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已经失踪一年有余,至今才被中纪委宣布“立案调查”,仍然在家法、私刑下接受调查。

法外施刑并不会让更多的人产生忧虑,相反多数人倒是欣慰于看到“打虎”数量的几何增长,而无论其是否违反法律程序。“双规”家法很容易被视为英明,而建立良性、独立的法律系统和监督系统则落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外。

官员被“双规”期间不能找律师,而法庭“审判”却以“双规”口供为依据,因此即使是薄熙来在法庭上公然翻供也无济于事。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文明国家共同遵守的刑事诉讼准则:对嫌疑人,必须保证他充分享有律师辩护的权利,不能以家法、私刑进行处置,哪怕是一个罪恶累累、民怨沸腾的人。

尽管运动式的“打虎”会使一些贪官污吏受到惩处,臣民为之欢欣鼓舞,但这些所谓“战果”却常常是权谋斗争的副产品,换句话说,臣民以为恶狗被好人打了,殊不知这只是狗咬狗而已。中国历史上每每“打虎”的背后,都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或宫廷政变,它不过是被冠以了“反腐败”的名义。太子朱标曾经劝说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气愤得把一枝荆棘摔在地上,让太子拣起来,太子难以下手。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全部削光,把光秃秃的荆棘塞到太子手里,说:“我这些做法,都是在为你削除荆棘上的尖刺啊。”

周永康本来已经“安全着陆”,未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被他所竭力维护的体制所惩治。党是对他说过“党不会忘记”,但他忘记“党的传统”:绝不放过政敌,不仅不放过其本人,尚要“株连九族”。习近平清周之举,可谓一箭双雕,既清洗了威胁他的政治势力,又为沸腾的民怨找到了一个泄愤口,有效地调节了社会对“适度腐败”的容忍度,以保证红色江山代代传。

当初安德罗波夫“打虎”时,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年”。苏联臣民把他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的铁腕“明君英主”。然而,安德罗波夫把近三分之一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部级官员赶走后,用自己信任的克格勃取而代之,恢复了斯大林的“警察治国”,使苏联成为纯粹的“警察国家”。安德罗波夫不仅要求官员“转变作风”,还要求工人整顿劳动纪律,同时增加警察巡逻队和民众纠察小组的规模,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乃至在公园、美容厅、商店、电影院、火车上进行监控,随时可对民众盘查。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了第五管理总局,专门负责抓捕犹太人,迫害宗教信徒,消灭地下出版物和压制不同意见,肃清思想意识方面的“异端邪说”,并不断扩建精神病院,形成全苏联精神病院网络,以此收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病”患者。这些活动比斯大林逝世以后的任何时期进行得更为系统、有效和彻底。

当年,墨索里尼上台不久就钢拳铁掌打老虎,把久治不愈的黑手党及政府中的“保护伞”一扫而光,举国为之欢呼,民众对元首的崇拜无以复加。接下来,铁拳就面向所有敢于提出非议的人们,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判断力,而欢呼却成为习惯,于是社会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前些年,薄熙来在“唱红打黑”中,也是像纳粹那样把“打老虎”作为超级动员工具,把“打黑”变成“黑打”,最后,民营企业家与那些不听话的官员都变成了“老虎”,重庆成为可怕的二次文革的“红都”。

“双规反腐”违反司法程序,其使“反腐”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让官员们陷于恐惧。官员虽然是贪腐受益者,也很可能因为各种权力斗争,而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去,成为受害人。在极权制度中,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生意人赚钱也必须与权力合谋。在这种制度中,每个人的人权和安全都没有保障;在极权之下,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

周永康为“九常委”之一,可谓权高位重,但仍逃不掉覆灭的下场。剿灭周永康的与其说是习近平,不如说是周永康所效忠、维护的“党制度”,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司法不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周永康领导的政法委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司法是党的刀把子,党需要消灭谁就消灭谁。二是“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黑社会政府化,政府黑社会化。受利益的驱使,黑社会与政府互相渗透、互为依靠,而衍生出一种高度畸形、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三是权力交接靠指定,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你死我活。四是社会整体腐败,将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成为罪孽的帮凶,同时也成为其牺牲品。

周永康是民主化的一个反面启蒙者,他的案子告诫我们,只有宪政民主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权力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7期 2014年8月8日—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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