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真是害怕接听电话。刚刚从维也纳打来的女高音和我谈了好一阵子，只好答应两个月后再回覆。为了市政府音乐厅的整修，我必须把所有节目移后半年。前些日子在一个黑管独奏会之后，北艾拿了些从电脑印出的纸张要我看。还真吓了一跳，是谁这么有心把我这些年来所写的传单，我工作的动机及媒体採访的纪录全制成了网页！电脑我不懂，可是上了网的后患，可领教得透彻。除了瑞士本土之外，来自欧洲各国，只需有上台机会，愿意无偿演奏的个人与团体，相继跟我取得联系。有的写了文情并茂的书信，有的送照片赠光碟，无非是想一展身手，获得认可的机会。我知道如果莉莎没搬出去，就必须对我更有耐心。大约十年前，她当选为区里的主委之一以后，我们之间的距离愈加扩大，不但共同话题明显减少，兴趣更是南辕北辙。现在她已和那个从事园艺的男友住在一起，心情应该好些。就从最近一两次他们请我吃饭，我也回请他们时的气氛，可以清楚感觉出来。
1947年法兰兹·格林出生于瑞士索罗屯邦（Kanton Solothurn），父母均为简仆的工人。他一生从事小学教师的工作，十九年前为了让一般贩夫走卒也能亲耳聆赏高水准的古典音乐，以最克苦的方式独自一人筹办音乐会，至今已有三百多场，成为瑞士西北地区的传奇人物。
莉莎是我在师范学校里的同学，我们在二十一岁那年匆匆结婚，不是因为先有了孩子的关系，而是我们有一个在山上小学工作的机会。他们要求一定要夫妻档教师，为了获得这个工作，我们只以两个月的时间，一边应徵面谈，一边筹划婚礼。这事虽引起家里极大的不愉快，我们还是如愿上山。
那是个海拔一千多公尺的美丽大草原，能见度好的时候，可以望见远处群峰高耸的阿尔卑斯山脉。春天开着窗睡觉，一大早便会被吱喳的鸟声吵醒。山上只有几户素仆憨直的人家，学生寥寥数名，生活起来没有压力，我们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收入。那个冬天下了场罕见的大雪，让人几乎无法在外正常行走。就在这大雪封山，天寒地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出生不久的孩子却因病夭折，这事着实让我们难过了好一阵子。
我们在山上渡过了一段没有烦嚣人际，出门即可踏青的日子。第二年，朋友梢来消息：一个教会机构招人到非洲服务。我和莉莎兴緻勃勃地，打算到维也纳接受训练以便前往，不料却遭到父亲坚决的反对，他甚至以死相逼，说是如果我真去了，就别忘了带些非洲的野草回来种在他的坟上。我只好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
二十一岁的格林在1968年带着新婚妻子，去到瑞士与德法交界乌拉山上的一所迷你小学任教。正当全世界各大城的年轻人，如火如荼展开反越战反资本主义浪潮，毛泽东与卡斯楚被拱捧成胜利英雄，共产主义方兴未艾之际，格林有幸能远离俗世争议，在群山环拥中毫无疑惑踟蹰，让早已在他内心驻守多时，对自然的大爱得以不受拘束尽情发挥。
我们陆续有了四个孩子，大女儿后来成了护士，双胞女儿中早出生四分钟的姐姐，先是木工学徒，又受训转行，现在任职边界海关。双胞妹妹原本是老师，却改到电信局上班。唯一的儿子在他喜欢的建筑行业里待了几年，突然兴起当老师的念头，便克苦自修报考师范学校，现在跟我一样是个小学老师。孩子都已成年，我也当了爷爷，和莉莎的离异应该不会对他们有所伤害。
