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 作者:叶永烈,曹乐溪/采
摘要
我已经很多年不写科幻小说,只是在2004年写了一部《毛泽东重返人间》,当然那个不算是科幻小说(属于幻想小说),讲的是毛泽东忽然从纪念堂里走出来,来到21世纪的中国,结果闹出很多笑话。
谈到新书《历史的绝笔》,叶永烈老师笑称这是“计划外的一本书”。2014年,他将自己保留的一批珍贵的采访录音、书信底稿及往来信函、照片等档案,全部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在整理过程中,叶永烈意识到,书信背后的故事可能才是更为宝贵的,它有助于了解这些名人书信的来龙去脉,也能传递更多的文化、历史价值。叶永烈于是开始动笔整理和名人之间的书信故事,没想到一写就收不住了:冰心来信称他为“永烈小友”,陈伯达送过他书法,还未成为“童话大王”的郑渊洁写信向他请教科普文学之事….洋洋洒洒写了几十万字,还有将近一半的故事没有写完。
这本书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位优秀纪实作家的广泛人脉,也揭示了叶永烈不为人熟知的丰富阅历:他是《十万个为什么》唯一一位参与每个版本编写的作者;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的经历,让他成为了为毛泽东拍“内片”的骨干;他擅长摄影,“叶永烈看世界”系列丛书中的每一张照片都由他亲自拍摄;他也爱好考古,曾与考古学大家夏鼐先生探讨“西晋有铝”问题长达数十年;他曾写出过令美国人忍俊不禁的穿越小说《毛泽东重返人间》,新作《冒险家的失乐园》又将涉及新时期上海滩风云人物的爱恨交织….褪去传记作家的华丽外衣后,76岁的叶永烈仍在纯文学的探索之路上耕耘不息。
采访嘉宾:叶永烈,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中国科学协会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现职是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代表作品:《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邓小平改变中国》, 《“四人帮”传》等。
采访者:共识网曹乐溪
梁实秋的夫人叫我“科学怪脑”
共识网:这本记录与名人之间书信来往的新书,为何要取名为“历史的绝笔”?
叶永烈:双重含义,为什么说是绝笔?一个是这种手写的书信已经绝迹了,二是书中写到的很多人都已经过世了。
共识网:《历史的绝笔》这本书里收录的书信的年代跨度有多久?我记得最早的一封是1951年,当时只有11岁的您向《浙南日报》投稿,收到了编辑的回信。不知道最晚的一封信写于何时?
叶永烈:这个我需要查一下,因为只是随手写下来,没有注意最晚的一封信是什么时候。这封信起码是十几年前了,因为后来就没有人再写信。
共识网:您是很早一批使用电脑来写作的作家吧?
叶永烈:我从1992年就开始用电脑,用了二十几年了。
共识网:在电子通讯流行的年代,传统书信本身似乎已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用电脑之后,您还会保持手写书信的习惯吗?
叶永烈:没有了,有的时候会用电脑打印出来寄给人家,但不再手写了。
共识网:这本书让我看到了纪实作家的人脉有多广,科学、艺术、文化、历史、政治领域的名人都和您有所往来,交情匪浅,这种人脉是怎么逐渐积累起来的?
