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唐健

“小丑召唤了形式上最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批判地强调了既存的资产阶级文明的伪善,但小丑的观点不能被翻译成集体行动[mass action]。相反,班恩成为压迫性[社会]系统的一个存在性威胁。/。。。/他的力量不单来自他的体格,同时来自他指挥民众和动员民众去达成政治目标的能力。他是先驱人物,以被压迫者的名义展开政治斗争,他是那些采取行动改变[社会]结构的被压迫者的有组织代表。系统无法容忍这种力量--它具有最大的颠覆潜能。它必须被消灭。”[注9]

“世上存在两种‘恐怖统治’,假如我们还愿意记得和思考恐怖统治的话;其中一种产生于激情之中,另一种产生于无良的冷血之中。。。我们全部都因为那种较小的恐怖统治[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短暂的恐怖--而颤抖,然而,被斧头断头的迅速死亡的恐怖,和长达一生地陷于饥饿、寒冷、侮辱、残暴和心碎的死亡相比,哪一种更恐怖?一个城市坟场被短暂恐怖统治中的棺木填满了,我们早已被教导不知疲倦地害怕和哀悼这种[短暂]恐怖;但是,即使整个法国那么大的土地也挤不下那种较古老和真正的恐怖统治下的棺材--那种难以言喻的苦难和极大的恐怖,我们从未被教育去观看[taught to see]它的浩瀚或对它感到怜悯。” --马克吐温

《蝙蝠侠:夜神起义》再一次证明了荷里活大片是我们这些社会的意识形态困局的准确指示器。先讲电影的(简化)故事线。蝙蝠侠传奇上一集《黑暗骑士》里的事件发生后八年,法律和秩序正统治着高谭市--在《丹特法》赋予的非凡权力之下,警察局长戈登几乎消灭了全部暴力和有组织犯罪。

但他对自己掩饰哈维丹特罪行的行为仍感到内疚(丹特企图杀死戈登的儿子,蝙蝠侠救了他,然后丹特身亡,而蝙蝠侠为了丹特神话而背起了罪名,默许高谭市的居民妖魔化和视自己为恶棍),因此打算在一个纪念丹特的公开场合承认共谋,然而他[最终]认为市民未准备好接受真相。

从蝙蝠侠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布鲁斯韦恩自我孤立地住在他的庄园内。他的公司则在他投资了一个核聚变的清洁能源研究之后衰落--他在得知核心原料可以被改造成核子武器之后结束了该研究。美丽的米兰达泰特是韦氏企业的董事会成员,鼓励韦恩重返社会和继续他的慈善事业。

此时,电影第一个反派出场:班恩(Bane),一名曾经是正义联盟成员(或译:影子联盟)的恐怖份子,他取得了戈登演讲稿的副本。当班恩的金融计谋将韦氏企业带到破产边缘之后,韦恩将公司控制权交托给米兰达,并且短暂地和她堕入爱河。(在此,她和莎莲娜凯尔竞争,一名猫面大盗(原本劫富济贫,但最终却重新加入韦恩和警察阵营)在得知班恩的动员之后,韦恩以蝙蝠侠的身份回归并找班恩决战,后者说他在忍者大师后接掌了正义联盟。

班恩在肉博战中打败蝙蝠侠,囚禁他于一个几乎不可能逃离的监狱:囚犯们告诉韦恩唯一一个成功逃出监狱的囚犯的故事,一个被必要性和纯粹意志力量驱使的小孩。当韦恩康复然后重新训练自己成为蝙蝠侠,班恩已成功将高谭市变成一个被孤立的城市国家。班恩首先将高谭市大部份警察诱进地底然后困住他们;然后他炸毁高谭市连接大陆的所有桥梁、宣布任何人企图离开该城将触发核弹--他夺取了韦恩的核聚变装置核心并将之变成核弹。

在此,我们扺达电影的关键时刻:班恩对城市的接管同时伴随了大量政治-意识形态攻击。班恩公开揭露丹特之死的真相,然后释放那些被丹特法关起来的犯人。公开谴责有钱人和权贵,班恩承诺恢复人民的权力,号召普通人“夺回你的城市”--班恩揭示自己是“终极华尔街占领者,号召‘百份之九十九’团结和推翻社会精英[的统治]”[注1]

