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清华井冈山”作为造反派一度受宠的极端,而“广西四二二”作为造反派从未受宠的另一极端,那么清华这一极端其实比广西更特殊更不普遍。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甚至包括过去常被视为造反派持续受宠典型的上海在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实都更接近于广西。

我们都是“六六届”

文革当然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但是在表象上,无论当时的经历者还是今天的一些研究者眼中,“学生运动”与学生身份的“红卫兵”都是文革的典型景观。而在曾经构成这一景观的人群中,孙怒涛先生他们这些文革前的大学生是最年长的老大哥,我们这些文革爆发时刚进中学的“六六级(六九届)初中生”则是最年少的小弟。

与“六六届”中学毕业生(后来所谓狭义“老三届”中最高一届,就入学而言一般是初中六○级)当时几无例外地都滞留学校经历文革不同,该届的大学、小学毕业生与文革的联系差异很大。六六届大学毕业生在1966年大部分都没有按时分配工作而留校参加了文革,但也有少数离校参加工作进入社会,不再卷入“学生运动”。至于小学,在1966年暑期这个通常年份“小升中”的时段,全国的学校都已停课,教学业务完全瘫痪,但是“升学”的手续则各地进展不一。有些省份1966年小学毕业生当时就没有进中学,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才进入初中;但另一些省份如我所在的广西,则还是按常规把我们分配进了中学。

就上学而言,进了已经停课的中学和没进无甚区别,就“革命”而言就不同了。文革时小学虽然也有取代少先队的“红小兵”,但基本是小孩奉命做戏。中学则不同,它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是“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加之无课可上,“革命”就成了我们这些人当时在中学唯一的“正经事”。此后,在1967年全国中学基本都没招生,等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恢复招生时,自主的“红卫兵运动”实际已经结束,原来的红卫兵中得意者离校工作甚至当官成了新的“当权派”,大部分失意者则被发配边疆农村,甚至被整被杀。虽然直到1970年共青团组织恢复前,一些中学仍然有“红卫兵”存在,但那已经是像此前共青团似的官方“助手”,而不再是“革命群众组织”,更不会是“造反派”了。所以在我们之后进中学的学弟学妹们基本没有参加红卫兵运动。而我们这届学生(尽管是“一进校就停课,毕业时刚停火”、没上过几天课的所谓学生)成为参加过红卫兵的最低一届。虽然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前不久还被称为“新生”(因为当时不仅我们几乎没有进过课堂,而且红卫兵时代也没有比我们更“新”的一届学生了)的少年基本只是跟着高年级学长们当拉拉队,在红卫兵中并不是叱咤风云的角色,但比纯粹的看客还是不同。所以对孙怒涛先生他们写的文章,我是深有“在场感”的。

几十年后我在清华大学当了历史学教授,虽然主修的并非当代史,但是也写过一些有关文革的东西。而这时我忽然发现我当年在广西的经历还与清华文革有“交集”。

这起缘于导致清华造反派灰飞烟灭同时也是全国文革史上重要转折点的那个“七•二七”事件:1968年7月27日几万名工人、解放军(后来得知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中南海御林军8341部队军官带领下,以人海之势闯入清华,当时正在“武斗”的清华“井冈山”(即“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与“四一四”两大派都不知怎么回事,在校内处于优势的“井冈山”派头头蒯大富多方与北京及中央文革当局联系了解缘由,但所有电话都不通。在再三联系无果后,蒯认为自己已被封锁,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镇压”,甚至怀疑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遂下令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伤亡。校园被占领后,蒯大富等人狼狈逃出,毛泽东遂于次日“召见”包括蒯在内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见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后放声哭诉“黑手”的行为,不料毛声称“黑手”就是自己,并严厉训斥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内的“五大领袖”从这天起全部从失势走向垮台,清华、北大等北京主要高校的造反派也从此土崩瓦解。毛泽东派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后简称“工宣队”)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后来史家所称的“后文革秩序”。

7·24接见与7·27行动:从广西看清华

几十年过去,蒯大富先生对这段戏剧性变故仍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回忆文字和口述中多次说,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与当时的很多中央领导保持有可靠联系渠道,而且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与时任北京市革委负责人的谢富治等首都主管也有频繁的工作联系,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怎么会进行抵抗,以致造成伤亡铸成大错?就连当时属于与蒯大富敌对的“四一四”派孙怒涛等人,对此也有同感,他们与蒯再对立,也不会相信蒯有胆量对毛公然抗命。由于毛泽东在“7•28召见”时一方面严厉训斥,一方面在蒯大富哭诉时毛也激动流泪,还明确声称在清华两派中他反对“四一四”而偏爱“团派”,并当面交代在场各领导人不要整蒯,所以蒯大富至今相信毛直到最后还是尽力保护自己的。只是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沟通有误,导致“历史因此改写”。

但我听到这里,就想起了对我当时曾经参加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来说很难忘怀的一幕。那就是“七•二七”几天前的7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长最后一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当时,以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为起点,对“广西四二二”的大规模剿灭已经在南宁等地进行了半个多月,这次接见其实是正式宣布对“广西四二二”组织的死刑判决。“接见”后不久,四二二的代表们便被全数扣押入狱。而我们这些没资格到北京去的普通四二二成员后来读到广西当局广为散发的接见纪要时,无不感到五雷轰顶。记得一个同学当即念出一句安徒生作品中的话:“啊,我亲爱的康斯坦丁,一切都完了,完了!”

就在这次历时数小时的“接见”中,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在内的阵容庞大的中央首长们异口同声,一面倒地严厉斥责广西四二二。除了谈广西的事外,斥责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在场的四二二人员追查所谓的“清华-北航黑会”的情况,尤其是点名追查蒯大富。这些处理国家大事的首长们一个个仿佛成了“专案组”的审讯人员,不仅声色俱厉、不依不饶,而且追问之具体、口气之武断令人惊讶。周恩来首先指责四二二人员“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康生点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会议情况“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出来”,“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陈伯达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与会者“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周、康和陈三人都轮番追问“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吴法宪说:“你们‘汇报团’(按:当时各派来京人员正式名义都叫某某组织赴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险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周恩来最后要求四二二人员回去写交代,“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按:四二二代表远没有这么多,‘六百多人’似指各省来京及北京高校造反派人员被认定参与‘黑会’者的总数)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出来”。[1]

这份接见记录表明几点:1.“中央首长”们认定广西的问题并不孤立,各省及北京的造反派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黑司令部”,而“清华-北航黑会”就是一个重大标志。2.清华(当然是指“清华井冈山”)与蒯大富被置于这个“黑会”的重要位置。而且从反复点名追查清华和蒯大富(有趣的是除了陈伯达提出韩爱晶和蒯都要“去劳动”外,当场再没有人提到韩,除并列指责“清华、北航”以外也没人单独提到北航,却几次单点了清华)的语气看,中央首长们已经完全把其看做整肃对象,不但整材料整到了广西人那里,陈伯达还明确说要把蒯清洗出政治舞台。3.与会的“中央首长”很多,而且来自我们现在知道其间矛盾很大的各个派系,如中央文革文人集团和林彪军人集团,以及超越诸集团之上的(也有人认为是自有一集团的)周恩来等,但他们这时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显然,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能够整合出这样的一致。

读了这份记录,谁还会认为两天后的数万“工宣队”进占清华之举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谁还会觉得蒯大富那天到处打电话都碰壁只是阴差阳错的沟通问题?

关于“清华-北航黑会”

那么,这四二二人员参与了的“清华-北航黑会”究竟是怎么回事?

