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7点左右,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八点左右,看守所张副所长把 我提出监室。这时,牛所长与一个姓蔡的司机,已在一辆白色面包车 里等着。我上车把行李放好,坐好,车子发动起来,缓缓驶出看守 所。我不自觉地回头看着看守所监区大门、高墙上的岗楼、看守所外 门、毗邻的武警中队,直到它们从我的视野里消失。

别了,临朐县看守所!103天的看守所生活终于熬过去了,它使我了 解了一个不被常人所知的世界。看守所生活是痛苦恐怖的,没有那个 正常的人愿意进来,但苦难过去,这刻骨铭心的经历,也就成了历练 阅历、洞悉人性的宝贵财富。它让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共的残暴,中 国百姓的苦难,和大多数中国人的愚昧、自私、短视、缺乏同情心、 自以为是的现实心理状况。

汽车在离临朐而去的路上奔驰着。牛所长以长辈的身分嘱咐我,到监 狱后一切谨慎行事。张副所长也不停地与我交谈逗笑,以解路途寂 寞。张副所长谈到我的案子时说,你的案子若在以前,必定“打眼 儿”无疑。并问我是否后悔。我坦诚地告诉他,我张贴小字报时,并 没有期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也没指望临朐哪怕有一人响应。作为临 朐人的我,这点事儿还看不明吗?我只是不甘心80万众的临朐,对这 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和以后如此惨无人道地大屠杀,无一人喊出正义 的声音。我也从来没抱侥幸心理,早就做好被中共枪决的心理准备。 我在上初中时,亲眼目睹收听“美国之音”的李奉高被枪决的场面。 一想起他,他那五花大绑的样子,他流淌的鲜血,行刑武警清脆的枪 声,穿白大褂军医装抬尸体匆忙的身影(据说摘器官移植),就一一 浮现在眼前。我很清楚在中国,政治犯被枪决,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我也明白政治犯的生死与法律无关,只与统治者对形势的判断有关。 我张贴小字报,不管受到中共什么样的惩处决不后悔,因为我认为, 这是我26年的生命历程中,唯一的亮点。有这一亮点,也就不枉来这 世上一回了。

我又对张副所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与其窝囊一生,那如争鸣一 时。我们从无中来,还怕到无中去?”张副所长笑了笑说:“行!有 味儿!但到监狱后,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监狱不是看守所。”到监狱 后,我才知道张副所长此言不虚。看守所虽然比监狱条件恶劣,但 “言论自由”方面,确比监狱好得多。

车到青岛地界的平度,已过中午。牛、张、小蔡和我,到一路边小店 吃饭。张副所长开玩笑说:“小张,你在我们‘第一招待所’白吃白 喝103天,也该请我们吃一顿了。”我说:“好说。在看守所时承蒙 两位所长照应,现在又为我家人探监亲自来看路,理应感谢。”我们 点了四个菜两瓶啤酒,边吃边喝。小蔡开车不喝酒,牛所长心脏不好 也不喝,张所长喝了两杯,其余全归了我。原来喝七、八两白酒不醉 的我,经过滴酒不沾的100多天看守所生活,现在喝了一瓶多啤酒, 就感觉头晕。

饭后继续赶路下午3时许,终于到了北墅劳改支队的办公楼前。牛所 长下车办手续,向一个监狱干部模样的人打听什么。这个干部模样的 人,可能听口音生疏,随口一问:“你们是哪里?”

“临朐。”

“干什么的?”

“政治犯。”

“啊,政治犯。”

干部模样的人一面念叨着转身刚走,忽然一愣神回过身来:“什么?政治犯?”

