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重提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其意义何在？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有诸如“砸烂公检法”“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惨淡记忆，想必只要有那么点历史常识的人一定不会想再经历那样一种混乱了。
何谓“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简单说来，无政府主义是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的集合，包含了众多的哲学理论体系和社会实践运动。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互助关系，关注个体和自由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有碍于个体追求自由的强制因素。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自由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物质财富得到公平分配，公共职责通过自愿达成的协议而得到履行”[1]。
一.无政府主义的传入及其中国化
“在西欧历史上，无政府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下半叶，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膨胀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在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产生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时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这一革命的绝望。”[2]20世纪初该主义被旅日、旅法的中国留学生当作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加以接受，并由他们传入国内。1907年，刘师培、张继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刊行《天义报》，形成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天义派”。鲁迅也是《天义报》的读者，周作人更是多次投稿，成为其主要作者之一。同年，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形成中国另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新世纪派”。他们的理论对当时正在酝酿的反清革命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其流传范围仍主要局限在国外留学生当中。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人们对北洋政府绝望情绪的增长，无政府主义开始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思潮。它已不属于民粹主义的范围，而是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1912年夏，刘师复在广州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舍”，并先后出版《晦鸣录》、《民声》、《新世纪丛书》、《无政府浅说》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形成了融合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无抵抗主义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学说。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基于浓厚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来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故其有选择地接受、吸纳了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在对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现代西方话语进行反思之后，无政府主义将激进社会理论与传统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展现了一幅有关未来世界图景的乐观想象”[3]。天义派的刘师培说：“一人之私利与众人之公利不能背驰。要能推己及人，扩私为公。”[4]“盖人人均平等，人人均自由。”新世纪派的李石曾提出：“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蔽之，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5]民声派刘师复谓：“自私自利不顾公益，亦今世最普遍之不道德行为也。”区声白也宣称：“家庭废，私心灭，人人皆可专心以对敌，以尽力于社会也。”[6]这种“倡公去私”的情怀，使得“共产”的思想在他们对美好社会的构画中占了突出位置。同时，他们也对封建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批判，《新世纪》甚至提出“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的“四无”主张，兼及后来对孔孟旧学的抨击，可以视之为是“五四”思想的先声。
二.其兴也忽，其凋也速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最繁盛的阶段。当各种“新思潮”在中国思想界迅速传播时，无政府主义也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各地先后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社团多达三十多个，出版刊物七十多种，形成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等不同的派别。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又称“正统派”，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北京“实社”和“进化社”为代表社团，《进化》月刊为其主要宣传阵地，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个派别。该派强调他们的学说是“有社会”的“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而且是有科学根据的，以区别于原来提倡的“绝对自由”和“破坏一切”。无政府个人主义派又称“新虚无主义派”，以朱谦之为代表人物，北京大学“奋斗社”为代表社团，《奋斗》旬刊为主要宣传阵地。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主张的“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迎合了有着平均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如此注重“人的解放”问题，而该问题也正是五四运动的核心与精髓。许纪霖认为，无政府主义“不仅为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而且渗透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意识深处，使得启蒙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带有藐视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色彩。”[7]陈独秀和傅斯年都认为，横亘在“个人”与“人类”之间的所有中介性的社会机构，其积极意义不如消极意义，家庭和国家这样的机制并未提供使人从“个人”转化为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的可靠契机，相反，这样的权力机构往往扼杀人的自然天性，就像霍布斯描绘的利维坦那样把鲜活的个体吞没了。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推行“兼容并包”的治校方略，为无政府主义在北大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吴稚晖、李石曾等人都曾受蔡之邀赴北大任教。教育机构思想的开放，使得无政府主义在知识分子阶层得到了更广泛的响应。
