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出版,使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受到强烈的质疑,引起中共的高度恐慌。书中所披露的残酷事实,只是癌症中国的一个小小病菌而已。尽管这本书说的是大实话,由于在谎言充斥的世界里,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神州大地,由一个中共信徒出来揭露铁幕,在当今中国是绝无仅有的。5,600万中共党员只出现了这么一个“始终不渝代表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乡党委书记,无异是向“三个代表”歪理邪说抽了一记重重的耳光。5,600万分之一的比值说明,世界从来没有救世主,人民只有依靠自已的力量才能救自已,组建真正属于自已的组织才是自救的唯一办法……

早在民主启蒙阶段,就有人倡导:“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共产党,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国民党”。这是真理的通俗表达。可惜这昙花一现的思想,被激进的革命浪潮所湮灭。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统统举着两面大旗:一面是藏若在自已裤档里的白旗——夺得天下做皇帝;一面是竖得高高的红色革命大旗——解放劳苦大众。这两面大旗当然各有特殊的用途。被压迫的阶级集合于红旗之下,前仆后继地为党奋斗、为党牺牲,乃至付出自己的生命。“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共产党的杰作。当推翻了一个残暴的专制政府后,老百姓重新又得到一个更残忍的独裁政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务问题成了难以问津的黑匣子。一般副县级干部,不知道县财政的真实底细,副乡长、副书记不知道乡财政的真实底细,村里的一般干部不知道村里的实实在在的底细,就更别指望县乡人民代表、村民代表能够知道家底里。”。号称“人民政府”之主人的人民,却对自已的政府毫不知情,让政府的行为成为核心领导的核心机密!

中国老百姓大概有根深蒂固的跪的特性。这个跪字的结构——足伏则危──告诉人民一个真理:跪等于投降,跪等于自杀。“有多少农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因为穷而失学,他们哭,他们的父母给我下跪,求我救助,我已经记不清了,有多少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哭,他们的爷爷奶奶给我下跪,求我开恩,我记不清了,有多少孩子因亲人生了病住不起医院给我下跪,求我慈悲,我记不清了。有多少贫困老实的农民,因为有冤无处申,他们给我下跪,求我伸张正义,我记不清了。实在太多了……”成千上万的人公然向一个乡党委书记下跪,这是何等地悲哀、何等地残忍啊!中国岂止只有一个棋盘乡,如果推算起来,国人除了5,600万党徒没有下跪之外,13亿中国人民都有向我们伟大的党下跪求饶的经历。

与其下跪求饶,不如组织起来搞抗争。1996年10月18日,三甲农民联合涟源市五个乡镇的农民打出“减轻农民负担”的义旗。成千上万的农民兄弟手持扁担、锄头、钢棒冲击市政府,把当时的市委书记陆家康的住宅掀了个底朝天。农民把抄来的极品高丽参、法国人头马酒、珍贵无比的鹿茸、价值连城的夜明珠、金碧辉煌的首饰公开拍卖,甚至于把猪、羊、牛、狗赶进了庄严肃穆的市政府,使涟源市人民政府机关大院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畜牧场。三甲农民的正义抗争,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其自由组建的“减负会”农民组织,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属于自已的组织,其“三甲农民起义”断定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力。政府也决不会畏缩退让地作出三年不交税、五年不纳粮的承诺。

工人要有自已的独立工会。农民要成立自已的独立农会。下岗工人组建下岗工人自救协会。大家用自已的组织谋自已的幸福,是中国每一个公民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新成立的组织必须在政治上要脱胎换骨,坚持自主,在行动上要民主,在思想上要开放,争取得到广大群众出自内心的拥戴。这样,自已的组织才有生机、才有动力、才有威慑力。谁是我们的救世主?每一个人读了李昌平的书后,一定会产生这个唯一的答案:有了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自已的组织就没有人民真正幸福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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