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产生]

我们是一个复数,指两人以上(含两人)。我们产生的同时一定会派生出另外的群体――他们。他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对手。我们当中含有的成分是:我、你、他;这与他们中的成分一样。我们与他们分开来看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但如果将两者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我们(或他们)时,矛盾就出现了。

首先从理论上来看:我们与他们是同时派生出来的。如果两者能溶合在一起而又不同时派生出其它的群体来时,我们就同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许会是:人。

如果,我们不存在了。而只有:“人”,那么本文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种关系与我们及他们的相互依存性同理。

我们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个最初的原始的个人的号召。那人从一根筷子及一把筷子里发现了一个物理原理。本来这物理原理与人无关,但那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与那人把这属于物理的原理与人的生存状态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虽然有些粗暴,但却很有效。因为那人的周围聚集起了一大堆的人――一大把的筷子?

由前面的那物理原理可以推测出,我们的聚集是为了被用来对付被折的。断与不断与对立的那股外来的力直接关联。于是我们自然希望我们强大——人数众多——目的还是为了被用来对付被折。命运永远无法改变;但是所做的一切又是为了改变命运的结局

这种荒谬感与可悲感一直无法摆脱。

它成了我们(含他们)的共同命运。

从逻辑上来说他们出现时,一定有一个第三者在场。不会是别的,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你们。

就名词本身来说,我们、他们、你们没有任何区别,区别来自于自身之外。地点、理念、时间等一切的因素都是使这三者形成并产生的原因。

[我们·回头路]

(叙述只有从我们开始。这并不存在公正方面的问题,因为如果换成他们或你们来叙述,他们或你们就会自然地将角色转换成我们。)

我们住在一条大河的两边。这是一条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很久以来我们的老祖先就在这大河的两岸生存着――狩猎、播种。包括生儿育女。

“很久以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多久以来?

“几千甚至上万年以前?”有人回答。

“那时有没有渡河的工具?”

“没有。”

“那么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到河的对岸居住的?”

没有人知到,但事实上祖先们是居住在河的两岸的,这已经可以从很多的考古证据中得出。

对于那些要刨根问底的人,可以这样回答:“祖先们可以从河流的源头上绕过去”

从时间上来说,这不成问题,因为祖先有足够的时间。

为了更彻底的以事实来回击那些疑问者。有人开始了一个伟大的计划:沿着老祖先的路重走一遍。重演历史?不,只是为了缅怀追忆。追寻民族精神。

那人逆着河水向前走着,山越来越高。水越来越细。道路越来越坚难,那人越住前走,心中越生敬畏之感。祖辈们确实伟大。那么大的困难都阻拦不了先辈们的足迹。有一天那人发现额头一片冰冷,一片雪花飘落在了额头上,再住脚底下一看,脚下也踩着一片雪花。随之而在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巨大的雪山。那人接着看见细细的渭流没有了,而在身边出现的是一面镜子一样大小的水泊。一眼泉?那人蹲下身子,望了水面一眼,看见有一个白发蓬首的老人在水里望着自己,那一刻那人看见了祖先。找到了,那人找到了。确信了这之后,那人抬起脚轻轻地一跨就到了泉眼的对面——站在河的对面,那人想着,就是那么简单地过来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那样,看起来、想起来复杂的像一团乱麻,而只要去做,就会像是快刀斩乱麻一样,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只要拥有一把快刀就行。那人现在顺着河水向下走,青山绿树重新在眼前出现,山风迎面拂来,长途跋涉的劳累顿时被清扫得一干二净。

那人顺着水顺着风而来,身影越来越大,随之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那人由孤独走来。

那人其实并不孤独,他一直都在我们中间没有走开。有些人认为,事实上那人是一个人上路的,虽然在有些时候那人要路过一些村庄,有一些知情人会出来迎接那人,并将那人围在中间,但这些情景都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因为不要多久,那人便会离开那些知情者,将那些人抛在身后踏上了孤独的旅途。因为那人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尽快找到河流的源头。有些人的思维就到此为止了。事情就那么简单。有些人却能够继续畅想下去:那人勿勿的步伐是为了来复制一次我们祖先的迁徒及会合的场面,使那些被我们忘却的历史场景,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样那人的背影在这些人的眼里就并不是孤独的了,因为那人的背上分明背负着我们的沉重的包袱。

有谁能够打开那个包袱?

