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使命便是：一方面批判旧制度对人的奴役，一方面批判新制度对人的异化。（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
据说，在斯大林时代，有经验的作家经常劝同行说：“能够的话，最好不要思考；万一思考，最好不要写出来；即便写了，最好不要发表！”
劝人不要思考，更不能把思考写出来，更更不能将这写出来的思想拿去发表，让满世界的人都清楚你的观点。——这无疑是非正常之心态与非正常之言行。道理挺简单，因为你的观点一旦是你真实的想法，你的思考是你真实的情感，就注定要惹祸召灾，累及家人亲朋。何苦呢？！不如装瓜！不如麻木！不如卑微平庸！智识分子一旦拥有这种想法，就基本背离了智识分子的天职，说明自己已被所处之时代或生存环境异化了。
不过，有（人生）经验的作家居然还敢用这般对现实不满的“右派言论”经常在劝他的同行，又反证了在斯大林时代，智识分子的良知与人间真情毕竟还没有完全被异化掉，人与人的关系毕竟还有一点点真诚可言。否则，劝别人干啥，谁晓得他会不会转过身就去打小报告？可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人都在心中筑起了围墙，都牢牢记着四个字：“宁左勿右！”所以，在中国所有地方，所有有经验的聪明人无一例外地劝同行、同乡、同窗、同胎、同锅、同床甚至同体时，总是这样说：“多读毛主席的书！多斗私批修！多向雷锋同志学习！多向党献忠心！多自觉革命！多为党的利益奋斗！多……”
在斯大林时代有经验的作家劝同行所说的话，虽非正常话，但毕竟还是人话；而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公开劝人的话，那是《人民日报》社论的话，基本不是人话。人到了主动不说人话的时候，人就走失了，唯留下动物本能，“蠢龟有壳，懒蝉假色”而已。
上帝在创造人时，将人设计为有限的、短暂的和脆弱的。因其有限性，所以无论人类再聪明，也始终无法窥破人类的终极局限：人类总在为权为利、为信仰不同、为文化差异、为肤色等级、甚至仅仅为某个理念（如“正确路线”、“祖国的统一”等）而相互厮杀，不惜同归于尽，地球毁灭。因其短暂性，任何人无论其宏才大略、气吞宇宙也好，功盖日月、富可敌国也好，生命只给了你几十百把年，到头来都得死，什么也带不走。秦皇汉武，要想长生不老，想要金刚不坏，简直妄想，简直扯蛋，简直笑谈。因其脆弱性，所以人类既是最不能理解上帝之用心的，又是最容易丢弃上帝赋予人类生存意义的根本原则、作为人的尊严的基石——“人之所以是人”的。故人类既容易被自己的文明异化为机械、工具（螺丝钉），又容易被自己的文化奴化为牛马、牛鬼（狗屎堆）。
我们好不容易从那黑暗年代活了过来，到老了却要领教这“既资且社”双重既奴又异的无形且无限之威力。看来我们命中注定、在劫难逃！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得活且活，现在天天都可打牙祭，已经相当不错了，还管什么“异化”不“异化”？我活得上好！——可惜，当我一经有了这些甩都甩不脱想法后，我心头清楚，我已经被时代异化了，我已经背叛了上帝造人的旨意，我已经放弃了做人的尊严了，我已经变得十分平庸了。
然而，每当夜半独对苍穹时，我又觉得这种活法简直没球意思，一个声音从心底涌出，按都按不住：“‘平庸有福’——去挨球！”
2001.5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