随之而来的,是这出电影眼中的人民权力:快速的表演式公审和处决有钱人、街上充斥罪恶和坏蛋。。。几个月之后,高谭市仍继续陷于广泛恐怖之中,韦恩成功逃出监狱,并以蝙蝠侠身份重返高谭市,并征召他的朋友协助解救城市和阻止核弹爆炸。

蝙蝠侠对阵而且制服了班恩,但米兰达介入并刀插蝙蝠侠--这名社会捐助者揭露了自己忍者大师女儿的身份:她就是那个逃出监狱的孩子,班恩则是那个帮助她逃亡的人。在宣布她要完成他父亲毁灭高谭市的心愿后,米兰达逃去。在接着发生的破坏中,戈登切断了炸弹遥控引爆路径,同时莎莲娜杀掉班恩,让蝙蝠侠能够追捕泰利亚。他企图迫她将炸弹带进核聚变地下室以便重新稳定它,但泰利亚使地下室遭水淹。货车失事后泰利亚死去,深信爆炸无法被阻止。利用一架特制直升机,蝙蝠侠将炸弹运到远离高谭市的边缘,并在海洋上空引爆,人们认为他已被炸死。

蝙蝠侠现在被歌颂为牺牲自己拯救高谭市的英雄,人们也相信韦恩在暴乱中死去。当他的房产被分割,老仆亚尔弗特在弗罗伦斯一个咖啡店看见了布鲁斯和莎莲娜在一起;另一方面,年青诚实的警察布莱克--他知道蝙蝠侠是谁--承继了蝙蝠洞。换言之,“蝙蝠侠拯救了世界,但丝毫无损并且继续过正常生活,而另一个人则代替他保卫系统”[注2]

这种结局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戈登提供,他在韦恩的(假)葬礼上,读出狄更斯《双城记》最后的句子:“它是所有我曾经做过的事情里最好的一件,实在好太多;它也是所有我所知道的休息中最好的一个”某些影评将这几句引言视为显示“西方文明上升到最崇高水平[的证据],这出电影诉诸美国传统的核心--为普罗人民而高尚牺牲。蝙蝠侠必须谦卑以便获得赞扬、放下性命以便找到新生/。。。/一个终极的基督人物,蝙蝠侠牺牲自己拯救他人。”[注3]

并且实际上,站在这个角度,从狄更斯回到基督受难只需一步:“因为所有保留生命的将失去生命:所有将为我失生命的必得生命。因为,一个人有何利益可言,假如他将赚得全世界但失去灵魂?”(马太福音 16:25 26)蝙蝠侠的牺牲[真的] 是基督之死的重复吗?难道这个概念,没有被电影最后一个场面背叛吗?(韦恩和莎莲哪一起出现在佛罗伦斯的咖啡店)?这个电影结尾的宗教对应物,难道不就是那个知名的亵渎神灵观点吗--基督其实并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反而平静地过完长寿的一生(隐居于印度甚至西藏,根据某些说法)?

挽救这个结局的唯一方法是将它解读为老仆人的白日梦(错觉)--当他独自坐在佛罗伦斯的咖啡店时[的错觉]。电影另一个狄更斯式特点是它对贫富悬殊的去政治化抱怨(deploliticized complaints)--在故事早期,莎莲娜和韦恩在上层阶级的豪华派对跳舞时向他耳语:“风暴正要来临,韦恩先生。你和你的朋友最好钉紧门窗。因为当它正式吹袭,你和你的朋友将会奇怪为何自己以前竟然可以活得那么奢侈,而让我们其他人活得那么贫困。”导演诺兰--他就像每一个自由主义好人--很“担心”这种差距,这位导演更承认这种担忧贯穿了整出电影:

“我认为这出电影和真实世界的关联在于不诚实这个概念。这出电影全部都是关于这一点/。。。/经济平等这个概念无声无息地爬进了电影之中,理由有两重。第一,布鲁斯韦恩是一个亿万富豪。要回应这问题。/。。。/但是第二点,生活中有很多东西--经济是其中一样--我们要[被迫]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大量信息,因为我们大部份人感觉我们没有分析工具去搞清楚究竟发生甚么事情。/。。。/我不认为电影中存在一个左翼或右翼视角。有的只是一个诚实评估或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诚实探索--那些让我们担忧的事” [注4]

