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斯大林把农业看成是国家工业化的手段和工具,而农民则把集体农庄制称为“第二次农奴制”。

农业集体化,是苏联几千万农民的噩梦。

农业集体化,使苏联几千万农民沦为农奴。

农业集体化,是苏联一千五百万人致死的直接原因。

农业集体化,是斯大林极权专政的得意之作。

斯大林导演的农业集体化,乌克兰人民深受其害。

一、乌克兰要一个说法

2000年11月24日至29日,走向自由民主的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档案:在1932年至1933年,仅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就饿死了700万至1000万人!每天饿死2.5万人。有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3.2至3.3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

2003年年初,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签署法令,将每年11月的第四个周六定为“饥荒纪念日”。

2008年11月25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万人的追悼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1973年前的档案曝光,这一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是前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罪行。“每分钟有十七人饿死;一天大约死亡二万五千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还要多。”

在饿殍遍野的时候,斯大林把搜刮出来的小麦向美国出口了4万吨,以吸取西方资金,表示苏联的“强大”。

乌克兰政府起诉种族灭绝罪的举动遭到俄罗斯政府的强烈反对。俄罗斯的普京政权认为,大饥荒不仅仅波及到乌克兰,苏联其他共和国的许多农民也遭到了大饥荒带来的重创,包括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仅哈萨克斯坦也有230万居民因饥荒被饿死,人口净减少将近四分之一。据苏联官方统计,从1929年到1937年,因集体化和饥荒死亡人口达1450万人。

乌克兰是重灾区?还是普通受害区之一?人们要求俄罗斯公布历史档案。但是俄罗斯当局还羞羞答答,进行遮掩,不肯把罪恶全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随后不久,乌克兰外交部代表彼得•多岑科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要求联合国承认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他说:“前苏联政权人为造成了乌克兰大饥荒,1932年至1933年间共有1000万无辜的乌克兰人因饥饿而丧生,死亡人数占当时乌克兰总人数的25%。”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从1930年起苏联领导下的乌克兰地方政府为征集公粮,开始没收农户家中的粮食,这种行为直接造成了乌克兰境内发生大面积饥荒。在因饥荒丧生的1000万人口中,甚至包括400万儿童。发生在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饥荒被认为是乌克兰20世纪发生的最残酷事件。饥荒从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开始蔓延,短短两年时间内共夺去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当时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人口因为饥荒而减少了一半。

乌克兰政府指责俄罗斯阻挠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讨论大饥荒问题,企图掩盖历史真相,不尊重历史。乌克兰政治学者利特维年科说,乌克兰把大饥荒事件国际化的目的是想要人们不忘记历史,并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乌克兰这样做并不反对俄罗斯,而是谴责斯大林政权。利特维年科说:“据我所知,无论是乌克兰总统,还是乌克兰的各种政治势力在谈论大饥荒问题时,都从来没有提到过要俄罗斯赔偿损失的问题。”

2003年11月,联合国承认了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乌克兰方面确信,如果没有当年的大饥荒,那么乌克兰的总人口将是目前的两倍,将达到一亿。

后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上个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大饥荒事件是针对乌克兰人以及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欧洲议会认为,苏共政权应该对乌克兰大饥荒事件负责。欧洲议会的决议说,斯大林政权当时违背乌克兰农民的意愿,残酷无情地推行苏联集体化农庄运动,结果造成大饥荒。欧洲议会同时呼吁前苏联国家公开上个世纪30年代有关大饥荒的档案资料,以便人们知道历史真相。

在这之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也通过了相类似决议,并谴责了苏共政权制造乌克兰大饥荒是犯罪行为。多年来,乌克兰政府积极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苏共政权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

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支持乌克兰政府的立场。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决议,谴责斯大林政权制造大饥荒针对乌克兰人实行民族灭绝。美国国会的决议说,为了消除乌克兰农民对当时的苏共集体化农庄政策以及共产党占领的抵抗,斯大林独裁政府人为制造大饥荒,并关闭乌克兰边界,结果造成1932年到1933年期间近一千万乌克兰人饿死。

乌克兰的人口历来占苏联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也就是三十年代大约3000多万人。1989年统计为4100万;同期苏联人口2.2亿;苏联解体前人口2.8亿,乌克兰为5100万人。如果像莫斯科当局所说的,“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全国都一样的话,当时苏联的大饥荒至少饿死5000万至6000万人!即使把苏联其他地区罹难的人数减少1000万,另外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最少死亡人口在2000万,加上乌克兰的一千万人,最保守计算,1932年至1933年的集体农庄运动,苏联的死亡人数在3000万以上。

二、大饥荒由何而来?