只有少数的几双手。拿话筒的手,及拿笔的手。经过细致的梳理、归类,我们发现那个包袱绝非那么简单。那里面几乎装满了我们的一切。

那人的身体微微前倾,失去了平衡,但为了保持平衡而不得不带动起了连惯不停的脚步。

是什么东西与这些永不停息的步伐联系在一起了呢?那就是我们永不满足的性格,这仅仅是我们在发展的历史中的标志。于是,我们看见了在前进中形成在身边的风,它代表了自然被我们破坏并屈从的结构现象,头上的黑发旗帜一样在风中跳动,像在丛林中奔跑的小鹿,一副生机勃勃的影像。这种联系性的确还在继续下去:那人的脸在风的磨沥下,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而富有个性。这正是我们现在所独具有的本质。从这里我们找到了对应历史版本的坐标点。

那人做了如此有意义而又重要的事,他能够成为领导者吗?

不。那人只能成为英雄。领导者从来就不会孤独地一个人行走。我们时刻围绕在领导者的周围。

那人是英雄,从世俗的意义上来说那人是牺牲了享乐的牺牲者。但我们只要仔细看一看就能从那人的身上看到来自世俗之中的磨练。我们会看见那人的衣服总是破旧的,并在显眼之处飘坠着几缕锯齿形的布条。

这是不容被忽视的符号,它至少说明一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困难与战胜困难。在细微的意指方向中,有两个台阶,即困难像一个台阶,而战胜困难的事件就象放在阶梯上的一枚动人的果实。但是这种果实往往都是被包裹在一个不易被人注意的陈旧的装饰里:那人的衣服破旧,他向我们走来,锯齿形的布条不加掩饰地在风中飘摇:这正是平凡中的细致变化,它毫不掩饰地传递出一个信息:要重视这不对称的紊乱符号。这种制造出的自然性还告诉了我们一种假设:在庞大的不可掌握的自然之中的一种可操作性。比如那人的衣服虽然破旧,但又不可思议的绝对一尘不染;这种强烈的相悖似的反差直接不容商量地告诉了我们在“操作性”背后的强有力的铁腕:我们没有“选择”的“能力”。

在一直走近我们的过程中,那人出现在我们眼中的身影越来越大,最后会占满整个画面。特写镜头由此定格。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看见流淌在脸上的汗水。我们都会流汗,但流汗的意义不同:敌人(即对手)的汗通常是米粒般密密地排列在额头上的,它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名称:即――冷汗。从词语上来解释是因为紧张恐惧而产生的生理反应。既然这个词语已作为认知的一部分广泛地流传开来,以至到了人人皆知的程度,于是我们便无缘再看见这种排列在脑门上的密密麻麻的汗珠了。心虚的人总是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叠得整整整齐齐的手帕,将脑门上的汗珠擦尽,以掩饰内心的恐惧而带来的表象的反应。这里有一个细节,必须说明,否则极容易被善良的人们忽略过去:那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干净的手帕,与那人的在风尘中飘舞的锯齿形的衣服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足以证明这就是为什么形成了我们与他们的原因)。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向我们走来并定格的那人的汗水是在脸颊上流淌的,它的光明性与公开性,使它们获得了可以长久地保留在脸颊上的权力。因为它代表了追求与劳动的完美结合,一条汗水的道路很简洁地把激动、理想及生命的冲动特征粗野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完美的简约化的总结当然是不愿被人们擦去的,于是它便被特别小心地完整地保留在了那人的脸上,成为了一个生命追求中轰轰烈烈的激动人心的困难与战胜困难的、看不见刀枪的、看不见鲜血的搏杀的符号象征。

[他们·空间中的坐标]

他们住在一个巨大巨大的湖泊的那一边。在过去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遥远到我们完全可以忽略他们的存在。因为那时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他们。这一现象与我们老祖宗的认识论有关。这种认识论起源于一片远古的桃林边站着的两个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看见这片桃林,这片桃林才存在了。”另一个人答:“对,看见的才是真实的。”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不去关注看见的之外的东西,过着独立的也是完美的生活。那种生存的确也逍遥自在,虽然单调,但也悠闲自在,无忧无虑,就这样一直过了很久很久的天朝帝国般的日子,沐浴在春夏秋冬的自然的风里,无为地摇来摆去如婴儿般地幸福着;直到有一天,他们来了,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一切。重新开始。

他们带来了一本书。还有一种说法:是那本书带他们来的。

(这争论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持续的时间久了,破绽也就出来了:其实问题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争论的过程养活了我们中的一大批人。直至我们中的某位个人成为我们的统领.直至最后“我们从不否定什么:我将转移我们的目光,今后,这将是我们惟一的拒绝方式。”

