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读着翻译书长大的。一个穷乡僻壤的野孩子,能读到那么多世界名著,我一辈子都感谢翻译家们。
不少译者,我视同作者化身。如叶君健就是安徒生,汝龙就是契科夫,傅雷就是罗曼罗兰……

当然也曾梦想,能从原文阅读,命运没给我这个机会。

但是给了我另一个机会:自己的作品被译成外文。

得失之间,有一个间隙,或者说错位。这个错位的体验,值得说说。

漂流之苦,首先不在失落,而在于同外间世界文化上的隔膜。

一本书,在国内受到政治过滤,被傷害的不僅是文字,還有人的尊嚴與自由。

那麼在国外受到非政治的、文化的过滤呢?不是体制性的,但有时同样也是。

这个感觉,來自《尋找家園》的第一次英譯。

03年到06年,我在內華達大學維加斯分校(UNLV)当代文学研究所作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文学部门的负责人丹恩找到我,說在雜誌上看到《尋找家園》零星譯文,想給我出一本275頁的譯本。我問為什麼是275頁,他說,這個厚度的書好賣。275頁大致是我书第二部分《流沙坠简》的厚度。商定先出《流沙坠简》。如超过275页,就稍微厚点;如不足,从一、三部分选译补足。

文學所找了一位大牌经纪人,代理我和出版社谈条件。按照共同签订的契約,哈珀柯林斯買下我書除中文之外的全球版權。英文版在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出版。出版后到各地巡回朗读,签名卖书,参加法兰克福书展。

文学所付翻译费,负责选定译者。先是传阅了一位中国资深翻译家的试译稿,一致认为。由懂英文的中国人来译,不如由懂中文的美国人来译。他们说,后者更了解美国读者。以英文为母语,也更容易被接受。

在我看来,译者了解中国和原著,比了解美国和读者重要。特别是当代中国,外国人很难了解。“沒有在深夜裡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柴静语),沒有經歷過毛時代的人不足以談中國。但是,考虑到市场和销路,这个理由显得迂腐。

UNLV一位华裔庄教授来访,说葛浩文先生想译我书,文学所已同意,托他来要我的书稿。我和葛从无联系,但赫赫大名,早有所闻。据说,许多中国名作家大诗人,都围着他转来转去。不久前还收到国内一位朋友寄来的、那年四月《中华读书报》上采访葛的《十问》,告诉我这位美籍犹太裔汉学家,被哥伦比亚大学前东亚系主任夏志清教授称之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我想这不会是偶然的,听庄一说,倍感荣幸,立即就把书稿给他了。

果然是大牌权威,没有问过我任何问题,译本就到出版社了。速度之快,使我意外,使我驚訝,也使我有点儿不大放心。从文學所要到一份译文副本,發現其中的问题,怎么也无法接受。把意見寫下,請熟悉我書、中英文都好的幾位朋友給看看,他们同意我的意见,但都劝我接受。说,“著名译者的译本好卖”。说,“没有更好的了”。说,“作者干涉译事,会造成许多问题”。说,“没有人这么抠门”。都是好意。

可能是钻牛角,我真的想不开。我觉得作品的生命不在书本,而在读者的阅读之中,一本被误读的书等于不存在,正如一本不再被阅读的书等于死了。何况听任误导阅读,近乎假面舞会。我知道假面舞会,于名于利有益。我知道朋友们的谆谆劝告,值得深深感谢。但是反复考虑,还是无法接受。

最初想的,是和译者沟通,请他按原文重新翻译。人家不听你的,缠不清。请文学所所长艾瑞克帮我坚持,得到的结果只是,補译了原先被删除的五篇中的两篇:《石头记》和《面壁记》。其余三篇,《常书鸿先生》、《花落知多少》和《窦占彪》,不补了。理由是,已经超过预先约定的275頁。

我通知出版社,拒絕這個譯本。

出版社文学部门负责人丹恩来电话,说葛譯文很好,他要用。

我想试试,争取责任编辑的支持。出版社在纽约,纽约的朋友出于好意,都不帮这个忙。说,你要在美国厮混,不能和主流社会对抗。说,同出版社部门头儿的关系很重要,更不能得罪葛浩文。说,妥协是双赢策略,退一步海阔天空……都对,但是我不想听。后来得到在华尔街做事的庐欢女士的帮助,终于同我书的責任编辑联系上了。庐欢因此,接到一通粗暴电话,指责她没资格插手此事,使我深深歉疚。

责任编辑凡雷恩先生同意我的意見。但是不知為何,他辭職了。走以前把我的意見轉給了接手處理此稿的第二位責編伯尼特女士。伯尼特女士也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不知為何,她也辭職了。

