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乎每天都有诈骗案发生，而大多数诈骗巨案都有权力虚构因素。受骗者之愚源于对国家的迷信，对国家权力的顺服。在国家权力体系当中，利用社会对国家的迷信，带有政治诈骗性质的经济活动亦兴盛持续。不久前，山西省的第一任晋商银行董事长（曾任山西国信投资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上官永清涉严重违纪被调查，其重大经济决策即如此。
晋商银行以山西省政府为第一大股东（出资四点八亿元人民币）、太原市政府为第二大股东（出资三点二亿），另有诸大型省属国企入股计二十亿。该行的组建目的是对被当地业界称为“定时炸弹”的太原银行进行接盘。后者在被接盘前，资本充足率已是负值，不良资产超过三十亿。省市两级股本加上诸国企入股合计起来，还不够沖抵太原银行的不良资产。
专制政权不断加剧社会贫困
晋商银行的做法若放到民企不是运作不成就是要背上诈骗罪名，或者说只有搭上中央权力才有一线希望。在另一方面，上官永清案仅是由于“受北京牵连”才爆发。坐落北京的“山西汾酒会”被指为腐败交易平台，其成员有申维晨（原太原市委书记）、洪发科（原阳泉市委书记）等人，上官亦是该会成员。在上官的官商一体政治生涯中，在晋商银行体系内为省里官员安插亲友，由此形成山西省官场诸多关系网中较密、较广的一张。
不惟一家规模不大的地方国资银行存在隐性诈骗问题，而是所有国有企业暨国有资本系统都有此种情形。比如，中纪委在十月中旬公佈的对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的巡视结果，七项中有三项与隐性诈骗有关，是为领导人员的家人、亲属及特定关系人与该集团存在便利的关联交易关系，以及不招标投项目（给特定关系人）、违规用人（亲近关系易被提拔）。隐性诈骗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尽管所有受益者均不愿承认这一点。那种政治色彩的含义是：在合法性极低的政治权力以政府有效面目出现时，市场机制遭到践踏；看似有效的局部经济成果实际上以破坏社会整体公平为代价，最后造成了政府失效。
中共政治制度体系内泛化的隐性政治诈骗，对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也是个巨大的讽刺。迪顿一直认为中国是因为政府有效才获得巨大经济效绩，以致数亿人脱离了贫困。事实上，中共后邓时代造成的相对贫困人口接近八亿人，超过了毛时代的人口总数。至于说到尚有七千万绝对贫困计划到二○二一年全部脱贫，更是和一切“宏伟计划”那样如空中楼阁，因为八亿相对贫困人口中在未来五年至少会有两亿跌入绝对贫困，所谓返贫是也。
反市场行为源于封建主义本质
现在，习近平的“全面改革”越来越招致与中共权贵集团利益攸关的国际资本的訾议，敦促习进行深层经济改革。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绝对不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体系需要全面改革，但习的所谓全面改革宗旨并非是对政治制度体系进行重大修补或重置，相反，还要极力维护旧制度，比如恢复邓改革所针对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即便未来几年习在经济改革方面有所动作，其社会景观不过是不平等状况加剧、国有经济更加特权化。也正是这个前景已被不少民营企业家预感到，所以，中国的资本外流速度在加快且呈现小额化（单笔低于千万元）。
国有经济特权化渐使其基于隐性政治诈骗的内部行为逐渐外部化，近期以来的央企债务违约事件即为端倪。兵装集团（CSGC）所属天威英利新能源（光伏）公司在十月份发生了中期票据违约，到期本息十亿零五百七十万，勉强偿付了七亿。中纪委巡视组对兵装集团的巡视时间是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未能包括中票违约事实，但巡视结果仍有“忽视风险，盲目投资”警告指项。
中国钢铁集团（SINOSTEEL）下属的中钢股份有限公司在十月二十日，如同天威英利一样，宣佈二十亿债券本金的利息无法支付，且债权人无法行使回售权。有债券业专业人士称“国企债务违约潮才刚刚开始”，而一些分析人士则认为两大债务违约事件是市场下行的原因，即光伏产能严重过剩以及全球钢铁市场低迷。但这些都是表面问题，本质上，各类各级国企在经济上是反市场的。首先，它们是保证中共政权系统财务生存的资金源；其次，它们是政权系统干预市场的工具；再次，像中国历史上所有封建统治的恩荫制度一样，它们更是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分配的场所。
花大价钱安抚国际资本
所有封建统治均具有政治诈骗本能，因此，在其道德训诫推广的同时又依靠酷吏政治。酷吏政治作为封建统治的重要内核，其原理是“棍棒之下出孝子”。中共政治制度体系的浓重封建主义自不待言，其范本前苏联国家性质就是“封建社会主义”。在另一端，那些“政治孝子”如不同规模的国企无一不具强烈的自利性。
在国内，盲目投资以借新摊子安排官员子女、分发承包项目给特定关系人，已是国企生存常态，亦是其“骗子”经济的“社会广告”，即因国企有亚文化性质的传播途径（如老总与政治局某常委有私人关系），才致发行债券等融资行为被迷信国家权力的购券者（债权人）认可。基于各种规模牟利集团已经不满足于在国内“盲目投资”，向国外发展成为不衰的时尚。正如国内的“盲目投资”本系既得利益集团牟利的精明计算，在外投资毫不考虑风险因素。有媒体指出国企外投有六大陷阱，如项目落地国政局不稳，但投资者对此再明瞭不过，但“钱花出去，才能有提成”则是最硬道理。
中共国企的“骗子”经济暨反市场行为不只在国内造成政治灾难而致整个统治体系陷入政治贫困，而且带来全球经济灾难。由于国内市场难以预期，外部对中国内需的预期也无准确性可言。因此，某些国际资本势力已经不止一次对北京的核心权力集团表示不满，而最低限度的安抚那些不满也会以牺牲国内公平为代价。至于数百亿乃至上千亿的外交採购仅仅是一小部分，总体的对外“花钱买稳定”每年应不下于三万亿，相当于八亿相对贫困人口每人承担三千七百五十元。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5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