这场大饥荒由何而来?它的原因有四条:一、列宁遗患——流氓革命彻底破坏了苏联的经济;二、是斯大林规定人民全部加入集体农庄造成的;三、让城里的流氓到农村随便杀人抢粮;凡是家有粮食的富裕户,都被打成“新富农”,没收土地房产,枪毙或者流放。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著名学者沈志华在其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中揭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与“军事”并无必然联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称:“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军事共产主义”,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基本国策,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被夺走。这种“军事共产主义”于是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稳定局势,为度过危机,于是有所谓“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工业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松绑。“新经济政策”使危机暂时缓和。

然而,“新经济政策”是在严重危机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列宁不喜欢它,继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当危机似乎度过,当局势已经稳定,当对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当专政的锁链已锻造得更坚固,当人们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冲动,“新经济政策”就该废除了。自实行“新经济政策”始,斯大林们就想着早日废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终于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于是,重新实行的,还不是此前作为“列宁模式”的“军事共产主义”,而是比“列宁模式”更严酷、更无视人民生存权利的“斯大林模式”。

乌克兰饿死了700万人的惨剧,就是在“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后发生的。1932年12月,斯大林在乌克兰地区发起了一场实质是种族灭绝的行动。先是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成了富农,成了“阶级敌人”。继而宣布没收该地区的所有粮食和生产资料。每一粒粮食,包括种子,都收归公有。所有家具,所有牲畜,都被夺走。无数支搜粮队在乌克兰地区横冲直撞。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墙角、床底、屋顶,所有可能藏匿几粒粮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抢走。于是,饥饿很快来临。饿得要死的乌克兰人试图逃往外地,但决无可能。乌克兰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锁。一些饿得发疯的孩子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于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将他们打死。饥饿的人们大量聚集在铁路两侧。道路虽然被封锁,但这毕竟是道路,毕竟是有可能成为生路的道路啊!然而,他们终于成堆成堆地死在铁路两侧。许多人死了,两眼还顺着铁轨望着远方。

搜粮队走了。搜尸队来。或许,是搜粮队直接变成了搜尸队。他们之所以是“搜尸”而不是“收尸”,是因为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到200克面包。而这在那时的苏联是很大的诱惑。于是他们便十分积极地搜寻尸体。他们把那些皮包骨的尸体,像垃圾般地扔进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当他们搜尸时,那些还有一口气的人,那些饿得鼓胀的肚皮还在起伏着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样扔进了坑中。毕竟,搜尸队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面包。有时候。那还活着并且还有最后一丝气力的人哀求搜尸队:“我还没有死!我想活!”搜尸队的回答是:“今天就走吧,省得我们明天再来!”一位幸存者哽咽着描述她目睹的情景:当搜尸队离开万人坑时,那上面覆盖的泥土还在蠕动。

斯大林从乌克兰抢夺的粮食,出口到了西方,换取斯大林需要的外汇,总计有数百万吨。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苏联曾出现过3种试验型集体农庄,即“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早先,苏共鼓励建立的形式是“公社”(一切归社员公有,连伙食也由公社供给),而农民却宁肯选择另一种形式“共耕社”(家畜以至土地、耕畜等都不需集体化);由于“公社”要依靠政府补贴、“共耕社”也不利于农产品的抽取,所以苏共后来改为支持“劳动组合”,这种形式遂成为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当然是配合著某种特定的收购和分配制度);但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的数年内它的发展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至1928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7%。

苏联自1929年开始强行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遭到了农民强烈的反抗,大批生产资料被毁,例如,在统计数据相对可靠一些的家畜数量方面,集体化过程中三分之二的马匹、五分之四的牛、六分之五的猪和八成五的羊都失踪了。因此,苏共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强制、甚至武力手段来剥夺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在这一运动中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驱赶出家园、其财产则被没收。运动也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农村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百万农民被活活饿死。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不仅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农民的,而且实际上是依靠近于“国内战争”的手段和“大饥荒”才把农民“征服”了的。虽然农村集体化的目标最后是实现了,但农业产量却多年下降,直到1938年才略微超过1928年的水平(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

1926年以后,苏联出现粮食危机。斯大林坐不住了。1927年12月2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斯大林的一手操纵下,作出了尽快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决定加快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向各州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任务。对各类地区规定了完成集体化的期限:主要产粮地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要求在1931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产粮区(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要求1932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地区(中央非黑土地带、白俄罗斯、中亚、南高加索),则要求在1933年末基本完成。于是集体化速度大大加快了。1929年10月,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6%,1930年为23.6%,1931年为52.7%,1932年为61.5%,1933年为65.6%,1934年达71.4%。苏联在1934年宣布农业集体化基本实现。

