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写野夫，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野夫听了，回头哈哈一笑。
现在的他坐在房间里，不得舒展，只好拍了拍椅子把手说自己是江湖型知识分子，像《水浒传》中的吴用。
野夫，曾是警察，在20世纪80年代末退出警界。1990年获刑入狱，1995年减刑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
交谈中，野夫有时长时间沉默，眼前浮现的是一张张亲人故交的面孔。“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一般谁拿出来多说呢?”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随后很认真地数到底抽了几根。一、二、三、四、五，手里是第六根。
他讲，作为电影的总策划和编剧，《1980年代的爱情》的名字他坚持保留，“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最终是在薄奠那些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青春。通过爱情故事向1980年代致敬，仅此而已。”
我想把她带走
野夫站在房间中央，试图一个人还原电影中关雨波与丽雯在小镇供销社重逢的瞬间。“他认出了她的背影，当她回头发现是他，手里拿的酒瓶惊得啪的一声摔得粉碎。”电影的原著是半自传体小说，关雨波就是作者野夫。
野夫毕业分在教育局，在厕所里偶遇了自己的领导。两个男人蹲在那儿，领导很认真严肃地对他说：“小郑，个人问题还是要依靠组织。”那时，恋爱的事情叫“个人问题”。
恋人丽雯因为父亲是“被监管对象”，政审没通过而没有上成大学，为了照顾父亲情愿当乡村供销社的营业员。人各有命，她已经认命。“一个罪犯的孩子就有罪吗?”直到今天，野夫依然要问。
丽雯的父亲为了她的母亲留在了小镇，由一个工程师变成了一个篾匠。她从父辈身上看到了“未来”，因此不愿让爱人留下“我可不想欠你一辈子人情”。两个相爱的人还要想欠不欠人情，“你们可能不这么想，但我们这代人，包括更上一代人，都这么想问题。”野夫说。
“当年那个时代，我想把她带走，我能带走这个女孩儿，我带不走她的父亲，一个被监管对象的父亲。”野夫说，这既是个人选择，更是时代悲剧。人在时代面前的不由自主，无可奈何。
纯净、羞涩、压抑都是属于80年代的主题词。野夫在社会上敢打架斗殴，面对喜欢的女性连手都不敢摸一下，“我爱你”三个字就是说不出来。“从人性上来说，80年代的我们虽然开始反叛了，但骨子里就像一个捆绑久了的人，绳子取掉了，手还不能自由地伸展，80年代，人性都会是有压抑的，隐忍的，放在正常社会这是不对的，你喜欢一个女人就应该去表达。”野夫说。
影片的结尾，丽雯早逝，有跳丧的一场戏。导演霍建起最开始是存疑的。拍送葬不好看，也晦气。
野夫找来当地头上包着帕子的农民跳给霍建起看。鼓点一锤一锤敲在心上。野夫的构想，要找100个会跳丧的农民，在一片旷野之中，燃着篝火，齐着鼓点，一望无际。“我需要用载歌载舞的方式把故事推向高潮。”这是野夫对青春的祭奠。
为曾经的畏惧感到羞耻
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在利川拍摄，人间仙境般，让人忘忧。野夫的童年，浩劫与山水同时存在于生活当中。
野夫真正无忧无虑的年代，似乎只停留在两岁至四岁之间。他清晰地记得那些晴朗的早晨，河上薄雾氤氲，阳光如满地散珠在草丛中闪动。水声淙淙，不时还有小鱼跳波，溅起一串惊呼。大姐二姐背起背篓牵着他，她们屈身割猪草，把野夫放牧在那片小河滩上。
1966年夏天的小河枯瘦如柴，闷热如蒸笼，就是不雨。镇上人议论着请“端公”做法事，去一深潭处投石于水，意在以勇武的方式，迫使龙王就范下雨。镇上人却在惶惶中看到数万条水蛇浮游于小河中，河水顿时浑浊如汤。“目瞪口呆的人们汗毛倒竖，在这无声的挑衅下终于忍无可忍，遂频繁出动，手执竹竿朝水面乱打，不时有死蛇翻出白肚被挑上岸。然而蛇们不惊不避，也不上岸攻击，依旧蜿蜒舞蹈，前赴后继地被集体驱赶向死。”野夫在文章中写道，“我对天发誓，我绝对目睹了这场暴乱。”惊魂未定的人们开始预感到劫难将至。
多年后，20岁的野夫在一次黄昏酒醉后，见街边佝偻着一个人，竟是当年那个打过他爸，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的造反派。野夫发疯般扑上去，一拳一拳地打，直到筋疲力尽。那人已近暮年，完全认不出野夫。酒醒后，野夫心生愧疚。