叶永烈:一方面是我个人喜欢交际,另一方面,我对他们(采访对象)都有对朋友一般的尊重,所以才会这样。比如梁实秋的夫人韩菁清,我可以引用她侄子的一句话,他说,据我看,韩菁清从小就是很独立的人,她交际的朋友,往往她很快就跟人家吵架了,不理人家了,你是唯一一个直到她去世仍能保持非常好友谊的人。
她给我写过很多封信。她自己拍了一张在一个黄色的玫瑰花前面的照片,后面写着“永烈,送你一朵玫瑰花”,她很少会给别人这么写。我跟太太去美国看儿子,她专程从台北飞到上海为我送行,而且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给我,说这是“点小意思,你到美国的时候做零花钱用”,我一看,竟是两千美金的支票。我和她说我是国家干部,不能收你的钱,从此她就叫我“国家干部”,我们直接的交往都很随便、很亲切的。
我们常常开彼此的玩笑,我总是叫她“好可怜的韩菁清”,因为她唱过一支歌就叫做《好可怜的韩菁清》。她则称我是“科学怪脑”。从来不告诉我她的年龄,但有一次她说起自己是属羊的女孩,重九出生在庐山,我一算就算出来她是1931年10月19日出生的,此前她只记得阴历生日。所以她在上海过阳历生日时必定会来请我和我太太,因为她说“这是科学怪脑算出来的”。
后来我们就变成很熟悉的朋友。我让她整理和梁实秋结婚第一年时的日记,要准备出一本书,人家都说“蜜月”,她的书可以叫“蜜年”。她要我帮她改,她很有才华,写了个开头,但是又很懒,我就不断催她,写了一篇,我改好再寄回去,她又过了好久才写一篇。所以她去世的时候,台湾的报道说因为大陆作家邀她写作,而且逼得很紧,所以心力交瘁。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她只写了5篇,后来就没写下去了,最后半年根本没交过一篇稿子,怎么是我逼她写呢。
《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叶永烈,四川人民出版社,68.00元,2016年1月
为好友戴厚英“破例”写传
共识网:在《历史的绝笔》中收录了您与七十多位名人的书信来往,有没有哪一位或者哪几位的书信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叶永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陈望道先生的信,我当时还是个大学生,在北大念书,他是复旦大学校长,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亲笔给我写了回信,信封上的称谓是“叶永烈先生”、“复旦大学陈望道”,寄的挂号信。
据他的学生告诉我,陈望道先生保存下来的亲笔信极少。所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望道文集的时候只收录了两封信,一封就是他写给我的信,这封信收在他的文集的第一卷里。当时我是个大学生,他作为这么老资格的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一大是1921年召开的,他1920年就是党员了,这么老资格的人竟然亲笔回信给我,而且还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共识网:看来您当时作为年轻人是非常幸运的,遇到这么好的前辈。
叶永烈:可能是我提出的问题使他很愿意回答。他1934年主编的《太白》杂志,我有几个关于《太白》的问题请教他,所以他很详细地回答了我。尽管我在北大念的是理科,但对文学非常有兴趣。
共识网:这本书里的很多信件都让我印象挺深刻的,比如您写到和考古学大家夏鼐围绕“西晋有铝”说的反复讨论,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这种钻研精神是否和您是理科出身有关?
叶永烈:科学家跟我的交往很多,比如苏步青,华罗庚。夏鼐是七国院士,中国第一号的考古学家。文革时期没事情做,太无聊了,能够看到的杂志之一就是《考古》杂志,因为别的都被封掉了,《考古》还在出,我很喜欢看。其中一篇夏鼐的论文,我发现这篇论文里有自相矛盾之处,就写了一篇文章寄到《考古》杂志。
关于“西晋有铝”说,是指西晋时候的周楚墓里发掘的金属饰片,其中有几片是铝,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如果西晋的时候就有铝,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发现,但后来夏鼐先生又否定了这件事情。
因为夏鼐是考古所所长,考古所没有发表我的论文,把文章转给了夏鼐。夏鼐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从此我们就关于“西晋有铝”问题讨论起来。
我的观点夏鼐也吸收了一部分,在他后来出的《中国科技史》的论文集里,根据我的意见做了修改。从此我们有很多交往,他说我们是校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的同乡温州人,我前不久回温州时还去了夏鼐故居。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九封,有的是毛笔信,后来夏鼐出文集,他的研究生也找我。
共识网:作为闻名海内外的传记作家,肯定有不少人向您约稿。不知道在做采访时,您对采访对象是否有所选择?有哪些是您愿意写的题材,哪些是您不愿意触碰的?您似乎曾在书中提到,比较忌讳写年龄相仿的同行。
叶永烈:尤其是年龄相仿的上海女性作家。我几乎不写作家,因为同行写了会比较麻烦,如果写也多是年纪很大的作家,比如冰心、傅雷等等。唯一的破例是写戴厚英,戴厚英年纪比我大几岁,又是一个女作家,还是上海作家。
共识网:为什么破例了呢?