虽然观众知道韦恩是超级富豪,他们都倾向忘记韦恩的财富来源:生产武器加上股票投机,这就是为甚么班恩的股票交易所游戏能够摧毁韦恩的帝国--军火商兼投机者,这就是蝙蝠面具背后的真正秘密。电影如何处理这个秘密?通过重新竖立原型式狄更斯主题--捐助孤儿院的善良资本家(韦恩)VS 贪婪资本家(狄更斯故事中的史特瑞雅)。在这种狄更斯式的过度道德化之中,贫富悬殊被翻译成“不诚实”,因此应被“诚实地”分析,虽然我们[对事情]欠缺任何可靠的认知定位(cognitive mapping),这样一种“诚实”取向再一次带出了与狄更斯的另一个平行:

诺兰的兄弟说道:“《双城记》对我来说是一个[和我们]相关的、可承认的文明如何彻底地崩溃的最悲惨景像。[发生于]那个时期法国巴黎的恐怖统治,不难想象当时事情可以变得那么坏那么错。”[注5] 电影中复仇性的民粹的起义场面(一群追逐曾忽视和剥削他们的富豪的血腥味的暴徒)激起狄更斯对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的描述,虽然电影和政治无关,它却跟随狄更斯的小说“诚实地”将革命者描绘成被魔鬼附体的疯子,并因此提供了:

“一个革命家的缩影--一个在真实生活中向结构不公义宣战的、意识形态上忠诚的革命家的缩影。荷理活告诉你建制想你知道的东西--革命家是残忍的生物,完全贱视人命。撇除那些有关自由解放的修辞,他们背后隐藏着险恶的阴谋。因此,不论革命家提出任何理据,都要消灭他们。”[注6]

汤姆查瑞提说得对,他注意到“这电影通过热衷慈善的亿万富豪及不会腐败的警察形象来保护建制”[注7] --[这电影]不信任人民掌握权,它“同时展示了对社会公义的欲望、以及对这欲望被一群暴徒实现时的实际景像的恐惧”[注8] 卡薜克在此提出了一个容易明白的问题,即一个有关上一集极受欢迎的小丑角色的问题:为何对班恩如此严苛,对小丑则宽大处理?答案既简单又令人信服:

“小丑召唤了形式上最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批判地强调了既存的资产阶级文明的伪善,但小丑的观点不能被翻译成集体行动。相反,班恩成为压迫性[社会]系统的一个存在性威胁。/。。。/他的力量不单来自他的体格,同时来自他指挥民众和动员民众去达成政治目标的能力。他是先驱人物,以被压迫者的名义展开政治斗争,他是那些采取行动改变[社会]结构的被压迫者的有组织代表。系统无法容忍这种力量--它具有最大的颠覆潜能。它必须被消灭。”[注9]

但是,即使他欠缺勒德加所饰演的小丑的魅力,有一个特点使班恩区别于小丑:无条件的爱,[也是]他冷酷无情的原因:在一个短暂但感人的场面中,我们看见班恩承受可怕痛苦时的爱的行动,他救了小孩塔利亚,完全不关心这样做的后果并付出了恐怖代价(差点被打死)。卡薜克将这个事件放在那个传统中是完全合理的--从基督到哲古华拉[或译:切格瓦拉],那个赞扬暴力为“爱的劳作”的传统 [“work of love”],正如哲古华拉日记的名言:“我一定要说,即使冒着被视为荒谬的危险:真正的革命家被强烈的爱的感觉所带领。不可能想象一个真诚的革命家没有这种品质”[注10] 我们在此遇见的,不太像“哲古华拉的基督化”,反而是基督自身的“哲古华拉化”--路加口中基督的“令人震惊的”言论(“假如任何人跟随我而不憎恨他父母、妻子和子女、不憎恨他的兄弟和姐妹--是的,他甚至要憎恨自己的生命--他就不配作我的门徒”(14:26))这指向和切古华拉名言完全一样的方向 :“你可能要变得粗暴[残酷],但不要失去你的温柔。”[注11]

“真正的革命家被强烈的爱的感觉所带领”这个命题应该和哲古华拉另一“有问题”得多的命题“杀勠机器”一起阅读:

“仇恨是斗争其中一项元素;对敌人不间断的仇恨驱动我们越过、超越人类的自由限制并将我们转化为有效、暴力、选择性的无情杀勠机器。我们的战士一定要这样;一群没有仇恨的民众不可能战胜残忍的敌人。”

