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症状写作——序马兰小说集《花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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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住不惯美国,定居纽黑文的七八年中,大约有将近一半的岁月,她都穿插着去了中国。在中国的日子,她有时回家乡四川小住,有时旅居北京、上海,所到之处,均有她那些文学小圈子内的朋友可访,有书店可转,有茶馆、酒吧可泡,有各方闲人可聚在一起纵谈文学或非文学的有趣话题。那都是些连环一般的关系,旧圈子紧套着新圈子,这一层更可深入到那一层。马兰于是乎盘桓往复其间,整个的人如沐春风,每去一次中国,总是要住到流连忘返的地步。

回到纽黑文的情况就不同了,这城市的规模并不算大,只因城里的人际空间很疏离,出了门走过小小的街区,你总会有四处空荡荡,独来独往的感觉。居住环境的确能改变人的气质,也许是受了洋人影响的缘故,周围的同胞们自移居到了北美,不知不觉间,也都渐渐换上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面孔。他们多在蚂蚁般营造各自的美国梦巢,很少有人聚在一起闲侃文学这样奢侈的话题。马兰她家的人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就剩下她在家中做全职主妇,只有那只可爱的黑猫塑像般蹲踞在窗台上与她厮守。那家务简单得一个小时即可干完,对马兰来说,要一天天杀掉过剩太多的时间,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打开电脑上网去读去写。正如她在小说《事件》中藉叙述者之口所说,在大洋这一边的美国,她“依靠电脑、伊妹儿继续与世界发生关系,”要是没有这一丝无形的引线,她将“如何证明存在的必要性,如何减少源源不断的孤独之水,如何在失眠之夜把自杀的念头压”了下去?那叙述者所说的其实也正是马兰的类似处境,只要翻一翻她这本名叫《花非花》的小说集,你就会注意到,其中大多数篇章的末尾都注有某年某月写于纽黑文的标记。通常她半上午起床后,草草梳洗毕即坐向电脑,面对荧屏上层出不穷的网际旋涡,马兰就整日地照起她那面四通八达的文字魔镜了。随着这两地穿梭的居住变动在交替地发生,马兰的生命分成了两半﹕去中国,她一再地重温久别后又变得新鲜的旧梦,在一批新生的有闲阶层中亮相为荣归的文化候鸟。而一旦回到纽黑文,作为孤独的个体,她始终紧闭成严实的蚌壳,守在自己内在的发酵中,她耐心地分泌出词语的酸液。

