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铜锣湾书店（系巨流传媒公司下属书店）以销售内地无法出版的政治禁书闻名。这家专售中国大陆政治敏感书籍的书店老板、股东及职员等五人，自去年十月以来先后“人间蒸发”，至今去向下落不明。此五人当中，身为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持有英国护照的李波是于今年一月在香港工作期间突然失踪的，故而在香港和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其他几名书店股东和职员（其中一人持瑞典护照），则是去年秋以来分别在泰国和内地失踪。媒体认为五人均是被内地公安抓捕后秘密关押。
这起事件不仅侵蚀香港的出版和言论自由，也牵涉到内地公安是否有权跨境执法的议题，引起世人对香港的言论出版自由、以及一国两制能否持续的关注。而且，该事件也引起了香港民众内心的忐忑不安和挥之不去的疑惧。除了港人珍视的言论出版自由以外，民众也在发出疑问，在这个地处中国边陲的特区生活，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基本自由是否还有所保障？
事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刊登评论，对巨流传媒公司的书店加以严加抨击，称香港某些人“以挑衅的政治方式为自己谋利”；认为“一件港人前往内地配合调查的事情，被渲染成这个样子”，这是在“抹黑一国两制”。内地官媒这种意图为当局“执法”开脱的评论，反而被一些港人认为是“不打自招”，承认了内地有关当局跨境执法的事实。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表示事件是政治绑架，当局早已不满书店与出版社收集资料出版禁书，他呼吁港人要守住底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认为，事件并非简单失踪案件，而是与香港保安政策及出版自由等息息相关，这是彻底破坏一国两制原则。她又表示，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被大陆公安带走，目的是要阻止书店继续出版政治禁书，同时产生寒蝉效应，令其他香港出版者不敢再出售大陆政治刊物，此举严重打压港人言论及出版自由。
此次铜锣湾书店引发风波，是因为这家书店专门出版销售内地的禁书，传闻该书店近期准备出版习近平情史的书籍，引起当局紧张。香港这家创办逾二十年的独立书店及楼上书店，除了销售普通文艺历史书籍之外，主要销售在内地无法出版发售的政治禁书。这些年来很多内地人到香港旅游，都会专程到这家书店来购买内地看不到的政治类书籍。尤其是，书店有一些揭露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禁书，成为内地自由行旅客自用或送礼的必备佳品；在自由行结束后藏在行李里返回内地，也有一些单位领导写好书单，托赴港旅游的下属为他们购买。
在这些内地无法出版到揭露高层权斗的禁书当中，内容自然有真有假，甚至成为当局各派系权争的工具，这些年来因为读者众多，影响甚大。以至于《环时》评论道：“那些书籍通过各种渠道流进内地，成为一些政治谣言的源头，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恶劣影响。”由此可见，内地有关当局对这些禁书很是不满，必要除之而后快。然而在素以法治先进着称的香港，法律保障出版自由，且《基本法》也规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所以出版所谓政治敏感类书籍并不违法。铜锣湾书店出版销售内地禁书，依照《基本法》就理应有出版自由。
倘若有关人士认为，此类书籍的内容涉及侵犯名誉权、隐私权或诽谤，那么大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以惩罚侵犯他人权益的书店业者，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做，才是维护一国两制的表现，以表明对香港法律和法治的尊重。在此前，某些内地大陆当权者觉得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侵犯，依照香港的诽谤法，来香港入禀法院起诉，这是有着司法先例的。
至于《环时》社评指出：“铜锣湾书店长期出版、销售针对内地的政治书籍，大量编造虚假内容，恶毒攻击国家政治制度，造成了恶劣影响。铜锣湾书店虽开在香港，但它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却早已‘越境’进入内地，李波对此心知肚明。”这种铜锣湾书店出版销售“禁书”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应当看到，所谓“禁书”是特指在内地禁止出版的书籍。此类书被禁，并非因为书的内容“造谣”，也不是因为书中观点违背善序良俗或基本人权价值观，而是囿于内地的专权现实而为掌权者不悦。众所周知，在内地出版任何政治书籍，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否则就无法出版问世。审查的结果是，那些涉及到领导人的书籍，只剩下歌功颂德的一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香港的“禁书”出版，倒是为中国言论出版自由、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基于人性中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自古以来在中国，越是禁书民众越是渴望阅读。从新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说，高层政治人物的秘闻，其价值远远大于娱乐明星的八卦价值，这些内情攸关人民的政治命运和民生福祉，甚至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至于官媒指责“编造虚假内容”，也许这类书籍确是存在一些事实不确凿的地方，但是也应看到，之所以事实不确凿，乃是因为当局封锁一些政治类信息的缘故。官媒实应反思当局封锁信息的举措，而不应对书籍出版业者横加指责。
对此事件，香港特首梁振英称，“内地执法人员如果到香港执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符合《基本法》。”这句话实有谬误。若是内地公安到香港以“某种方式”强制带走香港居民，就称不上依法行事的“执法”了，而是一种“法外掳人”之举，况且，在内地警方跨省执法，是必须和本地警方履行“协助办案”的手续的。而香港的这起事件，连表明上与香港相关执法部门的事先沟通都没有，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宣称“依法治国”的大国所为，这显示出对人类政治文明欠缺起码的尊重。
无论如何，内地有关当局无视香港自治权，跨境赴港执法带走港人押回内地，此举已经动摇“一国两制”的底线，是一起内地不当干预香港出版自由、不当跨境执法的严重事件，可以说严重违反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今次事件中的当事人有两人分别拥有英国和瑞典护照，引起英国外交部和瑞典官方的交涉。事件无疑有损北京的国际形象，有损国家领导人多次承诺维护“一国两制”的公信力。再者，事件适逢台湾大选前夕，打压香港的出版和言论自由，将会带给台湾民众很大的负面观感，不啻为台湾民间流传的“中国恐惧症”添温，实非明智之举。
写于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六日
文章来源：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