又或者,再一次改写康德和罗伯斯比尔:没有残酷的爱软弱无能;没有爱的残酷盲目愚蠢,[它只是]一种失去了不懈锋芒的短暂激情。哲古华拉在此改写了基督论爱与剑之统一的宣言--在两个情境中,背后的悖论都是:那个使到爱像天使般美丽善良的东西、将爱提升为某种超越单纯不稳定性、超越可怜感伤的东西,正是爱的残酷性,正是爱与暴力的连接[译注2]--正是这种连接将爱提升到超越人类的自然限制之上[译注3],并将爱转化为一种无条件的驱力[unconditional drive]。这就是为甚么--回到《夜神起义》--这出电影中唯一真诚的爱是班恩的爱,即“恐怖份子的爱”,这和蝙蝠侠形成强烈对比。

沿着相同的思路,塔利亚的父亲--忍者大师这个人物值得仔细观察。忍者大师是一个亚拉伯和东方特点的混合体,一个正义的恐怖主义代理人,不断战斗以扺制腐败的西方文明。这角色由连恩尼逊扮演--这位演员的银幕形象通常散发庄严的善和智慧(他在《超世纪封神榜》中演宙斯),他也在星际大战第一集《魅影危机》中扮演魁刚金的角色,魁刚金是一名绝地武士,他是欧比旺的导师及安纳金天行者的发现人。他相信安纳金是将要恢复宇宙平衡的救世主,不理会尤达对安纳金不稳定性的警告;在电影结尾,魁刚金被达斯魔杀死。[注13]

在蝙蝠侠三部曲之中,忍者大师也是青年韦恩的导师:在《蝙蝠侠开始》中,他在中国一座监狱中找到年青韦恩;介绍自己是“亨利杜卡”,他提供给男孩一条“道路”。在韦恩重获自由后,他爬到正义联盟总部,在那里忍者大师正等待韦恩,虽然他以忍者大师仆人的身份介绍自己。在漫长痛苦的训练之后,忍者大师解释,布鲁斯必须做的是和邪恶战斗,当他揭露正义联盟训练布鲁斯的目的是让他领导联盟去摧毁高谭市--一个他们认为不可救药地腐败的城市。忍者大师因此不是简单的邪恶化身:他代表善良和恐怖的混合体,代表和腐败帝国战斗的平等主义原则,因此他属于从私幻片《沙丘魔堡》的保罗阿特瑞德斯到《战狼300》中的列奥尼达斯的一系列(近期故事)中的一个。而且韦恩是他徒弟这一点很关键:正是忍者大师塑造韦恩成为蝙蝠侠。

两种常识性责备在此强力其影响。首先,真实革命中曾经出现邪恶的集体屠杀和暴力--从斯大林到赤柬--因此这出电影[对起义的描绘]明显不是单纯的反动幻想。第二,与此相反的责备:占领华尔街运动实质上并不暴力,它的目标肯定不是一个新的恐怖统治,因而这电影荒谬地误解了占领华尔街的目的和策略。正在进行的反全球化抗议和班恩的粗暴恐怖统治完全相反:班恩代表了国家恐怖统治的镜像[mirror image],代表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基本教义派之掌权和恐怖统治的故事,而不是代表人民自我组织的对恐怖统治的克服。。。两种[对起义]责备的共同观点是对班恩角色的否定。[我]对这两种责备的回答是多重的。

首先,人们应该先搞清楚实际的暴力领域:暴力民众对[系统]压迫的反击,比原本的压迫更糟糕,对这个宣称的最佳回答早就写在马克吐温的《阿瑟王宫庭中的一个康涅迪格美国佬》:“世上存在两种『恐怖统治』,假如我们还愿意记得和思考恐怖统治的话;其中一种[恐怖]产生于激情之中,另一种产生于无良的冷血之中。。。我们全部都因为那种较小的恐怖统治--可以说是短暂的恐怖--而颤抖,然而,被斧头断头的迅速死亡的恐怖,和长达一生地陷于饥饿、寒冷、侮辱、残暴和心碎的死亡相比,哪一种更恐怖?一个城市坟场被短暂恐怖统治中的棺木填满了,我们早已被教导不知疲倦地害怕和哀悼这种[短暂]恐怖;但是,即使整个法国那么大的土地也挤不下那种较古老和真正的恐怖统治下的棺材--那种难以言喻的苦难和极大的恐怖,我们从未被教育去观看[taught to see]它的浩瀚或对它感到怜悯。”