书写对马兰于是具有了呕吐的性质,而呕吐也正是她文字中常出现的行为意象,我甚至可以说,呕吐就是她小说叙事所制造的效果之一。这呕吐可不是萨特那种形而上的“恶心”(nausea),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马兰的身体现状。从吃奶的年龄吐奶起,她那吞服了半生药物的肠胃早已习惯了自己的肌肉痉挛,仿佛为应付病痛发展了一套特殊的体操,呕吐已成为她的身体从紧张到放松,从壅蔽到畅通的一种缓解机制。确实,对于她那总是有某些潴留的脏腑,呕吐毋宁是她的身体自动排毒的有效方式。这也许就是马兰常让她笔下的人物大吐其吐的原因﹕他们什么都吐,从口吐黑水到月经倒流,眼看着一股腥血从喉咙眼冒了出来。这些叙事场景让我想起了一个叫做scatology的英文用语,该词的意思是说,在言谈或文字中有意渲染污秽的分泌排泄物,从而制造令人感到刺激的笑料或性感。在scatology的语境中,铺陈秽物乃修辞之需要,对某些“海畔逐臭之夫”的读者来说,文字的酸臭味也有了丑美的感染力。在当代作家的作品中,莫言的肮脏狂欢和残忍盛宴所极力突出的,大约便属于这种猪八戒长嘴头大拱稀柿同的趣味。但与莫言的嗜粪狂有所不同,马兰小说中展示秽物的方式明显有写实或自传的成分,对秽物的铺陈并不纯粹是描写上的癖好,它更像是在发挥“顺势疗法”(homeopathy)的作用,即在自身病理性呕吐的压迫下伴之以文字上的呕吐,从而以吐攻吐,制造一种虚拟的对抗姿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私意以为,马兰的书写行动具有某种症状写作的成分。症状写作是我在此杜撰的一个用语,写作本是操作性的活动,从小学生练习作文到日日笔耕的专业作家,书写的行动全都是遵循着一定规则的文字表达过程。症状写作则时时有逸出这一操作轨道的倾向,也正是在这一更为自发的状态下,书写的行动不只本身具有了症状的性质,连同所书写的内容也含有对那一症状的记录。举例来说,仅仅把伍尔夫《达洛卫夫人》一书中的意识流叙事视为一种现代派叙事技巧的实验或探索,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很皮相的。凡看过电影《时光》(Hours)的人,大概都会从银幕上那些令人震撼的形象阐释看出,《达洛卫夫人》一书的写作确实时时刻刻都伴随着其作者症状发作的过程。对伍尔夫来说,写作是释放和转移的行动,它既是为缓解疯狂的紧张状态而做的挣扎,同时也是自动记录那一挣扎的过程。这样的写作过程显然受到了一种内在驱动力的支配,那情形就像鬼魂附体。另一个再现杰克逊?泼洛克生平的电影也让我们看到,这位行动绘画艺术家提起油彩桶在画布上泼出那些飞动的线条和点块时,也正是他神志昏乱到闪出了“高光”(highlight)的时刻。由此可见,所谓先锋派的探索,无论是绘画上的还是写作上的,既不能只把它简单地看成纯技巧的实验,也不宜把它与那些被过分宣扬的先锋理论或主义混为一谈。它首先源于一种身体的或精神的特殊经验,其典型的过程正是伍尔夫那样把症状的发作转换成创作的行动。先锋派的作品有时候的确显得怪诞奇异,但它绝不仅仅是为标新立异而制做出来的。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先锋得本色和到家,首先得看他或她是否发乎症状,止乎秩序,这就像发乎情止乎礼一样,既少不了自发的动力,又需受操作规则的适当限制。伍尔夫的意识流叙事也好,泼洛克的行动绘画也好,他们那走向纷乱的冲动都没有混乱到完全失去控制的程度,因而混乱中仍有秩序可循,都凝聚了个人气质和艺术功底所维系的分寸感,并没有陷入一团乱麻。

以上插入的举例可能把本文的话题扯得太远,之所以举出了两位均患有精神病的大师级人物,只是为了说明,一个作者身体或心理上的症状会如何影响到他或她创作的过程。现在我们要回过头继续讨论马兰的特殊情况了,马兰的症状写作自然另当别论,首先,它并不属于上述精神或心理上失常的范畴。要说她小说中常写疾病,她笔下的人物往往呈现出病态,那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她本人长期疾病缠身的结果,其中所显示的症状只是作者自己流露的别扭心情,以及病痛在她身上激发的亢奋姿态。