我自己在幼年时便已清楚知道，将来会以老师为职业。不是我对教职单纯的崇拜，而是家里的因素。我在二次战后，出生于瑞士西北部乌拉山南麓一个叫Trimbach的小村庄里。父亲是油漆匠，母亲在附近的工厂上班。我排行老二，上有一继承父业的哥哥，下有一当电器工的弟弟，以及一个在印刷厂任职的妹妹。由于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男的，母亲怀我时，便直觉地认为我应该是女孩。她在怀孕待产期间，便手织了许多女孩子的衣帽手套及裙裤备用。虽然我的出生带给家里些许的失望，他们却也舍不得将织好的衣物丢弃或送人。直到三四岁为止，我一直是被装扮成女孩，跟我作伴的也是娃娃之类的玩具。还好这个为满足父母心愿的装扮，并不曾引发我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困扰。
村子里大部份的人，不是在铁路局就是在Bally鞋厂就职。爷爷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公，是家族里唯一较有学问的人，当了一辈子的老师，更是我父亲心目中的模范人物。我自小便学习快速，相当聪颖，大人们早就把我和叔公相提并论。大约在小学一年级时，成为老师的种子便在我心里萌芽，所以我的职业选择不曾经过思考挣扎，是自然形成。
我们旧时的家离树林子大约三百公尺。森林是我和同学及邻家男孩游戏的天堂。任何男孩们聚在一起又没大人在场时，所可能玩的花样，我们无一不实验，无一不经历过。我们比赛爬树、削树藤做弓箭、扮印地安人、玩警察抓小偷。在树丛野草堆里神出鬼没，比赛谁被割伤刺伤最多，而又神态自如，嬉笑自若。有次我把尼可塞入一空树干内，让他的两腿相交叉而无法以自身的力量爬起，以做为他游戏作弊的惩罚。又有一次为了包抄一头小鹿，我们四散各处却迷了路。天很快暗了下来，我在林子里又飢又冻，渡过恐怖后悔的几个小时。五个男孩同时失踪的消息惊动全村，当村子里的男人又叫又喊，气急败坏地分别找到我们时，却又如释重负地忘了责骂。我们几个独自在山野直到深夜的男子汉，顿时成了学校里的英雄。几天后，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时，便互相吹擂评比，谁受到的惩罚最严厉。
格林原是山野孩子，他的诗作“春天”纪录了他对人类应多亲近大自然的要求：
花园里森林中
一次次的呼吸与翩动
朝向远方湿冷的原野
云雀欢颂着春之歌
鶒鸟大声笛唱
一生的智慧
人们庸庸碌碌
鶒鸟是否过于轻声？
啊，你们太过富裕的小丑
难道要吹奏起长号
才能在你们疲惫的耳里
再度响起旋律
我自小便对鸟类感到兴趣。叔公有厚厚一大本鸟类图鉴，是我最喜爱的课外读物。我常独自在林子里徘徊一整个下午，观察鸟的习性，倾听它们不同旋律的歌唱。藉着图鉴上的指引，我很快能分辨各种鸟类的特质，准确无盏亟谐鏊鼈兊拿帧r常，我要在林子边缘流连，直到远远看见母亲在门前挥手，才不舍地踏着夕阳回家。
记得小学四年级我和彼得参加一个赏鸟活动，除了我们两个小毛头之外，全是中老年人。他们戴呢帽、着七分裤、绑腿、脚上是一双双厚重的登山鞋。他们胸前挂着望远镜，手握轻便的木杖，一副行家的装备与派头。有两个不相干的小孩参加他们的队伍，大人们觉得新鲜又有趣，我们也就特别受到欢迎。进入森林后不久，领队的解说员开始指这儿指那儿，要大夥儿看东看西。就在大人们兴致勃勃以望远镜朝左朝右上下张望，忙著作笔记时，我发觉解说员的介绍，张冠李戴错误百出。更让我心慌的是，大人们竟把这些不正确的知识敬谨地抄录下来！一路上我只小声地向彼得抱怨，对这些平时在村子里发号施令的父执辈感到无比失望。直到现在，这种不懂自然却又大肆吹嘘的现象，仍在所谓环保团体或赏鸟俱乐部里不时出现。环保虽是目前重要的议题，绝大部份的人却因不了解自然，所以就不能爱自然，不懂得爱又如何奢谈保护。原来许多人胆敢对于他们不懂或仅知皮毛的事物大放厥辞！
