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5日，香港时政杂志《新维》、《脸谱》出版人王健民和总编辑呙中校，在深圳南山区法院一审被控“非法经营”等罪名，将择日宣判。二人均是香港永久居民，已被羁押一年半；多家海外媒体报道，香港铜锣湾书店东主、出版人和政治作家桂民海（阿海），在泰国失踪已逾两周，据悉被大陆警方绑架；去年，知名香港晨钟书局70岁东主姚文田，在深圳被以“偷运化学品”罪名重判10年。他们的刊物和书店，在港合法注册，读者多是大陆游客。在言论出版自由的香港办港刊，在香港以外被捕、失踪，这绝非孤立事件，这是大陆官方防控香港自由信息发散大陆的严厉惩戒举动。
陆港联动肃清媒体出版业
大陆频频抓捕记者、整肃媒体，限制并拒签西方媒体驻华记者，已是常态，同时对香港出版人越界抓捕，二者形成联动并非巧合，这是从未见过的官方新举动。再联系近年当局频繁在西方收购媒体、安插人员，其通过控制媒体，整肃媒体人和出版人，以达到宣传自己、欺骗世界的目的昭然若揭。香港去年规模巨大的街头占领运动，大陆游客增长示威见识并参与其中，对北京当局的冲击强劲而意外，再加上香港经济转向疲软，激发北京强烈的控驭欲。粤港边境线的铁丝网，难以抵挡北京的专制野心，这是大陆官方试图操控香港舆论，进而严厉惩处香港出版人的重要原因。
自由媒体和开放的出版业，向来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最大标尺之一。自由港声誉，不仅意味着经贸自由和法治严明，而且出版业发达、媒体多样化也是其一，曾是香港引以为傲的港英殖民地遗产。然而，近年香港电视台、电台、报刊和出版业自我审查、内地化倾向明显，成为中共收购西方媒体大外宣的组成部分，所谓的“一国两制”不断遭受侵蚀。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任内曾警告说：“香港的未来取决于大陆靠近香港的速度，而不是香港靠近大陆的速度。”香港不幸逐渐成为红色殖民地。
大陆严控出版业，严禁个人经办出版社和媒体，以言治罪屡有发生。因此，香港的自由媒体和出版物，对于每年数千万不知自由为何物的大陆游客显得尤为重要。广东外来人口中曾流行一句话：“留在珠三角的理由，是能收看香港电视节目！”笔者在深圳媒体工作期间，在街头购买香港出版的禁书、港报港刊，并非难事；内容敏感的时政杂志和书籍，从港邮寄也能顺利收到。尽管回归后港媒有些微压力和收缩，并不明显，但近十年来大陆各海关查禁严厉，动辄会没收书刊；香港一些专卖禁书给中国大陆游客的书店也出现了业绩下滑和倒闭现象。
在大陆当局主导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网络防火墙严密封锁的社会环境中，绝大多数民众，并不十分明确信息禁锢意味着什么，需要来自境外自由信息的比对和刺激。这几位被捕或失踪的出版和媒体人，均为行业资深人士，他们不仅仅是出版人，还兼有编辑或作者身份。其中呙中校和桂民海原籍大陆，拥有相当大的社会担当和自由信仰，以编辑出版书刊赚钱并非他们的主要目的，这也是北京极力打压他们的深层原因。2002年，呙中校在深圳工作期间撰写的长文《深圳，谁将你抛弃》轰动一时，后靠“优才计划”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在《亚洲周刊》任职编辑。桂民海，浙江人，诗人、作家，北大毕业，在瑞典获得博士学位并入籍，长居德国。可见，他们不同于一般重利书商。
对于自由世界的人们，不能深切体会被禁锢者对一部禁书的渴求。香港发达的出版市场和地理优势，成为大陆异议作家、海外流亡作家、海外华人学者和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出版首选地，其次是台湾；也不乏西方学者、作家批判大陆的政经类禁书；也有中共高层和失意政客及子女的回忆录。这类禁书的批判性思考强力冲击大陆几十年的洗脑教育，透露的中共内幕，还原部分隐秘的历史事件真相。这些被大陆列入禁书范畴的港报港刊和港书，传播真相仅是一方面，在打开精神世界、传播普世价值观和培养批判性思维方面，功莫大矣。
专制政权最怕禁书
远在1990年代前后，大陆一些苦不能出版作品的诗人、作家，购买香港出版社书号在大陆印刷、发行自己的作品。部分运作规范的香港出版社会免费提供书号，只需回寄样书在港府报备即可。个别在深圳充当书号中介者的联络人因此被判刑。笔者第一部诗集，即是购买香港书号在大陆印刷、发行；1994年二次入狱，也因与香港出版社合作出版“六四”真相等作品。一般通过大陆邮局邮发书籍，工作人员只认“国际书号”，还可享受印刷品优惠价。大陆出版社买卖书号是公开的秘密，不少小出版社靠买卖书号存活，但价格动辄数万元，相较香港高出几十倍。
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门槛和起点。书号本是免费开放的国际图书序列号，而在大陆沦为控制人们独立思考和官方垄断赢利的双重工具。
社会主义国家都搞书报审查制度。一是报刊社、出版社将选题或书摘上报内部高层或宣传部或出版局审批，这些部门都豢养一批专职“审读员”把关；二是在邮局发行环节，警察随时抽检可疑包裹、书刊和信件，只是他们干得非常专业，常人难以发觉。现在快递业发达，免去可能的邮递风险，但官方近期开始实施快递实名制，其实就是变相的审查制度。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都曾是出版审查和查禁境外书籍的高手。《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全面披露德国统一前，东德民众秘密从事地下出版、从西德私带禁书，以及偷偷阅读禁书的艰难历史。他们的噩梦早已终结，而中国大陆严酷依然。
最早将编辑部设在大陆的香港报刊，并非《新维》和《脸谱》，但因这两家杂志无官方背景即构成违法。大陆官方背景的香港三大红色报纸之一《大公报》，1998年将在港经营不善的旗下《大周刊》编辑部整体迁移深圳，与深圳团市委下属《深圳青年》杂志及民营出版商以股份制运作；编辑部租设在福田区彩田南路《深圳青年》杂志社大楼办公。周刊总编与副总编由《大公报》派遣港人担任，采编美编发行人员全部聘用大陆人士；周刊面向珠三角地区和其它省份机场和星级酒店发行，在香港沿用随报免费赠阅方式，发行地域和场所限制颇为严格；以繁体版在深圳印刷，让不明就里者产生错觉，以为仍在港办公。平心而论，《大周刊》进入大陆初期，颇有作为，派遣记者卧底收容遣送站，率先报道收容遣送制度黑幕，比《南方都市报》曝光“孙志刚案”，整整早四年；并翔实报道深圳警察殴打记者个案。后恪于官方压力，短短两年就沦为娱乐八卦周刊。
这几位香港籍或外国籍出版人，在香港具有合法出版资质，也是合法自然人，但大陆警方特意选择在大陆或国外拘捕，这不能不说是“定人清除”和对“一国两制”的超常发挥。最令人尊敬的当是姚文田先生，他不顾高龄仍坚持出版、出售禁书，反被污名化重判；他的晨钟书局在异议知识分子当中声誉极高，我收集的禁书不少出自此书局。至于他们撰写、出版和发行了哪些禁书，个别会在审判书中作为犯罪证据部分呈现出来。中国的言论自由史会记下他们。
2015年11月7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0期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