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今世上其中一个最大的迷思，就是认为支持福利主义的左派较能促进基层福祉、缩窄贫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场的右派则只顾经济发展，漠视穷人死活。但事实又是否如此呢？
推广自由经济思想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自由经济的不少优点都是跟直觉相悖的。当今世上其中一个最大的迷思，就是认为支持福利主义的左派较能促进基层福祉、缩窄贫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场的右派则只顾经济发展，漠视穷人死活。但事实又是否如此呢?
在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分属左右两派，而最近调查发现，共和党支持者的慈善捐赠，无论以平均金额抑或占收入的平均百分比来计算，都比民主党支持者为高，由此可见右派未必不关心穷人。再者，比心中意图更重要的是：左派和右派政策的实际效果是怎样呢?
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考证了经济自由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不但指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集中现象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越自由、政府干预越少的国家，贫富差距也是越小，而非越大。
我想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Angus Deaton)在得奖记者会上亦慨叹，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靠财富再分配政策都能缩窄贫富差距，但英美两国几十年来大搞福利主义，反而越搞越贫富悬殊。
“反贫穷战争”永续贫穷
美国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自由的国家，立国后百多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扶贫政策，直至1960年代林登 • 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推行所谓“大社会”政策(Great Society)，其福利主义方针才立竿见影，自此有增无减。让我们看看这个号称“反贫穷战争”(War on Poverty)的政策对贫穷率和财富分布的实际效果：
美国福利开支趋势(红线)与贫穷率趋势(蓝线)，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
美国基尼系数趋势，来自美国社会学会
从两幅图表可见，美国的贫穷率自二战结束后稳定下降，但自从“反贫穷战争”开始，福利开支飙升，贫穷率却停滞不下，而且贫富差距更开始攀升。(顺带一提，香港虽是自由经济的闪亮象征，但香港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却比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更深更广，这也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又正如罗致光教授等学者指出，香港政府增加干预后，贫富悬殊更趋严重。)
政府越干预 贫富越悬殊
除了比较同一时间的不同国家和比较同一国家的不同时间外，我们也可比较同一国家、同一时间的不同地方。在2015年11月的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中，当主持人问最支持自由经济的兰德 • 保罗(Rand Paul)，贫富悬殊问题值不值得关心，保罗答道：“当然值得关心。哪些地方的贫富悬殊最愈演愈烈?是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民主党执政的州份、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保罗勇敢地说出西方左派传媒极力回避的尴尬事实，赢尽全场掌声。
为什么越多福利政策和政府干预，贫富悬殊似乎反而越严重呢?读者倘知道社会福利产生倚赖效果、制造长期贫穷，以及商业管制扼杀中小企生存空间，助长大财团垄断等等，则不应对这个现象感到讶异。但这里让我谈谈较常被忽略的另外几点。
基于奴隶制的历史原因，美国黑人占贫穷人口的较大比重，故可透过比较黑人和白人的处境，某程度上了解不同经济阶层的情况。很多人把黑人贫穷问题归咎于奴隶历史和种族歧视，但其实在1860年代解放黑奴和1960年代开展福利主义期间，黑人的生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未至于跟白人并驾齐驱，但人均收入正逐步赶上。然而，福利主义的降临，却切断了黑人继续攀升的绳索，使他们堕入不见曙光的深渊。
弗里德曼曾说，如果你想知道穷人和富人用的哪些产品的质素最悬殊、穷人用的哪些产品的质素下降得最快，那恰恰就来自政府最积极干预的行业：医疗、房屋如是，教育亦然。上世纪初，美国政府对教育干预未深的时代，虽然黑人学生普遍只能就读较廉价的学校，但他们的学业表现跟白人相去不远，进入职场后亦有力竞争。然而，自从美国政府在20世纪下半夜大幅增加教育开支，教育日益公营化、官僚化，令中下阶层的教育水平每况愈下，今日过半数黑人没有高中学位。
最低工资劫贫济富
令低技术人士雪上加霜的，是最低工资政策。很多人把最低工资想成一块“地板”(floor)，以为上调最低工资便能推高工人薪酬，但其实最低工资是一个“栏杆”(hurdle)，是工人必须跳得过才能受聘的门槛。在美国尚未订立最低工资的时代，低技术人士较易找到工作(黑人青年的失业率低于10%，跟白人青年无异)，以累积经验和锻炼才能，继而向上流动。但订立最低工资后，黑人青年的失业率在过去半世纪从未低过20%，更每每高于50%，是白人青年的两倍。于是，大批低技术黑人青年无法进入劳动市场，被推入福利接济的罗网，甚至走入不法歧途。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帮工会把更弱势的工人排挤掉，使工会的工人免受竞争。因此，最低工资是“戴维德定律”(Director’s law)的典型范例。这项由著名经济学家戴维德(Aaron Director)提出的定律表示，绝大部分打着“劫富济贫”的幌子的左派政策，其实际效果都是把最穷的人(以及最有钱的人)的财富转移给没有那么穷的人，结果当然是贫者越贫。戴维德定律的另一例子是社会保障金(social security)：这项政策以补助穷人为招徕，但如果仔细计算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劫贫富、济中层的。
好心做坏事 拆穷人家室
此外，福利政策对家庭的影响亦值得一提。由于单亲家长可享有额外补贴，这项政策的客观效果是增加穷人离婚的动机，甚至鼓励青少年不婚产子，然后分手，而首当其冲的当然又是平均收入较低(虽然原本正在追上白人)的黑人。1965年，76%黑人儿童生于双亲家庭，但到了2009年，只有27%黑人儿童生于双亲家庭。在贫民窟长大的黑人经济学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叹道：“黑人家庭熬过了几个世纪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但却因福利主义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组织，也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支柱。拆散穷人的家庭，又怎能帮他们脱贫呢?
诚然，公共政策与财富分布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议题(跟公共财政和货币政策亦息息相关)。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略作举隅，带出事情没有想象中简单。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佛利民和索维尔的众多著作，其中有详述各项号称劫富济贫的左派政策，实际效果为何总是适得其反，“War on Poverty”为何变成“War on the Poor”。
最后，分享索维尔1993年回顾西方福利主义之路时，一段发人深省的说话，这段话放到今天依然一针见血：
西方世界过去30年的社会史，可以说是以『听上去很好的政策』取代『真正有效的政策』的历史(replacing what worked with what sounded good)。一个又一个领域──罪案、教育、房屋、种族关系──在那些动听的伟论付诸实践后都每况愈下。令人惊奇的是，这段充满失败和灾难的历史不但没有令那些“社会工程师”知难而退，而且公众还继续任由他们摆布折腾。
来源：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