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2000多万农户被20多万个集体农庄所取代。集体农庄的生产由国家选派的干部按国家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农民推动了经营管理权。国家把农具全部控制在自已手中,到1932年共建立了2502个机器拖拉机站,为集体农庄提供农机服务,农庄则用农产品支付报酬。1933年1月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政治部,首要任务是:“保证集体农庄和庄员无条件地按期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特别是要同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坚决反对隐藏‘剩余产品’而不交售给国家的现象。”

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苏联实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富农的政策。规定没收富农财产,转为集体农庄公积金,作为贫雇农入庄费(共约4亿卢布),并把富农驱逐出本区、州(边疆区),不准加入集体农庄。

苏联农业集体化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实现的,在全盘集体化运动期间,富农杀害牲畜、纵火、暗杀、组织动等等破坏活动屡见不鲜。为了促使集体化运动开展,苏联在分配土地,供应机器和拖拉机、种子,减轻赋税,发放贷款等方面,给予集体农庄以优待。从1929年起,苏联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从组织上、物质技术上帮助集体农庄巩固和发展。

在斯大林“为集体化的飞快速度而斗争”的口号下,2.5万名城市工人、干部下乡强行搞集体化。

当时有这样一个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

强制政策不仅用于对付“富农”,也扩大到了对付中农和所有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

“富农”们被扫地出门,财产被没收,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驱逐到边远地区。

更为严重的是,对“富农”的界定没有一个统一标准,雇过工的、有动力机械的、有小加工场或店铺的、有3头以上耕畜的、参与商业经营的、平均收入在300卢布以上的,都当成“富农”,他们连加入集体农庄的资格都被取消。大规模集体化开始的时候,“富农”占农户总数不到3%,即将近60-70万户,实际执行过程中,总共消灭了120万户,占到总数的6-7%,有些地方甚至高达15%。

同年,苏联宣布实行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规定集体农庄的首要任务是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粮食的交售额占产量的32-43%。

通常,国家规定的粮价要远远低于生产成本。国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和义务交售制,可以有保障地得到所需要的粮食和农产品。这是集体农庄制度的最大“优越性”。

斯大林把农业看成是国家工业化的手段和工具,而农民则把集体农庄制称为“第二次农奴制”。

苏联政府于1932年12月31目颁布命令,在国内恢复身份证(沙皇时期实行过)制度,没有身份证便不能迁徙,而农民却没有身份证,只能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绝望中屠宰牲畜,毁坏工具和焚烧谷物。1933年与战时困难的1916年相比,牲畜存栏数骤降1/2至2/3。粮食总产跌入低谷,直到1935年才开始复苏。在全盘集体化期间曾经出现了农业生产严重下降的情况,在此期间,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3%,其中牲畜头数减少了50%。

集体农庄唯一的“成就”就是在农产品的征集或所谓“收购”上达到了预期目标。与集体化运动同时发展形成的收购制度规定,集体农庄首先要满足国家的交售任务(当然是低价的),并规定农业的种植计划;在这些方面农庄本身没有自决权,农民所有的人力和财产实际上都被国家征用了。其结果是,在农产品总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其“上市量”却增加了4倍以上。

1932—1933年,乌克兰粮食歉收,斯大林派出专员,动用警察强制收粮,导致400多万人饿死,数百万乌克兰公民死亡,约占乌克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造成伏尸遍野人相食的惨剧。

造成乌克兰大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还是苏联当时错误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所致,和中国发生在所谓“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的惨剧形成的原因几乎是同出一辙。我们不妨看看乌克兰大饥荒形成的部分真正原因:

其一,苏联加速工业化的需要。以高价的工业品来换取由政府人为压价的农副产品,形成如中国的“剪刀差”,让农民失去了种粮的积极性,使农产品的总产量锐减。粮票价值远超过粮食的价格,最突出的时候,用于购粮的粮票是粮食的六倍价格,面粉在黑市上的价格是国家定价的40倍;苏联政府最失去人性的地方是,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口粮食以换取发展工业的机械设备。即使是在饥荒最为严重的1933年,粮食出口仍没有停止。

