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正月十三日,我又像往年一样急匆匆地奔向青岛。

急,不是乘坐的交通工具——汽车或火车——速度快,而是心,是心中被遏制了一年的迫切,一旦打开闸门急需倾泻。

童年的青岛记忆——向往

青岛,这个美丽的滨海城市,最早是因着“金鹿”牌自行车飞转的车轮,和“蜜蜂”牌缝纫机的嗡嗡声,走进我的心里的。那时,孩童的我,羡慕的看着村里寥寥的几个邻居长辈,骄傲的享受着这些眩目的“青岛制造”,青岛这个名字便种在了我的心里,一种莫名的向往,一种朦胧的期待,在我心猿意马的想象里成长着。

稍后,再次拨动我幼年心弦的则是青岛的“知识青年”。他(她)们好看的“派头”,白里透红的面容,以及我们这些乡巴姥们只在电影里见过的服饰、洒脱的举止和别样的口音,嗷,对了,还有女知识青年们穿着的被我的长辈们认为是“光着腚”的那裙子,飘来飘去,在我心里烙上了更直接的印记。

他(她)们哪里是我等的凡人?不,不,他(她)们一定是来自仙乡的仙子!你看,他(她)们的口琴、吉他、歌声,他(她)们回家带来的面包、蛋糕、奶糖,这那里是人能拥有的东西?这些年轻的仙子们,以他(她)们的存在,帮着我在心中编织着青岛,编织着那个早已浸透了我的向往羡慕,又搀杂着不能企及遗憾的仙乡的梦幻。

青年的青岛记忆——反差

1989年那个充满血泪的季节,我因忍不住“跳了一下高”,被政府招进了那被戏称“临朐第一招待所”的地方。“款待”百余日后,解送北墅劳改支队直属队。这是我第一次不是在梦里而是真实的与青岛无距离的接触。在这个据说教育人、改造人的地方,我惊奇地发现,除我之外,他们都来自我无限神往的城市,并且除潍坊的刘济潍、烟台的孟庆秦,其他人竟然都是我自孩童时就羡之慕之顶礼膜拜的仙乡——青岛——的仙子们。哦,不,还是称呼这些身穿邋遢囚服年龄参差悬殊,被老共弄得灰头土脸,多少让我失望的青岛人仙人吧——仙子,应当是年轻而又光彩照人的,但他们不像。他们是老反革命孙维邦、姜福祯、小老反革命张宵旭,一贯思想有问题的王在京、牛天民,早晚要跳出来的姜春源,浪尖上跳高的陈兰涛、张杰、史晓东、吴旭升。

且不说在学问上经常把我弄得一惊一乍的孙维邦、姜福祯,也不说懂好几门外语的陈兰涛和会“刷油漆”(张杰戏谑自己画画)的张杰、吴旭升,也不讲青岛“第一把剪子”王在京和捣鼓电器的张宵旭,他们的本事对我来说只有羡慕的份儿,仅他们闲聊起的青岛的海鲜,就让我这个只吃过刀鱼、鲅鱼的乡巴佬嘴里淌哈喇子。你听,蛏子、海鲜、海红、海蛎子、海螺,黄鱼、八带、石斑鱼、竹节虾,鸟贝、扇贝、月亮贝、牛眼贝……你看,不是神仙住的地方,能有这些东西吗?不为别的,光为这些也得到青岛去。你还别说,我第一次到青岛还真让姜福祯、史晓东犯了难——他俩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就吃在狱里时你们成天馋我的蛏子、海蛎子,海蛎子吃上了,但蛏子却跑了几个海鲜市场没买到,弄得他俩一脸的不自在。这是后话。

我娘说我眼硬,我老婆说我没肝没肺。确实,坐了两年大牢,就掉了一回眼泪,还不是为她们掉的。那是直属队解散的晚上,我与这些整天在一起也待不够的反革命朋友们分了手,晚上躺在床上,眼泪控制不住就流了下来。我真爱他们,刑满时从心里来说都不愿走,不住的在心里埋怨老丈人阴差阳错给我弄的那个“投案自首情节”。不是不想家里人,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兄弟老婆孩子?但一想到出了狱,朋友们不知几年才能见面,心里就难过。

中年的青岛记忆——青岛,还是青岛!