“啊,反革命,‘6.4’进来的。”牛所长被他一问,也是一愣神才 反应过来。

听到他们有趣地对话,我感到欣慰好笑。中共一直不承认中国有政治 犯,但老百姓和中共下层工作人员“心里有杆称”,这也应了中共常 说得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他们什么事儿都能掂量出来,只不 过慑于中共的淫威,不敢言语罢了。

交接完毕,我跟着一位监狱干部走进监狱大门。北墅劳改支队的监狱 大门朝北,进门正冲一条南北柏油马路。马路东面是一个劳改工厂 (后来得知,是三大队的无缝钢管厂),不时传出蒸汽嘶鸣和钢铁的 撞击声;监狱大门西面是东西向的马路,马路北面是高墙电网,南面 是一排排的楼房。再往西,隔着一条南北马路,又是一个楼群。楼群 西面,又是监狱的高墙电网。楼房之间用砖墙连接起来,形成一楼一 院的封闭格局。这个监狱干部把我领到马路拐角处让我等着,说一会 儿来人领我。说完到监狱门卫值班室打电话去了,大约就是通知我的 接收单位来领人。

这时,正是监狱工厂交接班时间。先是一队队的犯人从西面楼群处自 西而来,拐弯向南进入厂区。不久,一队队下班的犯人从工厂出来, 经过我站着的拐弯处向西、向南而去。这一队队的犯人穿着统一的冬 季服装,迈着整齐的步伐走着,经过拐弯处时,无一例外的面无表情 地看着我,给我以压迫地感觉。

过了一会儿,一个皮肤略黑、面目清秀,身穿警服的青年,走到我的 面前。他问完我的姓名及犯罪种类后,让我向西走。走过一排楼房, 拐入西面的南北马路。马路两边是一个个的一楼一院及小院铁门。原 来,这里是犯人的宿舍区。走过三、四对东西相对的大门,走进马路 西面的一个院子,在门口里面的值班室停下。这个被人称为邴队长的 青年,让我把行李放在值班室外面,跟一个叫唐元茂的犯人到西面用 圈门隔着的医院查体。

查完体,唐元茂领着我带着行李,爬上这座楼的最高层三楼。在走廊 里,唐元茂与几个青年犯人,一一检查登记了我带来的东西。一个叫 谢玉林的犯人,把我领到走廊南面的一间房子里为我理发。我在看守 所抗命不理发留下的长发,在推子的“咔哒”声中纷纷落下,一会儿 工夫头发尽去,显出一个青皮葫芦头来。佛语里头发叫做烦恼丝,现 在丝已斩去,唯余烦恼与我为伴了。

唐元茂领着我与其他三个刚换上脏兮兮棉囚装的人,各自抱着自己的 衣物,下楼用虱子粉、开水消毒。晾上衣服,唐元茂领我们上楼后, 每人发给一个小板凳,一块放在膝上权做书桌的纤维板。

接着,北墅劳改支队狱政科的战科长,把我们叫到楼梯口南边的直属 队办公室。战科长脸庞黑瘦,戴着眼镜,眼睛里不时闪着寒光,是一 个颇象纳粹党卫军的干瘦小老头,他询问了我们四人的案情,指示我 们要深挖犯罪的思想根源,认罪服法接受改造。

回到兼做教室的宿舍,学习委员唐元茂给我们开会。他先介绍了直属 队的纪律,让我们抄下山东省劳改局颁发的《犯人行为规范》、《监 规纪律》,和北墅劳改支队专门为直属队制订的《队规纪律》,要求 背熟,一切按照这一个规范两个纪律行事。他又把我与刚来的姜福 祯、史晓东与吴旭升,编成“双出双入对子”(也叫“联号”)。嘱 咐我们,“双出双入对子”要干什么都在一起,互相监督,并承担对 方违犯狱规的责任。

唐元茂又对我们介绍了直属队的情况,作为关押“6.4”犯的直属 队,主要是学习有关文件,进行思想改造。他又告诉我们直属队二组 的活动范围──东起楼梯口,西到隔壁的与直属队一组隔走廊相对的 卫生间。严禁与其他刑事犯接触,也不准与一组成员接触交流。相互 之间,不准叫同志、先生、大哥、老师、师傅等社会上的称呼,直属 队内部除直呼其名外,可互称“同犯”或“同学”(直属队“洗脑” 学习,被美其名曰:培训。所以称同学)。并告诉我们,每月可以给 家人写一封信,发信地址:莱西市北墅101信箱7─直。

忙完这些,我们四个初来乍到的“同学”们,拿着板凳在走廊里休 息,相互询问介绍个人情况。我的这三位“同学”都是青岛人,姜福 祯年龄最大,33岁;史晓东最小,21岁;吴旭升30挂零。

