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执刑的宪兵成了柏杨文物馆有血有肉的馆员,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我感慨万千。绿岛的监狱更名为人权园区,柏杨也等来了恢复名誉的证书。

二○○六年,柏杨去世前夕,将一批手稿和文物捐赠给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由此,在台湾引发了一场“如何留住柏杨”的大讨论。

不久之后,一群有心人开始在台南大学的腹地整建“柏杨文物馆”,蒐集并展出其手稿和资料,重现其生活与写作情境。次年,该馆隆重开幕。

离开台南的前夜,我在玛莎罗芙特咖啡馆有一场演讲.结束时,一名成大的同学用柏杨的一句话送给我:“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一九八八年十月,柏杨重返离别四十年的中国,将一路的观察和思考写成《家园》一书,这句话是该书的点睛之笔.而我与柏杨的着述的相遇,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少年时代重要的思想启蒙者

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会有几本书对其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若要列举对少年时代的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不会漏掉的一本。

八十年代中期,也许中共认为柏杨批判的对像是其宿敌国民党,遂允许《丑陋的中国人》出版问世。这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论述,而是杂文、演讲的彙编。但正是这本书点燃了我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在用“题海战术”迎接高考的间歇里,我在这本书上勾勾画画,几乎读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

然后,到了“六四”屠杀之后肃杀的九十年代,中共的宣传部门突然意识到,柏杨批判对象不仅是彼岸的国民党,更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政权——当然也包括共产党在内。柏杨的文字中蕴含的启蒙力量,多少跟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的兴起有关联。於是,一九九一年,上海市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集中火力批判柏杨的“历史虚无主义”,河南辉县的柏杨塑像随即被拆除。

又过了十多年,情势有所缓和,中共再度向柏杨抛出橄榄枝,柏杨的更多着作陆续在中国出版。柏杨晚年决定将自己的四十七箱珍贵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他却不知道,包括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内所有中国的“文学研究机构”,都缺乏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二○○○年,该馆奉中宣部之命,非法剥夺了我的工作权。

我没有踏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门,却有幸来到位於台南大学艺术特区的柏杨文物馆.该馆设有四个展出空间.“柏杨大事记”部分,除了详细介绍柏杨的生平之外,同时列出台湾、中国、世界的大事,让参观者更清楚地瞭解其时代背景与感受战乱的无情。“柏杨艺术中心”部分,展示学界、艺文界赠予柏杨的书画作品。最吸引我的是二楼的“柏杨文字空间”部分,呈现柏杨坐牢时绿岛监牢的面貌,及晚年“柏杨居”所在的台北花园新城书房和客厅的场景。

桌椅、抱枕、地毯等都是柏杨使用过的实物。柏杨的长子郭本城在《背影:我的父亲柏杨》一书中说:“我就最喜欢客厅沙发上的抱枕,上面绣着‘柏杨’二字,还有台南大学同学们许多的文创作品,尤其是纸制的柏杨公仔,真是惟妙惟肖,令人感情悸动不已,如果你喜欢,可以特别定制一个,带回家摆在书柜里,你每次抬头,都会看到柏老慈祥的笑容,一定会让你思路有如泉涌。”大器晚成的柏杨,中年以后思如泉涌、着作等身。到了晚年,他仍保持了最可贵的品质:天真。天真让他不断受到伤害和欺骗,却也成为他写作的最大动力。

从火烧岛归来,他已百炼成钢

柏杨的一生,战乱与冤狱佔一半以上时间.回首来时路,他无怨无悔:“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他的人格有一显着的特点即为感恩,这是基督徒最为宝贵的品质.

如同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领袖陈独秀一样,柏杨将监狱当作研究室。“政治犯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疯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废铁的地方,也是出金钢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基本教养,坐牢的时候,会毫无遮拦地呈现出来。”柏杨文物馆中有一个房间複制了柏杨当年的监牢,不过,直到我后来来到绿岛的绿洲山庄,找到那间柏杨被单独关押的房间,才真正感受到囚徒生涯的艰难.

一般的囚徒都很害怕被单独关押,柏杨却甘之如饴。单身的囚牢,正适宜於安静写作。在绿洲山庄的那些日子,柏杨始终遵守此一守则: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他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到写作之中,先后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这三本书成为他以一人之力翻译《资治通鉴》的前奏。

在柏杨的手稿中,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狱中家书。在柏杨汗牛充栋的着述中,《柏杨说故事》和《柏杨在火烧岛》是由“狱中家书”彙集而成,它们的“第一读者”是其爱女佳佳。柏杨很喜欢给女儿讲故事,他入狱之后,无法像过去那样每晚给女儿说故事,便在信中描述一只小白兔的故事,前后将近一年。当书正式出版时,已是二十年以后了,当年八岁的佳佳已近而立之年。

