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2008年秋以90岁高龄谢世,这位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再次被放大并被置于俄罗斯与世界的视野中。
    
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索尔仁尼琴都是一个总可说、总说不(甚)清亦说不尽的话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世界文学史上,他属于那类色彩最是丰富、思想最为复杂、评价最具争议、成绩又最伟大的一类作家。
    
说他色彩最是丰富,是指他的人生经历与体验。当他还是6个月的母腹胎儿时,父亲即因在狩猎中受伤死去;当他26岁(1944年)时,母亲因肺结核病故;事隔一年之后,又因在与友人通信中流露对斯大林的不满,虽身系红军大尉且在东普鲁士前线因作战勇敢曾获两枚勋章的他被捕,关进“劳改营”,获刑八年;1952年即34岁时,再患腹股沟恶性肿瘤动手术;1953年秋又染胃癌,不得不连续接受放射治疗(他的长篇名作《癌病房》即与此经历直接相关);虽然有1956年前苏联最高法院“解除流放”的通知和苏共20大之后的“平反”,但仍有“克格勃”(俄罗斯前总统、现总理、有可能又是下任总统的普京曾效力的所谓“强力部门”)在1965年、1971年先后多次“抄家”、“搜查”,此种处境直到其58岁(1974年)以再次被捕而“告终”:他被褫夺国籍、24小时后强制驱逐出境送往西德(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德作家海因利希•伯尔等200余人恭迎了这位高贵的“流亡者”);黄鹤一去20年——直到“剧变”之后的1994年,访美的叶利钦总统电话诚邀,曾放言“我将活着回到祖国”的索尔仁尼琴才凯旋式地结束流亡,自美国“体面”归来。而此后之十余年,他又不时身处“剧变”与“动荡”的俄罗斯的“变革”漩流之中。
    
“公”生活斑斓,“私”生活也斑驳:他22岁(1940)时与其中学同事娜塔莉娅•列舍托芙斯卡雅结婚,后因政治原因也因妻子的首先选择被迫离婚,但又在后来的1956年6月复婚,可9年后的1967年两人再次分居,并在1973年3月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在此前之1969年,索尔仁尼琴与莫斯科大学的助教、亦有离婚经历的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博士相识,20岁之差距并未妨碍彼此相知之感,他们先是同居,后在1973年正式结婚。索尔仁尼琴并非杯水主义的水性杨花之辈,与前妻离散,政治因素是浓重的阴影;与后妻聚合,乃灵犀相通之结果。事实上,斯维特洛娃在作家身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她是妻子、文字秘书、事务代理人、评论者以及整个家庭生活的打理者。坎坷曲折的公生活与私生活为小说家索尔仁尼琴的90岁月涂上了极是丰富的色彩。
    
说他思想最复杂,是因为在可谓漫长的人生春秋中,其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与他同时兼有的作家与政治活动家的双重身份不无关系。无疑,在“十月革命”隆隆炮声中问世的索尔仁尼琴早期是有其“革命”信念的,但作为一个“思想者”,这位罗斯托夫大学数学专业并获取“斯大林奖金”的优等生并未领“斯大林(主义)”的情。相反,经验与思考使他在心智的不断成长中产生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怀疑,他也因此招致牢狱之灾。但迫害是他成长与走向伟大、深刻的营养。他在挣脱“苏维埃意识”上不断奋力前行。1962年他写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下简称《一天》)并因时为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的“一句话”得以发表,既是他的文学之幸,也是他的政治之灾——成功的刺激使他在同一方向上的执著脚步更加坚定也急促,终于为苏联当局不堪容忍,即使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也不能对他有所保护,批判、开除(作协)、逮捕、驱逐出境等一系列政治高压使他更深刻地体会、认知了专制与极权之罪恶。流亡20年,他写作、思考、旅游、演讲、做报告。别有意味的是,他不仅激烈地抨击“苏共意识形态”,他也同时尖锐地攻击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西方世界,对他们慷慨的“收留”似全不领情;他同样不曾礼遇诚邀他归来的总统叶利钦。1998年,他直言拒绝了叶利钦为他的80寿辰准备的礼物:安德烈勋章;对继叶利钦之后登上总统宝座且成为如今“俄罗斯偶像”的普京,他似乎留了些“面子”:两人之间保持了良好关系,索尔仁尼琴也接受了这位“强力”总统的生日鲜花……
    