我是最后一个到直属队“报到”的。我刚到直属队时,长发及肩,一 袭深蓝呢子中山装,很是唬人。大家被我这“金玉其外”的形象迷 惑,认为我是个教授、讲师或艺术家什么的。姜福祯更是对我的身分 抱有很大的期望值,幻想能有一个探讨学问的伙伴。姜福祯急不可待 地询问我的情况,一听是临朐县水泥厂的工人,眼神立马就黯淡下 来。他不死心,又问我平常读什么书,对什么感兴趣,我说对哲学感 兴趣。他又问了我几句,期望太高、失望太深的姜福祯,面带怒容一 脸不屑的说:“你这水平,还配说懂哲学?”当时,我对我的这位 “联号”姜福祯,一肚子的不服气。心想,这个其貌不扬、小学老师 模样的家伙,不知肚子里有货没货,脾气倒是不小。不一会儿,听着 他们三位“同学”的闲聊,气没有了,心里逐步不安起来,我感到了 与他们在知识结构、知识面、知识深度方面的差距。

晚上,大家背诵那一规范二纪律。晚9点下课,大家从隔壁的仓库拿 出被褥。洗漱完毕后,等到9点半睡觉。我们在挨北墙的通铺上睡 觉,我的右边是靠东墙睡的唐元茂,左边依次是姜福祯、史晓东、吴 旭升。夜间无话,只有解手时“双出双入”的拖鞋“踢蹋”声。姜福 祯白天喝水多,晚上一般小解两次。他解手时,就用手戳戳我,我就 睡眼朦胧地跟着他到卫生间,听着他的“高山流水”曲终,再陪着回 来。开始几天不习惯,几天后也就行了。开始几天,姜福祯见我晚上 不解手,不好意思在我睡意正浓时叫醒我,一直忍到憋不住才叫我。 我知道后,把他说了一顿:我睡觉浓,起来几次没关系,回床接着睡 就行了,可憋出病来就麻烦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唐元茂指挥大家把桌子、椅子摆好,又到直属队办 公室,拿来放上茶叶的茶缸在桌子上放好,泡茶的开水早就打来了。 我们四人坐在小板凳上一字排开,一切就绪,等待战科长来上课。

8点正,随着唐元茂“起立”的口令声,风纪一贯一丝不苟、身板一 贯挺得笔直、表情一贯冷若冰霜、眼神一贯犀利冷漠的战科长,以他 一贯地标准军人形象,夹着文件夹走了进来。战科长走到权做讲桌的 办公桌后,做了一个让大家坐下的手势,大家在唐元茂“坐下”的口 令声中坐下。战科长坐好,把帽子、眼镜放好,打开文件夹,用他鹰 一般犀利的眼睛,把我们四人扫视一遍,上课正式开始。

这个举手头足颇似电影中纳粹党卫军的老战,首先就我们的“犯罪” 发表高见:“你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的国家 和制度的行为,不是偶然的,是有思想根源的。你们有这个根源,这 一次不跳出来,下一次也会跳出来。早晚是要与党和人民较量一番 的,也注定是要碰个头破血流的。你们只有努力学习党的文件精神,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清除思想中西方那些腐朽反动的东 西,重新做人,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

接着他又就党、国、人民的关系发表高论:“你们这些人,自认为自 己的行为是爱国行动,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 在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中,逐步被人民认识选择出来的唯一正确的 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你们反对共产党,就是与 全国人民为敌,就是卖国。”他一字一顿,一面说,一面有冷漠、仇 视地眼光扫视着我们。

“你们要绞死李鹏。李鹏是国家总理,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你们仇视李鹏总理,就是与人民为敌,就是卖 国你们与西方反华势力遥相互应,不是卖国又是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用这么赤裸裸的混帐话,来说中共党、国家、人民 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有人这么明目张胆的假用逻辑推 理之名,行偷换概念的诡辩之实。以前,我看报纸上,总是把党压在 国家和人民的头上,感到别扭。现在听老战一席话,真是胜于我以前 活得20余年,一下子令我茅塞顿开。原来,党就是国,就是人民。中 共用欺骗、暴力、威胁,把全国人民捆绑在它这架暴力机器上,镇压 一切异己力量。这个自诩为代表人民的党,早就把人民视为他的工具 和奴隶,党国不分了。我们这些“6.4”犯,对中共的腐败、专制不 满,抗议他们残杀学生、市民的暴行,当然就是“反人民”的卖国行 为了。“理不讲不明”,听过老战的精辟见解,和经历以后的深挖犯 罪根源,我一步步从以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假“反革命”, 归位到彻头彻尾的真“反革命”上来了。