然后,一个人应该去神秘化暴力问题[demystify the problem of violence]、否定一种简单化的宣称--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动用了太多过度的凶残暴力,而我们应该小心不要再次跌进这个[共产杀勠的]陷阱之中。作为一个事实,共产杀勠毫无疑问是吓人地真实的--但对暴力的这种聚焦窒息了深层问题[的发掘]: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社会计划本身出了甚么问题?[即撇除它的暴力手段,共产主义的目的出了甚么问题?]是甚么内在弱点迫使共产主义者向(不只是)那些掌权的共产党人施加无限制的暴力?换言之,指责共产主义者“忽视了暴力问题”是不够的:[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政治失败将他们推向了暴力。(同一个道理可以用来回应共产主义者“忽视民主”的指责:他们的整体社会改变计划强迫他们“忽视”)因此不单只诺兰的电影没有能力想象真正的人民自治权力--“真正”激进-解放运动自身也缺乏这种想象力,这些运动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想象座标[或框架]的陷阱之中,而这就是为甚么真实的“人民权力”[people’s power]常常变成类似的暴力恐怖。

最后但同等重要的是,声称占领华尔街和同类运动当中不存在暴力潜能,实在是太简单的想法--每一个真实的解放过程之中都存在一种暴力:《夜神起义》的问题在于它错误地将这种暴力翻译成杀人的恐怖统治。那么,究竟甚么样的暴力才是一种崇高的暴力 --在这种暴力面前连最凶残血腥的屠杀都显得虚弱?让我们先透过[西班牙文学家]萨拉马戈的小说《看见》绕个弯路,故事是有关一个匿名民主国家的匿名首都城市里的连串怪事:

选举日的早上下着倾盘大雨,投票人数令人不安地低落。然而下午中段后天气好转,民众一起去投票站。 但政府的忧虑只是短暂地解除—–点票时发现首都的票箱内百份之70的选票都是空票。受如此明显的公民背弃而感到困惑的政府决定在一周后给公民第二次机会修正。结果情况更糟:百份之80的空白选票。 两个主要政党—–正在执政的右翼党(p.o.t.r.)及其主要对手中间党(p.o.t.m.)—–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另一方面,被边缘化的左翼党(p.o.t.l.)则提出一个分析,声称空白选票实质上是对它们的进步议题投下的支持票。

这是否一个不单旨在推翻现政府而且要推翻整个民主制度的有组织共谋? 假如真是如此,谁是幕后黑手?幷且他们如何组织数以十万计人民起来进行如此颠覆性的行动而不被发现? 当被问到他们怎样投票,普通公民简单地回答这类讯息是私隐,而且留空选票难道不是他们的权利吗?

政府不懂得如何回应这种温和抗议,但却认定存在一个反民主共谋,于是迅速将这个政治运动标签为 “纯粹、十足的恐怖主义”, 幷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容许政府中止所有宪法保障及采取一连串越趋激烈的步骤:公民被随意逮捕然后人间蒸发、被囚禁于秘密审问地点、从首都撤走警察和政府机构、封锁城内所有出入口、以及最终自己亲手制造出恐怖主义元凶。 这个城市却一直继续近乎正常地运作,民众以无法理解的和谐和真正甘地水平的非暴力扺抗阻挡了政府每一波攻击。。。这个例子,选民的弃权票,正是一个真正激进的“神的暴力”的例子[译注5],它激起当权者残暴的恐荒反应。

[译按:上述译文来自齐泽克2009年著作Violence中译本《论暴力》, 中国法制出版社, 张嘉荣、唐健译 ]

回到诺兰的《夜神起义》,蝙蝠侠三部曲电影因此跟随一个内在逻辑。三步曲开始时,英雄停留在自由主义秩序的[表层]限制之内--人们可以通过道德上可接受的方式保卫系统。第二部《黑夜骑士》实质上是两部约翰福特美国西部经典电影的新版本(《要塞风云》和《双虎屠龙》),即为了使野蛮的西部变得文明,一个人如何展开通过掩盖真相以“刊登神话”[“print the legend”: ”当神话变成事实,那就刊登神话”]--换言之,有关人类文明如何建基于一个谎言的故事:为了保卫系统,人们必须犯规。