其二,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苏联政府不顾各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采取“一刀切”的政策,使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全盘集体化。对反抗集体化的农民扣上“富农”的帽子,加以镇压或流放。强制农业集体化的后果是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有着“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原本绝大多数的自耕农加入集体农庄后,连自留地、小牲畜和家禽也一并公有化了,乌克兰耕种面积大大地缩小。

其三,党同伐异,镇压富农让农业生产雪上加霜。当时被苏联人称作富农的农民,也只是在过去几年里靠勤劳而致富的一个群体或者是因不满当时政策而被强扣“富农”帽子,他们一般又都是农活的好把式。强行推进集体农庄,遭到了农民强烈的反抗,大批生产资料被毁。为了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化,苏联政府不断分化当地农民,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镇压暴动农民,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驱赶出家园。

其四,苏联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封锁大饥荒消息的能力实在是太强。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兰蒂因在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采访苏联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他在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不久,又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写道:“有关乌克兰饥荒的报道实际上被夸大了,是对苏联的恶意宣传”。

第五,集体农庄虚报粮食产量,并按照上报的产量上缴国家粮食,留给农民的只能是少得不能再少了。

还是斯大林的名言可以解释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几千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从1930年起苏联领导下的乌克兰地方政府为征集公粮,开始没收农户家中的粮食,这种行为直接造成了乌克兰境内发生大面积饥荒。在因饥荒丧生的1000万人口中,甚至包括400万儿童。发生在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饥荒被认为是乌克兰20世纪发生的最残酷事件。饥荒从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开始蔓延,短短两年时间内共夺去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当时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人口因为饥荒而减少了一半。

乌克兰历史学家认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当时苏联政府把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多余”粮食,都用来偿还购买进口工业设备的贷款。当时市场上粮食价格大幅度下滑,也导致苏联政府对粮食的需求直线上升。另外,1932年至1933年大面积缩减耕地而导致的粮食歉收,也是造成这次饥荒的原因之一。

“许多农民被先后打死啦”;“乡村几乎被摧毁了!”这是2008年远东军区79岁的中校军官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的活。他说自己一家人是靠“吃人肉活下来的”。

这位中校的童年生活在富饶的伏尔加格勒,他说:“1932至1933年集体农庄运动开始,苏联农民更大的苦难也就从那时候发生了。那一年深秋,从城里派出大批工作队下乡。他们一家一户的搜查,翻出来一点隐藏的粮食,也要把全家人枪毙。粮食被全部搜查出来掠夺走。”

 月革命的破坏,经济大萧条,到处是饥荒。无产阶级没有吃的,只能喊口号和凶残的革命了。列宁不得不放宽政策,鼓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使原始商品交换稍有恢复。至1932年前,半数人能够有饭糊口,半数人仍然在挨饿受冻。这还是不错的新经济时期。”

“这时候已经进入冬天了,气温在零下25℃–30℃。寒冷异常,村庄里被枪杀死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无人掩埋,变成冷冻僵尸。半年的长冬,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和新被屠杀死、饿死的人。那时候宣判执行枪决的人家,部分逃跑出来了,躲藏到森林里和其他地方。寻找死人吃来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经成帮结伙了。每当村庄里向外抛新死的人时,我们大家趴伏在远处瞧着,等着。等他们走远了,我们一拥而上,纷纷砍剁软绵绵的皮肉……。

在那两三年间,为逃避残暴的红色政权躲藏在白雪覆盖的深山老林里,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饿死了;依靠吃死人尸体的才活了下来。”

巴夫洛维奇一生特别痛恨列宁和斯大林灭绝人性的政策:“被枪决打死的人和活活饿死的人,太多太多了!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人都没有那个时期的遭罪、挨饿、困苦,朝不保夕。万恶的斯大林,在1933年逼迫大家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抢劫粮食造成大饥荒、大灾难。”

“除了城里派来的共产党员工作队外,当地农庄的少数布尔什维克党员,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配合行凶抢劫,他们可以保住自己的粮食财产。村庄里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饿死……能活下来的,都是皮包着骨头的骷髅。”

他的太太卓娅说:“我家在毗邻新西伯利亚的阿勒泰地区,1933年同样的罪恶政策也施行到我们那里。父亲被定为新富农。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房屋财产全部没收。父亲逃到深山里,免遭处死。”

“母亲带领我们13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后来孩子们陆续长大了一点,就送到了孤儿院。父亲东躲西藏还是被抓住,强迫他到军队前线送死。还算幸运,父亲由于能干、会做饭当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烫伤了双腿,才活着回来了……。”

