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浩成先生原名董葆和,出生于1925年9月5日,是满族的八旗子弟,离世于2015年11月14日凌晨3点50分,是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原群众出版社社长。于老一生因追求真理、维护正义而多次入狱。于老主要研究人权与宪政问题,在2002年10月由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出版了其论文集《人权与宪政》,共616页,收入了他的117篇文章。苏绍智在《序言》表示:于浩成先生是一位法学家,他“不但具有创新和批判的品格和精神以及敏锐地观察事物的洞察力,而且擅长从法律和法理的角度批判中共当局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反民主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措施,阐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要义以及三权分立、宪政民主的必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启示性”。

2015年11月14日凌晨3点50分,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原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老师因为白血病而在北京方庄家中去世。当我获知于老去世消息时,正是美国东部时间的13日傍晚,我随即打电话给陈永苗确认,因为他就住在于老家附近,与于老经常见面,私交很好。

于浩成与高瑜、铁流等
2011年1月26日,于浩成与高瑜、铁流、张耀杰、韩三洲、焦国标、叶匡正、古川在北京方庄聚餐

我第一次见到于老是在2006年8月初。当时,我们准备撰写《改革之死》和《中国改革的末路》这两本书。为了对80年代的情况有所了解,余世存约了于老和前几年去世的张显扬二位老师,我们一起在方庄聚餐。从那时开始,后来多次去于老家里,我才了解到于老过去的很多事情。那时,于老还不断地买书,将他家里装得满满的,甚至他的另外一个房子还用了专门放书。据我观察,于老的藏书可能有几万册。他有时书买重了,我去看他时,他就把重的书给我。

于老浩成先生原名董葆和,出生于1925年9月5日,是满族的八旗子弟。于老父亲的家族姓董(董鄂氏),属于镶红旗,其母亲的家族姓关(瓜尔佳氏),属于镶蓝旗。其父亲叫于力,原名董鲁安,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任教,并曾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1942年参与中共革命,曾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后,曾担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于老的父亲于力投身中共第二年,即1943年,于老也参与中共革命。对于当时的情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副处长苏峰在《董鲁安父子三人的抗战往事》中说:“1942年董鲁安秘赴根据地后,中共地下党在燕京大学的联系人每月给董鲁安家送去生活费,并和董葆和联系。当时董葆和在师大附中上学,思想进步,和同学们发起“萤火社”,家里成为活动场所,经常借阅进步书籍给同学们看。家中所藏的书籍,譬如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鲁迅等一大批左倾文学作品影响了这群反抗日伪、追求进步的中学生。1943年董葆和被发展入党。7月也秘密去了晋察冀边区。他的同学们在他走后又成立了‘海燕社’,后来骨干也都密赴根据地,再被派回北平开展地下工作。”

后来,于老到华北联大外语学院学习英语和俄文,却因为父亲作为民主人士,经常提意见而受到牵连,再加上他自己也讲了延安种鸦片不好,为此遭到批判,并在1947年被定为“反党分子”,被留党察看。中共政权建立之后,本来外交部筹备组准备让他担任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秘书,却因为这一处分而作罢。随后,他到天津市公安局工作,担任一处六科科长。后来调到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再后来调到公安部编译处工作。

1956年,公安部决定组建群众出版社,于老被调去主持。于老在接受腾讯《大师》采访时说:“当时给我的名义是编辑部主任,科级干部,快到文化大革命时提我为副总编辑。实际上是我一直主持社里的工作,所谓社长、副社长、总编、副总编都是上面干部兼任的,挂个名而已。‘文革’结束又恢复群众出版社,还是让我来主持工作,后来提为社长、总编辑了。”

文革中的1968年,于老因为从香港买了一本《电影史话》而被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三年。于浩成透露,当时作为群众出版社的负责人,并经过公安部党组的批准,群众出版社从香港购买了一些书籍作为参考资料,其中有一本叫《电影史话》。这本书里面有江青叫蓝苹,30年代在上海的事和照片。这些书买回来后都作为绝密材料,锁在柜子里,一般人不得借阅,只有内部人经过批准可以借阅。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借出去后把材料泄露了,于是他被打为反革命关到秦城监狱,罪名是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当时,公安部很多副部长被抓,处长就抓了于浩成一个。关了三年后再下放到位于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劳动四年,他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假党员开除党籍,监督劳动,每个月给30块钱生活费。“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他被平反恢复党籍。1978年群众出版社恢复,于老继续负责群众出版社。

在群众出版社,于老组织出版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古拉格群岛》、《福尔摩斯》。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本揭露苏联劳改营罪恶书的出版过程。于老透露,文革结束前,他就组织翻译《古拉格群岛》,但直到1982年才允许出版。这本书出版之前,中共意识形态的大总管胡乔木批示:“编号发行”。所谓“编号发行”,就是要求每个买书的人,要登记姓名、单位、住址。但1984年召开中国作协四大时,群众出版社将这书拉到会场,说作协会员可以凭证购买,立即被抢购一空,随后也就不存在“编号发行”了。于老还透露,当时巴金在上海没有来参加大会,后来听说这本书后还给群众出版社写信要,结果张辛欣去送给了他,巴金还来信表示感谢。

