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年祭
今年中文革发起五十周年。六十年代的中国，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文革中，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推向极致，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亲不亲，阶级分。”在这种阶级划分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最为卑下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一批人是当时受压迫最重、遭受社会歧视最重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派生出一个世袭承受苦难的群体即他们的子女。当时，党为了分化所谓黑五类的子女，把这个群体中一部分人划为“可以教育好子女”。有这样的人，他们被划入这个群体后沾沾自喜、暗暗庆幸。他未曾想到这个称谓就是对他们最深重的伤害。所谓“可以教育好子女”就其前提已经将他们认定为坏人，而只是可以教育而已。
那么，要如何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呢？出生于上述家庭的孩子首先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和父母划清界限；第二件就是彻底背叛自己的家庭；第三件就是揭发批判自己父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就是一个 “可以教育好子女”的人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一件事情划清界限，首先就得自诬，也就是要构陷自己，先说出自己家庭一系列被当时的主流社会谴责的原罪，什么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解放前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压榨”—-不一而足。然后，深刻细致分析自己的思想根源、恨不得把自己祖宗八代的坟挖开进行无情的鞭挞。这个自诬的过程就是自己主动扭曲灵魂的过程，也是主动接受社会意识扭曲灵魂的过程，这颗被扭曲的灵魂真的认为自己的家庭罪恶深重，必须要背叛自己的父母。就连林昭那样具有很高知识的人也曾经和自己的家庭彻底地决裂，“土改”时期不再回家而且改名换姓。至于其他的人就更是自我作贱、自我贬损、自我醜化。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和发展，洗脑技术的精致化，这批人群当中确实有不少的人真正地成为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在这样的人中仅举一二例就足以说明党的洗脑是何等成功。典型的人物当数曲啸为最，这个深受迫害的“右派分子”在遭受了二十二年的精神摧残之后，竟然说出是“母亲打了儿子一样，儿子是不应该记仇的”这样的话，党听到这样的话自然是舒心和快乐的，可是曲啸在美国的一次演讲就遇到了安徒生童话中的小孩：皇帝没穿新衣服！这个卑鄙极致的小人承受不了当头棒喝，精神全面崩溃，最后郁郁死去。这就是一个把灵魂交给魔鬼的新时代的浮士德，其悲惨结局其实就是他自己造成的，孟子所言：“人必自毁而后人毁之。”此之谓也。在笔者生活的群体周围有这样一个人，他叫孙远诸，十几岁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在一次战斗中不堪一击的国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此人随即举枪跪地投降，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教育后便到另一个国家雄赳赳气昂昂地“保家卫国”去了。在异国他乡，他献出自己的忠诚，屡屡交上入党申请，但一次次的结局都是泥牛入海。其不明就里，直到一次连长亲自与他谈话，告诉他，你没有批准入党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父亲已经是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根据党的阶级路线政策，你只能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家庭彻底决裂。此人听后不断地向连长表白自己的忠心和理想，而且说：加入共产党就是自己最大的追求。随后不久，此人转业回地方被安排到县城一间小学当人民教师，他工作兢兢业业，企图用汗水洗涤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然而五七年反右，此人因为一句话被打为“右派”，贬到乡下劳动改造。随着三年饥荒的到来，此人因饿得难以忍受，偷吃了一个地瓜，本以为四下无人，谁知妇女主任躲在暗处将其偷吃地瓜之事看得清清楚楚，此人招来一顿毒打批斗并被扣饭一天。又一次，他对同居室的另一位右派说：小球藻没营养，偏偏要喊我们搞，同室的人听后报告管理人员，很快此人被抓捕判刑，其罪名是“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被送往劳改农场。一句话招来几年的牢狱之灾，此人感到似乎有所不值，但又谈不出个子曰，转念一想，监狱里面只要表现得好还是可以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党是这样说的，自己也就深信不疑。他认为在监狱里面好好劳动、认真地改造还是很有希望的。到了劳改场所，他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总是努力表现自己，有时二十几个小时甚至三十几个小时在机器旁不断操作，谁知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过分的劳作会带来惨痛的结果。在一次三十几个小时的劳作之后他睡着了，机器不断地运转直至“嘭”的一声巨响后报废！一桶冷水把他浇醒，他看到几支抢对准他，把他押往单独关押的小牢房，罪名是“破坏超英赶美、损害国家财产、妄图配合蒋匪反攻大陆。”上世纪一部几十万元而且是苏联进口的机器就这样毁在他的手中，他自己也明白，这个祸撞得太大，可能今生今世就在这个劳改场所终其一生。几天以后，几个背枪的将他押赴刑场，跪下去，只听一阵枪响，随后他睁开眼睛，看到左方的几个人已经毙命，唯有自己尚活着。此时他才明白，自己被押出来时，背后没有被插上“亡命牌”，自己只不过是来扮演一个陪宰的角色。然而精神的折磨不谓不大，在只能容他蜷缩的单间住了一年，幸亏当地法院院长来查询他的案子，此人就是他在异国他乡曾经救过的人，而且是他昔日的长官。因此机缘，既没有加刑，也没有继续关押单间。几年后刑满释放回家，仍被安排在乡间一个偏僻小学当校工，尽管有无限的清苦，但还是衣食有着落，也结婚生子。“右派分子”改正以后，恢复了他的教师职务，此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人生好像一场戏，风云莫测、谁能逆料？！不久，此人退休回家赋闲，几十年的凌辱、折磨统统抛之九霄，只有其父亲的死难还萦绕心间。有一年，家人几个在其兄长的带领下寻找父亲的埋葬之地，然而，谁也无法确认他父亲的埋葬地点，仅凭其兄长模糊的记忆，认定一所荒冢为其父葬身之地，从此以后他及家人年年都去祭拜他的父亲。直到有一年，正在烧香点烛之际，有人来问他们是哪里人，怎么到此坟上祭拜。问他的人道出自己的身份，并确认其才是这座坟的后人。当时那种尴尬及惆怅，可以想见。然而，此人并未以此为痛，竟于八十岁，仍加入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投进“妈妈”的怀抱。 这真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事例，可见党的洗脑教育之强大与人性之软弱。