叶永烈:因为我觉得她的事情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而且她很愿意与我谈,尽管很多东西到现在我还不能公开发表。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的见解也完全一致,她受批判的时候我也挨批,她会把心里的话告诉我。她住在复旦大学,我早上八点多到她家,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多,中午我们一起吃的饭,吃完以后继续聊,那几次连续的采访非常重要。有段时间她对外联系极其不便,德国的汉学家马汉茂先生写信给她,复旦大学给他退回了,说查无此人。马汉茂要出关于戴厚英的书,只好写信到我这里,我再套一个信封在外面寄到她那儿,可见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上海文学界圈子很多,我们两个都是奉行不结盟政策的人,不参加任何小圈子,所以待人都很坦荡。她突然遇害,这么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我没有理由不第一个介入。戴厚英遇害案件没有侦破的时候,香港就知道了这件事,《明报》月刊的人打电话给我,让我连夜赶个一万多字的稿子,第二天早上传真过来。我一夜之间写了一万两千字,香港明报马上开始连载,还加了编者按:本刊独家约请戴厚英生前好友叶永烈专线缅怀文章….戴厚英生前极少接受采访,近年更少曝光,叶永烈是少数被接受的采访者。这就是我后来写的那本《非命》的来历。这本书是在北京出的,很可惜的是出书时候把《人啊,人!》那一章整章拿掉,我很生气出版社没有事先告诉我,等书出来之后才知道已经拿掉了。
我觉得采访她还是很值得的,这是唯一的一次破例,别的都是赶上谁去世我写篇文章来纪念,但是都没有这么深入的交往。
“叶永烈,任命你为内片组导演”
共识网:在您曾经的采访中,您说“我作品的特点就是只述不论”,这是为什么?
叶永烈:这是在香港参加传记文学研讨会的时候,香港作家对我的批评,他们说,叶永烈,你的作品是只述不论,我说我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就等于已经论了,不必讲那么多议论的话,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有些议论说出来会有诸多不便。
我只是陈述事实,事实我要核对好,就像写戴厚英,我也没有给她评论什么,只是把她的心路历程写出来。所以我的作品到现在为止,包括最近写的《改革开放的大功臣——万里》,其实我对万里没有评论,只是把万里的一生写出来了。
共识网:我是通过看这本新书才知道,原来您曾经在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长达18年,能讲讲这段经历么?那期间拍过哪些片子?
叶永烈:先是做编剧,后来当导演。我是北京大学化学系六年制的毕业生,毕业之后按规定分配到上海一个研究所工作。我喜欢文学,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想调我去当编辑,就是《十万个为什么》那家出版社。我不愿意当编辑,整天坐在办公室,正好《十万个为什么》被拍成电影了,我想到电影厂工作好一点,就主动要求换工作,现在叫跳槽。
那个时候跳槽很不容易,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接见我,一听说我是叶永烈,他非常高兴,他说我本来就想挖你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我大学没毕业之前,就派人到北京大学化学系要求把我调过去。
共识网:是哪家电影制片厂?
叶永烈: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当时是不允许调的,因为规定化学系六年制的毕业生只能做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去文艺单位干活。看到我主动“送货上门”,厂长就跟我说,你回去以后静候佳音。然后他自己跑去电影局,电影局的副局长亲自跑市委组织部要人,好不容易把我从一个科研部门调到文艺单位。
进入电影制片厂工作,开始非常艰难,电影我是一点都不懂,身边的人全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要么是编导,要么是摄影。我那个时候就借来一大堆《导演基础》、《摄影基础》恶补了一阵,从场记做起,慢慢学会了做导演。在电影制片厂里,如果一个导演没有本事的话,摄影根本不听你的,但是片子拍出来是挂的是导演的名字,要打屁股就打导演,不会打摄影,所以导演工作是非常吃力的。我后来写过一篇小说叫《青黄之间》,写的就是电影厂里的新导演怎么由小媳妇熬成婆的过程,那个小说投给了《收获》杂志,也发表了。
共识网:所以这部小说这是根据您个人的真实经历写成的。
叶永烈:对。在电影厂工作开头很艰难,到后来我成为了厂里的“强导”,(强有力的导演)。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是“臭老九”,还在挨批判,突然有一天厂里找我,把我任命为内片组组长。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内片组的人一定要根子很红,家里应该有无产阶级背景的人才能做内片组组长。