7•24接见在7•27之前仅两天,但接见记录公布、让我这样的世人读到则已经是在7•27事后。接见中周恩来说:今天讲的内容“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意指传给蒯大富这类‘黑会’中人),我也不怕你传出去”。这显然是讲反话,接见后不久即失去自由的朱仁及其他广西人大概不可能给蒯大富们通风报信(且不说他们根本还不认识)。我们现在知道“清华井冈山”是非常重视搞情报(所谓“动态”)的,但这两天他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或者风闻了也未重视。直到现在,清华文革中人写回忆录虽未汗牛充栋也已经卷帙颇为浩繁了,7•27也是这些回忆录经常提到的,却未见到有谁提及对清华井冈山似乎是相当致命的“清华-北航黑会”事件。后来我曾当面问过蒯大富等一些井冈山要人是否记得有这么个“黑会”会议,居然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2]。尽管其实毛泽东在7•28训斥蒯时就指责他和韩爱晶串联各省造反派,“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林彪接话:“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但是,事后无论蒯还是清华井冈山其他人谈起7•28召见,谈起他们垮台的缘由,大都还是讲搞了“百日武斗”、武力对抗工宣队等惹怒了领袖,几乎没人提到这个“黑会”。不但如此,后来从毛泽东时代蒯大富被捕坐牢直到邓小平时代正式判刑,列举的罪状中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为什么?我想原因其实也简单:那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蒯大富他们没当回事,一直就没往心里去。而“中央首长”们其实当时对事情的整个经过也已经查得一清二楚。首先,7•28召见时韩爱晶就已解释:

“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学院东方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其实不用韩爱晶解释,7•24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恩来对情况已经很清楚,他当时就说:“大革命时我在两广待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尽管这个说法也不确切(见下文),但无论蒯大富还是韩爱晶,清华(井冈山)还是北航(红旗)都不是会议的主角,他是很了解的。

武传斌先生当时是广东“旗派”头头、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他近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是我在北京参与串联,组织,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次有十几个省市在京上访的造反派大会”,即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时所说的“北航黑会”,“之所以拉上清华,那是因为在大会的第一天,我把老蒯也请来上了主席台。但我从未听过‘清华-北航黑会’的说法”;“回广州后,在广东省革委会全会上批判我时,省的主要领导传达中央领导讲话时,定性为‘北航黑会’。‘清华-北航黑会’如有存在,也可能另有所指”。后来他又略作更正说:“(19)68年7月16日第一天的会议是在清华开的,老蒯参加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谨对各地造反派来北京,来清华表示了欢迎和支持,没有更多的讲话。7月17日的会是在北航开的。”而根据7•24接见时四二二参会代表白鉴平所说,会议是18、19日开的,与武传斌40多年后的回忆有两天之差,应以白鉴平当时的说法为准。另一代表高寿仪说:“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这也与武传斌的说法一致。

至于周恩来所指与武传斌一起成为“黑会主席”的朱仁,是7•24接见中被多位“中央首长”连珠炮式审问追逼得最紧的一位。据接见记录,当时他在追问下“转弯抹角、吞吞吐吐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但是,近年笔者采访他时,朱仁否认了“主持”之说,只是说自己发言介绍了广西的情况,并且说他参加的会议只有一天,是在北航开的,没有在清华开过,如果清华也开了,那自己并没有参加。

这个说法与当时作为柳州四二二代表的钱文俊所说可以互相印证。钱文俊近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会议似乎是开了两天,但第一天通知他们到清华,却因为当时清华武斗,校园一片混乱,根本找不到会场,实际没有开成会,会是第二天在北航开的。有个清华的到场(钱说他不认识蒯大富,不能确定是不是他)讲了不长的话,主要就是泼冷水。辽宁八•三一的人提议各省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他大惊失色,表示这绝对做不得。也有人说,全国性组织不可行,那就退而求其次,搞个各地造反派互通消息的联络站怎么样?清华的人说那也不行,他们不能参与这样的事。弄得大家很丧气。最后也就是大家发发牢骚,觉得各省造反派都危机四伏前途渺茫,没有任何结果就散了。

钱文俊说的这个清华人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蒯大富。40多年后笔者采访蒯大富时,他对这个会已经没什么印象,但后来想起说是有这么一个会,他当时就害怕跟各省这些人混在一起,但碍于武传斌他们的面子到北航去了一会儿。“有人提出成立各地造反派联合组织,我跟中央文革和周总理这些首长打过那么多交道,当然知道这是大忌,要惹大祸的,就断然否定了这个馊主意。有人又说那就办个联络站保持联系,我说即便搞联络站也要先请示中央文革,得到中央的明确同意才能搞,否则是绝不能搞的。说完我就离开了。”[3]

40多年后各人的回忆有些细节出入完全可以理解,但综合这些回忆和1968年当时披露的情况,基本事实大致已很清楚:1968年盛夏时,各省造反派都已面临严重危机(曾短暂得势的大都已经失势,从未得势的则面临更严厉的镇压),他们纷纷组团赴京“上访”。广东的武传斌就出头让这些难兄难弟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搞了个聚会。

所谓“黑会两主席”

为什么是武传斌?因为他领导的广东旗派这时也处在转折点上。旗派在1967年3月曾与偏向“老保”(“老保守派”的简称)的广州军区有过冲突,但毛泽东发出击退保守的“二月逆流”的旨意后,周恩来承旨专门飞到广东,于4月18日在广州钦封旗派是革命造反派,其对手则是“保守”的,并要求广州军区支持旗派。我们知道,这一年北京曾多次隔空表态、乃至派出“首长”(如到武汉的谢富治和王力等)前去直接支持各地造反派,使之从逆境中咸鱼翻身,但由周恩来亲自去现场钦点造反派的还只有广东。旗派因此声名大噪。人们现在知道广州军区及其司令员黄永胜对旗派心里是反感的,但也不得不予以支持。1968年2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黄永胜是主任,武传斌是常委,两人关系一如北京的谢富治与蒯大富。

1968年3月杨成武倒台后,黄永胜到北京官升总参谋长,旗派却与此后的广州军方及广东省革委主流关系恶化,这其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由盛转衰是同一趋势。但与其他一些省份的造反派(如广西四二二)相比,旗派当时面对的形势尚不那么险恶,武传斌也并不甘心。他认为广东军方变脸是黄永胜离开的结果,而黄永胜还是支持自己的。于是便与另一位省革委会旗派常委邱学科一起到北京找黄永胜告状。到北京没能见到黄永胜(黄其实正要整他呢),却发现各省落难造反派纷纷来京上访,自我感觉尚不那么坏的武传斌便出头联络这些“造反派战友”开了那个会,无非是想分析一下形势,并没打算成立什么全国性组织(会上辽宁与会者提出的这个建议并非原先所料)。远在南国的武传斌毕竟不如北京人那么敏感,不知道这是犯了大忌。但他在北京开会总要有东道主,找的自然就是北京的“造反派战友”韩爱晶蒯大富们。韩、蒯尽管当时还风头十足,但经过两年的“政治经验”已经不是1966年时的“初生牛犊”,他们是知道禁忌的。韩同意接待武传斌,是因为武与他一样是省级革委会常委,而且据说还有黄永胜支持,属于他所说的“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不是朱仁那样的在野人士。尽管这样,韩仍然没有参加武传斌主持的会,只是提供了会场,出席会议的北航红旗成员侯玉山和祝春生据说还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外省人的过激言论。而这个情况康生也知道。

就广西四二二而言,参加这个会议也是稀稀拉拉的,在京四二二成员有的只去了北航,有的只去了清华,笔者所知的与会者中,两校都去了的似乎只有白鉴平。更有趣的是,被康生诬为“黑手”、周恩来指为“黑会主席”的朱仁并不是四二二赴京汇报团的正式成员,而是汇报团已经在京多日后,由于南宁事态危急他自己决定上京“报告情况”,甚至连车票也是自己买的。在四二二及其赴京人员中朱仁并不在领导层,康生之所以盯住他,只因为他是广西自治区党校教师,被认为有理论水平。而四二二“柳铁工机联”一位中学红卫兵此前写有一篇观点激进的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当时与湖南杨曦光(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清华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等都是中央点名的异端“大毒草”。康生仅以“中学生不可能看过《哥达纲领》”为理由,就一口咬定中学生写不出这篇文字,肯定有“黑手”代笔,而党校教师朱仁就是代笔者,也就是四二二中的“黑手”。其实,不要说中学生完全可能看过马克思已全文引录过的《哥达纲领》[4],就是没看过,当时的学生不少也从我国“共运史”宣传中知道“哥达纲领”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无原则合并”的结果,那篇文章不过是借此典故来表达其不愿与对立派“老保”合流之意,与《哥达纲领》文本的内容毫无关系,何以非得看过那文本才写得出来?更何况在南宁工作的朱仁根本不认识在柳州的作者。