如果说出现上面的偶然是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当这种偶然已经成为一种现象时就不得不令人深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为什么人性会被扭曲得如此离奇？而更为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一种个别的现象，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生存和生活的方式。这就必须引起人们的深思，至少得问一声这是为什么？试看下面的事例，他们竟是那样的惊人一致。一个叫钟朝进的人，还是一个几岁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深深地领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因历史问题被送进号称中国格拉古的劳改集中营。几年以后，他的兄长因说了几句中国不应该把国家的油田租给苏联，应该自己开发等类似的话，便被当局定为“新生反革命、破坏中苏友好关系”，后被判刑，也被送进他父亲关押的集中营。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父子二人双双饿死，而家属没有得到半点信息。几年以后，才收到一张死亡通知单。在那个年代，国家是唯一的老板，钟朝进高中毕业以后除了偶尔找到一点临时工作勉强糊口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顿吃了无下顿的半饥半饱状态中残喘度日，生活的艰辛迫使他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写诗作文，因为活着就是奇迹，生命不再追求精彩。社会的歧视和人们的冷漠就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强装笑脸、压抑自己的情感，换一副面孔生活，在他精神上完全敌对的世界里，暗地里他还是在不断地勉励自己一定要做一个诗人，一定要做一个文人，一定要做一个使党满意的人。幸亏“四人帮”被打倒，他才有幸参加高考，最后成为一个医生。工作之余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就是写诗作文，渐渐地他父兄的仇恨被他彻底忘掉，渐渐地，他懂得人可以不做，但诗一定要写。就是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诗掩埋了他的人性，而他则到处自鸣得意地声称诗人的桂冠已经摘下，此生宏愿基本实现。至于他儿时哭泣的父亲和兄长已经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唯一想到的就是如何迎合权力的需要，写出权力希望他发出的声音。退休了、钱有了，现在唯一的就是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的干干净净，他才心满意足。前几年，他竟然像那些红色旅游路上的香客一样迈着疲惫的步伐 ，“重走长征路、朝拜石厢子”。而今，当全国刮起“唱红”妖风、呼唤文革幽灵回归的时刻，此人更是不甘落人之后，遵照他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教导，“向雷锋同志学习”，《唱支山歌给党听》，后来是再《唱支山歌给党听》。再后来是不断《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样不知羞耻忘掉家仇、巴结权贵而自鸣得意的识时务的俊杰，真正彻底地背叛了他的家庭，恬不知耻地写诗作文来迎合权力者的需要，堕落成为一个吮痈舔痔的卑劣小人。
一个被社会完全歧视的个体，一个被社会给予无情压榨的个体，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彻底洗脑成为这个施暴体制的肉体喇叭，堕落为这个体制的歌功颂德者，这就不是简单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能概括的了。他能那样迫不及待地挤进“几十年辉煌”的大合唱，其动机本身就是肮脏的，他肉麻地吹捧现有体制的时候，难道其父兄的生命、苦难、屈辱真的已经在他的记忆中烟消云散、莫非他遭受的那些凌辱、苦痛真的就往事如烟？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懂得批评不自由、歌颂无意义，何况其自身就是这个体制受害的产物，退一万步说其被剥夺的一切都得到了统治者的偿还，那失去的青春现有的体制能偿还吗？
谎言和暴力是极权统治的两大支柱，这就是被他们视为比生命重要的“两杆子”。统治者要你服从的不仅仅是暴力，还要你服从他为你生产的谎言，同时也得服从自己编织的谎言。这种暴力渗透你的生活，谎言也成为你的毛孔，这个时候的你就不仅是受虐者，同时也自然地扮演了施虐者可耻的角色。当其扮演这样角色的时候，就是这个体制凯歌高奏的时候，因为不管你是抗击还是参与，你都是有罪的，你丧失了作为人最宝贵的东西——人格。当受虐者饱受体制奴役的痛苦彻底地摧毁他的人格以后，精神上的黑暗与灵魂的焦虑就不再存在，他自己已经彻底地贱卖了自己的灵魂，此时无耻才是他唯一进修的课本。
现代科技以及官僚体制的精密与精巧化，极权暴政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专制更深入地摧毁人们的生活，尤其是精神层面的生活。谎言和暴力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笼罩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共产极权下人的生活在被这张硕大无朋的网笼罩的过程中，伦理随之溃烂，道德随之堕落。这就是人类社会最败坏、最堕落、最无耻、最黑暗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极权统治者所需要的谎言不仅仅是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甘受奴役以及无法反抗和不会反抗的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极权统治者的成功就在于它让所有挺不直腰杆的人永远贴上猥琐的标签。
亚里士多德说自由是伦理的起点。在人类前所未有的共产奴役制度下，被全面奴役毫无自由的人们如何寻回自己的伦理意识，如何对共产暴政说不，如何做一个能够自己负责因而能够对他人负责的人？这就是今天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就连极权统治者有时也要装模作样地说人应该要有尊严地活着，这句话或可隐喻极权下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人的深刻屈辱。当这种屈辱感强烈地使人夜不能寐而渴望喷薄而出时，人真实的生活才会在内心世界开始。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