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教育部长袁贵仁之讲话

上个月底(一月二十九日),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在出席教育部学习贯彻所谓《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高校的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与会者包括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教育行政部长和清华、北大、厦大、武大、山东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的校领导。这位部长还提出了三个“决不允许”,包括“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袁贵仁的这番讲话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和争议,也发出了一种在教育领域政策缩紧的讯号,是中国当局开始推动“大学教育的再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动员。有海外媒体认为,这是袁贵仁自二0一三年上任教育部长后,配合习近平强化政治控制、推行共产主义正统意识形态而採取的迅速行动,也表明在大陆,高校“政治纯洁性”以及“党管教育”原则再次得到强调。

不客气地说,这位教育部长的讲话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气。可笑的是,在教育领域一个基本的常识是,诸如大学的设立、大学体制乃至教育部(政府教育部门)的设置、统编教材等等,这些都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教育理念,也即都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倘若教育部真的要将这些都挡在国门外,那岂非要首先要撤销教育部,解散大学了吗?然不成要在大陆取缔现代教育制度,让孩子们都去念私塾,从小背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写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并且,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指出:“甭跟我们说这些,那些高官嘴上反西方,实际上却把自己的孩子、家属和钱财,想方设法地往美国等西方国家送,而且呈前仆后继之势。”也有网友提出来,部级以上的领导们的把自己的孩子直接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使用西方教材,学习西方价值观,这个咋办?这岂不是现代版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而可气的是,袁贵仁身为中国大陆的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公然以一种敌对和威胁的语气,对全中国的高校教师进行高高在上的“训话”,在正式的座谈会上提出诸如“必须”、“绝不能”、“决不允许”之类类似军事场合的要求,充斥着居高临下的语句,反映出其人手握权力的傲慢。袁氏的通篇讲话,不啻于对中国的高校教师进行言辞上的恐吓与羞辱,不但侵犯了高校教师的学术自由和教学自主,甚至可以说连对高校教师们最起码的尊重也没有了。并且,翻开中国的《高等教育法》,其中第三十四条这样明文规定:“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对照法条,可以看出这位教育部长在公然违反高教法,他要么是不懂法律的“法盲”,要么就是视法律为无物的知法犯法行径。

自上个世纪中国大陆易帜之后,中国的大学失去了以往相对学术自由、独立思想和教学自由的学术环境,也丧失了传授和研究学问、培养专门人才的正常功能,可以说完全沦落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喉舌;到了十年“文革”期间干脆废除了高考制度,导致中国的大学十多年无法正常招生。在一九八零年代,大学校园一度出现思想解放的景象,然而从九十年代开始大陆的社会人文价值在追逐物欲的引导下江河日下,大学这个“文化思想中心”亦未能幸免,甚至出现带有全民族整体性的学术停滞与学术倒退的现象。

回首这段历程,执政党对逐渐丧失在大学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地位有所不满,于是近年来随着新一届领导人的上台,又出现了高等教育的“再意识形态化”。为此,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Charles Laughlin评论说,中国当局不时发动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搞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担心,当局这次重提反西方价值观,是为了加强对文化界和教育界言论自由的控制。

当然,袁贵仁的讲话并非其个人观点,而是代表着教育部甚至更高级别的官方意志。必须指出,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用这种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阻挠外来的价值观念,而向学生们灌输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不但很难使人能心悦诚服地去接受被灌输的思想观点,而且将扭曲下一代的独立人格,让学子们必须去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力,而完全被动地去接受某种官方许可的思想观点。这种举动,与距今两千年汉代帝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颇为类似。

一部人类思想史告诉我们,对于人的行为也许可用奖惩措施来引导,譬如以刑法惩罚犯罪,而一旦涉及到思想信仰层面,却只能以说服、讨论为基础。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有通过与不同思想观点的辩论碰撞,一种思想或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生命力,而那种害怕同台辩论,需要用官方强制手段来维护独尊地位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理念,往往是浅薄甚至是荒谬的。

在当今这样一个资讯发达、民智渐开的全球化和网路时代,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需要思想言论自由,已经是人们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基本原则,就连现任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也表示,科学与知识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大学教授、学生和研究人员不应当因为他们的言论而受到威胁。而在东方还有人居然用如此蛮横的行政手段去封锁外来讯息,去侵淩高校思想言论自由,实在是既颟顸又愚不可及。

目睹此情此景,我想将曾担任过民国教育总长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一篇讲话赠送给袁部长,蔡元培在这篇题为《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道:“中国现代大学应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社会政治环境。”

写于二零一五年二月七日

文章来源: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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