以上两人在不同地区的经历,也是苏联1932年至1933年大饥荒的幸存者的自述,暴露了苏联大饥荒的真相。

伏尔加格勒是苏联(今日俄罗斯)最富饶的地区。伏尔加河又称为苏联的母亲河。在这个广袤大地、富饶的地区大批地饿死人,大批屠杀镇压善于耕作的农民。

在苏联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大饥荒,其中,尤以乌克兰为甚,在全苏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中,81.3%是乌克兰人。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以及40年代乌克兰一共发生过三次大饥荒,而规模最大、后果最为惨酷的是1932年到1933年的饥荒。由于官方没有统计数据,或者早就销毁了数据,死于大饥荒的乌克兰人数只能进行估算,有人认为具体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也有人认为有700万到1000万。

苏联解体以后,在乌克兰有不少人认为,当年的大饥荒是苏联统治者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这种说法未必站得住脚。就种族、宗教、文化、历史而论,无论在哪一方面,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都如此密切,人们很难相信苏联领导人(何况他们不全是俄罗斯人)会对乌克兰进行“种族绝灭”。之所以出现大饥荒另有原因。

一是当时苏共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保住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内容包含了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却延续了下去,被征收的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争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大饥荒的第二个原因是斯大林政权不顾一切地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并强行收缴了农民手中的所有粮食。苏联在30年代为了实行工业化,大笔借债购买进口机械设备,苏共政权把从农民手中收缴的粮食拿到国际市场出售偿还外债,但当年正好赶上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下跌。这样,他们就需要从农民那里收缴更多的粮食。

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批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为了抓紧阶级斗争,苏维埃政权把大批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把他们全家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其直接后果是饿死。未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也不敢耕作,这更使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政府能从农民那里征得的粮食自然远远低于先前预期的数字。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什么叫“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农民占有粮食即是——这东西只有集体农庄才有,你不是盗窃,你手中的粮食从何而来?根据这个法令,到1933年1月为止,有 7.9万农民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为了惩罚“不合作”的农民,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又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全部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这几项措施实施后几个月,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这迫使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真正的,不是宣传的“自然灾害”)又如火上浇油,加剧了饥荒的严重性。为了不让乌克兰的局面影响到全苏,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禁止人们到这些地区旅行。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为了掩盖历史真相,苏联政府绞尽脑汁。他们甚至想到拉拢、利用沃特·杜兰蒂。美国人沃特·杜兰蒂曾在1922年至1941年间担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其间,他因在1929年对斯大林进行过一次独家专访而声名鹊起。1932年,他又撰写了有关斯大林政府“五年计划”的系列报道而被授予普利策奖。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最权威的奖项,有如电影界的奥斯卡奖。在为沃特·杜兰蒂的采访“提供各种方便”的过程中,苏联政府做了哪些手脚我们已不得而知,但采访后,杜兰蒂竟在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后来,他又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写道,“有关乌克兰饥荒的报道实际上被夸大了,是对苏联的恶意宣传。”但在一个月后,良心发现的杜兰蒂却向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坦陈,“在过去的一年中,全苏联很可能有高达1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其中乌克兰有数百万人。”

那么,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是怎么爆发的呢?

首先,是其强行推行“农村集体化”的结果。苏联的大饥荒发生在1932年至1933年间,但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1929年。苏联的“一五”期间,斯大林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运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斯大林语)。当时被当作集体化的敌人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实行大逮捕,后来这些都被枪决了。到了1930年初,国家强行把几千户“富农家庭”装上运送牲口的平台火车,拉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地带,任凭他们死活。为完成这次1000多万人的大迁移,国家专门招募了25000多名年轻的党员,经过两周的培训,组成“二万五千人大队”。这支大队专门负责迁移“富农”和组建集体农庄。大队的成员残忍、冷酷而又干劲十足,把被他们管理的农民当成“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他们毫不怀疑自己工作的正义性,“用机枪围住村子……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认为自己“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战士……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

1930年的3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把一半以上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他们把村子搞得一片混乱,民不聊生,民愤越积越大,四处潜伏着反抗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好下令停止集体化行动,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工作人员没有实行“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减少了一多半,但是在庄家顺利收割之后,集体化运动就又一刻不停地开始了。.|集体化的低效率、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以及1932年的欠收,造成了前苏联可怕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就是在整个欧洲史上也是空前的,1932年至1933年间,有700万人死于饥荒,按人口的比例算,这已经相当于中国大饥荒的规模了。一位前苏联的官员后来对饥荒的惨景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彩,但他们还没有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毯子,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