或换个说法,在第一部中,英雄是一个经典人物:一个惩罚那些警察无力惩罚的罪犯的[非法]城市民兵;问题是,正式的执法机构--警察--与蝙蝠侠的关系很模糊:警察一方面承认蝙蝠侠有效,然而另一方面视他为对自身的武力垄断地位的威胁以及自身无能的证明。但无论如何,蝙蝠侠在第一集中的违越是纯粹形式性的,它相等于以律法之名行事而缺乏这样做的合法性:在他的行动中,蝙蝠侠从未违法。

《黑暗骑士》改变了这个想象框架[或座标]:蝙蝠侠的真正敌人不是小丑--他是蝙蝠侠的对手--而是哈维丹特--“白日骑士”:一名野心勃勃的地区检控官、类似被政府承认的民兵,这角色和罪犯的疯狂战争引致他杀害无辜并毁了他自己。仿佛丹特代表法治秩序对“蝙蝠侠威胁”的回应:针对蝙蝠侠的民兵式斗争,系统生产出它自身的非法剩余[excess]、生产出它自身的[违法]民兵--比蝙蝠侠暴力得多,且直接违反律法。

在以下事实里有一种诗性正义:当布鲁斯打算公开揭露自己的蝙蝠侠身份时,丹特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蝙蝠侠--他“比蝙蝠侠更蝙蝠侠”、实现了蝙蝠侠尚能扺挡的诱惑。因此在这一集结尾,蝙蝠侠主动背上丹特的罪行,以挽救普通人心中的希望象征,他的自我抹除的行为包含了一丝真理 :蝙蝠侠某程度上报答了丹特。他的行动是一个象征交换的姿态[a gesture of symbolic exchange]:首先丹特背负了蝙蝠侠的身份,然后韦恩--真正的蝙蝠侠--背负了丹特的罪行。

最终,第三集《夜神起义》将[蝙蝠侠的]内在逻辑进一步推前:难道班恩不就是最极端的丹特、不就是丹特被带到极点时的自我否定结果吗?丹特得出了系统自身的不公不义的结论,因此要有效打击不公,一个人要转向直接针对系统并摧毁它?作为这种[正义]行动的一部份,丹特失去了最后的克制并准备好以凶残达到目标?丹特这个角色的崛起改变了整个星丛[或想象框架]:对包括蝙蝠侠在内的全部参与者来说,道德已被相对化,它成为方便的问题、某种[完全可以]视乎情况的东西:当你面对民众起义而非疯狂黑帮的时候,为了保卫系统任何手段都被许可--它是一个公开的阶级战争。

那么,这是否就是全部?参与激进解放斗争的人们,是否应该平面地否定蝙蝠侠?事情比想象的要模糊--人们要以解读中国政治诗的方式解读蝙蝠侠:缺席和意外的在场要[absences and surprising presences]的东西要被计算在内。回想一个古老的法国故事:妻子投诉丈夫最要好的朋友在性方面引诱她--那位诧异的朋友花了好些时间才明白其中奥妙--通过这种扭曲的方式,女人在邀请他引诱她。。。这就像那个不知道否定的弗洛伊德无意识[译注6]:要紧的不是对某件事的否定性判断[或真假判断],而[仅仅]是某件事被提及这一单纯事实--《夜神起义》中的人民权力[people’s power]就在此--人民权力被布置成一个[大写]事件--:这是一个关键的变化:蝙蝠侠的敌手从一般的超级资本主义罪犯、黑帮和恐怖份子变成起义民众![译按:这改变即故事的想象框架或座标的改变]

在此我们得到第一个线索--占领华尔占运动夺权然后在曼克顿建立[真正]民主的可能性是如此明显地荒谬、如此不现实,以致人们不禁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如此,为甚么一出荷理活大片还要梦见这个运动?为甚么这运动能够召唤凶兆[或幽灵]?为甚么要多此一举地梦见华尔街爆发成为一个暴力夺权事件?明显的答案(通过指控它包庇了恐怖主义集权主义潜能来抹黑占领华尔街)不足以解释“人民权力”散发出来的奇异吸引力。难怪人民权力的恰当运作在电影中的缺席:[导演]完全没有描述这种人民权力如何运作的细节,也没有起义人民正在做甚么的细节(记得班恩告诉人民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不会在他们头上强加命令或秩序[译按: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看见对这些人民在做甚么的镜头]

