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草草收场，但对于中国的普通育龄阶段的百姓来说，在生育权方面多少也有了一丝坚冰松动后的迹象。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会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对比自1980年代起中国实施的严重摧残人性、剥夺人的尊严的严苛计划生育政策，此次逐步放开的有条件下的“准二胎”政策，算是有了些许的进步迹象。但这也仅仅是30多年来沉重的“计生铁幕”透出了一缕阳光，比起真正还民众自由生育权时代的来临，显然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其实，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有关人口严重一胎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在逐年显现。不仅在国际上声名狼藉、造成相当恶劣的人权纪录，在国内，也带来人口结构扭曲、性别失衡、失独家庭、劳力短缺、城乡养老供奉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例如，数月前中共当局曾大力提倡“以房养老”，从背后我们分明看出养老金的普遍性的挪用和因多年提倡一胎化造成的制度性养老困境。尽管每年都有有识之士在多种场合呼吁放开二胎政策，民间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但有关方面对于解禁二胎政策却毫不松口，多以计划生育是中国“基本国策”而将提案束之高阁。就在不到一年前，在2013年1月14日，原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侠对新闻界表示，“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
为何“放开二胎”这项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民间都饱受诟病的政策受到顽强抵制，政策坚冰至今都难以融化？笔者认为，这固然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被誉以“基本国策”这一强大的政策惯性使然，更秘而不宣的是，这更是由国内30多年来形成的强大的利益集团有意制定、操纵公共政策所为。
有关利益集团操纵公共政策的描述，在美国政治学家的专著中有精确的描述。在1982年出版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所著的《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一书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然后它们就会逐步操纵这个国家公共政策，并且，懂得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操纵制定政策。如果我们把奥尔森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种种公共政策制定前后的观察，也同样有效。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时代，在官僚上层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清洗，无法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集团。而在邓小平时代，除去1989的民主运动，30多年官僚集团相对的稳定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
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都不难发现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可以操纵公共政策的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三峡工程的上马，尽管在论证阶段阻挠重重，但还是以发电、防洪和以大工程树立国家形象等缘由强行上马；此外，在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也不难发现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子，尤其是在垄断性的国企、维稳系统、教育系统、医疗系统、房地产领域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维稳系统经常主动性的制造事端、挑起麻烦来获得上级重视，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经费；代表中石化、中石油的利益的石油帮可以将“能源安全”以理由，获得政府更多的石油补贴；同样，计生委更无需找那么多理由，只要将“基本国策”拿出来当挡箭牌拿出来，就可以起到效果。事实上，计生系统近年来在国内滥用这一“基本国策”，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各地滥用“基本国策”恶性侵犯人权的现象比比皆是。超生罚款成为计生干部另外收入来源，各地计生干部通过计生来提干、掌控经费和权力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据媒体报道，2012年就有200多亿元的超生罚款去向不明。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难明白废止一胎化政策何以受到顽强阻击了。
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所造成的负面结果造成少数人谋利，但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这在中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可能有人会问，那么西方国家也有利益集团，通过政客游说来出卖公共利益。但是不要忘了，西方是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一些利益集团虽然可以影响法规政策，却没法像中国一样长期的一手遮天。通过反对党监督、新闻自由、公民结社自由、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监督，可以很大程度上使利益集团的操纵得到消解。而在中国这些资源都被政府垄断着，没有任何监督制约的作用。这就说明，中国的计生问题，如同环境问题、维稳问题、人权问题、农民土地流失问题，在专制威权体之下，实在是一个个难以破解的结。（完）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3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