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发生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案后，3月14日长沙市也发生街头砍人事件。这种在短时期两个大城市发生的砍人事件给中国公众心理带来了阴影。有关疑似恐袭的谣言也在一些城市流传。例如，广东省汕尾市有人恶作剧把“炸弹”放入商场；长沙也再次发生“砍人”的传言；成都春熙路上有市民看见有少数民族装束的人就大喊“砍人”引发市民逃窜；广州地铁有人喊“砍人”引起恐慌而发生踩踏……
据《人民网》报道，尽管长沙警方3月16日迅速抓捕并予以拘留，并公布今后武警巡逻常态化，这种处理可谓“从重从快”，可是，如此就能抚平公众脆弱的心理吗？恐怕未能如人所愿。
笔者以为，近期中国频发的恐袭谣言引发群体性恐慌与其说不良市民的造谣生事，不如说是公众对政府多年公共政策失效的本能不信任。一旦有疑似昆明或长沙砍人的传言，只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这种过度的恐惧心理导致的本能防御，是造成踩踏、逃跑、公众秩序紊乱的重要缘由。
笔者还认为，中国社会公众的脆弱心理很类似于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的“叫魂”心态。所谓“叫魂”，是指在1768年（乾隆33年）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当时，由于人口的激增，土地的减少，社会下层民众不少成为衣食无着的流民、乞丐和僧道。贫困促使他们幻想可以利用“叫魂”这种法术，轻易的发财致富。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1768年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清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所笼罩。后来有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写成《叫魂》一书。
孔飞力在书中认为，一般民众对叫魂的恐惧，表面上看是担心魂魄被妖人勾摄致死，但更深层次原因，则是他们对社会安定和自身安全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恐惧。尽管一般民众想象的“叫魂”更多只限于传说，但却能在短时间内将恐惧传播到大半个中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的。叫魂心理，其实质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不安与未来的不确定。尽管昆明与长沙的砍人事件和康乾盛世时期的“叫魂”上有着表象的不同，但由此酿成的集体无意识的恐慌蔓延却趋于一致。可以说，中国民众的整体心理已经进入了“叫魂”的时代。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公众的“叫魂”心理也是政府多年来只追求经济增长、公共政策严重失误的结果。回顾几年来的重大的公共安全问题不难发现，几乎每年全国都有恶性人为性灾难性事件的发生，普通百姓的公共安全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公众能做到的仅仅希望灾害别降临到自己头上。从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2010年的甘肃舟曲泥石流、上海火灾、毒疫苗事件，2011年代温州动车出轨、2012年的北京特大暴雨灾害、2013年的青岛输油管线爆炸案件，最近又爆出西安官方背景下的幼儿园给儿童集体喂药牟利，背后无一不是政府的“人祸”背后的影子。更不要说中国社会贪腐横行、社会不公、环境污染、房价畸高、道德沦陷、信任失衡，这些都使得公众对于政府本能的不信任。而在专制体制下，没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运动等制衡专制的手段，普通百姓的冤屈根本无力得到伸张。由此造成严重的民怨，产生的扭曲的心理根本不难理解。在这种极为脆弱的心理状态面前，任何有关公共安全的不实传闻，都有可能成为公众心理崩溃的根由。在一个弱肉强食、道德堕落、缺乏平等、正义和法治的社会环境里，公众集体无意识的恐惧周期性发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难怪有媒体称，中国进入了“集体焦虑”的时代。
回到本文当初的话题，尽管中共当局采取了增派武警巡逻、以霹雳手段抓捕网上造谣人士，并试图通过所谓“真相”来稳定民心，但笔者认为是徒劳的。在一个漠视人民尊严、人格的社会，在一个未经合法程序就可以剥夺公民的财产和生命的社会，普通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因此焦虑感挥之不去，只有建立民主、宪政能够保证公民合法权益的社会才能催生出一个民族健康正常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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