱替美国人的过度消费买单。包括军方在内的一些中国“爱国”人士甚至发出幸灾乐祸的言论:让金融危机来得更猛烈些吧,只有美国衰落,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不信任是相互传染的,中国如此信不过美国,美国自然也信不过中国。不久,醒悟过来的奥巴马政府失去了对中国的战略幻想,弃G2构想而“重返亚洲”。

有一种理论认为,新兴大国必然会破坏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必然会与现存的主要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经济资源和全球市场,这意味着崛起大国必须与守成大国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对抗,甚至会引爆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这种理论并不正确,美国取代大英帝国成为头号世界大国就不是通过对抗与战争,而完全是一场心甘情愿且惺惺相惜的和平交接;苏联在冷战中解体,主要也不是因为美国的打压和遏制,而是因为苏联体制自身存在着足以致命的弊病;而德国、日本以战争方式寻求地区和世界霸权,恰恰不是成功崛起而是惨遭跌落的范例,倒是战败后的日德两国通过和平竞争实现了其通过战争手段从未达到过的国家成就与国际地位,日本世界第二、德国欧洲第一的经济成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当年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新兴大国必须打败老牌大国才能崛起的谬论根本不堪一击,但奇怪的是,这一本质上好战的“大国权力转移理论”在中美两国都颇有市场。那些被称为“强硬派”和“爱国贼”的中国人士坚持认为“中美必有一战”,其亢奋的言行已经不像是预测战争,而是期待战争。不幸的是,习近平当局在东海、南海的急躁冒失行为,以及在亚信、上合组织、金砖峰会、中非峰会、中拉峰会等多边场合一系列拉拢俄国、试图抛开美国和西方另建一套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鲁莽言行,似乎为“大国权力转移理论”增添了实证,无疑加重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

中国官方解释说,中国无意于挑战美国的地位,无意于与美国争夺地区以至世界霸权,之所以致力于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为了避免在两国之间出现一战前英国与德国那样的战争局面,或二战后美国与苏联那样的冷战格局。“不冲突,不对抗”的政策宣示,当然是要向美方表达善意,正如美国方面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重返亚太”不是为了“遏制中国”,而是为了实现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亚太战略再平衡”,于美国而言,这当然也是向中国传达善意。然而,不论中美双方作出怎样的政策解释都无法消除对方的怀疑和猜忌,遑论相互理解、尊重与信任;而没有战略互信,就没有善意和体谅,中美两国或渐行渐远,“新型大国关系”归根到底是没有前途的。

2014-7-24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6期 2014年7月25日—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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