正如北航的戴维堤后来所说:“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的——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国人有‘四大’自由,这是毛泽东支持和倡议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暴动,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北航黑会’不是黑会,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大决策。”

北航如此,清华就更不用说了。尽管“黑会”是武传斌张罗的,北航韩爱晶只是勉强接待了他,清华连接待方也不是,主要的会议也是在北航开。有的回忆说蒯大富在会上露了个面但没怎么说话,有的回忆说他讲的话是泼冷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清华比北航与这个会的关系更淡薄。武传斌与戴维堤都说他们听到的指责是“北航黑会”而没有清华的什么事。但实际上,从7•24接见时周恩来指责“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吴法宪说四二二是“向清华、北航汇报”,其他中央首长也反复追问清华有谁与会、蒯大富讲了什么,直到7•28召见时毛泽东指责的“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显然当局追究清华和蒯大富要甚于北航和韩爱晶。

另一方面,广西四二二只是受武传斌之邀与会的众多各省组织中普通的一个,既非会议的发起者,也非接待者,更不像辽宁八三一那样在会上有特别敏感的发言。当时“七三布告”已经发布,广西屠杀正酷,北京的四二二人员尽管极感冤屈无诉,但恐惧远超于愤怒,已是待罪羔羊心态,哪里还敢挑头当什么“主席”?后来武传斌、戴维堤的回忆对四二二人员会上的表现也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当局却把四二二拔高到突出的位置,周恩来说四二二的人是“黑会”两主席之一,毛泽东列举的与会者头一个就是广西四二二。作为当时全国被镇压得最惨的造反派,四二二那时被“枪打出头鸟”,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就是针对广西颁布的,是全国第一个公开出动正规军队剿灭造反派的布告(以后才有针对陕西的7•24布告、针对山西的7•28布告等)。而7•27工宣队占领[5]清华,就是打着宣传“七三布告”的旗号。

7·27行动保密之谜

就在占领清华次日的7•28召见中,出现了这样充满杀气地把广西和北京相联系的话语: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彪: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爱晶: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生: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泽东: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恩来: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泽东: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这是迟到的蒯大富赶来之前诸位首长对北航韩爱晶的训斥。这些话的核心就是“造反”如今已经被禁止,“谁如果还继续造反”就要被镇压,“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广西四二二已经被描述成杀人放火的“土匪”、“国民党”、“歼灭”的对象(真相详见后述),而以清华、北航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几乎被当做四二二的后台,他们不仅窝藏“土匪”(“广西佬躲在你北航”),还“想控制全国运动”,加之林彪说的惊人之语——“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这明显与陈伯达所说的全国造反派开会成立“黑司令部”同义。

当时蒯大富人尚未到,谈话就涉及了蒯大富“骑虎难下”的问题。毛泽东宣称:“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在当时语境下,韩爱晶说蒯大富骑虎难下,有为蒯开脱之意,即蒯大富受制于人,身不由己。但蒯大富骑的什么虎?受谁的牵制?无非有上下两个可能。“上”当然不是后来讲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当时他们都与毛泽东一起喝斥韩、蒯等,而且言辞比毛还厉害),只能是说蒯“奉旨造反”惯了,一下子难以适应完全相反的、镇压造反的新圣旨。若如此,这个“虎”就是发布圣旨的毛泽东了,毛泽东自己还能“把老虎打死”吗?另一可能是指“下”,是说蒯大富想转向,他手下的群众不干,那老虎就是指他们。而毛泽东怒称要“打死”他们以便让蒯下来,显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可见,毛泽东如果说对“坏头头”蒯大富尚有一丝怜意,对“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已杀气腾腾了。

另一方面,召见时大家已经知道占领清华时工宣队死伤惨重(以北京“武斗”的标准而言),但毛泽东对此却毫无所动。正如孙怒涛所说:“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要是他们(死伤者)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对蒯大富与对工人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其实,更过分的是这次召见中,国家最高三人的下面这段对话:

毛泽东: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这岂止是没有“表示悲痛和哀悼”而已,“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自得之情是溢于言表啊。

在对蒯派群众和工宣队员双方都表现得很冷酷的同时,毛泽东唯独对蒯大富本人表现出很温情。虽然“召见”的主调是训斥,但与其他首长一味声色俱厉不同,毛泽东(一定程度上还有江青)训斥之余不但为蒯大富流了泪,还当面痛贬蒯的政敌“四一四”,表示两派联合仍要以蒯为主,还叮嘱臣下不要整蒯大富。尽管这一切后来都没兑现,但很多人尤其是蒯大富自己仍然觉得这是“挥泪斩马谡”,毛泽东对自己一手扶植的造反明星还是有感情的。

的确,人非草木,不能说毛泽东在拿原先的心腹“小将”祭旗时没有一点怜惜。然而这和“挥泪斩马谡”还是大有区别。且不说当年孔明“斩马谡”时,他那政治家的“挥泪”也有浓厚的作秀意味,但“失街亭”毕竟不是孔明的安排。而7•27采取派出数万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搞掉一个“黑司令部”的做法,蒯大富们会有什么反应,伟大领袖难道真的没有意料到吗?受命闯入的数万军人和工人徒手面对惊恐至极且拥有武装的蒯大富们会遭遇什么,挥泪的领袖也没有想过?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命令徒手的人海对有枪的被围困者“强行缴械”还要“抄家”,能不出“意外”?如果对蒯不打招呼是偶然,何以聂韩谭王等其他造反派也一概被蒙在鼓里?领袖挥泪训斥之余煞有介事地当面告诉臣僚不要整蒯大富,何以他不久还是身陷囹圄?如果是工宣队员的“意外”牺牲“改写”了蒯大富和“井冈山”的历史,那么没有抵抗工宣队的其他四大造反派头头为何也遭到同样命运?

近年披露的一些内情更令人吃惊。如当年海军清华军宣队的朱勇说:7•27当天清华的事他们也一无所知,次日即7•28才听说,并到清华参加了8341部队主导的占领。而这个海军军宣队本是早在2月13日就奉命进清华宣传制止派斗的,在校两个多月与两派都混得较熟。但4月23日“百日大武斗”开始后,他们却于25日奉命撤出清华,撤出后并未解散,而是集中驻于宣武区待命,并一直与校内两派人员有联系,明显是准备再入清华的。可是,7•27当天的行动却对他们保密。把这些先前已经进校做过不少工作、熟悉情况、清华两派也都认识的人撂在一边,却另派三万陌生人闯关而入。这样决策究竟是为什么?无怪乎采访者李仕林惊呼:“啊……简直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情况。45年后,我才知道,太难以置信了。”其实另有资料显示,7•27那天还是叫了几个海军军宣队的人“带路”,而且此前还派其中一人(凭过去的关系)到清华“团派”总部取来清华校园地图以布置行动。但诡异的是这几人对包括朱勇在内的其他绝大多数军宣队同事守口如瓶,而取图者对给他地图的清华人也不吐一字。

聂元梓后来说:“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蒯大富和当时与他对立的孙怒涛也都认为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会发生惨案。但有趣的是他们都不认为这事是毛泽东的故意。蒯大富相信毛泽东的善意,孙怒涛如今其实是不信的。但他认为,毛对是否通知蒯大富的问题是疏忽了,他既不是存心通知也不是存心隐瞒,只是没过问这样的“细节”而已。但他又找材料证明毛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不仅决定发动、而且实际指挥了整个行动,甚至还“蹲在地上指点地图”,“哪个单位牵头,哪些单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参加,怎么进清华,现场哪些人指挥”都是由毛决定的。与这些具体的细节相比,是否对行动对象保密实际上关系到敌我判断,这难道还是“细节”吗?

事实上毛泽东完全明白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召见”时搪塞说:“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这叫什么话?招呼打了就是打了,没打就是没打,什么叫“间接打招呼”?谁都知道那时要打的不是什么毛主席希望停止武斗实现联合这种关于领袖“伟大战略部署”的招呼,而就是关于27日三万人进清华出于毛主席指令,要求清华配合这种“战术部署”的招呼。这样的招呼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的,有过吗?显然没有。但毛这样说,也表明他知道不好解释。没有这样的招呼,发生“误会”几乎不可避免。濒临绝境的“四一四”固然不会抵制绝处逢生的机会,校园本来就一统天下无人挑战、也早就厌恶武斗的韩爱晶或许也不会反应过敏,但这种逻辑能适用于当时的“团派”吗?