在一篇题为《疾病与诗歌》的散文中,马兰曾简述过她那艰苦卓绝的病史。她说﹕“我从二岁便与医院、医生结下斩不断、理还乱的不解之缘,直到今天没完没了。疾病如神出鬼没,时隐时现的幽灵。外科、内科、五官科、妇产科、骨科我无不涉足。其中三次下过病危通知,多次令医生束手无措,难以确诊。我的病不同凡响,坚韧不拔。”从这一段病例自述可以看出,长期以来,马兰已在疾病的频仍发作下变得又皮又赖,疾病似乎磨练了她,磨得她无暇自怜,忘了感伤,她与疾病周旋既久,居然对病痛生出了几分亲近。因而在有关疾病的写作上,马兰一反传统的才女模式,她不再敷衍那种病中吟的自怜自伤,而是以戏耍的态度调侃疾病,进而自嘲。甚至在躺上手术台接受剖腹手术的时刻,她也尽量让自己显得十分坦然,给她的逆来顺受中掺些逗趣的调味。她写诗说﹕“机器围绕着房间/我在房间的中心,等待手术/生病是一件熟能生巧的事/被痛苦之水洗了一遍又一遍/生命是在左还是在右”;她进而说﹕“我喜欢把水搅混/浑水摸鱼”;最后则说﹕“我发育疾病/如此而已”。在小说《鱼刺和阑尾炎》中,马兰的叙述者甚至在叙述自己的病痛时带有幸灾乐祸的口吻,仿佛眼看着火烧到了眉毛,居然还有心情趁机玩火。她把回避不了的疾病比成一个既使她受到伤害又是她需要的男人,说她“久不生病,竟会怀念生病的时光”。就是借着叙述这些荒诞、离奇而逗笑的患病事件,马兰见缝插针地描述了她自己长期患病的片断经验。从她的血管太细,难做静脉注射,写到切下一截小肠替换纤维化坏死的输尿管。就像久已习惯把身体的任一部位裸露给医生检查一样,她也不在乎写出自己“断肠”的经历,甚至将她的狼狈相和难堪状兴奋地一一展示给读者。也许正是身体从内脏到皮肤都过多地经受了医疗处理的缘故,马兰的叙述时时表现出自暴隐私的倾向,她笔下的一个人物甚至公开承认说﹕“我写作时我恨不得把自己、他人完全揭发了,我就感到无比快意。”(《你知道我最恨什么吗?》)这类揭发虽不是诽谤性的,却都有意制造了小小的闹剧。所谓的别扭心情,确切地说,就是一个人老觉得什么倒霉的事都不幸让自己碰上了的荒诞感。命运的乱箭似乎选准她当靶子了,她现在只得挺起裸露的胸膛,圣塞巴斯蒂安一样血淋淋受难。她的想象力因此蓄积了几分小小的恶毒,她似乎想把她那放肆的文字当一条脏抹布乱抹下去,不分青红皂白,把什么都抹得纽约地铁的涂鸦(graffiti)一样面目暧昧。她偏不要擦掉痛苦的记忆,而硬是要把那一切抹得滑稽到更加刺痛的程度,让她的灰色幽默发出川菜般麻辣的刺激。

在《童年记趣》中,马兰这样写道﹕“我童年最大的乐趣是看电影。正面我挤不进去,人太多,我太小了。我在银幕后面,我看的人是倒着的,左右相反。这比较过瘾。我的人生从反光开始,这影响我很深、很重,以至于人们在我眼中全部头重脚轻。我需要歪着头才把人的五官分清楚。这并不对我形成打击,只是改变了我的视力方式。”这银幕后面的经验,我们不妨就把它视为马兰写作特征的隐喻。如果你读了马兰的小说觉得离奇而不可理喻,觉得你的阅读期待落了空,觉得你好像大白天见了鬼,那就是因为,她呈现给你的是生活银幕背面的景象,是她那一双见神见鬼的眼睛瞥见的景象,她确实看到了你站在正面所看不到的颠倒、反转和歪斜。从你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症状,但就她的立场而言,却实在是个人经验的写照。而且,为了想象正面应有的景象,她在她反面的位置上更加歪斜她观看的姿势和角度,想进一步作出调整,结果却弄得越进行调整,越向歪斜偏差过去。她好像画不好肖像画的小孩子,索性拿起笔给那肖像的脸上乱画胡子,正是这种不惜歪斜的劲头鼓动了马兰,使她在文字叙述上满怀矢口直言的勇气。读着她那些用词歧义的句子,你会依稀看到一个敢想敢说的叙述者,为进入畅所欲言的书写状态,她/他从来也不羞于词不达意地说话。她那种语无伦次有时显得天真,有时也失之莽撞,有时一副童言无忌的样子,让我们银幕正面的人听起来瞠目结舌。就这样,她的叙述一派泥沙俱下之势,呕吐得欢畅而旁若无人,别人避而不谈的事情或场景,全都让她大大咧咧地说出来了。她抚摸着痛苦的褶绉,同时在漂白甜蜜的颜色。