其次,斯大林政权的胡作非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首先他们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让往灾区运送粮食,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住地。所有的火车被克格勃占据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被赶下火车,甚至一些乌克兰的国家干部也未能幸免。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着,非常普遍又非常正常。由于刑法中没有人吃人的惩罚条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的手中。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执行着第二个任务,严密封锁有关饥荒的消息,让饥荒中的人们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中死去。

更为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灾难发生后,苏联当局真相处心积虑的隐瞒。

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饥荒要想把它掩饰起来,使外界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可能的。透过层层铁幕,人们还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了一点大饥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现了关于苏联发生大饥荒的报导。斯大林政权为了掩盖罪恶,就精心安排外国政要和一些记者参观访问。消费品官方接待,宴会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一些“波将金的村庄”在外国人还没到之前就已经安排的非常妥贴了,被欺骗的西方人就出来为斯大林政权说话。曾两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后,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提高工作时间的谎言”。另一个西方人贝尔纳尔·索伊说:“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他故作幽默,歪着脖子不住地发出质问:“莫非他们是被什么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

斯大林政权掩饰饥荒的另一个方法是,把一切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灾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垂死阶级残余分子”和国外的反苏势力。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日子里,克格勃夜以继日地揭露“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被他们揭露出来的阶级敌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被怀疑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完成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甚至宣布说,在国家许多机关部门“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克格勃接二连三地揭露出农村的破坏阴谋,为斯大林所认定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肥料,使其越发肆虐的疯长泛滥。一个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官员坚持说,那些没被驱逐浄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作的破坏活动”。

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抱怨说:“(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斯大林则回答说:“亲爱的肖洛霍夫先生,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把农民的饥饿说成是反苏维埃的战争,这样的话也只有斯大林才能说得出来。纵观发生在前苏联历史上的这次大饥荒,前后经历了由强行推行集体化而造成大饥荒,人为地阻隔灾区人与外界联系而加重灾难,制造假象欺骗世人掩盖罪恶,把一切罪行都推到“阶级敌人”和“反苏势力”头上。

二、亲历者的叙说

最有发言权的,似乎并不是那个为斯大林树碑立传的所谓《简明教程》,而应该是农业集体化的亲历者。遗憾的是,这些亲历者大多已经作古,硕果仅存者也已到了耄耋之年。那么,这些饱经风霜的老人,会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且听他们一一道来。

2001年俄国出版的《国家灾难:农业集体化》一书。书的副题为:亲历者的回忆和档案材料。书中收录了93位亲历者的口述材料和有关档案材料。

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潘克拉托夫(1907年出生)说道:

“父亲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全家老小都是起早贪黑地干活。一提起集体化,他总是长吁短叹,说说停停,他认为集体化就是要搞掉真正的劳动者和自己土地的主人。村子里刚刚提起集体化的时候,许多人都不相信。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家业。村里什么人都有,有贫农、中农、富农。没有牲口的都算贫农。他们通常都是大家庭,孩子多。全靠打工,给富裕农民做活。这些贫农后来就把东家的产业给没收了。没收了财物、牲口、粮食、土地。谁也不在意东家还有五六个小孩。村里的人都可怜财产给没收的主儿,因为谁都知道,他们的这份家业,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劳动辛辛苦苦挣出来的。

父亲家的财产也给夺走了。他们还算走运,流放得不算很远,还在同一个区。后来又让他们回到村里,参加了集体农庄。说是搞错了。其他的富农就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是用运牲口的车厢拉走的。只准带一点吃的和身上穿的。全部家业都毁了。集体化之前村里的生活很平静:庄稼收割完毕,牲口有人照料,家家粮食满仓。乡亲们都相互信任,门也从不上锁,没有人会去拿别人的东西。亲如一家。可集体化一来,什么全乱套了:牲口和粮食全成了公有的。许多房子的门窗都钉死了。场院也是空空荡荡。加入农庄之前,许愿说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那些穷点的主儿立马就相信了,纷纷加入农庄。可富裕户不相信,惟恐失去自己用血汗挣来的家业。有人进行对抗,毒死牲口,烧掉粮食。后来就管他们叫‘人民公敌’,落得个流放甚至枪毙的下场。