而我们从7•24接见可以看出,起码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林彪麾下那几大军头都已把蒯大富看成敌人。毛泽东如无同感,难道他们能联合起来对毛设局?朱勇等人提供的信息也显示那时对7•27行动的保密何等严格。其实,对那些被指为先于中共召开了反对派“九大”、窝藏各地“土匪”,甚至要联络各地“土匪”组织“黑司令部”以“控制全国的运动”的“造反”者,这样应对难道值得奇怪?当然,正如韦国清未必真信他手下编造的“反共救国团”领导“广西四二二”之说一样,毛泽东与中央首长们也未必真信关于清华造反派的上述离奇说法。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英明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如今已经“轮到小将犯错误”了,他们不犯行吗?至于毛召见时对蒯大富的怜惜和挥泪,不能说完全没有一丝真情,但政治纸牌屋中毛唱白脸别人唱红脸的游戏我们见得还少吗?就在这场召见中毛不是还大讲刘少奇的病情、显示他亲自过问“救活”刘少奇吗?承蒙领袖如此关心的刘少奇此后还活了几天?他是在怎样的境遇中死去的?

广西“处遗”披露的事实:为什么“制止武斗”后杀人更多

无论如何,经过7•24接见和7•28“召见”,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广西文革和清华文革搭上了关系。但是广西造反派与清华造反派的遭遇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

前面提到7•28召见时毛泽东等人大骂广西四二二杀人放火。这件事到了改革时期的1980年代已经有了官方的平反结论:“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6]炮击起火。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和广西联指却宣传广播说是‘广西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街道民房”。当年7•28召见时林彪就此事骂四二二是国民党:“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长征时的情形且不论,可笑的是现在事实证明:1968年在广西“用此计”的恰恰是林彪支持的共产党官员韦国清及其御林军。

而工宣队进清华宣传的“七三布告”,也已经在广西被否定。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发出《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并于5月20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该文件称:“当时中央发布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文件提出,即使为了安定团结在公开场合回避提“七三布告”,也“应当把七三布告的问题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并开展平反纠错和追究特别严重的大屠杀责任的工作。事实上,经中央指示后广西不久就不再“回避”,而是公开了这些“问题”,按官方的说法:“从此,压在人们头上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七三布告’才得撤销,‘文革’中八万四千多冤魂才能得以平反昭雪”。

即便据1980年代“处遗”[7]时官方宣布的各种“不完全统计”中最小的一个数字[8],文革中广西也有84293人死于非命,其中“七三布告”后的镇压就死了49272人,占文革非正常死亡的58.3%。如以革委会成立为分界,则革委会成立前(即包括广西四二二这类造反派能够“作乱”的整个时期)死亡12457人,占14.7%;而革委会成立后(即剿灭造反派的过程中和造反派被消灭后)死亡71816人,占比高达85.3%[9]。另一个对比更为惊人:在这八万四千多死难者中,两派武斗死于“战场”者仅3312人,而其余96%的死亡即80981人都是战后屠杀“俘虏”、“贫下中农法院”屠杀“黑五类”以及在其他“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逼死”的。

官方“处遗”文件称:“从以上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文革’十年期间(1)广西杀人多是在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2)杀人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以杀害的。”

官方文献还指出:“《七三布告》下达后的杀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很集中。如桂林地区文革期间死亡人数11918人,(其中)在《布告》后死亡的9087人,占死亡总数的90%左右。宾阳县由于县革委主任、(驻军)694师副师长王建勋等积极贯彻《七三布告》,仅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十多天里,就打死逼死3681人,占该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人总数的90.34%。南宁市在贯彻《七三布告》的很短时间内,仅围剿四二二据点解放路等就打死1558人,为《七三布告》前死亡人数261人的六倍。”

发布“七三布告”据说就是为了“制止武斗”,但事实是这个布告导致了广西血流成河,死了比布告之前多得多的人。迄今为止宣传的文革图景,都是说“造反派”如何造成乱世,尤其是“造反派的武斗”为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可是“处遗”资料以铁的事实表明:至少在广西,当权派和所谓“老保”镇压造反派,远比造反派野蛮和残暴得多(造反派当然也相当野蛮,这是我这个曾经的造反派群众从不想置疑的)。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乱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灭的过程中和剿灭后造反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中的双方“内战”,而是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专政机器对全无反抗能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虐杀;不是死于党政在“造反”中瘫痪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造反派”之手,而是死于“维护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军人和官员主导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是“军、干、群三结合”政权,实际上无论广西还是全国各省,林彪垮台前绝大多数是军人主导,林彪垮台后“军政府”色彩明显弱化,文革前官员成为主导,但无论哪个时期,“群众组织”代表都只是跑龙套的,不要说造反派,就是如广西在镇压了四二二之后进入革委会的“老保”组织功臣虽然算是飞黄腾达了,也仍然是跑龙套而已。

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标本

广西的事如今已经相当有名。我们不必寻找什么民间野史和回忆之类,1980年代广西官方编辑整理的处遗资料中,当年镇压四二二时令人发指不忍卒读的残酷场面就连篇累牍堆积如山。诸如逼迫儿子当众亲手砍杀自己父亲(永福、都安、巴马等县)、残杀被害者后又强奸轮奸其妻女,奸后杀死并剜乳割阴、取肝而食,满门抄斩并洗劫房屋财产供凶手私分(武宣、蒙山、邕宁、融水、浦北等县)、杀人后变相贩卖其妻女勒索“改嫁费”(浦北、资源等地),等等。正如读过这些“处遗”材料的人形容的:“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杀父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请问在整个文革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造反派迫害走资派”何时、何地、有哪一次残暴、野蛮、血腥到如此程度?

处遗材料还证实,当时广西共有武宣、灵山、隆安、天等、浦北、上思、武鸣、崇左、马山、钦州、合浦、上林、邕宁、容县、宾阳、都安、忻城、钟山、来宾等19县和柳州市发生了杀人后挖食肝胆及人肉的骇人事件——而且很多地方是成批地、有规模地发生:隆安发生21起,灵山发生25起,武宣竟达75起。后来曾有人说这与广西少数民族的落后传统有关,并特地指武宣县70%人口为壮族。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笔者根据处遗资料中“吃人”事件的地点和规模在广西民族分布地图上作了标注,如图1(△表示地点,其大小表示吃人事件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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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中明显可以看出:广西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况是东部主要为汉族,西部少数民族为主,由西至东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递减、汉族比例递增。而那些极端残忍野蛮的吃人事件全部发生在中、东部的汉壮混居地带,其中吃人案例次多的灵山和浦北、钦州、合浦、容县等地基本是汉族区,少数民族人口极少。而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大、经济社会也最不发达的西部(百色、河池两地区)反倒没有这种事。

进而论之,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民族分布是1950年代“民族识别”运动和后来的政策下形成的,实际上就文化、社会特征论,广西真正具有原生态民族特点的地方只有西部的百色河池一带,中东部居民无论血缘上的“族源”如何,实际文化社会状态早已高度汉化。按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口径,广西只有63万左右的少数民族[10](其定义与我们现在不同,如白崇禧是穆斯林,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回族”,而只认为是信伊斯兰教的汉族,与信基督教的蒋介石也是汉族一样),基本都在前述的西部,文革中那里没有发生吃人事件,而吃人案例最多的武宣按这一标准其实是汉族(至少是汉文化)区。

显然,文革中广西的吃人惨剧与“民族文化”没什么相关性,那么它与什么相关?处遗资料明确显示:武宣县被吃者75人都是造反派四二二成员、倾向四二二观点的干部、群众,以及根本没有派别表现但却被指为造反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及其家属,包括支持四二二的2名党员、3名干部在内。而参与吃人的130人中,居然有党员91人、干部45人,非党非干的“群众”只有21人。吃人案例第三多的隆安县同样如此:参与吃人的41中,党员36人,干部8人,“群众”只有2人;处遗时该县因吃人罪行被处分、判刑共21人,居然全部是党员,三人是干部。根据处遗-整党总结时统计,当时全广西共有近五万党员在“非武斗”状态下参与杀人,其中20875人是入党后杀人,9956人因杀人“有功”入党,17970人“与杀人有牵连”。根据“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处遗的结果是全广西共有2.5万党员被开除党籍。