一个有如是性格、表现、思想、经历的人,成为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在前苏联时期,其作品其思想备受批判(自然也有高声喝彩者)并不奇怪,但“苏东波”剧变之后,凯旋式归来的索尔仁尼琴也仍处在所谓“左”与“右”的争议、甚至夹击之中:激烈者认为其属“过时人物”,仍有“苏维埃意识”,属“保守”;保守者认为其思想激烈,是前苏联与俄罗斯传统的“颠覆者”,属“激进”。索尔仁尼琴究竟为何?这的确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下结论的问题。但大体把握一下索尔仁尼琴的思想脉络或谱系,让人很容易想到的是他伟大的前辈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寻求俄罗斯的出路,但他既欣赏西欧社会又不完全认同,他热爱传统的俄罗斯但又不全盘接纳,他总想在非西欧非斯拉夫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他也因此成为西欧派与斯拉夫主义者批评攻击的对象(他也长期是前苏联既肯定又否定的人物:“两个托尔斯泰”之说便是明证之一)。索尔仁尼琴也是俄罗斯复兴“第三条道路”的探求者。但他的时代语境却远较当年复杂:因为“斯大林主义”有别于“沙皇农奴制”、前苏联之“剧变”与“动荡”有别于19世纪俄罗斯的“沉闷”与“停滞”、“全球化”之时有别于当年世界彼此间的相对封闭。又加之,索尔仁尼琴似乎是永远地“持不同政见”、永远地在“批评与否定”,其争议势所必然。但有一根本点却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他对俄罗斯、对世界、对人类生根于“善”的“大爱”,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社会的不懈追求,对“真”或“真理”的艰苦探究与奋力维护。也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无论人们在“具体中”如何争议纷纭,在“抽象中”,他都应该被认定是拥有伟大灵魂的“思想者”与“殉道者”。
    
自然,经历之丰富多彩、思想之复杂深刻与争议之纷纭不息并不能最终让他走向文学的“诺贝尔”。他在文学上的被承认无疑有政治因素,但更因文学成就。他广涉小说、随笔、史诗、散文、政论、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他以“介入”的人道主义者的姿态与“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锲而不舍地咬住了社会性甚至政治性题材:革命、战争、流放、专制、极权、劳改营、监狱等逻辑一体的内容;他在艺术上继承了以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传统,以一种俄罗斯式的伟大的朴素——没有凌空蹈虚的眩目技法,没有巴罗克式的花里胡哨,只有若黑白两色的木刻一般的冷峻真实——构筑起自己艺术的长城。他1962年在苏联大型文学月刊《新世界》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处女作《一天》轰动了前苏联与西方世界,成为“解冻文学”的强劲一波;而此后,他的力作、杰作相继问世,其中要者包括:长篇小说《癌病房》(1970,巴黎;1990,莫斯科);文学随笔集《牛犊顶橡树》(1975,巴黎);长篇小说《第一圈》(1968,巴黎;1990,莫斯科);180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1973,巴黎;1989,莫斯科);史诗性巨著、“三部曲”历史小说《红轮》(《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1983——1990;巴黎;莫斯科)。这些作品是他作为作家与思想者整个创作与写作的一部分。他的作品深得人民之喜爱,许多作品都是先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地下流传后又在国外出版再在俄罗斯面世的。文学成就的“量”与文学水准的“质”以及政治因素的风力把索尔仁尼琴最终送上了不朽作家的台基。“政治”并未使索尔仁尼琴减色,相反,他让俄国人民与世界读者看到了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证明自己伟大的人道主义担当。正如他对世界的肃然一问:“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回到《一天》这部中篇小说。凡读过是作者,一定会有读之不难的感觉。这也正是前文所说:索尔仁尼琴以一种“伟大的朴素”写就或叙述了主人公舒霍夫(伊凡•杰尼索维奇)“一天”的故事:
    
清晨五点钟,舒霍夫被劳改营(铁锤敲打悬挂着的钢轨)的“晨钟”唤醒——“一天”的生活开始了:“200人睡在50张臭虫成堆的双层铺上”的劳改营营房慢慢起身响动了。其叙述在内容的脉络上有如一笔流水账:起床、身上不舒服、琢磨是否要去医务所混个病假、去看守屋擦地板、吃早餐、上医务所、返回营房准备6点半的出工、出工前的搜查搜身、出工者行进队伍、在热电厂工地干活、在工地厨房用餐、在工地砌墙、返回营地前的搜身、返回营地途中、回到营地、进食堂用晚餐、上床入睡或一天的“结束”。
    