格林说，希腊文里“心理”一字包括有灵魂、气息与蝴蝶的涵义，而这三合一的组合恰恰反应出他纯真洁净自由，容不下丁点虚伪杂质的本性。他的一首讥讽知识菁英的诗是这么写的：
自认比别人都懂的假先知们
不要以为少了你们灵魂的团结
那乌黑云层
便不消逝
你们可以骄傲于对科学的信奉
将自然剥茧抽丝依序排列却又分散背离
在你们伟大世界思想的背后
生命精灵却开始在内里不安地颠簸摇晃
无力的权势在漆黑的夜晚造访
你们虽甘屈贫穷
当梦想降服退位
战战兢兢却又将自己和入富裕与丰饶
你们不敢信任理想
更害怕筑梦
世界是白白给的你们却播种了沉沦与腐败
你们活过了也终将死亡
不求慎解是非不分的赏鸟事件，对当时幼小的格林打击甚大，由于对大人失去了信心，便将自己逐渐闭锁起来，是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他开始大量阅读书籍，把自己与外界隔离。接触到钢琴之后，才只是十一二岁的少年，便如同职业钢琴家，每天数小时疯狂地练习。
为了上师范学校，我在小学六年级开始学钢琴。买琴对一个工人家庭是极为沉重的负担。我是父亲的骄傲，他也就咬紧牙关为我买了部二手琴，再以数年的时间分期偿还。虽然瑞士不曾遭到二次大战的蹂躏，五十年代末的乡下，学琴的人还是极少。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在教堂司琴的胡伯先生，我便以每次两块钱瑞朗的代价，开始跟他学琴。大约一年以后，我的琴艺便几乎与老师相当。每回上课我必须故意弹得其糟无比，好让他有指导我的机会。胡伯有时在上课中打瞌睡，直到我的琴声停了，他才慌忙醒来，说：“嗯，很好，再弹一次。”我跟父亲提到无法进步的困扰，他便积极寻找更适合我的老师。后来的加赛先生让我得以一窥音乐的奥秘。他让我尝试各名家的曲子，让我了解人类情感的起伏与自然的盛衰，如何幻化成抽象音符透过指尖，传达演奏者不同性情所做的不同诠释。
在跟从加赛老师学琴期间，我并没中断去胡伯先生家把曲子弹糟的努力，原因是不愿让他感到技不如人，而有着被抛弃的难堪。三年后我和其他加赛老师的学生有了公开演奏的机会，没料到胡伯先生也来听音乐会，当时我虽然焦急也只得上台。结果当然是，胡伯先生主动不再收我当学生。
法兰兹？格林曾在他的笔记中写到：一个美丽四月天的傍晚，我在老师家里学琴。弹了一段，我停下来等待老师的批评。在一段长久的沉寂之后，老师才轻声地说：“其实在鸟儿歌唱时，我们应当停止音乐！”屋外柔和的阳光里，鶒鸟正欢愉地引颈高歌！
森林死亡、空气污染、物种生存遭到威胁，我们全都耳熟能详，而人类在生活上必备的、与健康音乐之间的关系，也静悄悄地正在消失当中。只有张开来的眼耳，才能让这痛心的事实不致被隐藏轻忽。
二次战后的欧洲表面上虽已恢复平静，各国全力投入复苏重建的工作，命运乖舛的犹太人却仍暗地里四处流窜。记得上小学时，父母曾收留一对犹太籍的史瓦兹夫妇。在我们村子落脚后，史瓦兹先生很快在印刷厂里谋得一职，日子过得安定，节庆日时我们也都会收到他们小小的赠礼。史瓦兹太太真是个可怜的女人，不知她在纳粹集中营里受了什么折磨，说话时，每隔几秒钟，她的右肩便要耸高，脖子快速向右扭转一次，这个动作不间断地重覆，看了真替她难过。战争已结束十年，报上仍不断有犹太人受虐于纳粹的报导。其中有则故事令我至今难忘：有位犹太妈妈被押上开往集中营的卡车时，苦苦哀求看守的德军，让她带走在一旁号哭不止，四个孩子中的一个。德军答应了，当她张开双臂时，却无法决定要带走哪一个，全是她的骨肉内啊！猛转身，德军一声令下，载满妇女的卡车扬长而去。这事对当时幼小的我是极大的震憾，时常想像，如果我是那四个孩子其中之一，该怎么办？更常苦思，到底是什么因素让德军必须如此残酷对待平凡无辜的犹太人；加上那次和男人们去赏鸟的不愉快经验，使我对大人失去信心，对人的质地产生怀疑。直到我接触音乐，接触到鲁朵夫？史坦纳（Rudolf Steiner）的哲学思想，才重拾我对人类的好奇。