很明显,这种暴行的来源是二位一体:一是文革前就不断宣传并步步强化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观念及据此在社会上制造的以“出身”、“成分”好坏区分贵贱的现代种姓制度,在一定条件下走向极端就变成了“高种姓”对“低种姓”的虐杀。二是文革前当权派以地方驻军、各级武装部和官办民兵组织、基层政权为依托,组织、支持、发动所谓“老保”对触犯了他们的“造反派”实行报复性镇压。而这些造反派有的纯粹因为相信了某种上边灌输的说法而“奉旨造反”,有的则与过去积累的官民矛盾和体制积弊有关。尽管真正的低种姓贱民极少敢参加“造反”,造反派也尽可能回避这些人,但是他们的对手总是要把这两者归到一起,以便于镇压。

广西的暴行之残酷程度固然极端而罕见,但其基本行为逻辑却并不罕见。如闻名的湖南道县大屠杀,过去尽管其残暴已广为人知,但其原因却极少分析,甚至常常归之于“造反派杀人”。后来详情披露:其实恰恰相反,当时的情况是湖南省城造反派“湘江风雷”崛起后,“老保”势力强大的湘南各县基层组织以武装部、官办民兵为支柱,为“防止湘江风雷下乡”,在镇压当地弱势的造反派之余,对被指为造反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和其他贱民“先发制人”实行斩草除根的屠杀,据说这可以阻止造反派势力蔓延。实际上,道县所在的湘南与广西接壤,广西北部很多地方的屠杀,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之类,都是湘桂两地互相交流、互相取经的。

这种当权派假手“老保”残害“造反派”的事件,当然不止发生在广西和湖南。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收集了湖南道县大屠杀、内蒙古内人党大血案、广西四二二被剿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广西宾阳惨案、北京大兴县惨案、云南沙甸事件等共七宗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其中除大兴惨案发生于尚未有“造反派”“保皇派”之分的1966年“红八月”、内人党与沙甸事件事涉民族关系外,其余四宗屠杀都是发生在1967~1968年的大乱期间,而且都是当权派屠杀“造反派”和“黑五类”(“黑五类”被莫名其妙指为“造反派”的社会基础)。

两个极端之间:造反派的共同命运

清华的情况当然与广西大有不同,死亡的规模也完全不可比,但耐人寻味的是不少人也指出:工宣队以“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为由头进入清华,在其掌权时期,清华的“非正常死亡”却比蒯大富得势时更多。

当然,广西的情况不仅与清华相比,与其他各省相比也有些特别之处。最明显的是广西文革前第一把手韦国清在文革中成立革委会后仍然是第一把手。当时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都曾倒台过,全国类似韦国清这种情况的仅有河南的刘建勋和黑龙江的潘复生[11]。但是,刘潘二人都是得了内线消息第一时间出来支持当地造反派的弄潮儿,随着形势变化后来实际掌权的时间也不长,唯有韦国清从未支持过造反派,而且一直主政广西。他到广州和北京高升后,广西的权力也一直在他扶植的亲信手里,直到1983年中央为解决广西处遗问题专门调整自治区领导班子前,广西实际上一直在他的势力控制下。

不过,人们切莫因此以为韦国清是个中央奈何他不得的地方“诸侯”或“藩镇”;传说他与越南有特殊关系所以为中央所仰赖,更是没有道理[12]。韦国清是广西壮族人,而且是广西右江苏维埃红七军出身,有人因此认为他的执政有地方或民族或红七军背景,甚至称他为“邓小平(红七军领导人)嫡系”、“中共的桂系”、“广西王”或“壮王”。但实际上,韦国清在当时广西人心目中主要是个“南下干部”,他治桂的最大特点恰恰在于一直以严厉打击“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为动力取悦于中央。从某种意义上讲,韦国清可以说是“广西的斯大林”:他作为壮族人却依靠“南下干部”用中央集权主义打压壮族人,就如当年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以“比俄罗斯族更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来镇压格鲁吉亚同族一样。

关于壮族,韦国清的名言是:“壮族(与汉族相比)没有特点,依我看,这恰恰是壮族的特点,这正是壮族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地方”。据说他曾要求《刘三姐》主角的服装不要突出壮族特色,而要突出“劳动人民”特色。

从1955年在广西任职后,韦国清都极善于揣摩圣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来干部和“南下干部”。广西地下党、边纵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红七军老战士”乃至他故乡东兰凤山一带的壮族乡亲被他整得最厉害。“壮王”、“二壮王”曾是他扣给地方干部的帽子。而凤山“革老”(革命老人,即红七军老战士[13])大都反韦,使该县成为四二二在广西农村地区少有的根据地,文革中也被韦屠杀得最厉害——全县人口1.3%死于非命,死人比例为全广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149人遇害。韦国清的东兰壮族同乡兼红七军老战友韦祖珍文革中被中央调回广西与他搭档做第二把手,没两年就被韦国清借九•一三事件之机打成“林彪死党”,几乎被整死[14]。韦国清的老首长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在苏区肃反中被冤杀,延安时期已平反并宣布为烈士,1949年后其在广西的家属因此很受尊敬,但文革时韦国清和广西当局在带头“批邓”[15]的同时又宣布李是反革命,“大有鞭尸扬灰之势”,家属也被整得“家散人亡”,直到韦国清调离广西、文革结束,经邓小平直接过问,才恢复了历史的公正。又如而今闻名天下的“壮族歌仙刘三姐”,本是源自广东汉族地区的民间传说,传入广西后于1950年代末被当时广西区党委文教书记、广东籍汉族干部伍晋南调集文化力量将其打造成广西壮族的“文化名片”。可是文革中韦国清狠整伍晋南,“炮制大毒草《刘三姐》”成为伍的大罪之一,整个文革十年中“壮族歌仙”一直被“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国清封杀……

韦国清何以能成为“政治不倒翁”是另一个话题。这里要说的是:他在广西的作为并不是一个“土司”、“诸侯”的行为,反映的也不是什么地方或民族的“传统”,而就是一个成功揣摩圣意的跟风者、一个极权体制下地方官僚的无法无天,这在当时不能说没有代表性。只是由于韦国清从未失势,反对他的造反派广西四二二也就从未像“井冈山”在清华那样一度得势。广西因此也成为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一个极端典型。而在清华,文革初期工作队打倒了蒋南翔,毛泽东又打倒工作队并扶植蒯大富得以称霸清华园一年多。但是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蒋南翔与工作队是一回事而且从未倒台(假如清华有个“韦国清”),蒯大富(假如他还会“跳出来”做清华的“四二二”)的遭遇又会如何?

在清华,工作队扶植的“保爹保妈派”狠整过蒯大富,但他们很快就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干预下垮台了,后来的清华严格地说没有典型的“老保”。“四一四”是从“井冈山”中分裂出来的,当然,从“四一四思潮”重建文革前秩序(“造反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的想法看有点接近于“保守派”,但基本上还是被毛泽东看成造反派中的异端,后来和“团派”同归于尽都被毛泽东卸磨杀驴了。不过几年后(请注意:无需40年)回头看,老“四一四”的人还是比老“团派”的人更能被体制接纳,但比他们两者都更能的,还是当年的“老保”。那么,假如“老保”始终没垮,清华园又会是什么样?蒯大富等人又会如何?

