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执刑的宪兵成了柏杨文物馆有血有肉的馆员，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我感慨万千。绿岛的监狱更名为人权园区，柏杨也等来了恢复名誉的证书。
二○○六年，柏杨去世前夕，将一批手稿和文物捐赠给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由此，在台湾引发了一场“如何留住柏杨”的大讨论。
不久之后，一群有心人开始在台南大学的腹地整建“柏杨文物馆”，蒐集并展出其手稿和资料，重现其生活与写作情境。次年，该馆隆重开幕。
离开台南的前夜，我在玛莎罗芙特咖啡馆有一场演讲.结束时，一名成大的同学用柏杨的一句话送给我：“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一九八八年十月，柏杨重返离别四十年的中国，将一路的观察和思考写成《家园》一书，这句话是该书的点睛之笔.而我与柏杨的着述的相遇，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少年时代重要的思想启蒙者
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会有几本书对其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若要列举对少年时代的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不会漏掉的一本。
八十年代中期，也许中共认为柏杨批判的对像是其宿敌国民党，遂允许《丑陋的中国人》出版问世。这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论述，而是杂文、演讲的彙编。但正是这本书点燃了我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在用“题海战术”迎接高考的间歇里，我在这本书上勾勾画画，几乎读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
然后，到了“六四”屠杀之后肃杀的九十年代，中共的宣传部门突然意识到，柏杨批判对象不仅是彼岸的国民党，更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政权——当然也包括共产党在内。柏杨的文字中蕴含的启蒙力量，多少跟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的兴起有关联。於是，一九九一年，上海市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集中火力批判柏杨的“历史虚无主义”，河南辉县的柏杨塑像随即被拆除。
又过了十多年，情势有所缓和，中共再度向柏杨抛出橄榄枝，柏杨的更多着作陆续在中国出版。柏杨晚年决定将自己的四十七箱珍贵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他却不知道，包括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内所有中国的“文学研究机构”，都缺乏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二○○○年，该馆奉中宣部之命，非法剥夺了我的工作权。
我没有踏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门，却有幸来到位於台南大学艺术特区的柏杨文物馆.该馆设有四个展出空间.“柏杨大事记”部分，除了详细介绍柏杨的生平之外，同时列出台湾、中国、世界的大事，让参观者更清楚地瞭解其时代背景与感受战乱的无情。“柏杨艺术中心”部分，展示学界、艺文界赠予柏杨的书画作品。最吸引我的是二楼的“柏杨文字空间”部分，呈现柏杨坐牢时绿岛监牢的面貌，及晚年“柏杨居”所在的台北花园新城书房和客厅的场景。
桌椅、抱枕、地毯等都是柏杨使用过的实物。柏杨的长子郭本城在《背影：我的父亲柏杨》一书中说：“我就最喜欢客厅沙发上的抱枕，上面绣着‘柏杨’二字，还有台南大学同学们许多的文创作品，尤其是纸制的柏杨公仔，真是惟妙惟肖，令人感情悸动不已，如果你喜欢，可以特别定制一个，带回家摆在书柜里，你每次抬头，都会看到柏老慈祥的笑容，一定会让你思路有如泉涌。”大器晚成的柏杨，中年以后思如泉涌、着作等身。到了晚年，他仍保持了最可贵的品质：天真。天真让他不断受到伤害和欺骗，却也成为他写作的最大动力。
从火烧岛归来，他已百炼成钢
柏杨的一生，战乱与冤狱佔一半以上时间.回首来时路，他无怨无悔：“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他的人格有一显着的特点即为感恩，这是基督徒最为宝贵的品质.
如同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领袖陈独秀一样，柏杨将监狱当作研究室。“政治犯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疯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废铁的地方，也是出金钢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基本教养，坐牢的时候，会毫无遮拦地呈现出来。”柏杨文物馆中有一个房间複制了柏杨当年的监牢，不过，直到我后来来到绿岛的绿洲山庄，找到那间柏杨被单独关押的房间，才真正感受到囚徒生涯的艰难.