老战重点讲了犯人必须认罪服法。他不无威胁地讲了“玻璃茬子”的 事。中共在1983年以前,曾有一段大张旗鼓地宣传挽救所谓“失足青 年”的运动。那时,中共对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优先安排工作,甚 至由官方出面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中共这种一时心血来潮就出台的 政策,后来给这些四处做报告风光一时,被动员嫁给劳改、劳教人员 的女青年造成很大地伤害。监狱中的在押犯,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打人和强制繁重劳动的现象,基本没有了。烟台籍被判“死缓”的 “玻璃茬子”(真名不详),见杆就上,不服管教,引起狱警众怒。 1983年“严打”时,“玻璃茬子”被老战他们借机整理材料,作为典 型枪决。

老战一面声色俱厉地讲着,一面杀气腾腾地扫视着我们。看着老战的 表演,我联想起“6.4”屠夫邓小平、李鹏和他们的口舌袁木,在 “6.4”大屠杀后,“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丑恶表演。这些视人如草 芥,动辄以杀人维护其统治的中共党文化,一直渗透到中共基层。中 共对外血腥镇压反抗势力,对内残酷整肃异己。在这血雨腥风、尔盈 我诈的环境中,人性被剔除,兽性不断得以加强。江泽民上台伊始, 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一记者问:一参与“6.4”的女大学生,被 发配四川后,遭到当地农民轮奸,中共将怎样处理这件事。身为中共 总书记的他,竟然回以罪有应得。从江总书记震惊全球的回答,我们 也就知道中共的掌权者是些什么东西了。

老战又讲,直属队有人不认罪,被加带刑具。后来知道,他说的是孟 庆秦。老战对直属队想上诉者,一律扣以不认罪服法的帽子,轻则严 厉批评罚写检查,重则象孟庆秦给予拳打脚踢电棍“教育”,迫使其 放弃上诉。从以后曾有一段时期放宽上诉看,这不准上诉,也可能是 上面的意思。

进入直属队,头三个月为入监学习。这一时期,我们被强制灌输中共 版的“6.4”学习材料,和“四项基本原则”相关文件。我在这一阶 段收获不浅,在应付狱方“洗脑”的同时,也认清了中共反人类、反 人性的本质,彻底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

6月5日夜11时许,北墅劳改支队警报声大作。唐元茂嘱咐大家继续睡 觉,不准打听,也不要胡乱猜测。几天后知道消息,五大队犯人孙成 功越狱,潜逃后被抓回。又过几天,直属队与七大队、医院的犯人, 一起观看孙成功被抓回的录象。

录象开始。孙成功被五花大绑,带着手铐脚镣,在两个狱警左右挟持 下,向监狱大门走来,三、四只电棍,在他的脸上、脖子上不停的电 击着,孙成功一面被狱警扯着往里走,一面摇着头嚎叫着。进监狱 后,孙成功被吊在监狱大门里面,一个用三根木杆撑起的三角架上, 一个狱警不停地用电棍电击他。孙成功一面不停的说着:“再也不 了,杀了我吧。”一面徒劳的扭动着脖子躲避电辊。再后来,孙成功 耷拉着头,只在电棍电击时抽搐一下,发出一声不大的哼哼声。整个 录象全是孙成功遭电击的镜头,全长约50分钟。

老战在放录象的过程中,一直用他鹰一样的眼睛,注视着观看录象的 犯人的表情。录象放完后,老战又是用他惯用的咬牙切齿的声音讲 话:“有人对孙成功表示同情,对政府惩处帮助孙成功的有效措施不 满。孙成功永远不会成功!除非他认罪服法接受改造。大家要以他为 戒,遵守狱规,接受改造,争取早日重新做人。监狱是什么?监狱是 党和国家的专政机关,是钢铁的机器,不怕这些顽固不化的强硬分 子,抗拒改造。孙成功已被报加刑。你们老犯们还记得烟台的‘玻璃 茬子’吧?政府不怕这些抗拒改造的,能教育的教育,象‘玻璃茬 子’这样死不悔改的,犯到步数就枪毙!”

