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日,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苏联作家兼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逝世七周年的日子。本栏上周以文学纪念这位享誉世界的文学家。结稿后,我在一家加拿大的中文网媒上读到一篇纪念索尔仁尼琴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就很吸引我,叫做“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索尔仁尼琴去世七周年祭”,文中一开头引用了索尔仁尼琴的一句话“为了揭示真相,我已经准备好死亡”。让人读来不能不为之动容。读完这篇文章,我的内心不由又生出一些感想,今用文字加以阐发。

本文想谈两点感受。首先是关于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珍重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当我们审视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道路,从十九世纪的黄金时代、到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一九一七年之后的苏俄时代。从十九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等人、到二十世纪初的契诃夫、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再到苏俄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蒲宁、布罗茨基等人。这是一条清晰的珍重人作为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的精神谱系。这是俄罗斯文学近千年来最优秀的文学传统。

确实,索尔仁尼琴是无愧于这一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优秀传人。正是从这样的文学精神资源出发,他以被捕、坐牢、被开除、遭流放的亲身经历,敏锐地挖掘了苏俄不义的极权统治对个人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着力摧残的本质。他的作品始终在揭示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体现了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企图的激烈持续批判。

索尔仁尼琴冒着生命危险来写的煌煌巨着《古拉格群岛》等集中营文学,就详尽记述了极权主义对个体的蹂躏过程,同时又记述了人类的高贵精神如何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顽强不屈地成长。譬如在群岛中的一个劳改营里,犯人们顽强不屈地进行创作,内心追求着真善美,通过文字表达对真理的爱。索氏让笔下的犯人们反复传颂着诗人沙拉莫夫的诗歌:“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这意味着死亡 枪毙/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即使为了获得生命/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这张已经展开的纸/我绝不把它揉弃。”这种哪怕面对死亡,仍要争取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的努力和抗争,一直以来打动了世界各国千千万万的读者们。

所以说,索尔仁尼琴的创作是记忆的文学,是见证的文学,是抵抗遗忘的文学。后世的人类要了解二十世纪席卷了几乎半个地球的“铁幕”,要了解前苏联时期的真实情状,可以阅读他的作品。唤醒记忆并让人们正视这种记忆,唤起人们久已麻木的尊严感和同情心,正是这些著作的价值所在。索氏的写作是为了真相而写,是为了不遗忘过去而写,而终将成为历史的真相需要一双慧眼来发现并记录下来。

索尔仁尼琴以自身肉体与精神自由被践踏的亲身体验,发出了个体的呼喊和控诉。他的一系列集中营文学作品警示世人,任何以国家、民族和集体等群体的名义消灭个体的行为,都是在建造一个个将人道主义踩在脚底下的“古拉格群岛”。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本源性的问题:并不是暴君对人不人道,而是人对人的不人道。斯大林专政并不是历史上人性历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人类心中的恶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主题。这种对人性、对人类的反思,达到了人道主义文学传统的一个新高度。正如瑞典皇家学院在一九七零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所说,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创作中的道德力量,藉着它,展现了人道主义的精髓。

具有强烈宗教情怀的索尔仁尼琴展示出,无论专制统治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都无法把人性彻底泯灭。人虽在原罪驱使下堕落,但上帝的影像依然在内心存在。也就是说,良心比生命本身更重要,良心比生活更有价值。索氏的作品,不仅为一切死于非命的苏俄人建立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还先知式地给其他极权国家的人们带来抚慰与启示。在人们的心目中,索氏不仅代表着俄罗斯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也代表着一切受冤屈的人类与被欺压的人类的良心。

其次,索尔仁尼琴的离世向各国异议知识分子提出了一道道德难题。自从一九六零年代开始,索氏逐渐在苏俄文坛成名并获得世界性的声誉。但作为前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的作品和本人开始被封杀、被作家协会开除直至驱逐出境,流亡西德、瑞士和美国。一九七八年他受邀在哈佛演讲时,却对美国道德堕落、玩弄法律、滥用人权等阴暗现象大肆抨击,此后在美国过着无人理睬的生活。苏联解体后,一九九四年他重返故国后,又孤身一人在全俄各地巡回演讲,主张用道德情怀来拯救民族的堕落和民主的错乱,这些意见在当时的俄罗斯几乎引不起多大的回应和关注。

继在苏联时代被关十余年后,他在美国又被冰冻近二十年,回到俄罗斯后又被冷落十年。索尔仁尼琴一生大半的岁月都在孤独落寞中度过。但他却坚持做自己,冷落和诱惑并没有使他改变自己对俄罗斯民族的信念和对人道主义、独立思考的信念。这种对冷落和诱惑说不的风骨,对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的不屑一顾,显然有着强大的精神境界在支撑着他。这种境界在当代社会里可谓是绝无仅有,世所罕见。

索尔仁尼琴这种独立知识分子的风骨,可以说是向现代信息社会中的各国异议知识分子提出了一道道德难题,也即如何保持住中国学者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记得前些年的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就以索尔仁尼琴为封面,提出一个引人思考的观点,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论”的一个课题,那就是近年来无论在不民主或民主的社会,由于体制改变,知识分子的角色早已边缘化。在尚未民主化的国家,由于追求经济目标已成了时代主流,出现知识分子与体制合作的潮流。而在富裕的民主社会,虽然不会明目张胆地压迫知识分子,但会对异议知识分子采取驱逐、冷落的态度使其日渐失去发言场所。

这样,在当代这样一个网路时代和信息时代,各国异议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都变得越来越狭窄,难以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因此,由索尔仁尼琴的逝世,除了让人缅怀和追念他那种难得的着书人风骨之外,其实也给各国的异议知识分子们出了一道道德难题,即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全球化时代挺身而立,坚守住自己的良知阵地,顶住诱惑与压迫的重重吸引力和巨大阻力,敢于体验生存深渊并进入深渊揭底,接续自由知识分子的香火,以真血性和真情怀去把握时代的命脉并做真正的学者、哲人、思想者、着述者、知识分子。一言以蔽之,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需要阅读,索尔仁尼琴的精神更需要传承。

写于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

文章来源:讯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