这就是为甚么对蝙蝠侠的外部批评(「它对占领华尔街统治的描绘[本身]是一个荒谬的缩影」)是不够的--批评必须内在[immanent],批评要在电影内部找出众多指向真正[大写]事件的记号 [译注7]。(回想一下,例如,班恩不只是一个残暴恐怖份子,而是一个拥有深刻的爱和牺牲精神的人).换言之,纯粹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班恩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必然在电影的肌理中留下痕迹.这就是为甚么《夜神起义》值得我们细读[close reading]:这个大写事件[Event]--「高谭市人民共和国」:曼克顿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内在于电影本身 ,是这电影中以缺席形式出现的中心[或译缺席的中心, absent center, 其效能见译注6].
–––

[译注3]: 人类的自然限制,即人类的”动物性”.

[译注5]:“神的暴力”属于《暴力》(Violence)一书的中心概念,它不但不是神圣暴力,而且对立于(惩罚罪人的)「神圣暴力」。见Slavoj Zizek, Violence, Picardo 2009.

[译注6] 借用一种陈腔滥调的弗洛伊德式命题--乱伦欲望--人类如何利用梦境满足同妈妈上床的欲望?答案极简单:单纯让阿妈出现在梦中(“mere fact”)就己足够(一般被人们信奉的理论“梦的作用是满足白天被禁止的欲望”,将被迫得出不符事实的结论:所有人都必然千篇一律地做过同阿妈上床的梦),通过在故事中引进新角色(这改写了故事框架),梦引进了新的可能性。换言之,原本(虚拟的)外在威胁(怪兽/鬼怪/罪犯)「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外在威胁其实是某个内在威胁(immanent threat)的面具--原来真正恐怖的威胁是我内心最深层的欲望:乱伦。(注之注:杀父恋母是一个被误解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确实借此探讨最基本的人类心理结构,但其主旨和乱伦无关)

译注7:所谓真正的事件,即是带来真正改变的事件--大写事件(Event)来自哲学家巴迪欧的重要概念,通过最严格的数学(集合论)解释了何谓新、以及新的出现的条件和形式--换言之,解释了新社会如何可能。

[1] Tyler O’Neil, “Dark Knight and Occupy Wall Street: The Humble Rise” Hillsdale Natural Law Review, July 21 2012.
T. 奥尼尔《黑暗骑士与占领华尔街:谦卑的起义》 ,《希尔斯戴尔自然法律评论》,2012年7月21日。

[2] Karthick RM, “The Dark Knight Rises a ’Fascist’?”, Society and Culture, July 21, 2012.
卡薜克 RM,《夜神起义捧起了“法西斯份子”?》,《社会与文化》2012年7月21日

[3] Tyler O’Neil, op.cit.
T. 奥尼尔,引自上面提及的作品。

[4] Christopher Nolan, interview in Entertainment 1216 (July 2012, p. 34.
克里斯托弗诺兰访问,《娱乐》1216期。

[5] Interview with Christopher and Jonathan Nolan to Buzzine Film.
诺兰兄弟访问,《跋精电影》

[6] Karthick, op.cit.
卡薜克,引自上面提及的作品。

[7] Tom Charity, “’Dark Knight Rises’ disappointingly clunky, bombastic”, CNN, July 19, 2012.
汤姆查瑞提,《夜神起义是一出令人失望地难看、浮夸的电影》,美国有线新闻网络,2012年7月19日。

[8] Forrest Whitman, “The Dickensian Aspects of The Dark Knight Rises”, July 21 2012.
弗勒斯特惠特曼,《夜神起义的狄更斯主义面向》,2012年7月21日
[9] Op.cit.
同上。

[10] Quoted from Jon Lee Anderson, 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Grove 1997, p. 636-637.
引自 J. L. 安德森《哲古华拉:革命家的一生》纽约: Grove 1997 页636-637。

[11] Quoted in McLaren, op.cit., p. 27.
引自麦拉伦,引自上面提及的作品,页27

[12] Op.cit., ibid.
引自上面提及的作品,同上。

[13] One should note the irony of the fact that Neeson’s son is a devoted Shia Muslim, and that Neeson himself often talks about his forthcoming conversion to Islam.
人们应该注意到来自一个事实的反讽:连恩尼逊的儿子是忠诚的什叶派回教徒,而且连恩尼逊常常提及自己将要改信伊斯兰。

来源:齐泽克学会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