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90后青年会怎样走上参与公共事务的道路呢？
除开进入体制步步高升的不谈，将作为民间脸孔活跃于公共场域的TA们，已经走出了两条基本成型的道路。
沙龙青年与公益青年
站在两条道路的开端，TA们的初始身份是沙龙青年和公益青年。
沙龙青年们大多活跃于在北京，尤其是诸多名校聚集的五道口，在南京、成都亦算有群体。TA们在各种沙龙、讲座、读书会、公共空间中出没，一般都听过秦晖、贺卫方、刘军宁、张鸣、刘瑜、周濂、冉云飞等知识分子或闾丘露薇等知名媒体人的讲座，常引为印象深刻甚至醍醐灌顶。一些人还不时说起与许知远吃饭喝咖啡在单向街聊天。
公益青年们更多聚集在广州，在北京的也不少，但不如广州社群亲密活跃。TA们曾在一个或多个公益组织工作，以草根组织为主，也有壹基金、阿拉善、乐施会等大中型基金会，从志愿者走向全职再走向自己创立小型机构，其中有很小部分人会成为公益组织的“职业经理人”。他们交往并敬重的前辈一般有梁晓燕、陈健民、朱建刚、寇延丁等一人或多人。
沙龙青年的“基因”通常有以下多选：北斗网、Co-China论坛、706青年空间、立人大学。公益青年的“出身”则繁细许多，比较常见的包括益仁平中心、广州恭明中心、自然之友、西部阳光基金会、立人乡村图书馆等。豆瓣、人人、推特、知乎是沙龙青年们出没的社交网络，公益青年则更多使用微博，微信一统手机后，两类青年都转向了自己群体的各色微信群。
沙龙青年往往在大学就展露出公共讨论及写作能力，TA们中的一些人会将组建线上或线下的讨论平台作为阶段性事业。TA们有各自擅长的讨论领域，从较抽像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哲学、比较政治学、社会转型历史与路径、宗教问题，到较现实的两岸三地问题、民族问题、媒体改革与传播……TA们中的许多人都不仅能对自己熟悉的话题侃侃而谈，而且敢于从抽像理论出发讨论各种现实议题。
基于TA们的兴趣和能力，沙龙青年中清谈文化突出，读书会、讨论会、饭局、以及线上的你来我往成为TA们的联结方式，主动结识和互捧的文化较重，但言辞激烈的论争和彼此的“不敢苟同”也由此生发出来。
公益青年当然也有各自的领域，比如教育、环保、扶贫、性别、劳工、动保、艾滋等等，除了参与大型公益论坛的时候，TA们日常专注于各领域的工作而很少跨领域交流。在公益青年最为活跃的广州，跨领域交往和合作才相对多一些。但公益青年们将彼此理解为广义的同行，在思想观念上左翼倾向较强个人主义较弱，因此虽然见面聊天不如沙龙青年们频繁，彼此的亲密和信任感却往往较高。
相对于言必及理论概念和名家的沙龙青年，公益青年的理念是朴素的、语言是简单的，平等、权利、民主和“更好的/地……”是TA们的关键词，但TA们迅速或持久的行动力，以及行动的传播力，不得不说也有赖于这种简单又广泛的共识基础。
在写作上，公益青年相对缺乏创见和读者意识，文本常局限于煽情风格和圈子传播。在演说上，相比沙龙青年不惧于在数百人的讲座上先大谈一番经历和理念再提问，公益青年中只有少数人有较好的公开讲话能力，但这小部分人或受公益话语的煽情风格影响，讲话往往较有鼓动能力。
就像刚刚孕育的胚胎要一段时间后才能分辨性别，沙龙青年和公益青年的分野在青年人萌生公共关注的早期是不明显的，许多沙龙青年都有当公益组织志愿者或短期支教的经历，许多公益青年也从听讲座开始建立基础的价值观。
两者的取向一般在大学期间会逐渐明确，影响因素除了个人志趣不同，据初步观察，两样客观因素或值得注意，其一是地域，北京的名家资源优渥但行动空间不足，文化活动盛行，易出沙龙青年，而广州名校名家远不如北京多，但政治和媒体环境较为宽松，草根公益组织繁多，易出公益青年；其二是阶级，希望从事公共事务的青年，大学毕业时如果家庭无法负担其出国深造，往往会选择进入公益组织，而得以出国深造的青年则更有条件留在思辨领域并以此谋生。
媒体青年与行动青年
如果说，沙龙青年和公益青年是将成为公共场域中的“角儿”的青年们的初始人设，那么TA的进阶版就是媒体青年和行动青年。进阶的过程中淘汰率极高，绝大多数人会停留在关心政治的白领和纯公益工作者。
行动青年，顾名思义是指发动和参与社会运动的青年人，TA们有着运动者的自觉，期待通过具有一定组织和对抗性的行动改变社会，或至少改变受侵害者的处境。
媒体青年则不仅是指在媒体工作的青年，而是指活跃于媒体、为媒体提供内容的青年，TA们可能是记者、编辑、主页君、评论者、自由撰稿人，或进入大众传播的学者，TA们的另一个称呼很可能是“青年知识分子”。
中国的新极权背景下，位置的不同决定了两种青年们的回异命运。