《十问》中,葛浩文先生在反驳《纽约客》杂志上厄普代克对他的一个中译本的批评时说,“可是他不懂中文”。我知道,假如我公开批评他的译本,他也可以说,“可是他不懂英文。”

我是不懂英文,不知道译文的好坏。但是我起码知道,自己的作品中写了什么,而译文中没有;没写的,译文中却有。这很容易看得出来。

其他方面怎样,我不知道。这是文盲的悲哀。

葛译和原文最大的不同,是加上了编年:1949、1956、1957、1958……,并且根據這個先后順序,调整和删节了原文的内容。

由此而出现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在直译和意译之间进行再创造,也不在于,是否可以按照历史的原则,而不是文学的原则来处理文本。问题在于,所谓调整,实际上改变了书的性质。所谓删节,实际上等于阉割。

書中许多人物的命运,并不互为因果。俞同榜不知道安兆俊,唐素琴没见过常书鸿,五十年代末的警察和八十年代末的警察是两拨子人……。有些人,我已认識三五十年;有些人,我偶然碰到,相处十幾分钟,别后永没再见,连姓名都不知道。有关忆述,独立成篇,一個人一個故事。故事的份量和長短,不取決於見面時間的久暂,全是自然而然。無數小正常,集合成一個大荒谬,也是自然而然。

所謂自然而然,這裡面有個非虛構文學和歷史的區別。前者是个体经验,带着情感的邏輯,记忆有筛选机制,有待于考證核實。在考证核实之前,不可以稱為歷史。怎么能将不同时期的细节调换编年,赋予一个统一的歷史顺序,納入一個公共的大事框架?

何况此外,还有閹割。

既已拒絕了這個譯本,只要它不和读者见面,这个不說也罢。但是,在颇有名气的英文杂志《目擊者(Witness)》06年第二期上,看到葛译的我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叫《狗》,我書并無此篇。我的书中,有一篇《阿来与阿狮》,讲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在山里避难时,家庭成员中一只山羊和一只狗的一些琐事,潜结构是相互间深情厚谊。这些,译文中全没有,只有结尾“一九四九年”以下的一点点:我家的狗(阿狮)被一个解放军打死以后,我同他打架的事。没了前因,后果就没来头,成了歇斯底里。别说情感的逻辑,连情节的逻辑都没了。

《电影里的锣鼓》,写反右运动。结尾是,二十一年后我回到兰州,遇见一个老实巴交,当年也曾随大流对我下过一石的同事,邀我到学校顶楼他的单人宿舍喝酒。告知在我被處理(勞教)以后,他在家乡的妻儿先后死于大跃进和大饥饿,他无家可归,所以老了还住在学校……楼外风景依旧,寒日无言西下。这个结尾,译文中没有。没了这个,就没了个体经验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多样,没了“右派”以外“人民大众”命运的缩影,没了凄清结局与热烈开端的对比,以及喜剧性与悲剧性互相交织的張力结构。剩下的政治运动,已被千万人反复讲述,已成公式,还值得写吗?

《月色淡淡》中,我写了一个天才的毁灭。我和此人素不相识,只因为在同一农场,月夜勞動,偶然遇到一次。也是偶然地,他说起关于生命科学的一个猜想,为难以证实而苦恼;说“将来出去了,一定要弄清这个问题”。译文到此为止。以下被删去的部分,也是全文的关键:三十多年后我来到美国,才知道他生前的那个假设,同时也是他所不知道的西方科学家们的假设,在他死亡二十多年以后,终于被实验证明。没有这个结尾,此文纵然还值得写,性质完全不同,意义也小得多了。

《荒山夕照》写的是,文革中我们七八个人被派到深山里开荒。环境原始,生活简单,但相互关系复杂紧张丑陋,和大自然的美形成强烈对比。诸如“总怕夜里说梦话出卖了自己”,或者“这些理由没人说破”之类的句子,以及关于“女儿酒”、“打铁花”、乌鲁木齐繁华等等的谈话,也和大山大谷的描写一样,虽与情节无关,虽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一对一的线性关系,但是作为张力结构的审美元素,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译文删除了所有这些,只留下一个打猎故事,犹如电影里的动作片……令人扼腕。

《逃亡者》原文的前半部分,写上海知青李沪生的遭遇,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什么叫“全民皆兵”。亲朋邻里都“革命警惕性很高”,逃出去了也无处藏身,这是夹边沟很少有人逃跑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四周沙漠戈壁围绕,没可能徒步逃脱。所有這些,譯文全删,只留下一个冒失鬼逃跑失败的惊险故事。但是,没了天罗地网中绝地求生者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精神张力,光是故事有趣,又有什么意思?

