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使命便是:一方面批判旧制度对人的奴役,一方面批判新制度对人的异化。(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

据说,在斯大林时代,有经验的作家经常劝同行说:“能够的话,最好不要思考;万一思考,最好不要写出来;即便写了,最好不要发表!”

劝人不要思考,更不能把思考写出来,更更不能将这写出来的思想拿去发表,让满世界的人都清楚你的观点。——这无疑是非正常之心态与非正常之言行。道理挺简单,因为你的观点一旦是你真实的想法,你的思考是你真实的情感,就注定要惹祸召灾,累及家人亲朋。何苦呢?!不如装瓜!不如麻木!不如卑微平庸!智识分子一旦拥有这种想法,就基本背离了智识分子的天职,说明自己已被所处之时代或生存环境异化了。

不过,有(人生)经验的作家居然还敢用这般对现实不满的“右派言论”经常在劝他的同行,又反证了在斯大林时代,智识分子的良知与人间真情毕竟还没有完全被异化掉,人与人的关系毕竟还有一点点真诚可言。否则,劝别人干啥,谁晓得他会不会转过身就去打小报告?可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人都在心中筑起了围墙,都牢牢记着四个字:“宁左勿右!”所以,在中国所有地方,所有有经验的聪明人无一例外地劝同行、同乡、同窗、同胎、同锅、同床甚至同体时,总是这样说:“多读毛主席的书!多斗私批修!多向雷锋同志学习!多向党献忠心!多自觉革命!多为党的利益奋斗!多……”

在斯大林时代有经验的作家劝同行所说的话,虽非正常话,但毕竟还是人话;而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公开劝人的话,那是《人民日报》社论的话,基本不是人话。人到了主动不说人话的时候,人就走失了,唯留下动物本能,“蠢龟有壳,懒蝉假色”而已。

上帝在创造人时,将人设计为有限的、短暂的和脆弱的。因其有限性,所以无论人类再聪明,也始终无法窥破人类的终极局限:人类总在为权为利、为信仰不同、为文化差异、为肤色等级、甚至仅仅为某个理念(如“正确路线”、“祖国的统一”等)而相互厮杀,不惜同归于尽,地球毁灭。因其短暂性,任何人无论其宏才大略、气吞宇宙也好,功盖日月、富可敌国也好,生命只给了你几十百把年,到头来都得死,什么也带不走。秦皇汉武,要想长生不老,想要金刚不坏,简直妄想,简直扯蛋,简直笑谈。因其脆弱性,所以人类既是最不能理解上帝之用心的,又是最容易丢弃上帝赋予人类生存意义的根本原则、作为人的尊严的基石——“人之所以是人”的。故人类既容易被自己的文明异化为机械、工具(螺丝钉),又容易被自己的文化奴化为牛马、牛鬼(狗屎堆)。

我们好不容易从那黑暗年代活了过来,到老了却要领教这“既资且社”双重既奴又异的无形且无限之威力。看来我们命中注定、在劫难逃!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得活且活,现在天天都可打牙祭,已经相当不错了,还管什么“异化”不“异化”?我活得上好!——可惜,当我一经有了这些甩都甩不脱想法后,我心头清楚,我已经被时代异化了,我已经背叛了上帝造人的旨意,我已经放弃了做人的尊严了,我已经变得十分平庸了。

然而,每当夜半独对苍穹时,我又觉得这种活法简直没球意思,一个声音从心底涌出,按都按不住:“‘平庸有福’——去挨球!”

2001.5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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