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重庆“东方之星”号旅游客船载着四百五十四人(其中游客四百零三人、导游五人、船员四十六人)在湖北监利县长江大马洲水道倾覆,截止十三日,事故共造成四百四十二人死亡,仅十二人获救,船长和轮机长均获救,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一起内河航运翻船事故。在救援期间的日子里,许多海内外华人在关注着船上人士的安危,哀悼遇难者,同情失去亲友的家庭的悲恸。这起船难涉及到四百多条人命,无论是各国媒体舆论还是普通民众都在屏息以待,希望在不幸之后能传来救援的好消息。

无奈随着时间逐日的消逝,除了事故初发时跌入江中获救的寥寥十余人外(均系六月二日淩晨至中午期间获救的,其中有十人在事发现场附近被渔船或海巡艇海警救起,有两人漂浮到湖南嶽阳被救起),救援过程中潜水员从船舱内被救起的仅有两人,救援行动滞后和低效,让所有关注这起船难的人们感到悲伤无奈。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加,在航空科技、体育金牌、重大盛会等方面令世界惊艳,而在沿海城市建设、经济总量上都不输西方发达国家,总之中国的国家总体实力大为增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上这些年来中国官方采取大型救灾行动、参与国际救灾的经验和频率也都在增加,外界自然很是期待这起客轮翻沉事件发生后当局的救灾表现、应变能力和紧急管理,都能与前述的强大实力或成就相匹配,并且,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执政者鼓吹的“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即硬实力、软实力的综合展现。然而从已知的救援情况来看,当局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远不符公众的期待,显露出中国救灾行动的一些不足之处。

事故发生之初,船上获救的人员中包括船长、机轮长、程姓大副、谭姓大副、船上商店老板等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员工。按道义上来讲,遇到船难险情,船长等工作人员应是最后离船者,然而在这起事件中,船长弃旅客于不顾,自己先行逃生,并且在船沉之前的几分钟时间之内并未向外发出求救信号。船长逃上岸后去通知船难时,已经是事故发生的三小时以后,船身已整个沉浸在十六公尺深的江里了。翻开这位五十二岁的张姓船长的履历,此人十七岁时进入四川万县轮船公司工作,二十一岁通过航运学校驾驶培训,二十二岁年转为舵工,四十一岁时升为船长,四十五岁时担任“东方之星”号船长,可以说是一位资深客轮工作人员、老船员了,无疑他对此次船难难逃其咎。

再来看客轮自身的情况。众所周知,无论飞机、火车还是轮船,都应配备相应的逃难设施,以应对突发起来的险情。可是根据长江海事局的消息,“东方之星”号客轮并没有配备遇险自动报警系统,也没有配备船用黑匣子,这明显不符合轮船安全规程,使得客轮在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出海航行。更令人气结的是,“东方之星”号客轮于一九九四年建造并投入运营,由国营企业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有,属于长江普通旅游客轮,最初这艘船内四通八达,遇险时船内人员可以很快就能够出去,但是后来经过改造后,逃生变得非常不容易,船身变得头重脚轻,已经不符合标准了,这就存在着严重的事故隐患。

另据悉,出事客轮在两年前曾违反安全规则,潜在存有多达二百八十七处安全隐患。而南京海事局爆料,长江游船每十艘就有六艘存在着安全问题。至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航行船舶对船用黑匣子和自动报警装置都未强制要求配备。从这点看,安全管理制度存在很大的漏洞,这个身为国有企业的轮船公司、和主管船务的政府有关部门负有严重的失责。

最遗憾的是,此次船难的救灾设备、机具、救灾手段都显出老旧过时,救灾决策也迟缓。在船难的次日,除了在周边搜寻生还者之外,没有什么重大行动;直到第三天,当局才动员三大舰队两百名蛙人潜水,进行通宵搜索,可是却因水温低、水流急、能见度差,船舱内各种设备杂物的阻碍,蛙人几乎靠徒手摸索搜寻,导致实在难以实施有效的救援。直到第四天,才进行操作切割船底的工作,也是直拖到第四天晚间才扶正沉船,尽管“黄金救援七十二小时”不一定适用水中,但这种空自让最初救援的宝贵时间流失,实是令人遗憾。

所以说,此次船难事故暴露出中国海上救援能力是相当落后的,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既缺乏大型救援设备,救援方法也很落后。这次只不过是一次翻船事故,竟动员了全国的潜水员来参与救援,设想一下,万一其他地方又发生类似事故,该如何同时救援呢?并且,尽管当局出动了很多潜水员,然而依靠人力救援的效率很低,效果也很小,此次事件发生在内河航道,且离岸边比较近,涉水并不深,可是仍然无法进行有效救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救援工作没有大型浮箱,也没有大型的打捞船,也没有水下的切割设备,也即水下液态氧切割机,要知道国外早几十年前就开始向水下切割操作了。

因为缺乏先进的水下打捞设备、水下切割机具,本次事故救援以军方为主,主要力量是靠潜水员的人力,而不是技术设备。从媒体画面我们看到,潜水员深入水下工作的时候,许多人只好眼睁睁地站在岸上无能为力,不论潜水员如何勇敢,但是单靠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救援方法,导致整个救援团队面对沉船而束手无策。

还有一点,当局对待救援工作进展、遇难人员的伤亡情况等资讯不透明。事故发生后,中宣部第一时间下令,禁止各省市派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已经到达现场者一律召回,并要求各媒体一律采用新华社和央视的统一通稿和画面。这样的新闻封锁阻拦了公众快速获取有关的讯息,阻止了船上人士的家属获悉情况,让逾千名家属激愤,却不准许家属们赶赴救援现场,也无人出面安抚接待,也无法让民间组织和人士参与救援。

这还不算,当局并要求媒体统一口径,在各地媒体报道被要求一律用新华社和央视的通稿视频之外,有关报道变成了一片赞歌,引得网友批评当局“化惨剧为赞美”、“办丧事为喜事”,同时评选出官方媒体报道沉船事件的“十大恶心标题”,比如《生为国人,何其有幸!》、《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四天三夜,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灾难救援考验中国,世界透过沉船事故见中国决心》、《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等等。

在当今世界,天灾人祸在各国在所难免,灾难救援考验着政府当局,成为检视当局工作成效的一大指标。可是,当我们在为船难死难者悲痛之余,这起客轮倾覆事件的事故隐患、救援工作乃至控制媒体,与公众的期待实有着很大的落差,让人感到不解并且愤怒。在当前中国一些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旅游风气盛行的当代,当局应当提高救援水平、杜绝事故隐患,以确保民众的旅游安全。当局倡言“中国梦”,那就不单指国族的繁荣崛起,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国民的生命权得到尊重,得到有效的保护。

写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文章来源: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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