我记得当时工宣队的队长找我谈话,说“叶永烈,任命你为内片组导演”,我吓了一跳,觉得自己不能做内片,他说这是文化内片,不是政治军事内片。我们那个组有五十几个人,直接接受中央的任务,我才知道我拍的片子观众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晚年要看一些娱乐性的片子,当时在北京组织一个,在上海组织一个,我就是上海那个组织的导演。
本来我是不愿意离开电影制片厂的,结果后来还是把我调到上海市科协去当常委。当时是要培养我当官的,我这个人不适合做仕途,只希望做业务。
为什么在那么多导演当中选了我呢?就是因为我手脚很快。当时的要求是从交任务到出片,一般是十天到半个月的周期,那些老导演接到这个任务以后,根本完不成。我从接到任务到写剧本,一直到拍摄出片,送北京审查,全程一般都是十天半个月,他们觉得叶永烈的导演业务非常熟练。也就是这样,我在1981年拿了电影百花奖。
作为一个导演,要和编、导、摄、录、美各个工种关系都要非常好,你的影片能够出一部,红一部,很多老摄影就都愿意跟着你。电影界管这个叫做“兔子绕着月亮转”,其实就是马太效应,越是能力强的导演,摄影越好,拿的提成也越高,最容易得奖,做出来的电影越红。差的导演分配的题材不好,摄制的人手越不行,到最后就越来越不行。
第一部电影必须要拍好。我第一部导演的影片很好,但在厂审的时候,那些老导演群起而攻之,那天下午厂审不通过,提出了一大堆意见要求修改。运气非常好的是,正当我垂头丧气的时候,厂里通知我晚上局审,我说厂审都没通过,他说,局里要审这个片。于是我晚上就带着片子到了电影局,电影局一片赞扬声,于是之前厂审的意见统统不算数了。然后就送到了文化部,文化部说这片好,我一下子就在电影厂立足了。
真正好的科幻小说应该首先是小说
共识网:您的“处女作”拍的是什么?
叶永烈:是一部社会纪录片,叫《异形钢管》,异形钢管厂是上海当时的八面红旗之一,电影拍的是这家小厂怎样搞出尖端技术的过程,一下子就红了。从此以后我在电影厂里,摄影就愿意跟我了,并且越做越好,一直到了内片总导演。
在电影厂十八年的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让我学会了在写作中让作品有画面感和节奏感,还要有悬念。电影是视觉艺术,视觉艺术的根本就是要动感,要有场景的多面化。一般关于小说的特征、人物性格、思想内涵,从电影角度写小说和一般的作家写小说会不一样,写小说的时候把电影的特点融进去,这样的小说特别好看。
另外就是我非常喜欢摄影,出了21本书,《叶永烈看世界》中的摄影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就是因为我在电影厂干过这么多年。自己也喜欢动手,包括对焦点,变光圈等等比较熟悉,摄影助理这些活,虽然我是导演我也愿意做,慢慢地就对摄影也掌握一些了。
共识网:动画片《大圣归来》算是2015年最受欢迎的一部动画片作品了。这让我想到20年前投资一亿元,但却最终流产的电影《大闹天宫》,您是这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张建亚也有几次接触合作的机缘,不知您是否了解这部电影从筹划到搁浅的始末?
叶永烈:《历史的绝笔》中写到了我和张建亚之间的来往。我之所以会卷进这件事情,是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计划联合拍摄《大闹天宫》,在当时是一部投资非常大的巨片。
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呢?就是因为他们去美国调查,想搞一部好莱坞式的巨片。到美国调查发现,美国普通老百姓只知道中国的两样东西,一个是中国功夫,一个就是孙悟空,孙悟空的题材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当时是请了五个人写剧本,有昆剧团编剧,还有电影制片厂编剧,都在分头进行,但却瞒着我们,我是被选中的其中一个。当时追着我要剧本时候,我正在写《陈云传》,所以我是最晚交剧本的一个,但五个人当中偏偏选中了我的,所以我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编剧。为什么我的剧本会被选择,可能就是那么多年电影厂的训练的关系。
这部戏在北京开了一个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上海是派了一个代表团过去的,影协开会都没来那么全的人。投资最初预算是三千万,拍摄用五千万,到了将近一个亿的时候,投资方有些吃不消了。很可惜就差一口气。
另外就是六小龄童的事情,最初计划由六小龄童来演孙悟空,张建亚发现,六小龄童老是用《西游记》电视剧的那套路子来演,张建亚觉得这么搞,我的电影就变成《西游记》的翻版了,所以就把他去掉了。中途换将,对于这部电影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共识网:在《历史的绝笔》中,也收录了您与“台湾科幻小说之父”张系国的书信往来,他认为科幻小说是现代人的神话,不知道您对于科幻小说是怎么理解的?