他暗中观察那人，竟也可怜至极。他是煤矿工人，出身贫苦，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摧毁一切。日后这人被煤矿开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被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整个家庭垮掉，女儿不得不去卖淫。
他写：“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野夫的童年见过太多的武斗和流血。母亲是右派，父亲是走资派，机关枪架在门前，造反派指着野夫全家痛骂。“我父亲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坐在那里。几岁的我，躲在外婆怀里，外婆护着我，我吓得糠糠发抖。我为我童年曾经的畏惧感到羞耻。”野夫说。
他靠什么
在《1980年代的爱情》首映发布会上，策划人、编剧野夫十分高兴。他站在门口，迎接他的朋友。任志强、柳传志、杨锦麟、萨顶顶……不仅有商界领袖，也有文化传媒界名人。一场电影发布会变成了精英相聚的老友会。“他朋友真多，上下九流都有。”有人不禁赞叹。
“讲义气、文字好，好酒”，有朋友对野夫这样评价。野夫也说，家里存着各位朋友送的上千斤酒。一年365天，要喝500场酒。
“古之君子，今之古人”野夫认为，这是赞美人的最高境界。长在鄂西边城，深受“袍哥”文化渗透的小镇，人人皆可称兄道弟，不讲地位高低，只讲义气。
野夫双手背后，将头抵在墙上，整个身体和地面形成一个三角形。“这叫挖倒。凡是进过监狱的人都听得懂。”
当年他入狱后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入监小组”，集中培训坐牢的规矩。几乎人人都会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受到体罚。最轻的一种，叫“挖倒”。像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实际上，10分钟后，“挖倒”的人脸色渐变，汗水长流，十分痛苦。
人人都被“挖倒”过，而野夫却提醒自己，一定会被挑出错来让他屈服。接不接受?果然一天，孔武有力的犯人组长厉声说：“挖倒!”野夫站在墙边，“对不起，我不挖倒。”组长怒色走近身来。
“我是男人，你也是男人，我们出去后还有大半辈子要活。你让我挖倒屈辱自己，这事儿我不干。我不干你肯定也不干，你不干你就打我，那你现在就打我吧。我叫没办法。你也是男人，你懂我说的。”野夫一番话，组长瞪了瞪眼，扭头走了。既没挖倒，也没打人。
监狱里，野夫管着100多个刑事犯，并不是靠打架厉害。这个男人说，天下没有绝顶的高手，性格和人格的力量是在世界上行走最重要的武器。“观察男人的圈子里面，总有一个男人，说话是有话份的，他靠什么?一定是他的为人处世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
他并不斗狠。有朋友说，野夫照顾朋友，像女人一样极细心。他说，“没关系，我有这么细心，讲多了就是自我赞美了。”
越过圈栏的野猪
野夫写过一首诗叫《猪跑了》。猪跑了是村里面的一件大事，一个农民的猪跑了，全村的人都去寻找。他因逃亡的猪，写下了这首诗。
他笑着告诉那些人，这只猪在即将成人的日子里，终于翻越了它的圈栏，奔向了它的自由。
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野夫不知道一个诗人在90年代能做什么。1996年，在武昌南站，他拒绝了朋友送来的一口搭灶做饭的新锅，背着换洗的衣服，和浩荡的打工大军一起来到了北京。
野夫用3年的时间在北京买了房。直到2006年离开，野夫可以当做一个“成功学”意义上的有志青年。
活到40多岁的时候，野夫觉得自己活得像个黑道人物，不惜在电话里面威胁：你欠我的钱再不拿来我一定要找上门去。身为书商，各地的批发商都欠他的账。
终于一天，他撕掉了别人的欠条，把家里所有的财产放弃，一个人开着一辆破富康离开北京。家乡尚巫，临行前，他给自己打了一卦，往何处去?“西南方向，起死回生。”野夫到了云南。
到了大理之后，野夫又一次一无所有了。他开始写作，到处行走、访友、喝酒。突然发现真正地在46岁以后，找到了渴望和喜欢的生活。
野夫一直说江湖不死，江湖社会一直留存在心底，“我最喜欢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
『本文刊载于《明周刊》总第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