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五月十三日，著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在香港，发布了一份题为《老虎凳与牢头狱霸：中国公安对犯罪嫌疑人的酷刑《的研究报告。这份篇幅为一百零三页的研究报告，是基于“人权观察”对数百份中国各地法院新近公佈判决书的分析，以及对四十八名近期在押人员及其家属、律师和前官员的访谈，从而得出的结论，报告指出，中国政府自二00九年以来遏制员警酷刑与冤错判决的各项措施，远远不足以打击审讯期间嫌疑人的受虐问题。
基于此，“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认为：“经过多年改革，中国员警仍然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法院仍然根据酷刑取得的证据将人定罪，除非而且直到嫌疑人能得到律师陪同审讯以及其他基本保护机制、实施酷刑虐待的员警被追究责任，这些新措施才有可能使常规的酷刑消声匿迹。”、“我们得知在押人员遭受各种骇人听闻的遭遇，却缺乏向加害人追责的有效途径，这些持续发生的虐待行为，和习近平宣称政府尊重法治的说法实在难以对应。”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是一个以调查人权问题和促进人权改善为宗旨的、在国际人权领域颇具公信力的非政府组织，其创办近四十年来，一直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等在世界上被广为接受的人权标准，撰写国际人权违反状况的研究报告。该组织每年会对数个主题（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童工、流浪儿童、女权、反人类罪等）发布报告，并编译成年度报告，以展现世界各地的人权状况。该组织的研究者针对世界上可疑的人权问题进行取证调查，并在本地和国际媒体上刊登报道，通过国际社会对侵犯人权现象的关注，进而促进当事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人权改革。该组织的文档，通常包括涉及国当地的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有些甚至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由此，可看出这一组织的专业性、学术性和独立性。
令人震惊的是，这份研究报告表示，中国员警对审判前羁押嫌疑人施加酷刑和虐待的问题仍旧严重。譬如说，在押人员有的会被强迫固定在“老虎凳”上好几天、有的会被扣住手腕吊挂起来、有的会长年穿戴脚镣手铐、以及受到“牢头”（即受员警指定管理监室的同监人员）狱霸的虐待恐吓，等等。许多受访人士告诉“人权观察”，医务人员有机会发现明显的酷刑虐待迹象，却不予举报，使在押人员失去一项能够证实其指控的关键信息来源，并且，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为酷刑受害人提供的复康服务。
究其原因，在押人权受酷刑的原因主要大致有：其一，嫌疑人难以会见律师、家属和独立于警方的医师，这导致虐待行为更容易发生。据学者和官方估计，中国的刑事被告中约百分之七十以上没有得到律师的帮助和辩护；其二，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让员警有很多机会虐待嫌疑人，而且与法治国家相反的是，体制赋予了公安机关淩驾于司法机关的大权，造成事后的追责行动会面临巨大阻力。即使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冤错案件中，员警也很少因为虐待行为而被追责。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数据库中，“人权观察”只找到一件案例，有三名员警因刑讯逼供而被起诉，但无人因此入狱；
其三，警方拥有所有剥夺犯罪嫌疑人自由的初始决定权力，在检察机关批准正式逮捕的三十七天前，可以多次在禁止嫌疑人对外联系下对其进行讯问；
其四，负责警务的公安部负责管理看守所，使员警可以不受限制、不受监督地和嫌疑人接触；
其五，最重要的原因乃是，警方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不得在场；并且嫌疑人没有沈默权，违反其拥有不自证己罪的权利；在公安机关独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法官很少质疑或挑战警方的行为，而且公安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仍相当软弱。
需要指出的是，在二00九到二0一0年被揭发了数宗员警暴虐对待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导致社会公愤之后，中国有关当局随即陆续出台了几项遏制司法不公和酷刑的新措施。比如，禁止利用“牢头”管理其他在押人员；比如，某些案件的讯问必须录音录像等实务上的改革步骤。这样的举措固然是一种点滴的进步，在实践中也许减少了一些酷刑事件。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举例来说，法律规定，审前羁押嫌疑人的公安讯问是在看守所里面进行的，但一些员警刻意规避这种新的保护机制，而把在押人员提押到看守所外去审问，或者是，改採取不留外伤的酷刑方法；还有，讯问录音、录像遭到常规性的人为扭曲，有些员警不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而是先把嫌疑人提押到看守所外施加酷刑，再带回看守所把口供录下来。
由此看来，倘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刑事司法体系，扭转公安机关权力过大、不受约束和监督的不合理状况，赋予律师、司法机关和独立监督机构以更大的权威，就不可能消除如此常规性的酷刑虐待现象。具体而言，有几种方式可以付诸实行，譬如，当局应当大幅缩短员警将嫌疑人移送法官审问前的羁押时限、确保警方审讯时有律师在场、以立法保障嫌疑人保持沈默的权利，以及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受理并调查员警虐待的举报。
在体制上，当局应当推动强化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相对于公安机关地位的体制改革，这种改革应包括，将看守所管理权责移交目前掌管监狱的司法部。在短期内，当局也有一些机会可以履行禁止酷刑的承诺，比如积极落实现行有关保障嫌疑人权利的法律，为消除酷刑虐待做出关键改革。据说，公安部正草拟新法，以取代已过时的、一九九0年制定的《看守所条例》，它可能解决某些有利于虐待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漏洞。从长远来看，应当推动司法独立，让负责审判的司法机关独立于任何政党包括执政党；应当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让民主化和法治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让尊重与保障人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在现代社会，生命权和人身权乃是最重要的公民人权，也是最重要的宪法权利，应当在一国内被置于头等紧要的地位。刑讯逼供和酷刑问题，可谓是中国司法制度中的顽症和“痼疾”，它向世人暴露出现行中国司法体制令人触目惊心的弊端，将司法办案人员尤其是警方的滥权乱法行径呈现于世，也将一个漠视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司法制度呈现于世，可以称之为一种“制度性的恶”。通过“人权观察”的研究报告，让我们看到权力这种“必要的恶”缺乏制度性的制衡和监督，与此同时，公民的人权则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和尊重。呜呼，就让我们期待终有一日，这种罔顾基本人道的酷刑现象能够彻底葬身于时代的垃圾堆里，而中国社会也终将转型为当年胡适先生所呼吁的——“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写于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文章来源：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