叶永烈:我很喜欢张系国的作品,他的作品把科幻内核去掉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学作品,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科幻小说应该写到纯文学小说这样的水平。
张季国本身是电子计算机专家,在学术上很好,他的文学底子也很好。他曾邀请我当他的《幻想》杂志唯一的大陆编委,所以有那么多来往。很可惜,我去匹兹堡大学的时候,他那时候恰好回台湾了,不然在那里可以见到他。我们一直保持通信来往,没有见面,但是彼此都非常熟悉,非常尊重。
我认为真正好的科幻小说应该首先是小说,这很重要。现在很多人所谓的科幻小说,其实是科幻故事,小说注重写好人物,要把人物形象立起来,并且有深刻的内涵,很多人不大会写小说,只是以离奇的故事取胜。
我已经很多年不写科幻小说,只是在2004年写了一部《毛泽东重返人间》,当然那个不算是科幻小说(属于幻想小说),讲的是毛泽东忽然从纪念堂里走出来,来到21世纪的中国,结果闹出很多笑话。这本书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了,一出版马上美国就想要拍成电影。电影剧本他们也是改了好几稿,电影剧本都写好了,最后还是没找到投资,因为这部电影要由美国人来演毛泽东,所有的人物讲英语。
那部小说的导演说,我看了这部小说,自己关上门在家里笑了一个下午,他认为小说写得很幽默,适合美国人看,就找人写了电影剧本,而且带了不少片子到我们家里来放映,其中有《空军一号》等等很多美国政治性的讽刺电影。
他还和我商量着怎么改剧本,外景地我开好了一个单子给他,他们去北京一个一个看,看了以后又拍了很多照片,准备回美国搭布景拍。他知道这个片子不能到北京来拍,但他可以拍一些外景,内景在美国拍。很可惜的是这部电影跟《大闹天宫》一样都是差一口气,最后也是由于投资问题搁浅。
决心离开科普界与钱学森无关
共识网:新生代的科幻作家,比如刘慈欣、王晋康他们的作品您有关注吗?
叶永烈:我从1983年以后完全告别这些了,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关注。我特别强调我的作品是纯文学小说,和科幻一点边都没有,尽管现在要写一部科幻小说也易如反掌,但我不会再卷进那个圈子。
共识网:谈到中国科幻,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关于80年代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作为科幻之争当事人之一的您,如今怎样看待8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的陷落?当年的争论对于您个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另外,我在《科普研究》上看到对科幻作家吴岩的访谈,采访中他提到80年代科幻文学被打压的原因:“我在美国见到童恩正时,他的说法是,叶永烈写文章提到大跃进时钱学森对粮食亩产的推算,认为太大胆、是科幻。当时钱学森是中国科协主席,于是,出现一些人要替钱老来打压叶永烈。…但是不是真是这样,谁也不知道。”我想求证一下是不是真有这样一回事?
叶永烈:他们都传错了,是我在美国住在童恩正家里,童恩正是我的挚友。在我遭受批判的时候,他也挨批判。对于科幻的打击重点不是姓科姓文的争论,而是1983年对文艺界的“清污运动”,我是科幻界被批的第一号人物,《中国青年报》头版批判我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文章标题叫《思想上的黑影》,是这么引起的。
我决心离开科普界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我的长篇小说《黑影》,在羊城晚报连载了三个多月,珠江电影制片厂正要拍电影的时候,忽然出了这样的事,跟钱学森没什么关系。
钱学森当时是科协副主席,对科幻小说有他个人的看法,其实他只是在美国被关进监狱里的时候看过凡尔纳的一部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他所有对科幻小说的印象就是从那里来的。
我有部很长的回忆录叫《是是非非“灰姑娘”》,64万字,很详细地讲述了我写科幻小说时的历程,以及为什么最后会胜利大逃亡,就是在大批判当中逃走了,到上海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了,我本来是上海市科协常委,当时是要培养我做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