从1991年出狱熬到1998年,数年之间我没有走出临朐,寻访我的精神故乡,我思之念之的师友姜福祯应该出狱了吧?我的那些朝夕相处的朋友们大多也应回家了吧?我急不可耐的准备了几个权做路费的小钱,拿着青岛小弟弟史晓东画有详细地址的联络图,有点象蓝平投奔威虎山,怯生生的坐上那风驰电掣的火车,奔着心中的圣地青岛而去。

麦收前一个月,秋收前一个月,辗转周游。见史晓东,见张本先,见王在京、牛天民,见早就仰慕的牟传珩、陈增祥、孙维先、葛树邦,见了“不结社”的社员燕鹏、邢大坤、牟宵伯、李爕林。找工作、组党、上书,什么也没忙出样来,还是老在忙。还好,在老虎嘴边转悠了一遭没进去,只是吃了姜福祯两个月的闲饭。

以后的青岛之行就放在春节后了。每逢春节,我就坐卧不宁,象盼着娶媳妇的新郎,象久不回娘家的新媳妇,掐着指头算日子,巴巴的盼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不,正月十二日是我父亲的70大寿,正月十三我就奔到了青岛。其实也没别的事,就是看看朋友拉拉呱。

孙维邦走了,燕鹏走了,陈兰涛走了,邢大昆也走了。走了好,到外面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以放开胆子说话,只是朋友们又多了一重思念,多了见面絮叨的话题。

王在京死了,陈延忠死了,他俩死了其他朋友们就显得更亲了。这不,这回到青岛,车站换了地方,我急忙打电话给姜福祯,同样记性不咋的的姜福祯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就听电话里搀进一个熟悉的声音:张铭山是吧?张铭山,你坐20路车到头就是大港站,我在那里接你。我坐了八、九站到终点站一看,原来是姜春源,他早已等在那里了。姜春源一看我下车,对着楼上就喊:给老姜(姜福祯)打电话,接到了,让他过来。一面拉着我的手,一面提着早买好的啤酒往楼上爬——原来他家就在停车点对面。

我、姜福祯、姜春源一面啦着家常一面喝酒,预祝着姜春源第二天的50大寿。姜春源问完我的情况,兴奋地说着他的正在上大学的出息儿子,夫妻的恩爱,和自己这些年的“过五关斩六将”,悲壮地说着自己如果得了病决不上医院治的打算——虽说拼死挣了两个钱,但也弄得一身病,如果治病挣的钱就赔进去了,家庭就没法运转了。姜春源悲壮是他自己的事,感染不了我和姜福祯,因为那还是遥远的事情,毕竟现在他还没住进医院里。一切都会有希望的,正如我们从老毛、老邓、老江、老胡,现在不是希望到小习了吗?人总得希望点什么,哪怕是自己骗自己,要不怎么活?

你看多么巧,三点半的样子,前两天来青岛的申贵军打来电话说要回济南,姜福祯赶忙说:别走!张铭山来了,我们马上回去,你这就过来。刚到姜福祯的书店门口,申贵军也到了,我握着申贵军的手刚寒暄几句,一回头书店里走出慕名已久的刘路律师,略一寒暄,刘路把我们约到了附近的一家饭店,我们一面聊天一面喝酒吃饭。

申贵军是老民运朋友了,“六·四”那会儿“秋前算帐”后,他是岱庄支队的(山东“六·四”犯,男性分别关押岱庄劳改支队和北墅劳改支队,女性关押潍坊监狱,劳教者关押王村劳教所),这几年忙着挣钱养家。股票、洗脚城、理疗器械,一路的忙活过来,估计大钱没挣到,小钱还挣了几个。见着申贵军,把济南的朋友问了一遍,大家还是老样子,还是为了嘴挣命。提到孙文广教授,我心里一阵的不自在,多年来一直想拜访他,但我的钱一直不凑手,每年挣那仨核桃俩枣,好不容易省出几个路费钱,到了青岛就去不了济南,想想真是丧气。

刘路是我久闻大名,但以前一直没能谋面的朋友。这位不时在法庭上作出锦绣文章的大律师的名字,最早是因着朋友们罗狱的消息映入眼帘的。随着刘路律师奔波于各地民运朋友们的开庭场所,他的名字就深深地镌刻在脑子里了。再后,他那鬼斧神工的辩案技巧,仗义撒钱急朋友所难的情肠,就从熟识他的朋友们嘴里,源源不断地进入我的耳朵,走进我的心里。