散会后,大家议论纷纷。孙成功被判刑入狱的起因,是他的亲属违反 “计划生育”政策被抄家,孙成功与“计生”人员理论时发生冲突被 拘留。在警方押送孙成功去拘留所的路上,孙成功与警方人员抢夺方 向盘,企图与警方人员同归于尽。孙成功身负妨害公务、故意杀人二 罪,被判刑20年。到监狱后,孙成功一直对他的判刑坐牢气不过,利 用五大队开会的机会,逃出监狱,准备逃到朝鲜岳父家里避难,在烟 台坐船时被抓获。孙成功的“联号”也因失职,被拳脚电棍“教育” 后,戴上手铐脚镣送到“严管队”严管。

孙成功因反抗中共违反人性的野蛮的“计生”政策,一步步走进监 狱,被判有期徒刑合并刑期的最高刑期20年,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岁 月,将在监狱的痛苦煎熬中度过了。

入监学习结束,史晓东被分到五大队,我与姜福祯、吴旭升被并入直 属队一组。这时直属队的“6.4”犯,只剩下“反革命”了。除我们 三人外,原一组的有:陈兰涛(18年)、张杰(18年)、张宵旭(15 年)、孙维邦(12年)、孟庆秦(十年)、王在京(八年)、刘济潍 (八年)、牛天民(七年)、姜春源(五年)。另有普通刑事犯的一 个组长、两个委员,负责监视管理。

组长叫谢玉林,原是烟台某厂技术科的科长,因诱奸同事的小女孩, 在1983年“严打”期间案发,被以“奸淫幼女罪”逮捕。谢玉林奸淫 数名幼女,又正逢最严厉的1983年“严打”,本来必死无疑。谢玉林 一看性命难保,装出一副认罪悔罪痛不欲生的样子,被烟台市看守所 竖为典型,被判死缓,保住了性命。谢玉林在一、二组合并后不久, 被假释出狱。这位糟蹋单位同事幼女,靠善于表演保住性命的家伙, 从他时有流露的情绪和只言片语可以看出,他绝无悔罪之心,他悔得 是为这件事差点丢了脑袋,服了十年的刑,和被开除公职的损失。

学习委员唐元茂,原是烟台某厂财务科长,因贪污入狱,被判刑十 年。直属队解散不久,被假释出狱。纪律委员刘某某,听说也是某单 位财务科长,也是因贪污入狱。这个耳聋的刘某某整天戴着助听器, 偷听别人谈话,给人打“小报告”。直属队解散后,被分到老残队, 后情不详。

在直属队入监学习期间,我整天与姜福祯在一起,有不明白的疑惑, 马上就能得到解答。姜福祯在我清除头脑中的中共遗毒和传统文化粕 糟,确立新的人生信念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二组合并 后,我又多了一个老师孙维邦。这一时期,我在白天除了应付狱方安 排的学习任务外,整天跟着姜福祯、孙维邦转。晚上,我与姜福祯值 班时,更是海阔天空心游万仞。北墅劳改支队是我人生的新生之地, 是我思想混沌初开的扬帆之所,姜福祯则是我灵魂出浴的助产士。

近一年的直属队生活,是上帝对我最大地恩赐。在这里,我接触了与 我的农村环境截然不同的人群,见识了一种以前从来没有接触的文 化。得遇姜福祯、孙维邦两位老师,是我一生的幸运。在这一点上, 我确实“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他们给我提供了真正 “自新”、真正“重新做人”的机会。

1990年春节,直属队是在轻松的气氛中度过的。过年夜,大家一起动 手,有的和面,有的包饺子,忙忙碌碌,颇有大家庭过年时热闹的样 子。大家说说笑笑,冲淡了思念亲人的愁绪。更为难得的是,放假期 间,大家可以心无旁骛的下下棋、打打扑克、看看电视,放松一下一 直绷得紧紧的神经,调节一下郁闷的心绪。我与姜福祯、孙维邦等, 没有下棋、打扑克爱好的,就利用这几天假期,静下心来好好读点 书、聊聊天。