《沙枣》译文中,对于“月冷龙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及其前后文的删除,性质类似,限于篇幅,兹不一一。

其实《流沙坠简》的篇幅,超过275页。经葛大删大削,已远远不够页数,不得不从第一部分《梦里家山》中选译补充。

删除的是重点,递补的却是鸡毛蒜皮。

所谓鸡毛蒜皮,是指从作品的整体结构中割裂下来的细节。细节是从属于整体的。任何整体,都有一个结构。无论是诗的结构、戏剧的结构、理论的结构还是数学方程的结构,都有一个美或不美的问题。作品的美,在于各个局部与细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像一棵从根本到枝叶生气灌注的树,割离了根本,枝叶会死。我书的根本,是人的命运。《梦里家山》的根本,是我的亲人老师同学们的命运:不問政治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惨死工地,姐姐為父親痛哭被補打成右派劳苦終身,忠於黨國的老师同学,或坐牢或自杀或死于监狱……所有这些荒诞惨烈,译文中丝毫不见踪影。有的只是我小时候如何打架、逃學、留级之类似乎“有趣”的故事。

有问题如此,即使我懂英语,语言的好坏,还值得关心吗?

曾替葛浩文来向我要书稿的那位庄教授到亚利桑那开会,遇见葛先生,才知道我拒绝譯文的事,使葛非常惊讶。他讓庄轉告我,中国許多大红大紫的著名作家,如某某、某某、某某某都说,只要是他署名翻译,怎么删改都行。

当时一听了之,没反应过来。回答說,别人授权他改,同我没有关系。

幾天后,庄又來問,翻譯的事,想好了沒有?

我才明白,葛先生托他传话,是要启发我重新考慮,不要不识抬举。

葛譯本已使我驚訝,更使我驚訝的,是葛會對我的驚訝感到驚訝。

葛浩文先生,你不必惊讶。我不仅是拒绝一个不真实的译本,不仅是拒绝一个大牌的傲慢与霸道;更重要的是,我拒绝一种,对于其他民族苦难的冷漠。

我們没有大屠杀博物馆,没有受难者纪念碑,我们的奥斯威辛没有遗址。只剩下几个幸存者星星点点的记忆,在烈风中飘零四散。保存不易,忆述更难。流亡中写作,字字艰辛。竟被如此糟蹋,说驚訝已太温和。

新譯者多赛特先生是詩人,執業醫生。不靠翻译为生,只译喜欢的东西。2001年曾翻譯我的《幸福的符號》,發表在國際作家議會会刊上,在法蘭克福書展獲得好評。他住在舊金山郊區,離艾瑞克家不遠,聽後者說了我的事情,對照原文和葛譯,證明我勘誤没错,表示願重新翻譯。艾瑞克又申請到一笔经费,資助重譯。但出版社拒绝合作,不肯推迟交稿日期。说已经签定的契约,绝对必须遵守。

时间过于紧迫,來不及認真翻譯。多赛特先生在雜誌上看到,英国著名汉学家、倫敦大學讲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卜立德先生翻譯的我的五篇文章,译得非常之好。由艾瑞克出面,請求卜立德先生支持。承蒙卜先生厚爱,俯允加盟,分担了一半译作,是此書莫大幸運。

作为诗人,多赛特先生所喜欢的,是《石頭記》、《面壁記》、《风暴》一类文字,说那里面深层的东西最難转述。但他没到过中国,政治上有些隔膜。感谢伯克莱大学中國访问學者王敦,就近給了他许多幫助。其余问题,他来維加斯与我商量。比如艾瑞克建议,“火燒”、“油炸”、“砸爛”某某的“狗頭”之類,粗野血腥,应刪除。他問,這樣的標語,別的地方有嗎?我說那一陣子,全國都有。他說,那就不能去掉。

卜立德先生不在美國,只能通信聯繫。信是手寫,小而工整的漢字,蒼健有力。方言俚語,典故民谚,信手拈來,风趣幽默,透出深厚的中国國學功力。有時夫人孔慧怡女士附筆,娟秀與蒼健輝映。先生说,“拙荊同譯,買一送一,很划算的”。雖是玩笑,开得精彩。因为夫人的中国经验,大有助于原文的阅读。