我发现我这时已经离开了他们,而又将目光放在了我们的身上,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阻碍了我看见他们的视线。

还是让我用穿透茂密的树叶而射进林子的阳光般的目光来描述偶然而无序地出现在我眼里的斑点。)

他们把他们的对手钉在了两根交叉着的木头上。两根被交叉的木头是特定的形式,在此可以领略到一种夸张,但仅就木头的本身形式来说还不能够让人感到有任何的作用,因为如果想象着从手中抛下一盒火柴杆那么就可以看到有无数的(两根)交叉着的木头,这并不奇怪也不偶然,但是如果看到他们将一个人固定在两根交叉成直角状的木头上时,那种巨大的夸张就呈现出来了:伸展的手臂由于无法迈开的步子而无法拥抱一切。然而一切的意义就在这里:一切又都在这准备着的拥抱之中。等待着;等待的介入使夸张上升到了象征,从而进入了一个形而上的领域。

于是那个他们的对手在经过了这一番的演绎之后奇迹般地成为了他们的形而上的领袖。

天堂的门瞬时开了,照下了一束形而上的光,环绕在被固定在十字交叉的木头上的他们的对手的被醋及汗沾污过的头顶上。

由此,他们中的有些人幸运地逆着天上照下的光线在那一刻看见了天堂的一角。

虽然那道光只一瞬便消失了,但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是在那一瞬之间发现了在看不见的地方还有更美好的东西存在。他们就这样开始了寻找、探索。

这成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一种浪漫的价值。那发光的天堂给人以垂直的力感特征,即使在最坚苦的难熬的泥泞里,那力量都能够使他们产生一种被提取的无畏惧的情绪,仿佛如履平地.

有些人借着这种力量四处行走,出现在这里或那里,无影的光亮使人产生出爱的温暖。有些人在行走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原始的蛮荒之地。路是一只船在海上开辟出来的。海很大,大到不需要有路;海很平展,平展得没必要有路。随处都可以去,那么在海上的行走每一个时刻每一截路都是一个复杂的代数,它每一时刻都揭示出时间与空间的巧妙结合的偶然关联。爱好算数的人也许会以万分之一的悬殊对比来强调这偶然性的来之不易。也许兼具有智力的兴趣,想一想比一比在这巨大的数据之中的后果是人为的还是天命的?这样,在这个问式里就同时诞生了两个答案:不可抗拒的天命与可以商榷的人为阴谋。

前者因无法对抗与改变而往往让人否定其形式外的真实可信。后者因为答案的模糊与软弱而常常被人从历史之河捞出来质疑辨别。这样一来呈现出来的便是胜利与失败撞击而出的伟大场面:一种内部的宁静秩序的家园式的篱笆平滑脸庞的逍遥对不甘寂默的因进取而形成的惨不忍睹的面部表情极度夸张的粗犷扩张而表现出来的人类悲剧性的痛苦。

这是一幅以细致展示来表现的画面:一个人被一股至上而下的力强行压迫着跪在地上,那股强大的力还没有停止,还在向下,直到那人的腰也弯了下去,一直到脸贴到地上,成为一个屈辱的符号。从脸上的汗珠及鼻孔的排气量可以精确地计算出那个人背上的重力刚好等于三座大山加起来的重量。三座大山也仅只使那人成为了这种姿式而没有毙命就足以说明那跪着的人的承受能力。这从那贴在地上的脸也可以看得出来:那边的一面当然是看不见了,它被泥土遮盖着,但从与其相同的另一面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半边脸上除了汗水、泪水及泥污外就是平静的没有表现力的平稳的曲线,它让人不禁怀疑:难到还能够再忍受?这一联想使人产生了看一看那伏倒以至于与地面平行了的背上的压着的东西:由于足够的体积所产生的重量使他可以完全放弃向下“压”的注意力,而把精力都放在脸部的相应表演上。

“他的脸上露出优越的模样。

将目光傻子一样放在永远也看不见(天堂)的地方。“

“哦,傻子,你到底要得到什么?

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人间)?