“胜筵必散”。春节过后不久,直属队解散下队。当时,我一下子懵 了。我与这些同因“6.4”民运入狱的朋友们,经过近一年相处,已 经难分难舍,我早就把他们视为最亲近的人了。晚上,听着七大队勤 杂组犯人,问我是不是青岛人的问话,心中的酸楚难禁。是啊,我与 青岛“6.4”朋友近一年的朝夕相处,口音都青岛化了。晚上躺在床 上,我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两年监狱生活中,唯一的一次流 泪。

我被分到七大队勤杂组,在门卫值班。七大队勤杂组有扒废胶任务。 我下班后,还要拿出一部分时间完这个任务,这就挤占了我本来就不 多的读书时间。没办法,我只好在上班时偷着找时间看书。

我分到七大队后,七大队的卫生员樊升辉,给我从教务处弄来不少 书,哲学的、政治的、逻辑的、法学的、心理学的,还有一些人物传 记小说杂志。幸好,同是“6.4”犯的张本先在老残队,没有劳动定 额,有时间就来帮我扒胶。后来,老残队的齐洪,也时不时的来帮帮 我,我才得以有时间读完这些书。

七大队与医院在一个院内,能碰巧遇到来医院看病的其它队的 “6.4”朋友们。七大队与五大队隔马路相对,史晓东在五大队门卫 值班,晚上值班时,我与他经常聊聊天,问一下姜福祯、牛天民的情 况。有时,分到七大队南面教务处的孙维邦等有什么事,或传递书 籍,也是我与史晓东利用晚上值班时间互通的。

北墅劳改支队,一如其他劳改场所,卫生、景致之清洁优美,如同鹤 顶、罂粟之妖冶。不知监狱内情的观光者,都感叹监狱中如同秀丽的 公园。他们那里想象得到,这秀丽的表象之下,那浓酽的丑恶呢?

晚上,一切都进入梦乡,惟有我这个值夜人溜达于空荡荡的院子里, 放松一下白天紧绷的身体和头脑,一个真实的我也在躯壳内复苏充 盈,我眼中七大队院子里的花草树木,也只有在这时才显现出它美丽 的真实。几株栀子清幽幽的花香,飘散在清凉的空气里;沐浴在银白 月光下的墨绿葱茏的冬青枝叶,是那样的饱满张扬,表现出它的勃勃 生命,让人羡慕嫉妒。我经常在月圆的夜晚,在院子里徜徉,任由心 猿意马的思绪遐想,无目的的遨游:

◆我们人类这个自然世界的果,真的能认识冥冥宇宙这个因吗?

◆我们能认识我们自己吗?

◆我们能认识这些有生命、无生命的同为存在的同类吗?

◆我们能认识这些物质的、或基于物质派生的比如意识之类的东西吗?

◆我们感觉到的这绚丽多姿的表象世界,是物质世界的全部吗?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依赖我们的感觉器官。我们如果象鼹鼠一样没有眼睛,又怎么知道世界是五彩纷呈的?又怎么能有高与低、大与小、美与丑这些概念呢?

◆如果我们不是嗅觉灵敏的陆上的动物,而是天上飞的鸟、水里游的鱼,那芳馥的鲜花,将会逊色多少?那诱人的法国香水,又会卖给谁呢?香与臭又怎能在我们的脑海里占有一席那?

◆没有舌头的味觉,香肠与蜡烛同味、美酒与白水同觉,又怎么会有酸、甜、苦、辣、咸的无味俱全?

◆没有触觉,又那里有软硬的感觉?

◆没有食欲,我们的个体将怎样生存?

◆没有比食欲更强烈的性欲,或由性欲升华的爱情追求,人,甚至动物,又怎能延续族群呢?

◆没有人对爱的渴望,对孤独的惧怕,一切的社会组织又那里能产生形成?

◆没有对自己生命的珍惜,又怎么解释,人们不管杀身成仁、罪恶滔天,还是猥猥琐琐,都在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生存寻求理由?我们知道,人类最终也会象个人一样,从无中来到无中去,那为什么从古到今的智者,还在为生存的意义寻找理由?