行动青年即使在运动初期可以获得少量的公众关注和主流认可，随着运动的深化和政治形势收紧，极有可能很快受到政府打压、变成敏感词、转入地下，仅能获得的国外资助有风险且难以为继。TA们在社会和家庭中得不到认可，还不得不承担恐惧、骚扰甚至身陷囹圄的代价。TA们于是进入了持续的“不可见”、“无收入”、“高风险”状态。
相对而言，媒体青年的境遇要好得多，TA们会有较稳定的工作和中等偏上的收入，社会和家庭的认可度较高，也很可能有一定的名望。但在极权下任何民间的公共参与企图都会受到打压，媒体青年们可能频繁地面对审查、毙稿、删帖直至辞退。但总体来说，在资源和话语权上，媒体青年相对行动青年占据绝对优势。
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略有刻板且理想化的模式一般是，行动青年是推动变革者，媒体青年是观察变革者，后者基于共同理念，通过报道、评论前者的行动，为公众提供对变革的理解和想像，引发公众的支持，间接推动变革。
但目前无奈又似乎必然的现实是，两个群体交集甚少，缺乏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感，毋论合作。
一方面，除了少数仅为外媒（而且不能是赤色外媒）供稿的人，媒体青年要上升就要面临强力的体制化，这让TA们中的许多人难以避免地内化审查，离妥协越来越近，离对抗越来越远，甚至习惯以“判断底线”、“在底线之上游弋”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对行动者产生“激进”、“有勇无谋”的认知。
另一方面，由于风险极高，现有的对抗性稍强的青年运动已全面地下化，非“内部人”很难知道行动青年的具体工作和想法，TA们对于媒体青年基本上是“不可见”的。一些媒体青年悲叹运动已死、公益青年对政治不感兴趣，却不知不时看到的反抗呼吁和策划来自何方。
同时，受自由左翼文化影响的行动青年，虽然知道媒体青年中的代表人物，但对TA们有着精英主义的想像，偶尔调侃TA们“高大上”。除少数有意识推动合作的人外，行动青年很少想到主动结识媒体青年。
公开谈论运动的人如果看不到也不了解运动，其论述恐怕对公众和真正的运动者都没有裨益。但除开运动，一些媒体青年（往往是能抵抗体制化的那少数人）对极权体制的逻辑和状况确实比起行动中人更决绝有洞见，这其实是直接与极权暴力过招的行动青年极度需要的。
能在完全的绝望中斗争的人很少，许多行动青年都还有着（或者说需要有）“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警察怕把事情搞大”之类的幻觉。
另值得一提的是，自媒体的出现和流行使行动青年对媒体青年的依赖性降低，这在两者难以密切合作的现状下是利好趋势。行动青年因此需要学习媒体青年所长的文本写作、传播技能，TA们已经在作出尝试和努力。两者边界出现单向渗透趋势：行动青年作为自媒体人、独立撰稿人和评论人，在向媒体青年渗透，暂未观察到媒体青年向行动青年渗透。
异见青年与革命青年
行动青年随着路越走越远，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付出越来越重的代价，承受越来越深的绝望。媒体青年边缘化的过程相对较慢，最终会遭到封杀甚至可能有牢狱之灾，但通常最差也可以向境外媒体和网站供稿，社会地位和收入的降低则是难免的。
这些敌意环境必然导致青年们的“逸散”——体制化或退出公共场域，坚持走下去的注定是极少数。
媒体青年在边缘化后明确反对，行动青年在绝望后坚决抗争，TA们就又进了一阶：异见青年与革命青年。（虽然到这时候可能已经不是青年了）
当TA们走到这一步，就无法不让人对TA们突破各自的局限性有所期待。异见青年应该主动地深入到行动和革命的青年中，了解运动的现状和问题，不仅仅是出谋划策而且必须共担风险，学习成为运动中的一员，或至少将为TA们向公众呐喊发声视作自己的责任；革命青年需要对极权的逻辑和大形势做主动的研判思考，TA的判断能力将直接关系自身和其他行动者的牺牲是否能尽量减少或值回票价，同时也需要训练写作、演讲、传播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与异见者的沟通合作或许是必要的。
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两者能最终习得对方的技能，边界消失，或者将彼此视为“自己人”默契合作。不论这样的TA们会否成为广场或巷战中的领袖，TA们的成长本身就伴随着对极权越来越强力的冲击。
文章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