一般的囚徒都很害怕被单独关押，柏杨却甘之如饴。单身的囚牢，正适宜於安静写作。在绿洲山庄的那些日子，柏杨始终遵守此一守则：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他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到写作之中，先后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这三本书成为他以一人之力翻译《资治通鉴》的前奏。
在柏杨的手稿中，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狱中家书。在柏杨汗牛充栋的着述中，《柏杨说故事》和《柏杨在火烧岛》是由“狱中家书”彙集而成，它们的“第一读者”是其爱女佳佳。柏杨很喜欢给女儿讲故事，他入狱之后，无法像过去那样每晚给女儿说故事，便在信中描述一只小白兔的故事，前后将近一年。当书正式出版时，已是二十年以后了，当年八岁的佳佳已近而立之年。
柏杨的一生都在为自由和尊严而战。当昔日的绿岛监狱前面树立起人权纪念碑之时，柏杨应邀在开幕典礼上致词时，他说：“人权，不单纯的只是政治上的争取、法律上的诉讼，而是一种思想的独立，和人格的尊重，必需把人权观念内化为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素质，落实在平常的生活之中。”在这番朴实无华的讲话背后，凝聚了白色恐怖时代政治受难者们的理想。
彼岸的中国，毛泽东有“利用小说反党”的欲加之罪，一句话就制造了牵涉上千人的文字狱，就连习近平的父亲、当时贵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勳亦成为阶下囚；而此岸的台湾，蒋氏父子则有“利用漫画诽谤领袖”的欲加之罪，一组漫画让作为编辑的柏杨几乎成为刀下之鬼。柏杨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特务施加酷刑的经过.在那不见天日的地方，“男子剥衣坐冰块，女儿祼体跨麻绳”。特务们就像参加一场嗜血的嘉年华会，尽情尽兴、毫不顾忌地羞辱与凌辱眼前奄奄一息的脆弱猎物，就像一只饥饿的狮子，血盆大口里的尖牙，咬紧羔羊左右猛甩，直到羔羊断气，再扯下四肢狼吞虎嚥。
柏杨揭露了特务刘展华对其施加酷刑的过程：“我正要爬起来，更猛烈的一脚又踢中我的右膝，我似乎听到骨折的声音，两膝剧烈的痛使我哀号。我在地上滚动，又是凶猛的一脚，踢中我的心口。我号叫着爬到墙角，像一条就要死在乱棒之下的丧家之狗。我尽量弯曲膝盖，抱到胸前，但又一脚正踢中我的右耳，我急抱住头，忍不住大声哀号。”台湾解严之后，像刘展华之流的穷凶极恶的特务，不仅未受法律制裁，反倒荣升法务部政风司司长.若非刚正不阿的法务部部长陈定南将其逼退，说不定他还会继续高升。对此，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相信这些人在社会上，一定会是一个温柔敦厚的朋友，可是无限权力和潜在的兽性，使他们变形。”这就是汉娜·鄂兰所说的“平庸之恶”。
从警总宪兵到柏杨文物馆馆员
参观完毕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位外貌短小精悍的馆员叫住我们，请我们到旁边的办公室喝杯水。他告诉我们，文物馆的所在地是日治时代台南师范大学的教师宿舍，该建筑本身就是古迹.由於空间有限，好多书籍和资料无法展出。近期不得不关闭了一处空间，因为发现有白蚁的踪迹——对博物馆来说，白蚁是致命的敌人。
这位馆员似乎意犹未尽，犹豫了一下，终於开了口：“你们知道我从前是做什么的吗？我是警总的宪兵。”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前段时间，有一位昔日的宪兵来此参观.当年，从台湾送政治犯去绿岛，这名宪兵便在绿岛负责接收事宜，一度还是管柏杨的狱卒。后来，这位宪兵与柏杨成了朋友，从柏杨那里学到很多文学和历史的知识.
这样良心未泯的狱卒少之又少。在专制体制之下，大部分特务和宪兵都泯灭了人性。情治人员都是国家公务员，也都是嗜血的刑求专家，享治外法权，错杀人无罪，即使是自编自演、制造的冤狱，造成人民家破人亡也免费.事后，反而能成为国家最优秀的公务员.柏杨着作中出现的这些暴虐而残忍的特务的名字，不应当被忘却：刘展华、李尊贤、刘昭祥、高义遵？？
而这位馆员透露说，解严之后，警总的很多头目都明白自己的罪过，内心受到责备。有不少人晚年居住在荣民之家，体弱多病，孤独无依，很可怜、很痛苦。他们先是选择性地失忆，拒绝讲述当年干过的坏事；结果，逐渐全部失忆，甚至成为老年癡呆症患者。
“与那些老长官相比，我是幸福的。”这位名叫林伯鸿的官员说.退役后，他本来可以从事收入和地位都更高的工作，偏偏选择到柏杨文物馆来当一名普通馆员，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心安理得。他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警总撤销之前，长官下令烧毁档案材料，他明知不对，却不得不服从此命令，他们一群人花了几天几夜才将档案焚毁完毕。如果这批材料保存下来，包括柏杨案在内的诸多冤狱，将有更多的资讯大白於天下。
一名机器人般的宪兵成了柏杨文物馆内有血有肉的馆员，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我感慨万千。绿岛的监狱更名为人权园区，柏杨也等来了恢复名誉的证书。然而，人们不能有丝毫的倦怠和松懈，因为台湾的转型正义并未全部实现.
文章来源：开放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