寂静的夜谧里,让心绪展开翅膀,逍遥于四海八荒之外,神游于方寸 细微之间,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入监队戴队长是孙维邦的同学,为人正直厚道,他没有其他队长那种 在犯人面前颐指气使,自觉高人一等的习气。我到北墅劳改支队后, 经常胃痛,到监狱医院检查,诊断为12指肠球部溃疡。监狱中药物稀 少,我对戴队长说了后,他把自己吃的药给了我。后来,卫生员樊升 辉也给我弄了些治胃病有关的药,使我的胃痛症状得以缓解。

戴队长星期天值班时,就找我聊天。我与戴队长海阔天空的胡侃,谈 到监狱管理的弊端时,我说:“监狱把正常人的交往规定为违规,而 对告密等为人不齿的行为进行奖赏。这种以恶诱导犯人的做法,不是 与改造人的初衷相背吗?这样不是只会使犯人在道德品质上更坏 吗?”

戴队长笑了笑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现有的监狱制度下,只 能这样。就我而言,我瞧不起那些为挣减刑分,乱打小报告的犯人, 但还要靠他们了解犯人的情况。你看,晚上一关门,就是犯人的天 下。如果不让他们互相监督,很难说会发生什么。要改变这种情况, 只能从改变监狱制度入手。而要形成一套合理的监狱制度,政检法要 同步,涉及方方面面。”我也跟进一句:“首先是社会制度。”戴队 长又笑了笑没有吭声。

中共监狱象其他地方一样,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这里面颇象书上介 绍的奴隶社会,我们从队长的另一称呼“政府”,就能体会出来。队 长打犯人,让犯人整不顺眼的犯人是经常的事。我在直属队时,战科 长一面讲着共产党监狱不打人的文明,窗外一面传来其他队的队长打 犯人的声音。我到监狱大伙房打饭时,亲眼看见一个训练队列的队 长,一拳一拳的打一个没走好的犯人的头。

当时北墅劳改支队的队长,大部分是从部队复员的军人,素质很差。 听老犯人说,曾有一个从武警部队复员的队长,专门好捆绑犯人以显 其技术的娴熟,整天整的犯人们鬼哭狼嚎。他的这种“爱好”,不仅 其他队长看不下去,后来传到队长家属耳朵里,也引起众愤。这些女 人们骂这个队长不是人,把这个队长的妻子也孤立起来了。这位队长 妻子知道情况后,与丈夫大闹一场,并以离婚相威胁,这个禽兽队长 后来才有所收敛。

有一天,我在门卫值班,听到张队长在办公室大发雷霆,我从窗外看 到,张队长正在用笤帚把打严管犯人张自木的头。张队长一面打一面 问:“你说不说?”。张自木在笤帚雨点般的打击下,只是哭泣,一 声不吭。张队长把笤帚把打散了,张自木还是不吭声。后来得知,张 自木在队上勤勤恳恳,但因家里没钱打点,自己又老实巴脚,得不到 减刑分。张自木从此以不说话抗议,队上以“抗拒改造”为名,把他 送到了严管队。严管队用尽办法,张自木软硬不吃,依旧一声不吭。 后来,张自木回队后还是不说话,队长只好安排他打扫卫生。

监狱中的队长们,长期在这种环境中,或多或少的都有不把犯人当 人,自觉高犯人一等的不正常心态。我在门卫值夜班时,每逢队长查 夜,都是先打开院子大门,然后接过宿舍楼钥匙,给他们打开门,等 他们检查完,再把钥匙给他们。有一次,一个队长要我立正站好,双 手接送钥匙。这种刻意作践他人,以满足自己可怜的虚荣心的做法, 使我很反感。以后,我也就让与我一起值班的犯人开门,消极的表示 我的不满。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例外。七大队伙房的犯人组长,不知为了何事, 大声地向管伙房的宋队长发火。宋队长克制着,既没有打他,也没有 把他压下去,这让我惊疑。与我一块值班的犯人告诉我,宋队长每天 夹着一个黑包上下班,这里面能没有猫腻?宋队长这是让人抓着把柄 了。后来我注意了一下,宋队长是唯一一个拿着包上下班的。他一上 班,就把黑包放在伙房里,下班时再到伙房里拿着,风雨无阻,雷打 不动。监狱里各生产大队的队长,掌握着犯人减刑幅度的大小,犯人 工作的轻重,有时甚至掌握着犯人的命运,,是个能捞钱的肥缺。犯 人家属大都希望亲人早日脱离监狱这个人间地狱,希望亲人在监狱里 少受罪,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打点说了算的队长是少不了的。宋队长 没有肥肉吃,也就只好啃点犯人的瘦骨头了。