1918年8月，还是青年学生的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来到北大。1919年3月，毛离开北京，离开北大。之后，毛在延安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谈到自己在北大的岁月。他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8]
思想理论的鼓动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热情，迫不及待要付之于实践。少年中国会领导人王光祈在“五四”后倡办的“工读互助会”就是这一系列实践的典型。该组织“本互助之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并且所得归功，各尽所能，实行团体供给。但很快，过猛的“共产”脚步带来了账头的空虚，经济危机使得该计划再也无法维持，只能以解散告终。同期，还有周作人等人大力提倡推行的“新村”运动，以共同劳动为组织的核心，不过也并没有坚持长久。
一系列实践的失败预示了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随着大批知识青年坚定了马列主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开始走向衰落。无政府主义社团及所出刊物和书籍日见减少，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也急剧下降。1932年，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在中国已彻底破产。可以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历程是短暂的，但是一事物的价值并不是仅仅从其存在时间的长短就可以做出评判的。
三.被遗忘的“隐线”
在民国初年动荡的国内政治环境来看，寻求一种稳定而可靠的共和政制，在当时(尤其是袁世凯称帝以及张勋复辟等事件以后)已经不切实际，而内忧外患的形势使得“国家”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不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政治共同体。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寻求以一种世界主义的方式把个人和人类理想联系起来，期待一种类似于“大同世界”的道德未来。中国传统中所谓的大同理想由此隐秘地与时髦的“自由、民主”话语联系来，但问题并不在于指出这种联系有没有意义，而在于这种在“五四”时就达到了一定高潮的价值诉求本身能否起到动员中国四万万人的作用。如果说“五四”时期所追求的各种普适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最后都统一于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境界了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背后的无政府主义这条隐线最终是被什么所掩盖了呢?
李泽厚先生就在其《中国现代思想史》中提出，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是“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而且总的来说是“救亡”压倒“启蒙”。细细算来，共产主义最初还是被作为与无政府主义并列(甚至归属于后者)的思想被引介到中国的，但很快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取代后者而逐步受到了知识分子的青睐，应该说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虽然无政府主义也宣扬它一系列的实践理论，但是在那个“救亡”为先的年代，不可否认，这些理论都显得相当苍白无力。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堪称“第一”的理论关怀：无政府主义者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劳工联盟的创立者(1917年);他们首次促成了革命运动向农村的转移;他们首先实验了新的教育形式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最后，无论是凭这些实验还是在城市和农村的组织活动，他们建立起了最终为其他革命者提供了范式的活动模式，即创立了一种个人和社会群体可以从事社会活动的教育和机构体系。但是，这种针对单个个体诉求的关怀总是缺乏总体性的社会规划方案，而这也必然不可能动员四万万中国人朝向这个目标前进。高悬一个“世界大同”的理想，就算不是纯粹的白日做梦，起码也只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所憧憬的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救亡”的要求迫使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能够动员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必须具有总体性和系统性。归结起来说，无政府主义在二十年代中期步入穷途，根本上是对于“中国之价值根基何在”这一问题的解答出了毛病：他们开出的药方立足于抽象的自然个人，目标是“世界公民”。而这，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
时至今日，重提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其意义何在?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有诸如“砸烂公检法”“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惨淡记忆，想必只要有那么点历史常识的人一定不会想再经历那样一种混乱了。在这种状态下，有组织的“政府”是没有了，个体自由也没有了，而对个体自由的关注正是无政府主义最根本的诉求。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并不是所谓无政府主义泛滥的产物，而是封建主义借着社会主义之名的一次大复辟。李泽厚先生“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在那样一个时代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杜维明先生也指出真正的救亡并不仅仅就是新政权的建立，政治之革命并不能消除深藏在社会心理深处腐化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启蒙是唯一的救亡”。
革命年代，人们提及“五四”基本都只强调其政治救亡的一面，近世，对“五四”反思的重点则转向了思想启蒙一面，我认为这也才是“五四”真正的价值所在。今天我们对那样一个动荡但充满了思想交锋的时代充满了好奇，无政府主义作为当时志士仁人所选择的一条理论路径，在近代思想史的沿承上有着自己无可取代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1]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 编，邓正来 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2]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3] 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4] 引自葛懋春 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5] 同上，第167、173页。
[6] 同上，第357页。
[7] 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原载《读书》2009年第5期。
[8]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页。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