史坦纳对日月星辰循序运转的赞叹，对大自然起落荣枯的崇敬，对基督宗教里爱德的发挥，使我有如巧遇知音一般，更激发我对教学工作的执着。1977年我把大女儿送到刚成立的史坦纳学校上幼稚园。该校的理想是，学生一入学便由同一老师带到毕业。十二年的时间里，老师与学生一同长大，学生与老师一起成熟。八一年开始，我亲自在该校任教。当时我们仿若一个大家庭，学校经费全靠家长捐献而来。较富有的家庭出赠较多的钱，以弥补穷人家捐款的不足。开会时，每个老师依照家庭负担的轻重，自订月薪。某一年出现了财务赤字，第二年全体老师自愿只领十一个月的薪水，第十二个月的收入由在校外兼职填补。有人到餐厅当服务生，有人去看管大楼等等到处打工。某位老师不在校的期间，就由其他同仁代为授课。一股开拓者的豪情激发我们如火车头般地向前直冲，义无反顾。我一共有三十名学生，几年朝夕相处，我清楚每个孩子的性向、能力与癖好。可惜，后来经营学校的理念逐渐变质，新进的老师并不熟知史坦纳的思想背景，不以人的本质、学生的个别差异为优先考虑，代之以竞争、以汲汲营取、甚至浮夸以譁众。八年后，我黯然选择离开。
除了疼爱自己的四名子女之外，格林对学生更是尽心尽力。他在离开史坦纳学校之前，曾为教过的每个孩子写了一首诗做为临别赠礼。给克劳蒂雅的诗，其中一部份是：
谁还倾听原野低语
当它生长与开花的时候
在它烧成灰烬之前
你的生命是否已然成功
谁听不到内心轻微的旋律
谁就要逃离自己
就要被迷离
大声的叫喊
充斥着世界
无法解放生命
却被黑夜包围
所有的感官都在寻找忠实
那隐闭着的力量
被创新的你
将要在亮光里开始
听，花朵与星辰
在夜里哭泣
你的心醒来的时刻
已不再遥远
时常我感到有股内在的趋迫，想让人更接近美好的音乐。我们这个时代，古典音乐似乎是学术界的专属，这事令我极不舒服。我总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广义艺术家的潜能，也就是，最高的艺术其实是生活艺术。对我而言，每场音乐会就像是一件艺术品。演奏者把平日下苦工后的精华，透过他个人内里的诠释，呈现在听众面前。当演奏者、乐器与听众在一个良好音响厅堂里相互紧密了解时，就是一件令人感动的艺术创作。
格林认为，自然、艺术与他自己合一时，便是生活本身。其他的一切，不是对生活的提升，就是让生活趋于暗淡。他的理想绝不允许被打折被刺痛。他曾在巴塞尔（Basel）美术学校学画。两年里，他读遍伟大画家的书简及有关他们人生思考的论述。他确信，心灵是让人创作动人作品的重要原因。美术学校的老师不但不剖析这些因素，让他的感动得以印证，反而教些卫生纸贴墙上，油漆泼地板等等新奇却缺乏内涵，完全出于概念性实验，和人的内在丝毫没有瓜葛的游戏。
当我还在史坦纳学校教书时便常想，如何能让那些较穷的学生与家长，也有亲历高水准音乐演奏的机会。
后来机缘巧合，我请到了附近的一位钢琴家，就在学校音乐教室开始了由我策划的第一场音乐会。我自己写传单、印传单、在公共场所到处贴传单。由于不拘形式又是免费入场，当晚的演奏会相当成功。接下来的几次，听众填满音乐教室的每个空隙，地板上也坐满了人，钢琴被团团围住，只剩离演奏者约一公尺的距离。钢琴家受到莫大的鼓舞，听众也感到极大的震撼。有位外地来的太太感动得慨赠一部音乐厅演奏专用的黑色三角钢琴。后来因听众量不断增多，小小一间音乐教室不敷使用，我便开始跟市政府租用有百年历史，六百个座位的音乐厅。自从我转移了音乐会的场地，史坦纳学校的那部三角琴也就不常被使用。为了这事，赠琴的太太相当失望，演奏会上再也看不到她专注聆听的身影。