七大队犯人中,喜好读书的人不多。有点知识的人,找个能聊天的不 容易。卫生员樊升辉(他自己讲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记者出身的 齐洪,与我接触很多,他们没事就找我聊天。他们二人知识面比较 广,与他们聊聊天,彼此也能稍解寂寞。

我在门卫值班期间,刘济潍、孙维邦等,经常把“家见”带进来的食 品,偷着给我点解解谗。樊升辉经常给我开病号饭。与我一起值班的 莱阳盗窃犯陈小龙,恶习不改,不听我的劝阻,值夜班时,几乎每天 都到伙房里偷肉、鸡蛋、花生米等,偷回来放在暖瓶里焖熟,我也只 好沾他的光了。樊升辉还经常给我一些维生素之类的营养药胡吃一 通,这一时期美味虽然没能享受,但营养大概够了。

史晓东在我即将到出监队时,托人给我做了一个精致的钥匙挂环和葫 芦印章,留做纪念。可惜因与史晓东一块值班的犯人告密,被七大队 的黄教导员没收了。

离刑满不足三个月时,我到了出监队。出监队的犯人,一部分是象我 一样的短刑犯,一部分是没有减刑的长刑犯,还有一部分是虽然减过 刑,但后来因违反监规打到底的犯人。

出监队的劳动任务,是养护监狱大门到连接莱西公路约一公里的沙 路,和打扫监狱办公区的卫生。劳动任务很轻松,也就是一头午的 活。其它时间,在宿舍进行出监教育学习,主要内容是学习国家对劳 改释放人员的政策和法律知识。出监队的犯人陆续出狱,每月又从其 他大队补充进来。出监队纪律相对松弛,即将出狱的犯人,也很少再 弄什么事,自己找不痛快。

我到出监队不久,来了一个原在老残队的荣城县的犯人。这个荣城籍 的犯人,是一个“全家红”的共产党烈士的后代。1983年以前,他骑 着自行车收棉花卖被套,被军车撞伤。后来,他因不服赔偿处理,四 处告状,多次到县信访办公室吵闹。1983年“严打”时,被荣城县法 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刑八年。他到北墅劳改支队后,一直上诉、申 诉,但均被驳回。(有一说法:1983年“严打”期间的案子不改判) 监狱考虑他的案子确系冤案,多次联系荣城县公安局,让其保外就 医,但均被公安局拒绝。这个共产党的孩子,只因对车祸赔偿不服, 到信访办公室要求重新处理时吵闹过几次,没想到恰逢邓大人的1983 年“严打”,扎扎实实的打了八年劳改。

近刑满释放时,孙维邦利用采访约稿的机会,与我见了一面。我与孙 维邦互道保重,并请他代致其他“6.4”朋友。我每想到很快就能与 家人团聚,心中满怀欣喜,但一想到与姜福祯、孙维邦等朋友们分 手,心中就万分的惆怅。

1991年12月17日下午,我二弟经过家见室把衣服给我送了进来。吃过 晚饭,我换上衣服与出监队的组长喝茶闲聊,心绪早已飞出墙外。凌 晨二时,出监队宋队长把我带出监狱。走出挂着“北墅育新学校”牌 子的大门,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回头观望,心中涌上一种恍如隔世的 感觉。再走出一道大门,我二弟与司机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见我出 来,赶忙接过我的行李,放在车里。我与宋队长告别后,踏上车,车 子缓缓驶出北墅劳改支队,驶出门外的沙土路,进入莱西公路。我望 着远处黑黝黝的北墅劳改支队,心里默默地告别着。别了,北墅劳改 支队,这个我灵魂的新生之地!别了,姜福祯、孙维邦我亲爱的老 师!别了,我情同手足的“6.4”朋友们!

民主论坛 上载:[2006-06-30] 修订:[2006-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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