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揭秘周恩来真实感情世界

今年初在香港出版的新书《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是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蔡咏梅多年来的追查成果。她凭着敏锐的触觉,从大批已公开的历史资料,抽丝剥茧,梳理分析,论证一直被中共奉为完人的开国总理周恩来,是一名同性恋者。他深爱的对象,是他的南开学校学弟李福景。疑似的爱恋对象,就包括他的南开老师伉鼐如,以及获中共誉为十大国际友人之一的新西兰籍社会运动家路易艾黎(Rewi Alley,以下简称艾黎)。

蔡撰写此书的缘起,是几年前一次朋友聚会,得悉澳洲和新西兰的新闻界及外交界,近十年多来一直流传周恩来是同性恋者,因而触发起她的好奇心,展开研究。至于传闻的由来,是澳洲共产党受到苏东波的瓦解冲击,于一九九一年解散,一批澳共党员的书信被解密,当中披露周恩来和大洋洲某人有不太寻常的友谊,这人很可能就是艾黎。

本书作者如侦探查案一样,从周恩来的成长经历、婚姻状况、男女绯闻、政治生涯等各方面逐一分析。新书的首两章力证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合,是一场政治婚姻,并为了掩饰其真实的性取向及想达成传宗接代的家族任务。而有关周恩来的种种男女绯开,都是子虚乌有或蓄意制做的烟幕。第三章提供了较有力的证据,就是一九九八年周恩来百年生日纪念时,由中共官方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批周恩来早期文章,包括他在一九一八年留学日本时写的日记。

那时周恩来年方二十,在日记首篇坦言受情所困,该篇最后一句是:“有生以来沾着一个情字,至于赤子之心……”省略号后面的一行文字,竟用毛笔涂黑。周恩来这个“情”,蔡咏梅论证是他因为与恋人李福景分离而触发的思念之情。但由于社会禁忌,他不敢在日记中说明。

李福景(字新慧,周恩来常称他为慧弟),比周恩来小两岁,两人关系始于家庭世交。李福景的父亲李金藻是惜才之人,他从周恩来伯父口中得知周恩来家境困顿、聪敏好学,便安排周恩来到自己任校董的南开学校就读,并让儿子李福景与周同住一宿舍,其后又资助周去日本留学。

一九一六年,周恩来在其主编的学生刊物内,曾撰文这样形容李福景:“吾每睹新慧,辄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愿作竟日谈,何可一日无此君之慨。”周恩来中学毕业后到日本升学,与李福景分隔异地,日记中多次出现了感情受困的痛苦诗句,如“绵绵葛藟绵绵恨,寸寸思想寸寸灰”、“君王若问妾颜色,莫到不如宫里时”等。

周在日记中又一再表示厌恶两性婚姻,一九一八年二月九日的日记上写道:“我想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是由情生出来的。不分男女,不分万物,凡一方面发出情来,那一方能感应的,这就可以算作恋爱。所以马狗都可以有报恩的事体。至于夫妻,那纯粹为组织家庭、传流人种的关系,才有这个结合。”

与“慧弟”李福景的恋情

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得悉李福景决定到香港大学升学,不去日本跟他一起生活,周大受打击,日记结构突然变得散乱,甚至只得寥寥数语,间中还流露悲淒之情:“每当月夕风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慧弟,尤难受也!”,“月夜淒凉,宛如旧日,回想前情,心焉怆恻矣!”

这次感情创伤,影响到周无心继续留在日本读书,一九一九年初回到天津入读新开办的南开大学,参与了五四运动,一九二○年初被捕拘留近半年。出狱后,周与李福景获南开大学校董严修推荐和资助,成了第五批往法国的勤工俭学成员,其实两人最终的目的地是英国。这段短暂的留英历史,周恩来和中共官方一直刻意淡化或回避。后因周的经济出现困难,无法跟李福景一起留在英国升学生活,无奈独个儿回到法国,自此思想转趋激进,继而走上共产革命之路。

性倾向受挫与“被逼上梁山”

周恩来原本认同温和的中间政治路线,他在欧洲选择投身共产革命,曾自称是“被逼上梁山”。蔡咏梅认为,当中有社会因素,也有他的性倾向得不到社会认同兼感情受挫的原因。

而与周恩来同龄,终身未婚、在中国大陆终老的新西兰人艾黎,在四十岁时开始跟周恩来交往。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前,不少新西兰人都视艾黎为献身援助中国的国家英雄,但随着更多史料的出现,艾黎以往的伟大事迹受到多方质疑。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学教授安琳(Anne-Marie Brady)在九十年代深入研究艾黎的生平,在二○○三年出版著作《中国的朋友──路易?艾黎之谜》,研究期间,受到中共官方的打压,甚至新西兰的一些艾黎研究者,和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也封杀她的相关论文。指:讨论他的性倾向“不利国家利益”。

蔡慨叹,享有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新西兰,要正视一个平民英雄艾黎的性倾向尚且有难度,何况在仍然有严密思想控制、出版审查的中国大陆,更何况周恩来是中共国父级的“圣人”,非艾黎可比,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她指出,除了中共的政治压力,中国社会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因受到西方基督教思想影响,已减少了过往对同性恋的宽容。到了中共上台,同性恋更进一步被污名为流氓罪、鸡奸罪,有关同性恋的话题成为禁忌,完全从社会上消失。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仍普遍缺乏对同性恋的认识。大陆的学者即使接触到周恩来感情生活方面一些让他们感到困惑、难以解释的材料,可能因为缺乏同性恋知识,而未能从这方面着手研究,甚至可能从未怀疑过周恩来有同性恋倾向。另外周恩来克己奉公的形象特别符合中国人对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因此倾向于将周恩来拔高来仰视,而下意识拒绝其他角度的解读。

蔡表示,没有资料显示毛泽东是周恩来的爱恋对象,但周不见容于社会的性倾向,可能强化了他对毛这种威权领袖的服从,也因害怕同性恋秘密被揭穿,令自己遭到比刘少奇更悲惨的下场,所以对毛泽东十分畏惧,即使不同意毛的主张,也会忠于毛的决定,在文革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人来保护自己。周恩来是对中国陷入极权主义泥沼和毛泽东暴政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其真实的人性远比其面谱化的定位複杂很多。在研究的过程中,蔡对周恩来产生一些同情和谅解,觉得他是一个不幸早生了一百年的同性恋政要,一个多少值得同情的悲剧人物。他的一生也投射出同性恋者在中国近代一百年痛苦挣扎的命运。而更令人扼腕的是,他错误的人生选择,还祸延天下苍生,让今天的中国人至今还在承担后果。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6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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