法兰兹，格林把自己策划音乐会的一人组织称为Frag-Art.有人问起缘由，他就只说是，把他名字Franz的F及Grimm的G隐藏在Frag里头，Art是英文中艺术的意思。事实上，德文的Frag是提问，Art是种类，Frag-Art蕴藏的深意在于，人应自问，自己到底要过哪种生活！
我举办的演奏会大都是音乐家介绍音乐家而来。就像许多因着种种原因而没有盛名的作家，找不到出版社，画家找不到画廊，练剑者找不到敌手一般，音乐家也很难得有一展长才的机会。我的筹办斡旋让他们在独自苦练之余，有亲炙音乐爱好者的机会。因为动机明白单纯，所以形式上的签约，不在我的办事范围之内，透过电话联络便可敲定。每租一天场地约需八百瑞朗（按：乘以二十即等于台币），原本免费入场的，只好变成随意乐捐，希望能打平开销。然而即使扣除了场地、印寄数百份传单、电话传真、给演奏者一些小酬劳等费用，有时仍入不敷出。从1983年至今，我自己已经垫付了十五万瑞朗左右。有些不够严肃的捐献金额看起来实在令人伤心，似乎是三毛五毛的零钱太多，钱包太重，也就随便抓一些放在出口处桌上的小木桶里。如此的施舍，我宁可不要。最近一些资深音乐家的演奏会，我在传单上就註明要二十瑞朗的入场费。听众入场时，每人有张号码牌，不是对号入座用的，而是要掌握入场的人数。通常演奏会结束后，我会和演奏者去喝杯咖啡，把会场收到的钱扣除开销之后，若有余下，当场全数就给了演奏家；若是不足，我便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几张纸钞。带给人美好音乐的演奏者，应当受到鼓励与感谢。这十九年来，我不曾赚进一分钱。有人说，筹办音乐会是我的业于嗜好。这话让我很不舒服。我的工作是一件件艺术品，和个人可有可无的嗜好完全无关。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任何社会团体的支持，是单纯的一人作业。第三百五十场音乐会将在明年，也就是Frag-Art满二十年时登场。至于这项工作是否会延续下去，是社会上供需的问题，与我个人毫无关联。瑞士有全欧洲最高的年轻人自杀率，中老年人的忧郁症患者人数更是快速攀升。贝多芬说：“谁能了解我的音乐，谁就有永久的快乐。”我们的社会必须要有能力看出，自杀及忧郁症统计数字和贝多芬话语之间的差距与相关性。
格林不向社会大众乞讨，他把薪水的十分之一投入其“艺术创作”，不从中赚取分毫。其理念只是不合经济原则的：老师的薪水来自大众所缴的税金，把百分之十还给社会并不为过，每个老师应该都可以做得到。此话一出，曾引起一些老师们的不满，说他是运用“苦肉计”，以自己的低姿态赢得名声。批评者唯独没想到，有谁愿意以过去近二十年，及未来不知多少岁月，长时间低姿态继续生活？难道不是一种异于常人的坚定理念在支撑？格林问天主：“你创造了贝多芬莫札特，现在呢？”天主回答说：“我也创造了你呀！”他给自己的使命是，将触动人心的旋律，广泛地介绍给社会大众。
贝多芬使得同侪为他叹息，他却迎着落日独自奔向原野。贝多芬只为极少同一时代，以及在他之后出生的人写音乐。所有特立独行的人，贝多芬是他们最好的註解。法兰兹·格林便属其中之一。
上个世纪伟大的小提琴家Yehudi Menuhin认为，音乐是属于每个人的，不论是办公的或扫街的…这一想法完全契合我的理念。有人因付不起高票价而被摒除于音乐厅之外，就是社会的失败。文化活动不是所谓菁英的专利，绝不可只为少数人做计划，应该为羞涩而有些许徨恐的一般大众而设计。一个地方上的音乐活动不应依附于社会上泡沫似的、短暂的需要。好的音乐会永不嫌多，反而是低俗的提供，才是对全体的败坏。我担忧的是，一些精美的、只发出微弱声音的小活动，会被喧嚣的吵闹所淹没。