如果问作家是怎样讲述的,那只不过是在所有的这些活动(what)前加上一个词:“如何”(How)起床、用餐、出工、行进……如此内容,根本谈不上情节或故事的“起伏跌宕”,甚至语言也不见有声色的华美,对以“文如看山不喜平”、“有声有色”为文学通则的东西方读者何以产生那种街谈巷议洛阳纸贵“轰动性”效应呢?
    
首先,也是根本的原因在于:索尔仁尼琴在这部中篇中第一次用“真话”说出了劳改营的“真相”,进而揭示了“极权专制是罪恶的、毁灭人的”这一“真理”。“劳改营”之俄文词“ЛаΓеръ”与纳粹“集中营”同词同义。亦如集中营,它是极权专制的前苏联惩罚、迫害、摧残各种“犯人”尤是“政治犯”的恐怖所在。正如小说中所揭示的:侮辱、折磨、摧残、饥饿、病魔、拷打、虐待、盘剥甚至枪杀,便是劳改营日常的现实与真相。发生于前苏联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解冻文学思潮”,前有爱伦堡(1891-1967)的长篇小说《解冻》(1954-1956)、格罗斯曼(1905-1964)的巨著《生存与命运》(1961)、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名作《日瓦格医生》(1948-1956)先行,后有索尔尼仁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1962继之。《一天》之独特价值在于:《解冻》之重心在“人际关系与文艺生活的新变化”;被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的《生存与命运》之重心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日瓦格医生》之重心在于“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40年的际遇”;《一天》则以全部的注意力聚焦于从未被正面、全面揭示的“劳改营”以及“劳改营”完整版的“日常生活”。它无疑具有“当时”的认知意义。俄罗斯人与世界首次看到了生活在“铅灰色的背景上”的“劳改营人”与他们的“生活”。
    
但它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当时”。当它今天引起中国读者兴趣的时候,其作用是与西方读者不尽一致的:对中国的广大读者、尤青少年读者具有“补课”的性质——那曾经是我们的“苏联老大哥”的“历史真实”,但亦有“启示”或警示的性质——我们曾有过的历史迷失、历史罪责并未得到相应的“揭示”:“反右”、“大跃进”、“三年灾害”、“文革”浩劫等等仍在半遮半掩之中。我们一方面感到欣慰的是:有尤风伟、章诒和在写“反右”、“土改”(《中国一九五七》《往事并不如烟》与《1948》),有张贤亮、余华在写“文革”(《绿化树》《活着》),有阎连科在以寓言反思“五十年”(《受活》),有杨显惠在写“反右”与“饥饿”(《告别夹边沟》),但对于我们拥有的可谓丰富的当代“历史遗产”而言,写出来的仍只是冰山一角,探及的也只是地之表层。我们还需要中国的索尔尼仁琴,需要中国的《一天》这样说真话、披露真相、揭示真理的作品。用索尔尼仁琴的话:“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其次,《一天》在艺术上也有太令人激赏处。比如它极其冷静、克制、甚至超然的叙述。令人恐怖的苦难却以平静甚至漠然的语调诉出,其艺术张力极为巨大。这在阅读中怕是最易感受到的东西。这是成熟的、深刻的艺术家至为宝贵的艺术经验与能力。
    
