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伪装者》中，有一个叫汪曼春的女特务让人印象深刻，她娇美如花却心如蛇蝎。建国以来，我们出产了一大批红色题材影片，其中，女特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她们的形象具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构建的呢？
女特务的模型化
新中国第一位女特务形象是《无形的战线 》(1949)中的崔国芳，这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女青年，影片着力表现她陷入特务组织泥淖之后的恐惧与苦闷以及窃取情报之后的惶恐与焦虑。
然而这个形象的女特务似乎并不让人满意。有“人民艺术家”之称的演员陈波儿曾对这部影片中的人物塑造提出过批评，尤其是崔国芳的形象。她批评编导对女特务崔国芳缺乏批判，抱有同情。“片子里可以看出编导非常喜爱女角崔国芳，她被写得十分洁白单纯，她在每一个场面的出现导演都在想尽一切可能争取观众对她的无限同情。”陈波儿进而分析造成以上缺点的原因是导演釆用了“非阶级观点”，“放弃了对敌人应有之暴露”。这样就“无法表现敌人特务政策之计划性，对人民严重的危害性；以及我党宽大政策之正确性，教育作用及力量。”陈波儿的批评事实上表明了：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电影的意识形态，反特片的观点不但要鲜明，而且不能存在暧昧性，要凸现一种简捷明了的二元对立的关系。
因此，在1950年拍摄的影片《钢铁战士》中，贺高英扮演的国民党女特务形象就有了很大转变。她的任务就是诱骗被捕的革命战士投降于国民党。在形象设计上，这个女特务比崔国芳要妖娆许多，处理得也较为脸谱化：她身穿美式军服，头戴船形帽，手夹烟卷，喷云吐雾，特别是她额头上被勾画了两道很夸张的细弯眉。在当时的电影语言中，这样的面孔直接在视觉上给这个角色打上了反面人物的标签。为了诱惑张排长投降，她还特意脱掉军装，换上花旗袍，肩披卷头发，足踏高跟鞋，用尽浑身解数，但依然无功而返。这一形象虽然很脸谱化、漫画化，却成为之后国名党女报务员或女秘书的经典造型，表达着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指向。
当然，除了女特务，在反特片中，不可缺少的就是侦察英雄。在这两个人物类型中，女特务妖冶魅惑，侦查英雄阳刚质朴。其背后的政治寓意其实相当明显：侦查英雄象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阳光、朝气、健康，女特务代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糜烂。
为什么人人都“爱”女特务？
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中，以“反特”为题材的电影占有相当地位，同时也是那时代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种类。而这类电影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中往往有那种以女特务身份出现的人物形象。这种女特务，虽然是“反面人物”，虽然导演和演员极力要表现出她们心灵的凶残和肮脏，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被她们所吸引。套用一句俗而又俗的话：女特务是“红色电影”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什么女特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
在当时，“红色价值”主宰整个社会生活的时代。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普遍男性化，在发型、服饰上，将“女性味”减少到最小限度，在言行举止上也最大限度地与男性认同。女性身上的任何一点“女性味”，都被视作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都被看成是“思想意识”有问题的表现；都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可靠、不过硬；都会招致领导的批评、群众的非议。
在那个“红色时代”，电影中以直观的形象出现的女特务，就成了“女性味”最合法的载体。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负面的价值，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腐朽、堕落甚至邪恶，那当然就要在女特务身上充分体现。同时，女特务要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也非有浓郁的“女性味”不可。这样一来，仿佛人世间所有的“女性味”都集中到女特务身上。
这样一来，女特务就成了关于女性知识的启蒙老师。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女特务的头上，懂得了什么叫“烫发”；从女特务的唇上，懂得了什么叫“口红”；从女特务的眉上，懂得了什么叫“画眉”；从女特务的脸上，懂得了什么叫“涂脂抹粉”；从女特务的衣着上，懂得什么叫“旗袍”、什么叫“胸针”、什么叫“高跟鞋”······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女特务的一起一坐、一顾一盼、一颦一笑、一嗔一喜中，懂得了什么叫“仪态万方”、“闭月羞花”、“倾城倾国”、“国色天香”······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从电影中的女特务身上，体会到女性的魅力，并体验到什么叫“神魂颠倒”、什么叫“如痴如醉”、什么叫“心旌摇荡”······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小伙子，竟然是对着银幕上的女特务情窦初开。