柏杨的一生都在为自由和尊严而战。当昔日的绿岛监狱前面树立起人权纪念碑之时,柏杨应邀在开幕典礼上致词时,他说:“人权,不单纯的只是政治上的争取、法律上的诉讼,而是一种思想的独立,和人格的尊重,必需把人权观念内化为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素质,落实在平常的生活之中。”在这番朴实无华的讲话背后,凝聚了白色恐怖时代政治受难者们的理想。

彼岸的中国,毛泽东有“利用小说反党”的欲加之罪,一句话就制造了牵涉上千人的文字狱,就连习近平的父亲、当时贵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勳亦成为阶下囚;而此岸的台湾,蒋氏父子则有“利用漫画诽谤领袖”的欲加之罪,一组漫画让作为编辑的柏杨几乎成为刀下之鬼。柏杨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特务施加酷刑的经过.在那不见天日的地方,“男子剥衣坐冰块,女儿祼体跨麻绳”。特务们就像参加一场嗜血的嘉年华会,尽情尽兴、毫不顾忌地羞辱与凌辱眼前奄奄一息的脆弱猎物,就像一只饥饿的狮子,血盆大口里的尖牙,咬紧羔羊左右猛甩,直到羔羊断气,再扯下四肢狼吞虎嚥。

柏杨揭露了特务刘展华对其施加酷刑的过程:“我正要爬起来,更猛烈的一脚又踢中我的右膝,我似乎听到骨折的声音,两膝剧烈的痛使我哀号。我在地上滚动,又是凶猛的一脚,踢中我的心口。我号叫着爬到墙角,像一条就要死在乱棒之下的丧家之狗。我尽量弯曲膝盖,抱到胸前,但又一脚正踢中我的右耳,我急抱住头,忍不住大声哀号。”台湾解严之后,像刘展华之流的穷凶极恶的特务,不仅未受法律制裁,反倒荣升法务部政风司司长.若非刚正不阿的法务部部长陈定南将其逼退,说不定他还会继续高升。对此,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相信这些人在社会上,一定会是一个温柔敦厚的朋友,可是无限权力和潜在的兽性,使他们变形。”这就是汉娜·鄂兰所说的“平庸之恶”。

从警总宪兵到柏杨文物馆馆员

参观完毕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位外貌短小精悍的馆员叫住我们,请我们到旁边的办公室喝杯水。他告诉我们,文物馆的所在地是日治时代台南师范大学的教师宿舍,该建筑本身就是古迹.由於空间有限,好多书籍和资料无法展出。近期不得不关闭了一处空间,因为发现有白蚁的踪迹——对博物馆来说,白蚁是致命的敌人。

这位馆员似乎意犹未尽,犹豫了一下,终於开了口:“你们知道我从前是做什么的吗?我是警总的宪兵。”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前段时间,有一位昔日的宪兵来此参观.当年,从台湾送政治犯去绿岛,这名宪兵便在绿岛负责接收事宜,一度还是管柏杨的狱卒。后来,这位宪兵与柏杨成了朋友,从柏杨那里学到很多文学和历史的知识.

这样良心未泯的狱卒少之又少。在专制体制之下,大部分特务和宪兵都泯灭了人性。情治人员都是国家公务员,也都是嗜血的刑求专家,享治外法权,错杀人无罪,即使是自编自演、制造的冤狱,造成人民家破人亡也免费.事后,反而能成为国家最优秀的公务员.柏杨着作中出现的这些暴虐而残忍的特务的名字,不应当被忘却:刘展华、李尊贤、刘昭祥、高义遵??

而这位馆员透露说,解严之后,警总的很多头目都明白自己的罪过,内心受到责备。有不少人晚年居住在荣民之家,体弱多病,孤独无依,很可怜、很痛苦。他们先是选择性地失忆,拒绝讲述当年干过的坏事;结果,逐渐全部失忆,甚至成为老年癡呆症患者。

“与那些老长官相比,我是幸福的。”这位名叫林伯鸿的官员说.退役后,他本来可以从事收入和地位都更高的工作,偏偏选择到柏杨文物馆来当一名普通馆员,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心安理得。他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警总撤销之前,长官下令烧毁档案材料,他明知不对,却不得不服从此命令,他们一群人花了几天几夜才将档案焚毁完毕。如果这批材料保存下来,包括柏杨案在内的诸多冤狱,将有更多的资讯大白於天下。

一名机器人般的宪兵成了柏杨文物馆内有血有肉的馆员,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我感慨万千。绿岛的监狱更名为人权园区,柏杨也等来了恢复名誉的证书。然而,人们不能有丝毫的倦怠和松懈,因为台湾的转型正义并未全部实现.

文章来源:开放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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