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桓 文化观察家
刑法新修改后，增加了泄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等于为记者张开更严密的大网。
阴损愚蠢的央视再次扮演起帮凶角色，在最新的“认罪”节目中，南都调查记者刘伟遵循同侪前辈必须要走上的自我戕害的套路，在荧幕上忏悔，说是为了追求独家一手材料不惜“铤而走险”。坊间对此反映是大快人心，媒体界对此众说纷纭，没有定见。
在刘伟之前，被迫在央视忏悔、认罪的有广州新快报的刘永洲、21世纪报系的沈颢、财经杂志的王晓璐，最近的名单上多了南都的刘伟。这些记者和管理人员从财经报道领域，扩展到社会新闻调查领域，涵盖了传媒界最容易出产新闻的两大范围。
这些记者当中，有业内翘楚，有专业中坚，利用他们作为标靶，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操作，当局已经成功实现了对记者的“污名化”，整个传媒圈与新闻界的道德形象被塑造成“小偷”、“骗子”、“诈骗犯”、“撒谎者”等，公共评价降到冰点，可与欧美黄色新闻时期媲美。
在欧美的黄色新闻时期，报社通过捏造耸人听闻的消息刺激销量；尽管大陆这些记者并不是制造假新闻，但其最终落得的下场与黄色新闻时期的记者是一样的，那就是名誉一落千丈。在这样的结果面前，可能要反思的不只是当局，还有业界本身。
与传媒兴旺时候相比，当局如今已经掌握了对记者及媒体进行“污名化”的有力招数。其一是制定专门的法条，为记者报道量身定做，以司法包装目的复杂的压制行为，从而将记者打成“罪犯”，将传媒打成“犯罪温床”；其二是通过央媒集体作业，在道德上摧毁记者社会形象。
一手是司法的硬手段，一手是央媒认罪这样的软刀子。在这样的夹击之下，鲜有能全身而退的记者。新快报刘虎可能是特例，他先是被宣布受贿数十万，最后认定的且性质含糊的只有3万元。当局越来越喜欢将“污名”法制化，并且在修改刑法时着意设防。
在刑法新的修改案后，增加了泄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等于为记者张开了一张大网，比从前更加严密。可以想见，警方将更频繁地使用这些在制订时就为了达成特定意图的钳制措施。污名化之下没有完卵，新闻界连基本的立场都无法站稳。
应该讲，面对“司法进击+央视认罪”的模式攻击，新闻界一开始就忍气吞声。先是要求行业自律，不要给可乘之机，而后则干脆什么话也不说，完全驯服。可以说，在行业遭遇的有计划的压制与清算动作前，新闻界丧失了起码的反抗意志，能力消失。
当然，也要看到，本轮污名化动作之所以效果良好，除了司法与宣传的合围，还因为传媒本身陷入了前所未见的大衰退。倾巢之下岂有完卵，记者作为传媒遇险时的负资产，已经到了随时可以切割弃置的地步。现时大陆记者的地位之卑贱，二十年来所未有。
就大陆百年新闻史来说，能与现时糟糕情形相提并论的其实不多，至多是民初癸丑报灾算一个，其余能找到类似严重程度的，倒是很困难。这也可以见出本轮压制的精细化到了很高水准。在合围之下，大陆记者树倒猢狲散，估计在十年之内难有喘息之机。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