1979年,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务虚会,于老被于光远推荐邀请参加。在理论务虚会召开之前,公安部获悉于浩成要参加,不同意于浩成参加,认为应该由公安部研究室主任陆石参加。公安部就以党组的名义给中宣部打电话,说公安部办公的一位副主任陆石更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也亲自出面过问,于浩成凭什么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宣部答复说,这次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名单是由中央筹备小组定的,由他们出面邀请,不是各单位派遣的。

1985年,因为接受香港《镜报》主笔林文采访,谈了包括接班人等11个问题。1985年7月10《镜报》以《“第三梯队”提法质疑——于浩成谈大陆法制理论与前景》为题发表了一万多字的这次采访。于老在采访中说:“现在主要的是对政治体制怎样进一步改革,而最重要的是干部制度、人事制度的改革。我非常反对有些地方选拔‘第三梯队’的做法。由在位的领导人选定接班人的做法,实际上还是‘你办事,我放心’。实际上还是封建主义继承的办法,这对于发现和提拔真正的人才是十分不利的。有些领导同志总喜欢顺从、听话的人,往往让这些人接自己的班,对于喜欢提意见,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往往觉得他们不可靠,看不顺眼,这样就埋没了许多真正有才华的人,而且给一些阿谀奉承的人,拍马屁的人开了倖进之门。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现象是很不满意的。对于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改革成果能否得到保持,大家也很担心。因为事在人为,选择干部问题确实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大事。大家认为干部制度、人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于老居然敢质疑其提出的“第三梯队”。此前的1981年6月20日,于老曾上书中央,建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高饶(高岗、饶漱石)事件时,讲一下对饶长期关押没有公开审判的做法是违法的,今后严禁再这样做。于老在信中说:“我认为在全党同志中,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同志中,加强法制观念还是十分需要的。我们必须接受历史的教训,对宪法和法律的任何微小的违反和破坏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注意法制的崩溃,形成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对于老的上书,胡耀邦在6月23日作出批示:“长期不审批和未依法判处,这当然不对。但现在在决议上写,不能这么办。请做点解释。”

于老对“第三梯队”的质疑,首先引起中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的批判。胡乔木8月15日批示:“一个负责的党员对党的政策的意见送给香港刊物上发表(如非由该刊转载啊在国内发表的文章的话,但即在国内发表也是极不妥当的)此时似应提请公安部注意,并对此提出必要的批评。”接着当时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乔石批示,要严厉批评。胡耀邦批示,调离原工作岗位。为此,公安部党组发出了《有关于浩成发表错误言论的报告》,将于老免职。

1987年因为反对“自由化”运动,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因为被邓小平点名而先后被中共开除党籍,随后吴祖光、王若水、苏绍智、张显扬、孙长江五人也被开除党籍。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党籍之后,邓小平要求开一个“坚持自由化”的人名单,让赵紫阳处理。随即,被称为“左王”的胡乔木、邓力群拟定了一个准备处理的12人名单:于光远、吴明瑜、严家其、孙长江、苏绍智、刘再复、王若水、张显扬、于浩成、李洪林、何匡、吴祖光。后来因为赵紫阳的拖延,其他几人没有被开除党籍。

在被免职之后,于老仍然十分活跃。于老曾兼任《法学杂志》主编,并被选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于老担任《法律咨询》杂志的社长,1987年中共当局对新闻报刊重新登记,《法律咨询》直到最后一天还是不让登记,其原因就是于浩成是社长。为了保留这家杂志,有关负责人只好在新闻出版署用他人的名义申请登记。

1989年4月15日,因为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引发了“六四”学生民主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于老介入很深。在学生运动接近一个月,绝食进行到第二天的时候,5月14日晚上六点左右,戴晴、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苏晓康、包遵信、温元凯、刘再复、苏玮、李泽厚、麦天枢、李陀共12位著名学者,先到中办国办信访接待室,与20多名学生代表进行座谈,并起草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

鉴于天安门广场目前形势,我们十二位学者、作家本着良知和责任心,发出以下紧急呼吁:

一,要求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参加运动的学生秋后算账。

二,我们认为,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组织,政府应当承认。

三,反对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亲爱的广大同学们,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我们都非常难过,非常担忧。从四月中旬以来,你们为推进中国民主、中国改革的进程,一次次走上街头,以令人羡佩的无私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在一九八九年的今天做出的历史功绩。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实现,我们要彻底清醒,有人要极力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促使事态恶化,以便破坏改革和民主化的事业。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为了避免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了中苏最高级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我们相信同学们是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的。