集体农庄的活儿是从早干到晚。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半公斤或者一公斤粮食。这当然不够全家老小的吃食。所以大家就拿农庄的东西。认为这不算偷。是自己劳动得来的,那就拿吧。后来‘麦穗儿法’出来了。只要你往衣服口袋里装粮食,立马就是‘人民公敌’。罚你的款,还要吃官司!农庄不知怎么搞成什么都平均分配。可干活和干活不一样啊!懒汉就养成了坐享其成的习惯,不干活也照样分东西。这样一来,大家都情绪低落。经营不善,弄得1933年到1934年,还有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都闹开了饥荒。那往往是全家饿死,甚至全村死绝。我们当然也可以离开农庄。可上哪儿去呢?什么地方好?再说我们也没有身份证。只有一个可以证明集体农庄庄员身份的劳动手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从小就养成了种地的习惯。其他什么都不会干。”

叶莲娜·马洛费耶夫娜·赖因尼克(1904年出生)说道:

“我们家6个孩子:三男三女。我们从小就干活。给父母帮忙。我们知道是在替自己干活,所以没有人叫苦。我们是中等家庭,养了4头奶牛、5匹马,还有猪、羊、鸡。具体数字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父亲和哥哥不光忙自家的活,还要给比我们富的主儿打工。我们的房子大,而且结实。总之我们并不富裕,但是也不穷。从来没有饿过肚子。

我也是从早干到晚,不是牵着马翻地或者播种,就是忙家务。粮食都是手工收割。晚上喂牲口,挤奶。把父亲和哥哥抓去同德国人打仗。他们都牺牲了。我们当时多难啊!不过也挺过来了。后来我出嫁,到了另外一个村,叫叶洛夫卡。村里有个公社。名字我不记得了。不过我们日子过得挺好。我和丈夫甚至在公社里还盖了新房。公社有25户人。都是中等业主。富裕户都不入公社。我们村压根就没有穷人。我们把土地合到一起,还给富裕户打工挣粮食。公社里没有懒汉。我们公社甚至还买了两辆卡车,烧的是桦木劈柴(当时没有汽油)。(按:这里提到的“公社”,是苏维埃政权初期一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

我们的公社搞了五六年。后来布尔什维克把公社解散了。把我们往集体农庄里轰。他们说集体农庄是自愿参加,却挎着枪来把东西全没收了。四邻八方的穷人都到集体农庄来了。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集体农庄里干活立马就困难了。我们原来也没有偷过懒嘛!可这里什么都一塌糊涂,把马和牛也折磨死了。原来我们公社的汽车很快散架了,因为没有人维护。马车也坏了,因为那是木轮的,没有人修理,也不买新的。

我们的农庄主席是城里来的工人。他先前连土地都没有见过。独断专行,跟谁都不商量。一切都毁了。虽说我们夏天从早干到晚,冬天还派我们去伐木。伐木的活儿比死还难受。春天还得去放木排。

集体农庄成立以前,我们村当然有富农。只有一家,他们也没有趾高气扬,碰到我们都打招呼。他们也有我们那样的汽车。甚至还买了一台脱粒机。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新鲜。后来他们为全村人打小麦,收取一点费用。集体农庄一成立,就把他们家的财产夺走。还把他们弄到村子外面去枪毙了。然后把尸体扔到坑里,再填上土。当时说他们的家产都是暗地里靠我们的血汗积攒起来的。可我们知道,人家是拼命干活,所以才致富的。”

集体化前后,可谓冰火两重天,这也许是绝大多数口述者的共同感受。这不仅仅是某个家庭或者某个村庄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达里娅·马克西莫夫娜·伊佐托娃(1909年出生)说道:

“我父母对农奴制记忆犹新。我出生时,他们替地主干活。我们经常饥肠辘辘。一场火灾烧毁了我们的家。我们就来到西伯利亚。我们是全村来的,有12户人家。在新西伯利亚近郊的伊万诺夫卡村落户。这里野物很多。到林子里去拣蛋,一拣一大堆。大家都盖起了用主墙一隔两间的平房。开始置起自己的家业。三年之后,每家都至少养了6头奶牛。牲口也不少。我们算不上很富,不过也称得上生活富裕。给孩子做的甜食五花八门:奶油甜面包,8字形小甜面包,抹上果酱的卷边烤饼。我们自己织布缝衣服,姑娘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还自己动手准备嫁妆。

30年代的饥荒到来时,我已经结婚成家。我和丈夫已经在集体农庄里干活。是强迫我们加入的。奶牛统统没收。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怕。但凡是殷实农户,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没收。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业,统统没收。人们开始患上浮肿病,上面来人大肆搜刮,只留一点点种粮,口粮不给。自家的菜园成了救命稻草,可哪有工夫侍弄?起早贪黑,全在农庄里干活。每星期给我们发半拉大面包。穿的都是棉袄。像样的大衣商店里有的是,可农庄庄员哪有钱买?