在当时的中国,清华与广西几乎是两个极端了:在清华,由于造反派在皇城根下直接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扶植,“老保”早就没了影踪,造反派之得势天下第一,“百日大武斗”中蒯大富亟欲踏平“四一四”的气焰与广西“老保”踏平四二二的声势一度近似——但仅仅是“一度”。别看毛泽东在“召见”时贬损“四一四”,但毛泽东其实是绝对不容蒯大富踏平“四一四”的(否则十个“四一四”也不可能“绝处逢生”)。然而,毛泽东却非常乐见广西“联指”踏平“四二二”。如果说在清华这一极端中造反派的下场最终也还是比“老保”惨(请注意,我这里指的不是他们在邓小平时代的下场,而是指在毛泽东时代的下场),那么处在另一极端的广西四二二下场就不必言了。

事实上,无论韩爱晶、蒯大富们如何自命为“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竭力与外地那些“不可靠”的、在野的、弱势的造反派划清界限,最高层还是把他们归为了一类。从林彪那句“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足可见这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何等牢不可破。尽管蒯大富与广西四二二毫不相干,蒯大富之曾经得宠于毛泽东和韦国清始终恨四二二入骨更是两个极端,但就是因为其实蒯大富与四二二都并非主要角色的那个所谓“清华-北航黑会”,他们还是最终被搞到一起了。其实,即使没有这个“黑会”,他们的命运可能也不会有多大不同——正如7•27蒯大富“误判”了形势而韩爱晶并未误判,他俩的命运也没有多大不同一样。

事实上,虽然这个“黑会”被当局强加了莫须有的“重要性”,但当时各地造反派,无论曾经得势的还是从未得势的,都感到大难临头,纷纷来京鸣冤求救,以至于聚到了一起,这还是非常富于象征性的。据说当时北航红旗的祝春生在会上曾大骂那些与会的“不可靠的”外地造反派,说他们“反军”惹祸,还自夸我们北航红旗从来不“反军”,从来跟解放军保持一致,所以能够屹立不倒。而且据说康生看了这个发言记录还说讲得好——可是话音未落,祝春生还是进了黑牢,并没有比那些“反军”的家伙幸运多少。

上海并非例外:论王洪文何以持续受宠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其实按英明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1967年已经“轮到小将犯错误”了。只是由于武汉七二事件陈再道的意外犯上,毛泽东、江青又“额外”地宠了一次造反派。但是没过多久,“伟大战略部署”还是回到了原定的轨道。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利用造反派狠整刘少奇等他假想的政敌,主要是在北京的事。因此,他宠幸北京造反派,这在全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这一点就是上海也比不上。人们一般都以王洪文为造反派得宠的典型,其实,王洪文之所以能够在毛生前一直得宠,恰恰是因为他这个“造反派”非常另类,非常不典型。有人认为毛泽东抛弃蒯大富而久宠王洪文,是因为毛的意识形态重工人而轻知识分子。其实大不然。当时工人造反派比学生栽得更惨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一月风暴”以后,各地对造反派卸磨杀驴大都就是从“工总”之类的工人组织下手,而不是从学生组织开始的。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尤为典型。各地军方“支左”后,收拾造反派大都是首先拿工人组织开刀,因为学生社会经历相对单纯,不易找到把柄,而工人,尤其工人中那些呼风唤雨者往往经历相对复杂,当局镇压较易找到借口。所以1967年后各地的“逆流”和“反逆流”常常是以军方首先把工人组织打成“反革命”,而学生造反派为之打抱不平,与军方发生冲突的模式演进的。

而王洪文能够持续得宠的主要原因,既不在于他是工人,也不在于他是造反派,更不在于他是“工人造反派”。他主要就是因为死保张春桥,而与张的得宠共始终。至于他反对刘少奇,甚至他反对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上海的“走资派”,则与他的“工人”身份[16]一样,都不是他持续得宠的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身在上海的王洪文不仅对打倒刘少奇没什么贡献,甚至在上海的造反中他本来作用也不是最大的。他原是上棉十七厂的保卫干部,直到1966年11月间“造反”大潮形成、旧市委垮台已成定局时他才出来参与组织了“工总司”。不要说与北京早在这年初夏就奉旨发难的聂元梓和奉旨前就先忤逆了王光美的蒯大富相比,就是与上海最早起来造旧市委反的复旦“红革会”等学生组织相比,甚至与上海工人中先于他而造反的潘国平等人相比,王洪文的“造反功劳”也不是很大的。他崛起的奥秘就是在安亭搭上了张春桥,而后王张投桃报李又搞掉了其他造反派——先是王洪文力保张春桥,镇压了炮打张氏的“红革会”等“老造反”,再是张春桥支持王洪文,血腥镇压了反王洪文的造反派“上柴联司”(及上柴之外的“支联派”)。

除这两个镇压外,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镇压,即早在“一月革命”时就成为“上海特色”的镇压“经济主义”[17],正是这三个镇压,而不是他先前的“造反”,决定了王洪文能够继续高升。尽管当时愣说“经济主义”是“走资派”煽动的,但谁都知道那恰恰是“造反”与老百姓(尤其是下层百姓)利益相关的部分,如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返城、荣复转退军人要求改善待遇等。但凡“造反”如果在为高层权争火中取栗之外还有百姓自己的利益诉求,那就是“经济主义”。反“经济主义”是典型的矛头向下,与“造走资派的反”完全相反。如果说厂保卫干部镇压临时工也叫造反,那与“贵胄红卫兵”殴打“狗崽子”的“造反”有何区别?为什么后者就叫作“老保”?而今天的“城管”抓小贩也可以叫“造反”吗?

这里有争议的可能是“上柴联司”,今天它被研究者认为是个十分特殊的案例:它主要由草根群众与“17年受压制者”组成,而且反对本厂领导,这与当时“造反派”一般社会学特征相符。其对立派则多党团员与政工干部,更像是“保皇派”。但由于上层矛盾的特殊原因,上柴联司迟迟未卷入对上海市委的“造反”,很多成员还参加过市里的“保皇派”(即“赤卫队”),而其对立派则投靠工总司,更早参加了市里的“造反”。因此一些人把上柴联司视为“保皇派”,王洪文后来镇压它时也是这么说的。其实,由于官场矛盾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当时的组织对一个或一级官府造反,而对另一个或另一级官府亲近,是常有的事,何况联司作为整体也并未参加过“赤卫队”,倒是参加过工总司(只不过参加较晚,而且主要联系的是工总司中与王洪文内讧的那些人),更重要的是,到1967年一月后,还有谁不造旧市委的反?笔者认为从群众性“造反”体现出对“17年”官僚体制不满这一点看,定义“造反派”应该主要看社会学特征和意识形态背景,而不是看对某个具体当权者的态度。对17年体制(有时未必是对整个体制,而是对自己在体制下的具体生存状态,比如受工作队的压制等)不满,但又接受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并以此为“造反”理由的,就是“造反派”。——如果对体制不满又反对当时的意识形态,那在当时就会被算作“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而不是“造反派”了。

就此而言,上柴联司无疑属于造反派,而且比王洪文更典型。此外,“造反派”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当时特殊形式的组织多元化的产物,大一统的官办组织无论持何种观点都不能说是“造反派”。从这一点看,1967年8月上海的“造反派”也应该是上柴联司,而不是王洪文及其工总司。

换言之,与其说王洪文与蒯大富类似,不如说“上柴联司”与广西四二二更类似。1967年盛夏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武汉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镇压“三钢三新”与上海张春桥支持“工总司”镇压“联司”派,性质其实差不多。毛泽东当时对两者的态度截然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再道这个莽汉冒犯龙威惊了圣驾,而张春桥恰恰是毛的近臣。但是这样的截然相反造成政策混乱,近一年后才调整过来,于是武汉的“三钢三新”也被抛弃了——而在武汉以外,这一次不但“四二二”的结局比上柴联司更惨,连“清华井冈山”也成了上柴联司的北京版——蒯大富看到数万工宣队进校时,顿时想到的恰恰就是工总司踏平上柴的情景。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把“清华井冈山”作为造反派一度受宠的极端,而“广西四二二”作为造反派从未受宠的另一极端,那么清华这一极端其实比广西更特殊、更不普遍。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甚至包括过去常被视为造反派持续受宠典型的上海在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实都更接近于广西,而不是更接近于清华。当然,即便是清华,最后在发展方向上(不是在残酷程度上)也向广西看齐了。

余论:领袖利用了造反派,还是造反派利用了领袖?