说实话,我对刘路虽久已向往之,但对见面又心存忐忑。我及经常联系的民运朋友们,即使谈论着阳春白雪的高雅话题,兴之所至也常搀杂上几句粗话,因为还是这些话来劲,能较完整地表现出想表达的意思和情绪,高雅的话语,在这个时候往往显得别扭不对等,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大都出身生活在社会最低阶层的缘故。刘路应是精英阶层,以前只是见过他的和气的照相,但从来没有哪怕是电话上的联系,所以见他既兴奋又有些踌躇。

从姜福祯书店门口的握手,到饭店里吃喝的1、2个小时接触,刘路和气的面容和软绵绵的话语,把我的拘谨打掉了。我们吃完饭到他家里休息时,已是融洽无间的朋友了,只是我不善言辞的性格,可能使刘路有点不习惯。

第二天,我顺道坐着刘路办案的车,到牟传珩老师家附近。青岛蜘蛛网般的道儿,又把我弄迷糊了。幸好刘路给我留了手机,急忙打电话给姜福祯,问到牟传珩家的路,而对记路同样迷糊的姜福祯也说不明白。我“打的”去找牟传珩的家,结果越找越远,只好回姜福祯的书店。回书店时转悠了一上午的我,下车后又转迷糊了,还得打电话问明走向。回到书店,与姜福祯卖书的杨根东杨大哥已经把酒菜准备好了,当然又让姜福祯好一顿笑话。

晚上,我与姜福祯造访牟传珩家,牟先生全家正在吃晚饭。我们的到来,使他们全家一阵的忙乱,重新准备菜肴,拿出青岛啤酒厂年前刚推出的黑啤酒。我到牟先生家,往常总有一种急迫的感觉,牟先生笔健,总有写不完的文章推着他奔忙,耽误他的时间,我总想起鲁迅那“图财害命”的话。今年好了,他在忙里还能偷闲,爬爬山活动一下筋骨,所以今年跟他聊天这种感觉也就淡了些。

牟先生有一个好妻子,多少民运朋友的妻子在丈夫多桀的日子里,与丈夫“大难来时各自飞”,牟夫人则多少年来全力支撑着家庭,与丈夫相孺为沫共同度过这段最为艰难的日子。牟先生的儿子牟冬雨,在牟先生坐牢期间上完中学考入大学,也真难为了他们母子。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民运异见者的家庭各有自己的不幸。

翌日上午,我给张本先打电话,张本先说一会儿过来。我与姜福祯刚喝完中午的酒,张本先就急匆匆的到了。于是,又找了一家烧烤店喝上了。我与张本先相识于北墅劳改支队七大队,张本先因参与青岛的“八九”民运被判刑12年,因他是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定罪的,在我到直属队时已经下队到七大队老残队,我下到七大队后,来往就密切了。张本先入狱后妻子离婚,孩子由其父母抚养到张本先“保外就医”。张本先因其右手工伤致残,生活曾长期无着,现在找到了一份工作,虽说工资不高,但也令人欣慰了。

吃着喝着,姜福祯和张本先争着结帐,结果还是张本先抢着结了帐。姜福祯本来想请我与张本先的客,张本先抢着结帐,让我俩都不安。唉,钱真是坏东西,弄得多少人生活得狼狈不堪。

又到了分手的时候,姜福祯又给我准备了两纸箱加一提兜书,头天晚上我与姜福祯打好包,一切准备就绪。正月十七日上午,我给刘路打电话,告知他我准备下午回临朐,刘路回话一会儿过来。刘路请我与姜福祯到一家烤鸭店吃饭,当然是这位大律师请客了。吃罢盛筵回店路上,刘路给我买了四个大橙子,以备路上消渴之用。到了姜福祯书店,刘路又拿出一沓钱给我,在我推让一番后由我给刘路装回兜里。我在青岛已经给刘路添了不少麻烦,怎能再拿他的钱?

刘路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姜福祯给我的书带上,一直送我到车站,又和我提着沉重的书箱赶车,累了个张口气喘。随后,给我交上车票,嘱咐我经常到青岛来玩,然后下车。我拿着售票员找回的钱,心里良久不能平静。刘路,我亲爱的弟兄,你虽然挣钱容易些,但也全撒给困难的民运朋友了,在你的身上我见识了中国的“十二月党人”的某些豪气,你使我时常忧郁的心里热乎乎的。

青岛,明年见!朋友们,明年见!

但愿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自由,早日摆脱权贵们的魔掌,幸福祥和!

上帝保佑!

2008-3-2

文章来源:八九通讯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