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共见政后,红朝的历史研究也被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被美其名曰的冠以“马列主义史学”。这实在是对史学研究的一个莫大的侮辱。本来历史研究的一个基点是真实,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语)。或者说,史学研究的初衷应该在归纳前朝盛衰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统治者治国之得失,这样才能“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语)。这种史学研究方法,基本成为各朝代修史的共识。

但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以个人权威及好恶,对历史研究打上了强加的阶级烙印,加之谄媚文人的曲意逢迎,自然而然的在史学界形成了所谓“马列主义史学”的观念,即强调以阶级分析为主要方法来研究史学,以阶级阵营来臧否历史人物。这有着极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其实质,无外乎通过刻意歪曲史实、掩盖罪恶、抹黑前朝以达到执政合法性的目的。同时,也有着对民众刻意洗脑的功能。严重的异化了历史研究的本源。本文谨以中共建政后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刻意拔高一例来说明中共对历史研究的异化作用。

中共将历史研究为我所用

中共异化对历史的研究体现在史学研究的各种方面,例如,中共御用文人对民国形成的初步民主政治形态的回避,而一味粗暴冠以蒋公“独裁”;对抗战国民党军队成为抗日主力的任意歪曲,刻意掩盖;对晚清预备立宪及形成民主思潮的有意忽略,等等不一而足。而且,中共为了为我所用,将多数朝代的农民起义却描绘成进步和正义的力量,美其名曰最具有“革命性”。最典型的是莫过于红朝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刻意注水和拔高。伴随而来的是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农民起义的“丰功伟绩”。例如,中共令御用文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以多种艺术形式讴歌太平天国,不乏捻军、小刀会、等等。就连历史小说名家唐浩明创作小说《曾国藩》时,也把太平天国描绘成一支正义的力量,对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误导和歪曲。

对农民起义的拔高始作俑者应是毛泽东。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选》二卷)一文中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观点,被中共建政后的所谓“马列主义史学家”奉为圭臯,观点荼毒一直延续至今。例如,中共主流媒体光明日报纪念太平天国150周年的历史文章,曾载的一段文字说:“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洪秀全虽然犯了这样那样的甚至严重的错误,但功过是非相比,过不掩功,仍不愧为近代历史上伟大的农民革命家。……还洪秀全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结论。”

对于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评价,中共建政前的多数史学家对对农民起义的评价多为负面。原因很简单,尽管农民起义有撼动封建暴政的一面,但更有对社会、经济、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民众饱受战乱和饥荒之苦、整个社会出现大倒退的的一面。早在两千年的曹操就对黄巾大起义的破坏力有相当生动的评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唐末的黄巢起义也是如此,据《旧唐书》记载,黄巢在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黄巢命令军队建造舂磨砦巨碓,将活人辗碎,以人肉作军粮,起义军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同样,在明朝末年,被中共誉为的“英雄”的张献钟屠川之甚,祸遍巴蜀。在战祸最烈的十来年间,稼穑不生,人尽相食。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张献忠之乱后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以上。康乾时从湖广移民填四川,正缘此而来;清朝后半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绝对专制、独裁、极端的政治体制,太平天国十四年的发展历程当中,转战中国数十省,带来的却是狼烟四起、杀声震天、田园荒芜。除了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天朝天亩制度》,笔者看不出任何具有“进步”的意义。

更进一步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因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方式的革新,没有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摆脱旧制度的束缚、没有带来新思想、新观念的变革,也没有带来新的社会结构的演变,笔者实在不知道农民起义的“进步性”体现在哪里。

因此,从历史上基本可以看出,中国历史的演变的周期基本上是:农民起义→建立新王朝→实施暴政走并走向腐败→引发新的农民起义。这一周期轮回,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在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倒退。所以,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说法,仅是一种毛泽东以个人好恶,以其行为是否具有所谓的“革命性”的似是而非的结论。

中共的“匪性”与的“革命性”的天然契合

众所周知,中共建政历史是靠“枪杆子”这一具有暴民政治意义的运动而夺取的政权。而细究中共武装早期,特别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拉杆子聚义的历史不难看出,当时国民党当局称中共为“共匪”实属名副其实,实至名归。可以说,中共对以黄巢、张献忠、洪秀全、杨秀清以“匪性”著称的所谓“农民义军领袖”有天然的好感和亲近,这就是毛泽东所称道的“革命性”。就如同中共今天在国际上来往密切独裁者卡扎菲、金正恩、普京、穆加贝之流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是一个道理。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这在中共身上体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

我们不妨看看中共当年是如何“匪性十足”的。

“你想有饭吃吗?你想种地不交租吗?你想睡地主老财的小老婆吗?赶快参加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宣1930年8月1日。”这是央视军事新闻记者邓新力2010年在江西亲眼所见。尽管这段当年的红军征兵标语的真实性还有待于证实,但比较于毛泽东本人所言的“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那种语境来说,实在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正如国民党一些右翼人士所言,中共1920年代在湖南农村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实在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痞子运动”,后来以此为基础的武装力量到了井冈山后,表现的也是烧杀抢掠,“匪气”十足。据红军叛将龚楚在其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中就披露红军滥杀地主掠浮财而充实军饷的史实。龚楚在书中写到:“党中央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这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这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民国的高级将领陈诚在回忆录中也披露了大量有关红军“匪气”的史实。在《陈诚回忆录之国共战争》一书中,陈诚写到“共党以流寇方式起家,对于历代流寇,尤其是黄巢闯献,素极五不崇敬。大有奉为”先贤“、”先烈“之意。尤其是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们这三十年里在中国造的孽,虽黄巢闯献于地下,当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陈诚先生还披露,在江西剿共之后,也出现了赤地千里,人口锐减的惨状。例如,陈诚书中引用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 Simon Ebarhard所做的报道《赣省首府县区视察记》所言“宁都县城原有居民两万人,劫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两千人被杀”。陈诚还披露,所谓“红色苏维埃”的首都瑞金原味赣南最富裕县份,素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说,唯1928年被中共侵占起,至1934年11月被光复起,原有30几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仅余二十一万左右,尤以知识分子屠杀净尽。“这与张献忠当年在成都以开科取士为名诱杀上万读书人的手段如出一辙。

这种“匪气”与当年农民起义的杰出代表黄巢、张献忠其实是如出一辙,无非是以聚集流氓无产者暴力滥杀无辜、践踏人权、蔑视法制,造成一种人间地狱的恐怖的气氛,已达到震慑民众统治的目的,与黄巢、闯献所表现出的匪气,实在是一脉相承。

明白了这一层,我们就不难明白中共建政后为何给农民起义如此高的待遇的缘由了。

可悲的是,历史上农民治乱的循环到今天仍没有终结。天怒人怨的社会现状,逐年增高天价的维稳经费,遍布全国的秘密警察组织,一浪高过一浪的清网行动,打压异议人士的手段层出不穷。这些都提醒当局,如果不想陷入农民起义的历史怪圈,社会治理结构必须进行再造,不仅要避免群众革命性激烈行为,而且应使社会前进的力量通过正常的社会成本小的渠道释放出来,不然,一场全民性的抗暴活动实在难以避免。(完)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3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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