回顾清华文革与广西文革的往事,令人叹息更令人深思。作为两个极端,似乎再也没有比清华造反派与广西造反派差别更大的了,不说早先的受宠与否,直到“七三布告”发布时,四二二在广西正被别人“踏平”,而井冈山在清华还要“踏平”别人,但这么大的差别也没有避免他们很快还是殊途同归都被毛泽东镇压下去。而对于武传斌发起、北航主要接待的“黑会”而言,清华井冈山和广西四二二其实都算不得主角,而且事实上两者并没有联系(都只是各自与武传斌有接触),但在中央首长嘴里,事情却变成了广西的“土匪”进京向清华的“黑司令部”“汇报”!更怪的是“黑会”的真正主角武传斌蒙受的后果也远没有清华人和广西人那么惨:武传斌后来三进三出囹圄,但时间都不长且始终未获刑,而清华老“团派”获刑者累累,广西四二二更是被浸在了血海里。很多人都说清华文革在全国具有最突出的典型意义,其实,就造反派先受领袖利用后被领袖镇压而言,清华无疑是造反派被利用(后来也被镇压了,只是并非最惨)的典型,广西则是造反派被镇压(先前也曾利用过,只是价值不大[18])的典型。两者合起来倒是构成了中国文革最完整的典型图景——尤其是“造反派”由兴到亡整个生命历程的典型图景。

像广西四二二那样的造反派被残酷镇压和野蛮屠杀,对这种镇压和杀戮,今天是怎么谴责也不过分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四二二就是正确的。“奉旨造反”结果却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固然可悲,但他们所奉之旨也很不人道,他们也喝过“狼奶”,得势起来也会很凶,就像清华井冈山得势时那样。广西四二二作恶远比镇压者少,原因并不是他们的主张正确,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势的机会罢了。我一直认为,无论就17年极权体制下积累的官民矛盾,还是就“五十多天来”当权派首先发动“反右式文革”整老百姓(如工作队整蒯大富们、血统论下的贵胄打击“贱民”)造成的新民怨而言,文革中的群众“造反”形成如此规模,并不能仅仅用“奉旨”来解释,它是有社会土壤的,即使今天看来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是这也就如旧时的农民反官府一样,值得同情并不意味着它(如海外一些“人民文革”论者所言)就是“民主派”。把中国文革时的造反派混同于波兰的团结工会是完全不对的。在当时的中国,有社会土壤的造反仍然得“奉旨”发难,值得同情者也做了不少火中取栗的傻事和乌烟瘴气的坏事。不过,首先这只是“十年文革”中无数坏事的一小部分,其次这是领袖利用造反派作恶(利用完又镇压了他们),而不是造反派利用领袖作恶,这个基本事实是不能颠倒的。

现在看来,当时完全没有被利用(不是他们拒绝被利用,而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没想利用,而只想打压)的“造反”恐怕只有所谓上海一月革命中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镇压下去的“经济主义”造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所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底层情结”、他想为下层谋利益而打击官僚之类说法的荒诞。最底层的劳动者要求改善待遇,不仅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应该天经地义,“资本主义”也都还承认劳工运动合法。即便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满足他们的那些要求,也不能剥夺他们提出要求的权利吧!然而文革中无论局势多么混乱多么“无政府”,“经济主义”的诉求空间当局是一点不肯给[19]。当局如此,主流造反派也与这类诉求划清界限。尤其是上海,当时不仅王洪文这种“另类造反派”,就连红革会这样的“典型造反派”也参与了镇压“经济主义”,可见中国一般造反派(个别人可能例外)与“人民文革论”所说的“民主派”距离有多大[20]。

揭示这些真相的意义重大。1980年代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本是对的,但当时的历史局限决定了这一“否定”仍然是基于当权派利益本位的立场,因此不仅“彻底否定”其实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也有失公正:那时的“否定文革”主要就是“否定”造反派,文革被描述成“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单一图景。以至于文革过去40多年后,一些年轻人知道的文革就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整‘走资派’,邓小平抬举‘走资派’肃清‘造反派’”。这个“事实判断”很少有人质疑,双方只是价值判断相反:有人说毛主席支持人民反官僚是对的,有人说老百姓犯上作乱不行,邓小平平定造反才对了。如果只是在这样的“事实”上讨论,那就不能搞清文革灾难的教训,也没法认识改革的意义。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就连傅高义这样的外国学者也如此,他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仍然把迟群等人称为“造反派”,其实这些人恰恰是毛泽东派去镇压“造反派”的,而且迟群治下被整死的人要比“造反派”蒯大富治下更多。

文革中当然有“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一幕,但绝非仅仅有这一幕,而且如果我们承认“十年文革”之说,那么这一幕其实非常短暂。重要的是几个被忽视的“真相”:“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那时镇压他们的人往往更野蛮,总的来说在那十年中,“造反派”的受难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而就造反派本身来说,他们受难最惨的主要是在毛泽东时代,而非邓小平时代。

另一方面,“走资派”(老干部)长期受大难、改革后才解厄者固然不少,但其中受“造反派迫害”只是一瞬,90%的时间他们是受的“常规党内迫害”,与根本没有造反派的苏联克格勃黑狱没什么本质区别。“彭陆罗杨”受难时,“造反派”还远没有问世,而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到改革前夕,难道那是蒯大富关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名实”分离,说的与做的相反。正如今天几乎100%的当年“右派”都已平反,但“反右”仍被认为“必要”一样,当年毛泽东把95%的“造反”者都收拾了,理论上“造反”却仍被说成是对的。而与毛生前对造反派的残酷镇压相比,邓小平时代虽然理论上整体否定了造反运动,并清理了一些“三种人”。但不仅这种处理无法与毛泽东的镇压相比,而且事实上,大量造反派的冤案却是在邓时代得到纠正的。关于文革,无论是官式的“彻底否定”还是“毛左”的“毛主席支持民众反官僚”论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把“造反派”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事绝大多数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而不是在邓小平时代。而真正带有“人民文革”色彩的造反,如前述的“经济主义”造反,毛泽东时代不但官府镇压之,主流“造反派”也往往排斥之,反倒是在改革初期,很多这类“造反”(典型的就是1979年前后的知青回城抗争)取得了成功。

邓小平时代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把残留在党政机关中的一些曾经的造反派予以驱逐,一些人还被判了刑。但其实到1976年时仍然得势的“造反派”人士不但已经极少,而且大都像王洪文那样以镇压其他造反派的方式交过“投名状”,实际上已不再是造反派而只是文革新贵。这场“清理”对“造反派”的打击其实远不如毛泽东时代的镇压。更有不少如蒯大富这样的人其实在毛泽东生前已经坐牢很久,但那时盛行的是不讲任何理由和程序的随意关押、无限期的黑牢;即使放出来也是“黑五类”式的贱民,无法拥有正常生活。邓小平时代开始讲“法治”,把他们正式审判定罪,判了刑期。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那种审判实际还是“政治挂帅”,“法治”水平很低,也未必公正,但由于此前的羁押折抵刑期,他们中不少人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坐牢的时间还长于邓小平时代。出狱后尽管也受到歧视,但程度比毛泽东时代对贱民的歧视差得远,他们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生活。

虽然邓小平时代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在毛泽东时代受到理论肯定的“造反派”,实际上却有很多毛泽东时代镇压造反派的冤案,是在邓小平时代被平反的。例如改革初年获得平反的最出名的几个文革中遇害的异议人士(有的平反后被宣布为烈士),当年他们其实并非同一立场,其中因反对打倒刘少奇而被害的张志新自然不是造反派(她应该算“保守派”),但遇罗克(因编辑造反派的《中学文革报》反对保皇派的“血统论”而遇害)、李九莲、钟海源(都在军人政权镇压造反派时遇害)等多数人其实都属于造反派。还有那些活着的人:武汉的鲁礼安、湖南的杨曦光(即后来名满天下的杨小凯)、广西的钱文俊等,他们不仅是造反派,而且是造反派中最激进者,他们都是毛泽东时代坐大牢、邓小平时代获平反的。

那时冤死的人除了“贱民”以外,肯定以造反派居多——至少比“走资派”和“保皇派”多,这些被平反者自然也是如此。典型的是笔者的家乡广西等地,文革中对“造反派”成千上万地大举屠杀,可谓惨绝人寰。那也是邓小平时代被平反、得以恢复公道的。1983~1987年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在那里是无人不知的一个词。处遗中被惩罚的一些杀人者按当时的政治口径都被指为“造反派”,其实他们固然罪有应得,但说他们是“造反派”就与事实刚好相反了——他们是文革前当权派的御林军。而大量的广西“造反派”恰恰是在邓小平时代从地狱回到人间的。