又如它以素描甚至如记录片一般的冷峻写实。我们看到的是日常的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场景、动作或器物,但他们都在索尔仁尼琴雕刀一般的笔下如木刻一样立体地呈现或活跃在我们面前。索尔尼仁琴的同胞同行、以《日日夜夜》名世的小说家西蒙诺夫(1915-1979)将之写实描述为“简洁而锋利”。稍加留意作品中写到的“吃饭”、“皮鞋”、“讨烟头”、“烤脚”、“邮包”、“面包皮”、“禁闭室”、“搜身”、“清点人数”等相关章节或段落或句子,便会有过目不忘、思之凄然复悚然感。这也正是构成所谓“伟大的朴素”的组成部分。再如——这一点在艺术上似乎更见突出——它的人物。在大约13万字的小说规模中,作家写了大大小小30多个人物。各个人物所用笔墨自然丰俭不同。30多个人物中,至少有十几位人物令人印象至深:主人公舒霍夫之善良、坚定、执着自不必说;那位仅仅因为是富农子弟便被逐出军营、自此便流离失所最终进了劳改营的队长安德烈•普罗科菲伊奇,其坚强、成熟、狡猾与凶狠只要在叙述中露脸便跃然纸上;还有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曾经的舰长,认真、有派头、有身份感,但在劳动营的饥饿与超生理极限的强劳作中几乎倒毙,在得到一碗份外的“没有一点油水”的粥时,这个绕过整个欧洲并且在北极航线上航行过的中校,张开干裂的双唇,露出一丝内疚的微笑……“他感到幸福”!人被非人化摧残后的卑贱性令人心酸;还有像胡狼一样随时找剩饭残渣烟头丝毫不顾人之颜面的曾经的“大首长”、坐过“小轿车”的费久科夫;判刑25年但聪明幽默又乐观的吉尔加斯;从纳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三逃三抓最终得脱却又因其“俘虏”身份被再关进苏维埃劳改营的聋子辛尼卡;甚至用笔寥寥的食堂主任与营房总监等恶狠人物,都令人有见其人闻其声觉其味之感。人物的成功是《一天》成功的重要因素。
    
另外,小说家也会在朴素的叙述中朴素地写出意义上却一点儿也不朴素的意味深长的句子(或俄罗斯的格言)。比如:“严寒固然厉害,可队长比严寒还要厉害”;“让别人去羡慕人家手里的萝卜粗吧”;(食堂里拥挤着等待吃饭的犯人围坐在桌子旁边)“像向日葵里的瓜子一样,一个挨着一个”;“冒里冒失的虱子总是头一个掉到梳子上——自投罗网”等等。
    
还有一段是我忍不住要特别引用在这里的(尽管可引处、可引证处太多太多),就是小说的结尾:
  
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他今天这一天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没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立“社会主义生活小城”[没有任何保暖条件劳动极为严酷的旷野工地——笔者加注]。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舒霍夫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尔那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

一天过去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
  
这算幸福吗?!这算哪门子幸福?!然而这就是幸福!这是苏维埃劳改营的“幸福”!伊凡•杰尼索维奇们的“幸福”!人已降至动物水准线上的“幸福”!多么卑微以至卑贱!多么可怜又多么心酸!然而索尔尼仁琴似乎犹嫌这黑色幽默式的文字还不够“味”,又写下了最后的两行:
  
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
因为有个闰年,所以还得加上三天……
  
这样的小说,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文字读来是令过来人、不曾经历的人都会有沉重感的。没有人寻求沉重,但这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生活与历史。选择“遗忘”是对历史的轻佻与罪恶;选择“记忆”是对历史的认真与负责。“记忆”不是为了“算账”,“记忆”是为了如是的生活与历史 “不再”。2002年,我的一个本科学生——22岁的女生——毕业论文要以《古拉格群岛》为题时,不夸张地说,我“吃了一惊”:要知道还读长篇原著的本科生已如珍稀动物日渐稀少;要知道本科生碰这样的题目极少;要知道本科生不碰这样的作品不知道这样的作家极多极多;要知道1996年12月群众出版社出版标价96元的《古拉格群岛》中译本的版权页上仍“自我保护”地印着“内部发行”。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节选,感到很痛苦。”
“你读过全书吗?”
“没有,但我想读,也想做这个题目。”
  
这是我们的对话。中文系时今仍有这样的学生甚至让我“受宠若惊”。我借了自己收藏的《古拉格群岛》给她。我当了她的指导教师。她的论文在完成后获得了“优秀”。获此等级她应该参加全系范围的论文答辩。她在偷偷喝了半瓶啤酒壮胆后走上了“优秀”论文的答辩席。面对幼稚的、质疑性的诘问,她答道:“假如你读过《古拉格群岛》,你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大气之答令掌声四起。
    
在告别学校的毕业酒会上,她举着一杯酒,热泪洗面,对我说:
  
“老师,这是我四年大学生活中最光辉的时刻。”
“感谢索尔仁尼琴吧!”我说。

摘自《名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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