Frag-Art的听众在索罗屯地区已形成一特殊的团体，他们并非受到广告的怂恿，而是出于爱好与信任。他们可以自己决定在哪一天，听哪一种乐器，是独奏是双重奏，还是三重四重奏。可以在五月中听到来自布拉格的室内乐团，在六月初听到伯恩音乐学院学生毕业前的大提琴独奏。他们可以选择在音乐厅的座位，也可以决定要赞助的金额。演奏会之所以在周日下午五点举行，是要让家长能带孩子一起来欣赏，让老年人在冬天下雪时能从容回家。过去我曾将演奏会安排在周日上午，当我听到“不去教堂干脆来听音乐”时，便毅然取消这个时段的活动。音乐与教会怎可成为彼此的代替品！
没人看过他穿西装打领带上音乐厅。演奏会的开场白也不须向任何人致谢，介绍演奏者也没有任何绚烂花辞，只是淡淡一副“今天我们再度可以享受美好的音乐，请把在演奏会里得到的欢愉带回家”的态度。
法兰兹·格林先后从地方银行，从邦、市政府得到三个文化奖。所得到的奖金大约可以应付一年筹办音乐会的费用，而不需以自己的存款支出。其中得到邦政府给奖的消息，是他到邮局开启信箱时才得知。邦政府办公大楼就在邮局附近，他愿意向颁奖者当面致谢。循着得奖通知书好不容易找到写信签名的人。格林却必须花数分钟时间介绍自己，说明缘由，对方才似懂非懂地接受他的道谢。得奖通知书是电脑列印的，给奖者只是橡皮图章似地签个名而已。至于要给谁奖或为什么给奖，不是官僚体系热心探讨的主题。
我希望透过Frag-Art的活动对当今社会做些改变。我发觉，现在愈来愈有把文化活动夸张为社会巨大事件的趋势。“形象效应”当道，人的内在与所呈现出来事物之间深层的，好或坏的关系，很少人加以探讨。这些巨型活动大都靠赞助、补贴或有关系的经济来源，在媒体上花下巨额广告费以收买观众群，真正“产品”的品质反而被忽略。可惜很多人中了太深广告毒，以为愈贵就是愈高级，品质就愈好，而免费就是没有价值的同义词。
我所主办的活动便是要给社会上的迷思做一反击。我只愿意以最谦卑的方式，唤起大众对音乐本质的注意和喜好。很多人以为，先要懂得巴哈、马勒、柴可夫斯基，听他们的音乐时才会感到舒适愉悦。我觉得这种说法根本是无稽。难道先要上一堂有关散步的课程，才能懂得欣赏夕阳的美好、鸟儿的清唱或草原的丰盛？就像与自然界纯仆简单的关系，人也必定能发觉出艺术品，特别是音乐的动人之处。没有人可以被剥夺面对自然与伟大作品的震撼与感动。Frag-Art就是要以最天然的、不经任何雕琢包装的好音乐，呈现在不同层次大众面前，哪怕是清理下水道的工人，或边骂孩子边买菜的妈妈。广告不能提升人与音乐的关系，广告只能让音乐较容易被卖掉。真正好的作曲家绝不是为促销而写他们的作品。一个情感丰沛的音乐家，并不需要被簇拥被捧举，而是需要能真正倾听他内心，能与他默契交流的爱乐者。
“有机音乐”是法兰兹·格林自创，令人深思的术语。他说：“大地被农葯毒化。被施以人工化肥的土地，让植物丰茂以养育我们。人工创出的音乐让我们感到喜乐，也有着人工的价值。在灵魂的滋养上，就像人工施肥的蔬果，带给我们健康与不健康。我们应当逐渐恢复非人工创造的音乐，与非人工滋养的大地。这在对于照顾儿童与青少年的身心特别重要。听过临场演奏的人，绝对能辨识原音与光碟的不同。音乐与大自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可以被下毒。然而尽快使大地去毒以恢复原来的生机，受到人类的重视，音乐却没有如此幸运。人类仍在毒化音乐的这件事上赚进大把钞票。”