但我们郑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点,我们将和同学们一道为实现上述三点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在这份紧急呼吁中,于浩成的名字列在第二位。随后,十二位学者到统战部见阎明复,呈上《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戴晴向阎明复表示,“我们已与学生代表谈妥,条件是:由中央领导人亲自出面宣布,承认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学生自治组织是合法组织,承认决不对学生搞秋后算账。”

但阎明复表示,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戴晴又说:“为了打破僵局,赵紫阳、李鹏应该出来与广场上的学生见面,这样也许可以打破僵局。”阎明复却表示,“现在学生的胃口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之间的意见也越来越不统一了,如果学生不再附加任何条件,不讨价还价,我想紫阳、李鹏同志会考虑与广大同学见面的。”

晚上八点左右,12名学者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坐在学生绝食团的“广播站”中心。戴晴代表12名学者宣读了他们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宣读完毕之后,戴晴向广场绝食学生提出撤出条件:“赵紫阳、李鹏来看望大家,同学们从广场撤出,哪怕暂时撤到中山公园,为明天的国事活动让出地方。”但是,12位学者的居中调停并没有成功,中共当局不听他们的,学生也不听他们的。

为此,“六四”屠杀之后,于老被捕,在武警部队大院关押了一年半,名曰隔离审查。1990年12月29日获释之后,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宪政与中国的研究项目,邀请他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但公安部却一直不同意他出国。1994年3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夫访问中国进行“人权外交”,提出了六个要求释放或出国的名单,第一个就是于浩成。于是,于老在1994年5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一年结束之后,又到位于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学校做访问学者。

在美国期间,于老主要研究人权与宪政问题,并在2002年10月由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出版了其论文集《人权与宪政》。这本书共616页,收入了他的117篇文章。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在美国写的。对这本书,苏绍智在《序言》表示:于浩成先生是一位法学家,他“不但具有创新和批判的品格和精神以及敏锐地观察事物的洞察力,而且擅长从法律和法理的角度批判中共当局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反民主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措施,阐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要义以及三权分立、宪政民主的必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启示性”。

2005年回国之后,于老一直被当局严密监视,但他还是能会见朋友。我在2006年8月见过他之后,后来又多次到他家去看望他。2008年初,当时我在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先锋国家历史》杂志做记者,为了撰写有关《刺刀下的课桌——沦陷区时期的中国大学》这个报道,我还特此去采访了他,因为他的父亲董鲁安以前就在中国大学担任教授。

2008年12月9日,中国民主转型的纲领性文件《零八宪章》发布,在首批303人的签名名单中,由于于老对宪政的研究以及名望,他被列为第一个。在《零八宪章》发布的同时,我参与撰写的《改革之死》一书也由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对于《零八宪章》的发布与《改革之死》的出版,中共当局十分重视。2008年12月17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这里所说的否定改革的书籍就是《改革之死》。

对于“改革已死”,于老是表示认同的,这也是他与很多脱离中共的“两头真”老人不同的地方。这些所谓的“两头真”老人,总是期望中共当局早晚一天实行改革,但于老与他们不一样,于老已经不再期望中共进行改革。对此,于老在接受腾讯《大师》专访时表示:“老年人,包括现在的一些民主派,有人称为《炎黄春秋》派,是以这个杂志为代表的一群人,总是滔滔不绝、唠唠叨叨来要求改革,向党乞求改革,完全重复80年代那一套,明明不成了,人家根本不接受,我觉得要抛弃这样一些做法,甚至于我们的思想要更开阔一些。”

在《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的时候,于浩成在《民主中国》发表了《专政必亡,宪政必兴——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的文章,高度评价了“改革已死”:“余世存、陈永苗、王俊秀等在香港夏菲尔出版社出版的《改革之死》、《中国改革的末路》,早已宣判了改革死刑,他们揭开了官方改革的骗局,让中国人民付出极大代价,送走了文革的极大浩劫,又迎来权贵资本主义(官方称之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一场浩劫。宣判改革死刑思潮的兴起,是《零八宪章》出台的民间最大背景。改革死了,民间就要发出自己应该有的政治宣言,这就是《零八宪章》。”

对于《零八宪章》,于浩成也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晴天霹雳一声巨响”:“去年今日,2008年12月9日,北京上空宛如晴天霹雳一声巨响,《零八宪章》,一个堪称近二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公民权利宣言,横空出世。一个新宪政运动开始了,《零八宪章》在互联网上发布,立即得到国人广泛而热烈的响应,签署者由最初的303人,很快成倍增加,至今已经超过万人,遍及全国各省区,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侨和流亡人士。既有少数知识精英,也有广大普通民众。”

2015年9月5日正好是于老的90周岁大寿,于老在《九十自寿诗》说:

忽忽行年九十秋,生不逢辰万世休;
几代独夫皆秦政,纳粹列斯共一丘。
保安维稳频亮剑,宪治开张梦里求;
忧愤难平无眠夜,且待鸡鸣破晓筹。

于老刚过了90大寿之后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他念念不忘的“宪政梦”却一直仍在梦中,仍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古川,写于2015年11月18日于老追悼会之日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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