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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写野夫,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野夫听了,回头哈哈一笑。

现在的他坐在房间里,不得舒展,只好拍了拍椅子把手说自己是江湖型知识分子,像《水浒传》中的吴用。

野夫,曾是警察,在20世纪80年代末退出警界。1990年获刑入狱,1995年减刑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

交谈中,野夫有时长时间沉默,眼前浮现的是一张张亲人故交的面孔。“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一般谁拿出来多说呢?”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随后很认真地数到底抽了几根。一、二、三、四、五,手里是第六根。

他讲,作为电影的总策划和编剧,《1980年代的爱情》的名字他坚持保留,“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最终是在薄奠那些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青春。通过爱情故事向1980年代致敬,仅此而已。”

我想把她带走

野夫站在房间中央,试图一个人还原电影中关雨波与丽雯在小镇供销社重逢的瞬间。“他认出了她的背影,当她回头发现是他,手里拿的酒瓶惊得啪的一声摔得粉碎。”电影的原著是半自传体小说,关雨波就是作者野夫。

野夫毕业分在教育局,在厕所里偶遇了自己的领导。两个男人蹲在那儿,领导很认真严肃地对他说:“小郑,个人问题还是要依靠组织。”那时,恋爱的事情叫“个人问题”。

恋人丽雯因为父亲是“被监管对象”,政审没通过而没有上成大学,为了照顾父亲情愿当乡村供销社的营业员。人各有命,她已经认命。“一个罪犯的孩子就有罪吗?”直到今天,野夫依然要问。

丽雯的父亲为了她的母亲留在了小镇,由一个工程师变成了一个篾匠。她从父辈身上看到了“未来”,因此不愿让爱人留下“我可不想欠你一辈子人情”。两个相爱的人还要想欠不欠人情,“你们可能不这么想,但我们这代人,包括更上一代人,都这么想问题。”野夫说。

“当年那个时代,我想把她带走,我能带走这个女孩儿,我带不走她的父亲,一个被监管对象的父亲。”野夫说,这既是个人选择,更是时代悲剧。人在时代面前的不由自主,无可奈何。

纯净、羞涩、压抑都是属于80年代的主题词。野夫在社会上敢打架斗殴,面对喜欢的女性连手都不敢摸一下,“我爱你”三个字就是说不出来。“从人性上来说,80年代的我们虽然开始反叛了,但骨子里就像一个捆绑久了的人,绳子取掉了,手还不能自由地伸展,80年代,人性都会是有压抑的,隐忍的,放在正常社会这是不对的,你喜欢一个女人就应该去表达。”野夫说。

影片的结尾,丽雯早逝,有跳丧的一场戏。导演霍建起最开始是存疑的。拍送葬不好看,也晦气。

野夫找来当地头上包着帕子的农民跳给霍建起看。鼓点一锤一锤敲在心上。野夫的构想,要找100个会跳丧的农民,在一片旷野之中,燃着篝火,齐着鼓点,一望无际。“我需要用载歌载舞的方式把故事推向高潮。”这是野夫对青春的祭奠。

为曾经的畏惧感到羞耻

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在利川拍摄,人间仙境般,让人忘忧。野夫的童年,浩劫与山水同时存在于生活当中。

野夫真正无忧无虑的年代,似乎只停留在两岁至四岁之间。他清晰地记得那些晴朗的早晨,河上薄雾氤氲,阳光如满地散珠在草丛中闪动。水声淙淙,不时还有小鱼跳波,溅起一串惊呼。大姐二姐背起背篓牵着他,她们屈身割猪草,把野夫放牧在那片小河滩上。

1966年夏天的小河枯瘦如柴,闷热如蒸笼,就是不雨。镇上人议论着请“端公”做法事,去一深潭处投石于水,意在以勇武的方式,迫使龙王就范下雨。镇上人却在惶惶中看到数万条水蛇浮游于小河中,河水顿时浑浊如汤。“目瞪口呆的人们汗毛倒竖,在这无声的挑衅下终于忍无可忍,遂频繁出动,手执竹竿朝水面乱打,不时有死蛇翻出白肚被挑上岸。然而蛇们不惊不避,也不上岸攻击,依旧蜿蜒舞蹈,前赴后继地被集体驱赶向死。”野夫在文章中写道,“我对天发誓,我绝对目睹了这场暴乱。”惊魂未定的人们开始预感到劫难将至。