成立集体农庄那会儿,瘟疫流行。死人无数。其中以婴儿、特别是吃奶的婴儿居多。因为产妇生下孩子,两星期后就得给农庄出工。我就死了9个吃奶的婴儿。是集体农庄把很多人害死了!我一个闺女已经两岁,患麻疹死了。我丈夫伊万在我们共同生活了10年后病死。他是天生的忧郁性精神病患者。我成了孤身一人。

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在当挤奶工,后来在叶雷卡耶沃改嫁,1945年生了个儿子。我早已退休。连我的儿子也退休了。我们在集体农庄就没有听说过退休金。只要还能动弹就一直干活。我们一天也没有歇过,也不知道什么叫休假。什么海滨、疗养院,只在电影里见过,出国就更别提了。”

从亲历者的描述中,我们得知,历史上的苏联农业集体化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的。集体化前后,可谓冰火两重天,这也许是绝大多数口述者的共同感受。原本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的农村,转瞬之间成为啼饥号寒、生不如死的人间地狱。几乎每个人所讲述的都是一场悲剧。这不仅仅是某个家庭或者某个村庄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许多受访者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没收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为什么集体农庄庄员一贫如洗?为什么要对他们实施暴力?

人们不得而知的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念念不忘砸烂旧世界。上个世纪20年代末,他们终止新经济政策,不惜使用暴力,强制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将全体农民推入痛苦的深渊。集体化成了地地道 道的针对农民的种族灭绝,而且受害者是农村的最优秀部分:最富裕、最富首创精神、最能干和子女最多的农民。代之而起的是集体农庄庄员,这种人对自己的劳动毫无兴趣,像农奴一样从属于集体农庄。苏联农业从此一蹶不振,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软肋,拖累了整个经济,给国家的发展埋下隐患。最后已经到了靠石油出口换粮食的地步。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狂跌不止,苏联遭遇严重的收支平衡和财政体系危机,进而发展为全面经济危机。

上面的几篇口述史材料,均摘自该书作者列昂尼德·洛帕京和纳塔利娅·洛帕京娜撰文介绍了成书过程。在苏联历史文献中,都把农业集体化说成是农民通往物质富裕和精神完善的康庄大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些作者开始讲到集体化是人民的悲剧,也是苏联农业连年衰败的初始原因。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后苏联时期,历史学家都对集体化亲历者的讲述不感兴趣,并未将其当成研究集体化的文献资料。1996年,该书作者出版了《同时代人眼中的社会主义》,内容为库兹巴斯高校学生所记述的爷爷奶奶回忆片断。作者在对数十则这样的讲述进行分析时,发现20年代出生的人在谈到某个时期时,用语不够规范。例如,他们都不说“沙皇时代”,而是说“德战以前”。他们不大用“1941年战争以前”这样的说法,而用“集体农庄以前”代替。可见集体农庄对苏联人造成的心理冲击已经超过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作者由此受到启发,决定对克麦罗沃州的几个村落作专项社会调查,任务是对于尚能记得集体化的居民逐一进行口头采访。任务顺利完成,后将调查结果整理成书。

另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著《暮霭》一书(2005年出版)披露,集体化运动中,受到清洗的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为500余万人。运动中被定为富农的农民,分别被处以极刑、关进集中营、流放至偏远地区,最好的下场也是逐出集体农庄的地盘,另作安置。有一封信叙述了集体化运动中被逐出家园的农民的悲惨遭遇,信中说:“遣送时正值隆冬季节,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和怀有身孕的妇女,他们被塞到运牲畜的车厢里,人摞人,妇女就在这里生下自己的孩子……;后来,又把他们像狗一样地扔到车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脏又冷的板棚里……

虱子肆虐,又冻又饿,数以千计的人像狗一样被弃之不顾,任由命运摆布,没有人愿意去关注他们……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儿童死去。”

早在1932年8月,斯大林就曾亲手拟定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凡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和死刑。甚至农民在老鼠洞里刨出粮食,也要判刑。

耐人寻味的是,集体化的真相,亲历者的口述,人们是在70年之后方才见到的。原来,苏联时期告密成风,大搞文字狱,钳制舆论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普通苏联人来说,写回忆录,记日记,就所发生的事情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或者把意见记录下来,那都无异于玩火,后果不堪设想。重者成为“人民公敌”或者精神病院的“病人”,轻者仕途受挫或学术生涯大受影响。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口述历史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因此《国家灾难:农业集体化》这本书的面世,就显得难能可贵。

苏联农业集体化发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后来的历史证明那绝对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失败的道路。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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