虽然爱开玩笑,提問卻很嚴肅。對答案的要求,也都马虎不得。

例如对《月色淡淡》中那位醫生1958年在夾邊溝農場說的話,同三十多年後我在美国讀到的一位生物學家在書裡說的話互相印证,他要根据。有些专业術語,“根瘤菌”、“腺粒體”、“原始細菌”……等等,他要复核。直到我找出那位生物學家書中的相關文字,複印了寄去,他才满意。又如譯《運煤記》,他問“魏詩”是“魏風”吗?我說是魏晉南北朝的魏,《采薇》是魏文帝作品。他問貴可稱帝,怎麼還“薄暮苦飢”?我說那就只能猜了,兵荒马乱之中,什么都可能的吧?再如譯《沙棗》,他問,十來個人的飯桶,“比汽油桶矮些粗些”,有這麼大麼?一勺子半加侖糊糊,那就很多啦,怎么还吃不饱?這些量度,是我事後估計,未必準確。飯勺是鐵皮的,半圓形,近似半個籃球。桶是木桶,很厚,上大下小,有兩塊板子高出其餘,左右對稱,上有圓孔,可繫繩以抬。一下子說不清,我畫了個圖,兩人抬一桶,桶上掛著勺,給他寄去。他看了說,明白了。

如不明白,那就没完。我相信,这才是翻译。先生直言不讳,说他不喜歡《又到酒泉》中的部分文字。為表示尊重,我請他酌情处理。我說,這是十年敦煌的一個句號,我文革经历的一个拐点,留下個痕迹就行。他删除了有关军区政委的部分文字,无伤整体。

第三位責編史密斯女士所處理的我的書稿,已經是这个新譯本了。不知为何,就在新书出版的同时,她也辭職了。來信說她喜歡這本書,很自豪編輯了這本書。她去了企鵝出版社,留下電話號碼電子信箱,嘱我们保持聯繫。读她的信,我们感到一份温暖,也感到一份苦涩。

新译本出版后,朋友们都说好。《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书评也很正面。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薄佐齐先生,经常受命修改润色总统、国务卿的讲演词和发言稿,他的夫人、杰出作家韩秀女士来信,说译文很好,说Jeff一向对文字极为挑剔,也说译文很好。“那是真的很不错了。当然不能说无懈可击,但是译者忠实于原著,叙事的速度与节奏也让读者感觉贴心。很不容易。……总而言之,大作英译成功地传递了您的心声,我们为您高兴。”这个权威的评论,更让我们心里踏实。

但是我的不识抬举,还是伤害了自己。新译者日夜紧赶,终于如期交稿。当初不肯推迟交稿日期。说已经签定的契约绝对必须遵守的出版社,无理违约,拖了又拖,一年多以后(09年十月)才出版,新書出來,無聲無息。原先约定的宣傳活動,到各地簽名賣書、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等安排,全沒了。没有任何解释,牛!

但我毫不後悔,很庆幸摆脱了葛译。

虽庆幸,仍有遗憾,新书的封面上,多了个副书名:“勞改营回憶錄”,很别扭。装帧却是山水畫,更别扭。

如果說美國沒有近似的歷史,因此造成隔膜,那麼有過近似歷史的波蘭出版的、波蘭文譯本《尋找家園》的封面,卻是一群现代中國女民工的照片。我书中没写一个女犯(因为没有见过)。照片上的人物,身體健康,衣服完整,不但迴異於夾邊溝人,也迴異於當年的農民。不識波蘭文,不知譯者誰。收到四千美元版税,一包样书。光看封面,不像我的書。

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誰能想到,圖三那艷俗美女,會是楊顯惠《夾邊溝紀事》的英译封面?不知譯、编者有无和作者溝通,只知道楊的文字难得,寓深沉於木訥,寓悲憤於質樸,和大戈壁鹽鹼地上那些無聲的慘烈渾然一體。封面反差如此之大,我真擔心杨著獨有的文學價值和人文精神,有可能被商业书市濾去。

巴黎的凤凰书店出版社,要出我書的法文版。友人刘君夫妇,代我同法方经纪人联系。要求译本不要改编、刪節、另起書名或者增加副书名,要求作者對譯文有否決權。难得經紀人同意,全都寫入了合約。双方签字后,寄来八千欧元。这是预支的版税,按合约,书在2013年出版。

不知译者是谁,经纪人一直没说。拜託在法國的朋友,給聘请一位能够对照原文帮我看看译稿的校阅者。朋友很热心,推薦了兩位可靠译者。很遗憾,我没资格聘请译者,因为付翻译费的,是出版社,他们才能决定。这時,譯者来信了,說喜歡此書,早已想譯,定会出好这书,请放心。署名宋刚,中国人。2013年到来的时候,法方经纪人告知刘君夫妇,宋刚没译,到台湾去了,书不出了。从法律层面上说,有约在先,可以和签约对方谈判。但我不想再烦,更不想让朋友们再烦,那些个额外的心了。

所谓额外,是书以外。书的价值,书的命运,只有岁月可以鉴定,烦心也是白烦。当然我也愿意有钱。“富果能求策吾马”(聂绀弩句)。但是一介文盲,书钱之间没门。纵有驽马,安能策之?假面舞会非吾願,风行天下不可期,且由之。

原载: 《草色连云》,允晨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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