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可是,很少有人关注“中国改革之谜”。其实,“中国改革之谜”更值得深入研究,因为它有助于理解中国改革、进一步推进改革进程。在笔者看来,诺斯教授的“路径依赖”理论是破解“中国改革之谜”的一把钥匙。

今天(11月25日)早晨,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去世,享年95岁。消息传来,震惊了国内外经济学界。诺斯建立了“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学影响深远。特别是他用“路径依赖”理论阐释经济制度的演进,对中国经济学家非常有启发。

1995年春天,也就是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年之后,道格拉斯·诺斯曾到访中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讲。作为现场嘉宾,吴敬琏先生在评论时,把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与中国改革联系起来,指出中国改革同样存在“路径依赖”的危险。20年过去了,回望中国改革的艰难历程,我们不能不佩服诺斯理论的强大穿透力。

中国发展有两大“谜团”:一个是“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中国经济为什么会保持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另一个就是“中国改革之谜”,中国改革为什么如此艰难?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中国计划经济总共搞了二十余年。可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竟然花费了将近四十年!而且直到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改革仍然是时代的中心词。纵观人类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过长达四十年的改革。

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可是,很少有人关注“中国改革之谜”。其实,“中国改革之谜”更值得深入研究,因为它有助于理解中国改革、进一步推进改革进程。在笔者看来,诺斯教授的“路径依赖”理论是破解“中国改革之谜”的一把钥匙。

所谓“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轻易走不出去。15世纪以来一些拉美国家由于“路径依赖”,至今不能建立包容性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国由于“路径依赖”,也导致改革曲折往复,至今仍然走在半路上。

以“双轨制”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实行“双轨制”,以“官倒”为代表的权钱交易日益抬头,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当时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19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提出,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如果说,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较量非常明显,那么在90年代,计划经济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可是,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导致中国实行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确实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制度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家应该担负起制定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界定与保护产权、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市场经济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等责任。很显然,这些任务并不意味政府要取代市场的作用,而是要为自由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旦这些任务完成以后,政府就要严守边界,不能干预市场的自由运转,否则就会出现“权力搅买卖”的腐败现象。

和日本、韩国等国家比起来,中国的政府主导作用更为突出,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也更加强大、更为频繁。由于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90年代以后腐败开始蔓延,整个社会趋于溃败。更可怕的是,由于体制的演进的“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势必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新旧问题纠缠,必然使得改革步履维艰。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里,中国改革停滞、某些领域甚至倒退的原因,也是“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不断地被提出的根源。

诺斯教授曾警告说,一旦路径被锁定,像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由于中国改革着力在边缘进行突破,目前的经济体制还属于“半市场、半统制”,要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需要通过改革实现第二次转型。现在,渐进改革的优势已经耗尽。假如不能以巨大的勇气推动全面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被锁定在国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路径中,中国就会重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政治腐败、社会溃败的“亚洲戏剧”。

1995年,诺斯教授在北京演讲时,针对中国现实讲了三点:“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地、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困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治、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走过了很长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未来你们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20年过去了,这些话仍然发人深省。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建议,也是一位历史哲人的忠告。作为新经济史的先驱者,诺斯对于人类经济史熟稔于心,也一定对于许多国家深陷“路径依赖”、甚至被“路径锁定”而感到遗憾。显然,诺斯教授期望中国打破“路径依赖”,顺利实现转型,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目前,中国改革处于关键时刻。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建立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这将是对诺斯教授的最好的纪念吧。

作者:《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

来源:财经网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