三十三岁的革那（Goener）是阿根廷籍的德裔钢琴家，十多年前在日内瓦国际钢琴大赛夺魁后，声望如日中天，演奏行程排得紧凑密集。透过介绍，我惊喜于他竟愿意到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索罗屯小城来，与他的忠实听众见面。几年前，他在波兰发现了一名小他整整十岁的新秀鲁斯秦斯基（Ruszczynsky）。英雄当然惜英雄，革那曾受到一位老钢琴家的提拔，他也愿意免费教授这位令他激赏的小老弟，当然更不会忘了为他的学生争取演奏的机会，由此我的音乐家名单上便多了位钢琴好手。这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股桀骜不驯的气质，不知是否传单上，他照片中坚毅的脸庞与叛逆忧郁眼神的吸引，独奏会那天涌进一批与他年龄相近的年轻人。原本鲁斯秦斯基以为，只要有上台磨练的机会便是天大的幸运，没想到他竟可独得一千瑞朗，是我筹办音乐会扣除开销之后，有始以来最大的一笔余额。
明年Frag-Art二十周年纪念，革那答应演奏一场。但愿整修后的音乐厅能容纳更多座位。谁知道，如果鲁斯秦斯基也来了，是否会创记录地，有人必须站着聆听他的演奏，接受一场心灵洗涤的盛宴。
后记
约在八年前的冬天，我去聆赏一场来自凶牙利黑管演奏家的音乐会，地点是在村子里小学的音乐教室。演奏结束后，放了些钱在出口处的木盒里，又在一待填的纸张上写下姓名住址后，便顶着一天的星子踏着白雪回家。没料到自此便不定期地收到署名法兰兹·格林寄来的音乐传单与演奏节目表。半张纸上印了五个节目，除了演奏者姓名、演奏的乐器及时间地点之外，没有任何只字片语多做说明。极少时候附上的另半张纸，是格林先生对他筹划演奏会的理念，简明而感人，却引发我对他的质疑。在多数人习于冷眼观望，容易把热情当成讥讽对象的瑞士社会里，格林的思想不正是茶余饭后最好的谈笑资料？他如何能将自己的内在，明白摊开任人践踏？这人不是憨直愚蠢，就是有着太深钓誉的城府？最近的一次，格林预告，明年的第三百五十场音乐会正是Frag-Art活动的二十周年纪念，引起我极大的好奇。
我好奇的是，在捐款单满天飞的瑞士，为何独独不见格林的收款条？在没有基金赞助的情况下，一个一人作业的活动如何能不辍不断地进行二十年？难道索罗屯地区的音乐爱好者数目之众，现场捐款之多足以支撑演奏活动达一个世代之久？经过一来一往的联系，在一个和暖的春日下午，带着准备好的十七个问题，我在索罗屯城中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法兰兹·格林。
格林先生是个自然人，乾净整齐又随兴。鬍子剃得精光，指甲剪得适切。一件红衫，一件黑裤，一双灰袜加上一对大拖鞋。提着不全拉上拉链，因老旧而分不出色彩的背包，神清气爽地赴约。格林相当健谈，有问必答。整整三小时，他喝了一杯咖啡，三杯白水；拿出他的画作、照片与笔记诗册，详尽介绍自己，让我渡过一个饱满丰盛，前疑尽释的下午。
法兰兹·格林是个另样的人物，却不是愤世嫉俗，总认为天下都醉我独醒，排斥他人也被他人排斥的社会异数。他的特立兼顾与人的和谐，他以自身经验为依据的社会批判，并蓄着由于自信所透露出来的欢愉。当我问到，筹办音乐会是否曾带给他困扰时，他只轻轻带过：有人曾指责，他不应安排外国人来瑞士演奏。在欧洲，对外国人过于友好的，总要担心极右派的激进份子，可能对他们做出人身攻击。他也不常有伤心难过的情绪，即使有，也不持续长久，“因为只要知道自己为何伤心，便值得高兴了。”格林说。
阳光转弱，气候转凉，和格林握手道别时，宽厚温暖的掌心传来他的热情与诚恳。格林的传奇在于，他不但把一般人只敢想不敢做的传奇，透过行动具体地长久实现，更将外界的褒贬如烟看待。法兰兹·格林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坚持按照所信服的理念生活，又不断在这个基础上，蓄积他爱人类、爱自然能力的人。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