多年后,20岁的野夫在一次黄昏酒醉后,见街边佝偻着一个人,竟是当年那个打过他爸,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的造反派。野夫发疯般扑上去,一拳一拳地打,直到筋疲力尽。那人已近暮年,完全认不出野夫。酒醒后,野夫心生愧疚。

他暗中观察那人,竟也可怜至极。他是煤矿工人,出身贫苦,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摧毁一切。日后这人被煤矿开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被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整个家庭垮掉,女儿不得不去卖淫。

他写:“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野夫的童年见过太多的武斗和流血。母亲是右派,父亲是走资派,机关枪架在门前,造反派指着野夫全家痛骂。“我父亲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坐在那里。几岁的我,躲在外婆怀里,外婆护着我,我吓得糠糠发抖。我为我童年曾经的畏惧感到羞耻。”野夫说。

他靠什么

在《1980年代的爱情》首映发布会上,策划人、编剧野夫十分高兴。他站在门口,迎接他的朋友。任志强、柳传志、杨锦麟、萨顶顶……不仅有商界领袖,也有文化传媒界名人。一场电影发布会变成了精英相聚的老友会。“他朋友真多,上下九流都有。”有人不禁赞叹。

“讲义气、文字好,好酒”,有朋友对野夫这样评价。野夫也说,家里存着各位朋友送的上千斤酒。一年365天,要喝500场酒。

“古之君子,今之古人”野夫认为,这是赞美人的最高境界。长在鄂西边城,深受“袍哥”文化渗透的小镇,人人皆可称兄道弟,不讲地位高低,只讲义气。

野夫双手背后,将头抵在墙上,整个身体和地面形成一个三角形。“这叫挖倒。凡是进过监狱的人都听得懂。”

当年他入狱后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入监小组”,集中培训坐牢的规矩。几乎人人都会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受到体罚。最轻的一种,叫“挖倒”。像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实际上,10分钟后,“挖倒”的人脸色渐变,汗水长流,十分痛苦。

人人都被“挖倒”过,而野夫却提醒自己,一定会被挑出错来让他屈服。接不接受?果然一天,孔武有力的犯人组长厉声说:“挖倒!”野夫站在墙边,“对不起,我不挖倒。”组长怒色走近身来。

“我是男人,你也是男人,我们出去后还有大半辈子要活。你让我挖倒屈辱自己,这事儿我不干。我不干你肯定也不干,你不干你就打我,那你现在就打我吧。我叫没办法。你也是男人,你懂我说的。”野夫一番话,组长瞪了瞪眼,扭头走了。既没挖倒,也没打人。

监狱里,野夫管着100多个刑事犯,并不是靠打架厉害。这个男人说,天下没有绝顶的高手,性格和人格的力量是在世界上行走最重要的武器。“观察男人的圈子里面,总有一个男人,说话是有话份的,他靠什么?一定是他的为人处世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

他并不斗狠。有朋友说,野夫照顾朋友,像女人一样极细心。他说,“没关系,我有这么细心,讲多了就是自我赞美了。”

越过圈栏的野猪

野夫写过一首诗叫《猪跑了》。猪跑了是村里面的一件大事,一个农民的猪跑了,全村的人都去寻找。他因逃亡的猪,写下了这首诗。

他笑着告诉那些人,这只猪在即将成人的日子里,终于翻越了它的圈栏,奔向了它的自由。

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野夫不知道一个诗人在90年代能做什么。1996年,在武昌南站,他拒绝了朋友送来的一口搭灶做饭的新锅,背着换洗的衣服,和浩荡的打工大军一起来到了北京。

野夫用3年的时间在北京买了房。直到2006年离开,野夫可以当做一个“成功学”意义上的有志青年。

活到40多岁的时候,野夫觉得自己活得像个黑道人物,不惜在电话里面威胁:你欠我的钱再不拿来我一定要找上门去。身为书商,各地的批发商都欠他的账。

终于一天,他撕掉了别人的欠条,把家里所有的财产放弃,一个人开着一辆破富康离开北京。家乡尚巫,临行前,他给自己打了一卦,往何处去?“西南方向,起死回生。”野夫到了云南。

到了大理之后,野夫又一次一无所有了。他开始写作,到处行走、访友、喝酒。突然发现真正地在46岁以后,找到了渴望和喜欢的生活。

野夫一直说江湖不死,江湖社会一直留存在心底,“我最喜欢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

『本文刊载于《明周刊》总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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