正如她命运的荒诞常害得她出些疏忽或差错,她的书写表达有一种先天的不协调感。马兰似乎是从反美学、反修辞学出发的,她不但不屑纠正自己的偏差,反而任其荒芜地疯长下去,甚至有意在用词不当中硬蹭上一点谬误的谐趣。她喜欢在叙事中节外生枝,常抓住某一个词语双关谐音的特征而大作文章,由这一个词或词组中的某字联想到也具有同一字的另一个词或词组,简直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式地即兴撮合,从而在词语之间制造互相感染的关系。试读以下这些文句﹕“你在梅县交过二任男朋友,很正方形的爱情,去相过三次亲。全部有始无终,无疾而终。那些年的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你也面目糊涂。”再如﹕“有一家打铁的铺子在趁热打铁。”还有﹕“我穿过了地震,穿过了地雷,穿过了地狱,穿过了地毯。”这一连串的词语粘连就像带状泡疹一样在她的文字中发炎红肿,形成了她总是倾向于过分夸大的陈述。应该顺便在此指出,这一重迭的,联类排比的言说方式,其实就是巫术话语的表达特征。巫术话语多在凭灵或迷狂状态下发出陈述,由于词语的有限含义已无法表达诉说者不由自主地要诉说的东西,于是便呈现出词语增生的趋势,词语现在只是以它的纯形式堆砌起来,满足于它的喋喋不休,变成了发出魔力的咒语。但症状写作并非要制造文字巫术,它只对词语本身感兴趣,它贪于榨取尽可能多的意义,以至把词语的语义资源榨取到耗竭的程度。陈述的行动于是从一个能指向另一个能指没完没了地转换下去,成了不断激发陈述欲望的行动。自发性叙述的可贵本在于它富有动力感,但当书写只是一种陈述欲望的行动时,则陈述必因失去控制而流于混乱。对比上述伍尔夫笔下那种混乱的秩序,症状写作的得失利弊,我们可不言而自明。

马兰的症状写作尚另有一特征,值得我们继续详析下去。如果说受过毛式话语洗礼的中国人多少都带了些政治套语后遗症,那么,戏仿这一日常言说现象的写作倾向,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症状来做分析。纵观马兰的小说,故事的场景基本上在当前的纽黑文或纽约与从前在中国某个叫梅县/梅镇/梅村的地方之间穿梭,那“梅”字似乎谐音着“霉”字,它所指称的故乡始终被描述成一个倒霉的地方。有关故乡的回忆常与后来的移居生活场景杂乱地编织在一起,频频闪回的镜头很少向我们提供完整的故事画面,叙事线索的任意性给即兴的抒写带来了方便,叙述者往往喜欢顺着那线索随意剪辑有关过去的灰色印象,或不断插入警句式的奇谈怪论。词语感染在此发挥了戏仿和篡改毛式话语的作用,当年流行的陈辞滥调一直都像钉子一样钉入了叙述者咬文嚼字的癖好,症状写作就是用笔这把钳子拔出记忆中密密麻麻的钉子,让我们面对钉子拔出后留下的孔洞。这就是福柯所谓“无法弥合的罅隙”,是受创的主体久经政治流行话语的熏染而呈现的一种语言破碎状况。语言的破碎首先表现为毛式话语残渣在叙述中沙子般大量的掺入,马兰尤其喜欢搬弄那些她自己难忘的,同时也是一般读者都熟悉的政治口头语。比如,她在小说中如是写道﹕“很难有读者看我文理不通、乱说乱动的汉字。”(按﹕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阶级斗争训令。)“如今的网络写作则是人民群体自发的写作,一场人民写作的汪洋大海。”(按﹕毛泽东曾提到“一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父亲是军人,但他学习老庄,老婆死了,纵情高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按﹕此乃解放军军歌的歌词。)“你给单位领导写检讨书,仿佛你罪大恶极,不开除不足以平同事愤。我们是民愤极大的国家。……总之你苦大仇深。”(按﹕判决书套语仍然给她的记忆打上磨灭不了的诅咒烙印。)语言的破碎进而表现为毛式政治话语与后毛时代流行语的大杂烩,这是马兰的词语感染中最麻辣的一碟小菜,其滑稽效果令人联想到圆明园艺术家的政治波普画。比如在一篇小说中,马兰让一个名叫“马列主义老太太”(参看谌容的《人到中年》)的人物充当了“第三者”,而且还特别戏谑地界定说﹕“马列主义老太太这类人物,我以为是绝经期妇女的病症。”在一篇题为《大善人俱乐部》的小说中,她用荒诞笑料戏拟报刊社论报导体曰:

县长得知豆头每每哭丧有术,立马命县妇联集资筹办归县长直接领导的“治丧办公室”。凡死了人,一律先来治丧办登记,由治丧办成员出人陪哭。县长命令县高中教音乐的刘老师火速训练一支哭团,成员年龄从十二三岁到离休干部,只要会咳嗽会打嗝,自愿报名,择优录取。他们制定了哭的章程……如何当家属哭累时调动大家哭的热情,最后达到在哭诉中化悲痛为力量。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成员们在刘老师的理论和实践中发挥得越来越出色……县长发表讲话,誓把哭团一代一代地办下去……

凡是熟悉报纸广播陈言的读者,都不难从以上的引文看出作者有意挪用和拼接的大话和空话,正是通过了此类虚张声势的叙述,我们看到了人们的日常言说和那些冠冕堂皇的文章所存在的症状性质,以及从言说的主体到通行的文体全都支离破碎的状态。当今的世界日益走向过量生产的趋势,一切都呈现出过剩和分散,一切表达都越来越不拘形式,随便化和漫画化正在成为年轻一代人的泡沫时尚,马兰的写作在一定的程度上正好泄漏了这一“无法弥合的罅隙”。她书写症状,同时也在那症状之中。她的特殊的麻辣味还在于她给那从主体到文体的破碎更添入了她独特的身体破碎。在她的小说语境中,“断肠”一词完全漂白了那古典诗意的感伤,它刺目地袒露出它临床上的字面含义,使我们的阅读承受力直面了经验的伤疤。马兰的症状写作挑衅而不挑逗,连大量的性描写都解剖图一样罗列成示意的部件,平面得就像在夜市的摊子上出售杂碎。

神无需亵渎而神像业已矮化、平面化和痴呆化了,它蜕变成一具僵尸倒入了水晶棺材,动物标本般泡在防腐液中,徒具其圆明园政治波普画的面貌。现在的亵渎转向了人,给人的漫画形象以后现代包装的处理:偷情与怀孕是和吃猪大肠同时发生的,双性恋关系是靠嗜食桂圆滋补的,漫长的痛经史伴随着鱼刺卡住咽喉的恐惧,一次离婚及其导致的自杀全都起因于一碗水煮牛肉……所有这些生活的平庸、琐碎和闹剧性都随着表达的随便化和漫画化趋势而变本加厉,白日活见鬼,被推向极端的谵妄。那一连串灰色印象的剪辑特别让人联想到方立均画作中那些痴呆而又流气的大光头肖像,他们全都显得浑沌而麻木,冷漠的神态定格在病房色调的愚钝中。

从渎神到渎人的转变显示了一个危机﹕破碎的叙述及其亵渎的戏拟是否对一元主流话语构成了颠覆,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成问题了。与其说那是一种积极的、有策略的消解,还不如说是一种症状的发作,是旧有的妖魅在这个世界的颓败过程中反复作祟的现象。我们在话语实践上多少都些有症状,我们都携带了词语的病毒,我们一面极力要摆脱政治流行话语的支配,一面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对它的怀旧。这就是难以清除的政治话语后遗症。要知道,戏拟本身就有受到了所戏拟的话语魅惑的成分。我们依然困扰在赫尔辛基综合症中,几代人的记忆中整个地钉满了受虐的钉子,遭受强暴的经验已造成了无法弥合的罅隙,到头来,一个人往往只会杂耍自己累累的伤痕,把早年被强奸的屈辱作为初恋回味起来。

2003年11月26日于耶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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