除此，在那个“红色时代”，现实生活中没有爱情的位置，文艺作品里更是不能从正面充分表现爱情。正面人物要么根本没有两性关系，要么这种两性关系也是高度政治化的。
“红色电影”中有女特务出现时，往往要让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甚而至于在不知不觉间对“我方”人员动起真情，落入自织的情网而难以自拔。无论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情流露，女特务在与“我方”人员的交往中，都会把两性之间纯粹私情的一面充分表现。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电影中的女特务，竟鬼使神差地成了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
当女特务遭遇爱情
在早期的谍战题材影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女特务一般是敌人的角色，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诱惑我方，而我方的特务角色一般由男性承担，我方的男特务从来没有引诱过敌方女公安，与此相对应，我方的女公安也没有色诱对方的男特务。
“红色电影”往往不厌其烦地渲染女特务怎样用身体引诱“我方”侦察员，怎样百般忸怩、千般作态，但“我方”侦察员总是能巧妙地摆脱与拒绝，始终严守界线。对女特务的搔首弄姿、投怀送抱，“我方”只有生理上的厌恶，他需要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觉悟”所强行压制这种对女特务的厌恶。在与女特务的周旋中，在面对女特务的百媚千娇时，“我方”应该时刻保持厌恶和仇恨，即便为了工作需要而对女特务甜言蜜语时，内心也应有着锋利的杀机，他应该能够随时对她手起刀落。
尽管“我方”如此厌恶女特务，但“红色电影”不仅让“敌方”女特务爱上“我方”侦察员，而且往往还要强调她们是在有众多追求者的情况下对“我方”侦察员情有独钟。让女特务对“我方”侦察员“动真情”，当然意在表现“我方”英雄人物的魅力，意在通过女特务的眼光来肯定“我方”英雄人物的价值。
为什么会如此设计，恐怕仍然是“红色道德”在作祟：敌方”对“我方”施行美女计，其结果当然是徒劳，从“敌方”的立场来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我方”的立场来说，则是不但挫败了“敌方”的阴谋诡计，还多少占了些便宜。“我方”对“敌方”施行美男计，其结果当然是卓有成效的，是以大胜告终的，从“敌方”的立场来说，仍然是双倍的损失，而从“我方”立场来说，则是双倍的收获。
新时期的女特务形象
最近一些年，谍战剧又红火起来了。《潜伏》、《伪装者》、《旗袍》、《北平无战事》、《风声》、《红色》等等都是不错的谍战题材片。这些影片，抛弃了从前男性视角的叙事，大大提升了女性叙事的比重和地位。在剧中，女特务的形象也比原来丰满了一些，呈现出多样化的人物性格，集中表现在以下四种全新的类型：
1、 忠贞不渝的革命伴侣
所谓革命伴侣，即红色恋人。她与剧中的男主人公通常是恋人关系，拥有同样的信仰，站在同样的立场，并肩作战在革命的最前线。谍战剧里，她们通常利用自己的智慧，无私的配合着队伍中的同志，勇敢出色的完成组织一次次交予的任务，即使是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也在所不惜。与以往塑造的正面革命女性形象不同的是，在新世纪的谍战剧中，她们被更多的赋予了女人的特性，不再是无情的冷面革命者。她们可以拥有爱情、儿女情长；可以穿旗袍、踩高跟、烫卷发来绽放女性特有的美丽，唯一不变的是她们的独立、勇敢、自信和坚强。《潜伏》中的左蓝、翠平，《掩护》中的康晶晶，《暗算》中的黄依依，《旗袍》里的尚小兰，她们都是对这一形象的最好诠释。
2、 亦正亦邪的野蛮特工
新世纪谍战剧中的女特务被妖魔化的一面逐渐消失，更多的是凭添了一份真实的人性。即使她们依然沿袭着早期反特片中那些脸谱化的标志，但更多是被刻画成为因爱而恨的牺牲品，更多展现的是楚楚可怜，博得了观众的同情。比如《伪装者》里的汪曼春，《掩护》中的女特务韩晓溪。
3、 双重身份的红色义士
双重身份主要是指剧中的人物形象既是我方队伍的革命战士，又是潜入地方阵营的间谍人员。双重身份的她们注定要比上述文字提到的两类女性更有可看性和传奇性。能够代表此类女性形象非年的谍战大戏《旗袍》中的关萍露莫属。
4、 涅槃重生的“小布尔乔亚”
“小布尔乔亚”是指当下流行的小资情调，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生活情调、生活品味，在这种情调与品味中，渗透着对生活和生命的一种感悟和理解，作为这种感悟和理解，它是高于现实法则的一种浪漫情趣。拥有“小布尔乔亚”情调的人物是近年来谍战剧作品中塑造的另一类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形象在剧中前半部分都不问政事，沉醉在自己的小资世界里。但经过林林总总的历练，她们最后都通过自身的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参考文献：
王彬彬：禁欲时代的情色——红色电影中的女特务形象
赵艳香：中国新世纪谍战电视剧人物形象研究
俞洁：“十七年”中国反特电影的类型研究——1949-1966
刘澍：红色银幕上的女特务
韩敏：“十七年”欲望镜像的生产机制——以“十七年”女特务媒介形象为例
可以说，从“女特务”形象诞生开始，不管如何变迁，她身上更多展现的是一种“红色道德”。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