因此,不难理解,尽管今天有不少不懂历史的年轻人从“造反派反官僚”的角度同情文革,但实际上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交,走出文革、实行改革是包括绝大多数前“造反派”和“走资派”在内的几乎所有国人的共识。只是当时改革主导者是复出的当权派(文革中所谓的“走资派”),按他们的意图进行的改革固然基本上符合上述共识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偏见和扭曲还是不少,改革之路远比当时人们想的复杂和坎坷,对文革的反思自然也是如此。这也就是孙怒涛先生主编本书的意义所在。

(相关简介: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给孙怒涛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两卷本,待刊)所写的评论。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注明的整理时间为1968年7月26日,28日起该文件在广西以传单、号外等形式大量散发。本文据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按:1967~1968年间中央首长每次接见广西两派的记录都有两派和广西官方(军方)各自整理的两三个文本,但最后一次接见时“四二二”事实上已经失败,所以只有这一个文本。

[2]就我所见,似乎只有当时北航红旗的戴维堤在其自传《逝者如斯》中介绍了此会的始末。但是他与武传斌一样也称之为“北航黑会”,不认为有清华的什么事,其实清华受此会的影响应该比北航更甚。

[3]2013年6月23日访谈蒯大富,深圳。按:清华四一四方面的消息说蒯大富的发言则相当火辣:“①除河南、青海外,全国现在是保守派掌权;②现在不是中央支持造反派的问题,而是反之;③全国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内战。”(见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1968年7月23日条,此信息为孙怒涛先生提供,谨致谢。)但多名与会者都没有这个印象。

[4]接见中有人说看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康生驳斥道:“我说的是《哥达纲领》”。但《哥达纲领》全文本身只有短短四节,马克思认为它“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因此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逐条逐句”地引录该纲领并予以了驳斥。这些引文其实就是《哥达纲领》的全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8、11~35页)因此根本不存在看过《哥达纲领批判》却没有看过《哥达纲领》的问题。康生这样驳斥,其实恰恰表明他这个“马列主义权威”倒真可能没有看过马克思的这本“经典著作”。

[5]现在一般说是“进入”清华,其实当时工宣队虽然没带枪更没动枪,但却是事先不打招呼的突然性强制行动,三万多人包围一千左右的在校学生,不仅“强行缴械”、拆毁武斗工事,做了“制止武斗”所必需做的事,而且查抄了学生组织的办公室(当时谓之“抄家”),抓了不少人。事后他们即成为清华的主人。所以,这是一次典型的强制占领行动,尽管占领者没带枪,但甚至不能说是“和平解放”。因为和平解放也是要有协议的。而团派即便不抵抗也未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他们也是被强制撵走的,已经不是“傅作义”了。

[6]即“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文革前和文革中广西当权派韦国清支持的所谓“老保”组织,“四二二”的对立派,当时始终处于强势地位。

[7]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简称,在广西当时这是个家喻户晓的语词。

[8]所谓最小数字,指逐个核实后有名有姓有死亡情形可查、处遗中分别落实了政策的、精确到个位的数字,除了后列的这组数字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1册“前言”说是“八万五千多人”。宋永毅先生曾根据这套资料中的各县死亡资料自行汇总统计,“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读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开放》2013年10月号,75~78页)。参加处遗的中央工作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八点九七万人”,“另外,全区失踪二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三万多人。”(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而前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在他写给中央组织部的处遗申诉书中说是“20多万”(袁家家藏文献),这是广西民间流传的说法。

[9]按: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8年8月26日,时在“七三布告”发布50多天后,也在对四二二的“剿灭”结束后。有人提出:何以整个“七三布告”后死的人占比只有60%不到,而内含的“革委会成立后”死亡占比却高达85%?其实细看处遗资料即可明白:这里所谓的“革委会成立后”并非仅指自治区革委会,各地、市、县分计的死亡数都是以当地革委会成立来分前后的。而各地市县革委会成立均在自治区革委会之前(第一个县级革委会成立于2月20日),而且(除桂林市等个别例外)均为韦国清支持的一派掌权,成立后即以剿灭当地四二二为第一任务。到“七三布告”发布时大部分地市县的剿灭已经完成。剿灭过程中各地县四二二成员大量逃亡南宁、柳州、桂林等大城市。“七三布告”发布后这些城市的四二二也被剿灭,自治区革委会遂在“捷报”声中成立。所以,各地革委会成立后的死亡数比“七三布告”发布后的死亡数更大是很自然的。

[10]据《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度广西统计年报》。按此为民国时期广西人口统计中少数民族(时称“特种民族”)最多的一次,还有几次人口统计的少数民族人数和比例更少。见卢露:《从桂省到壮乡: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壮族》,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59~60页。

[11]刘建勋当时已调离河南,但由于继任的文敏生不受中央文革信任,刘又被中央派回河南去取代文并支持造反。潘复生则是从哈军工的一些“通天”人物中得到消息,出来领导“东北的新曙光”的。

[12]与外国(哪怕是亲密的“兄弟国家”)有特殊关系,对中国高官尤其是封疆大吏而言恰恰是惹祸的大忌。

[13]当地又有“三老”之说,即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总之也是参加过右江苏维埃运动的老人。

[14]所谓“林彪死党”到底能否成立,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固然与林彪关系密切并与张春桥江青等人有矛盾,但是否与林共谋反毛,这都是历史上的疑问。但无论如何,黄吴等人至死都未能翻案。而韦祖珍文革后很快获平反,可见他与林系其实没什么瓜葛,其被整完全是因为他那个老乡的构陷。有趣的是,平生转战南北的韦祖珍只回桂工作了两年就被韦国清赶出广西幽禁他乡,临终仍要求落叶归根并终于葬在了广西,而主政广西20年的韦国清却化桑梓为怨府,最终选择了北京作为他安息之地。

[15]韦国清本人不仅在1967年1月出面具名“揭发”邓小平,1976年广西当局(其时韦已升迁,继任者为其提拔的安平生)还先于全国率先点名批邓并建议中央在全国公开点名。1980年代的“否定文革”理论上是要否定造反派的,在广西“处遗”却主要是为造反派讨公正,这样的处遗能够实现,除了直接过问广西问题的胡耀邦、习仲勋、宋任穷、李锐等人可贵地坚持了实事求是外,也与广西当局那次跟风失算有关。

[16]王洪文其实是保卫干部,并非真正的工人。不过当时工人组织的头头很多都如此,如湖南的叶卫东、湖北的朱洪霞、广西的白鉴平等。其实,就是在传统的工人运动中,出头“代表”工人的往往也不是工人,如当年安源的李立三、江岸的施洋,只要真出于工人的推举授权,其工人代表的资格就不是问题。有趣的是文革中工人造反派被镇压时,不是工人的头头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宠的王洪文自然没有此厄。

[17]北京的造反从未提出反“经济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也不指望他们提出,因为毛对他们的利用就是为对付刘少奇。上海则不同,没有张春桥点拨下的这个“创造”,“一月革命”是不可能有后来的地位的。后来各地仿效上海的“夺权”基本都失败了,取代旧党政的“革命委员会”基本都是“军政府”或广西那样的“旧政府”,上海则不是,因为早在“反经济主义”时基于百姓利益诉求的“造反”在那里已经被消灭,而在其他地方都是要靠“军政府”或“旧政府”来消灭,才建立“新秩序”的。

[18]处遗资料表明,四二二组织的形成与1967年春中央文革驻广西记者王荔奉命进行的工作有重要关系。但是不久上面就不再认为有这个必要,王荔被调,一走了之,留下四二二任韦国清宰割了。

[19]文革中一度可以成立各种“群众组织”,但三种弱势者的组织是不允许成立的:一是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等“三工”组织(他们会要求“转正”),二是下乡知青组织(他们会要求返城),三是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他们对低劣的安置政策不满)。

[20]当时南宁有个要求回城的下乡知青组织“青年近卫军”要求加入四二二,但四二二一些头头认为这些“没有户口的社会青年”不配成立组织,一直不承认他们。直到后来面临覆灭时,“青近”顽强抵抗,死亡惨重,在生死关头部分四二二成员终于与之携手作困兽之斗。但即便如此,近年笔者做访谈时发现当年四二二中一些大中学生和公职人员仍然不愿与“青近”为伍,尽管在今天知青回城早已获得政策承认。

来源:《领导者》总第65期(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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