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落下帷幕，有关高考全社会焦虑的话题再次占据了大陆主流媒体的版面。据多家媒体报道，在今年高考期间，为了让考生安心复习，重庆某公寓小区的居民楼分时段停止电梯运行以保证考生休息；武汉一些考生家长买了香烛祈福神灵子女考入理想院校；在考试期间，南京的一些家长自发堵路阻止自行车、电动车经过考场路段以免影响考生临场发挥；再联想起前些年高考期间，杭州一小区的家长怕池塘里的蛙声影响孩子学习，竟然下药将一池青蛙毒死……。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在高考期间，这种对孩子过度保护的情绪近年来如病毒般传染到大陆很多地区。尽管高考对人生的决定不言而喻，但问题在于，这些孩子是否需要像大熊猫一样要得到过度的呵护呢？这仅仅是去参加一场考试，就弄得有些草木皆兵，如果一场战争到来，他们该怎么办？
笔者认为，在家长过度对孩子的保护的“高考焦虑”其实背后是就业的焦虑乃至未来生存的焦虑。试想，在中国，在绝大多数的地方，除了垄断的国企和待遇优厚的政府，多数地方的年轻人鲜有体面的就业机会。而且，在今天年轻人就业靠“拼爹”、靠背景、靠门第决定社会资源的分配的中国，如同一个金字塔，越是在金字塔下的平民家庭的社会资源越少，受到一党专制利益集团剥削的程度越深。而高考是平民家庭孩子获得自下而上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的唯一途径。明白了这一层，我们不难明白这些家庭的焦虑之情。高官的家庭从来不会为子女的前途焦虑，这是平民家庭在中共一党专制下的官僚集团对社会全部资源高度垄断之下的一种本能反应。
而更为可悲的是，高考作为中国平民家庭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但它的有效性和“含金量”已经不断受到侵蚀，可以说今非昔比。这种以往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方式在逐步失效，更加重了平民家庭的不确定性和失落感。在1980年代，考上大学，基本意味着会有稳定的工作，可以说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而1990年代末期的高校扩招，利益集团以扩大高等教育覆盖面为由，大量提高大学学费以更多巧取豪夺。导致大学教育对于平民来说，不再意味着有稳定的前程。大学基本上是就是“毕业即失业”或者沦落为“蚁族”。如果没有出类拔萃的技能和高于一般平民的家庭背景，是很难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的。在西方正常社会，庞大的中小私营企业群体是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来源，而在中国，近年来政府、国企空间的拼命扩张，大大挤压了中小企业、私营业主的生存空间，吸纳社会就业的渠道也变得日益狭窄。繁重的税负让私营企业举步维艰。对于平民来说，就业、生存的渠道显得日益狭窄，对普通家庭生存的资源也显得日益匮乏。可以说，上层统治阶层将这种社会自下而上的通路愈发堵死了。因此不难理解，当今平民阶层对一场寻常的考试展现出来的种种过度关切，其实平民家庭对未来生活于其反映出来的集体性焦虑。哪怕中国的高等教育质次价高，但这不影响每个家长仍将子女拼命送入其中，心甘情愿的承担昂贵的学费。因为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社会，大多数人只能渴望通过高考来获得多一点的生存空间，舍此还有多少向上了流动的希望呢？
在一个房价畸高、教育失范、道德沦丧、医疗费用昂贵、平民生存日益受到利益集团挤压的环境里，高考几乎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平民家庭向上的唯一的希望。尽管这个希望也是极为渺茫，但这并不能阻止一个平民家庭奋力一搏的求生本能。
所以，笔者并不同意一些陆媒认为要高教改革（例如高校自主招生、改变生源地）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来缓解这种焦虑之情。只有中国实现了民主，实施民选政府，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社会资源、充分还政于民，还利于民。中国式的“高考焦虑”才能渐渐消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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