这即不是你的国度

那么你为什么不离开,到那永远也看不见的地方?“

[你们·重复]

这些都是你们所看见的;

你们是惟一的旁观者。

只是你们什么也不对我们说。

你们的这种态度虽不是朋友,但至少也不可以算是敌人。

在这一方面你们就不显得那么的重要。而仅仅是一个配角。第三者。第三者可以说是参予者,但也可以视其为逃避者。这一点,主要取决于一种游戏规则的幕后设定者。

情形大至总是这样:双方的外围一但出现了又一方,于是从物理学来说出现了形成三角的三个点,于是便可以形成了三角。这种结构在物理学上来说是一种稳定的结构――但这一结论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在以自私为根据的爱情面前就成了摇摇晃晃的钟摆,对于左右两者的不确定的倾钭成了它永远没有归宿的原因。

从这里也就得出来一个结论,人不可以为自己设定两个不同的目标。否则就将终身奔波于这两者之间,而最终又一无所获。如果要为他的一生来作一个总结,那么可以说,他仅仅是一位中介者――用述事的河汇来表达就是:故事的展开线索。因此,必要时,人们就可以欣赏“故事”从而使故事的主人在这一过程中退离出现场而成为了边缘者――你们。

这种转换的秘密性与不可知性又决定了人在这世界中的渺小与无知。尽管你们总试图摆脱孤独的阴影而走到开放的世界中来,但你们仍旧不知道你们是否会在行走中如那个钟摆一样“过去”了之后复又“回来”。

有些人说这是谁也摆脱不了的“返回”。这便是那些分析思想家们都很想看见的事情:在轮子一样的图景中找到一种结构,从而把握住叙事中的一种规律:可以从每一个事件中找出它的模式,然后,再将这些模式加起来得出一个庞大的必然规律。这一工作虽然费时耗力,但它的结果却可以永远地使人摆脱出思维的烦恼,而返回到一种无欲的肉体的欢娱中来,从而在极其封闭的自我当中,其它的一切又反过来成为了你们。前面所叙述的变成了你们的群体又在这一个转化中成了故事的主角:“我们”。

由此,可以看出:在故事中,人人都在努力争取成为故事的叙述者。

[我、你、他·小结]

我是我们、你们、他们当中的一员。有些时候我也努力地做过一些独立的运动。幻想着看一看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努力也曾有过短暂的成功,但很奇怪,也就是在成功的那一瞬,我突然间发现看不见我自己了。身边没有一件可供映照的镜子,太大的太广阔的自由使我可以作任何事情,也可以不作任何事情,在这样的相互消解中人的意义迷失在一个城市的永远也没有人到过的死角中,孤独地守望着那一串听的见却永远也没有可能会到来的脚步声。

“人通过别人才成为人。”猛然间我全都明白了。

[我们·粮食与精神]

一天晚上,我们被组织在一起去看一部电影。在电影院的椅子上保持着半睡半醒状态的那种技巧使我觉得生活的意义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我觉得好玩,使劲地使进入听觉中的声音和画面分为两半,一半让它进入我的身体内部,另一半让它停留在我的身体之外迷失在历史的虚无之中。

那些迷失的内容可以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及容易被忽视。可以不经意地就被一次涣散的精神所遗弃,而后就在历史的河流中迷失。

看一半遗弃一半并非是因为对生活不认真,而是因为这部电影看一半就已经足够推断出它的另一半。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已经足够可以应付看完电影后而带来的一系列提问:比如写一篇观后感,面对摄影机镜头说几句体会,或在一些集体场合附和着谈论几句。这些都是老路子。从我出生开始,就已经习惯了。这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变化。

要说有什么变化的那是银幕下的我们中的她,“A”。A坐在我的身边,用一个手指头轻轻地勾着我的大腿,在黑暗中配合着电影音乐极容易把她的指尖想象成一个音乐符号――一颗小小的豆芽菜。那时,那场景中我忽略了她。

一直到电影散场后,我们沉浸在夜的凉爽中,我才感受到了A的存在,而且A也认为那电影无聊,她从这无聊中得出结论:无聊是被我们遗弃的那一半东西在天空中游荡,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们会无意撞上它们。A说:“换一句话说:我们遗弃的无聊越多,我们就可能越是无聊。”

它是什么呢?就是你为了摆脱无聊而作的任何一个动作。

我突然间发现我爱上A了。我的躯体通常以两种方式来告诉我爱的种类:崇拜及淫欲。对于A的爱我相信是前者。因为我除了有一种被扔入大海的感受外,并没有那种口渴的感觉。

波澜壮阔,这是我与A在一起的感受。她常常会使我有一种迷失感,像是要被汹涌的她所淹没。但这也同时使我生产出许多幻觉:

“你喜欢西方的那位哲学家?”我问。

A想也不想(这也是我喜欢她的一方面):“尼采”。

“为什么”(因为人们都要这样问,而我也想不出更好的问题)。

“他杀了上帝”A像背书一样:“多么勇敢啊,他杀死了上帝。”

“可是,”我迟疑着说:“我总觉得上帝不像是被尼采杀死的,而他仅仅是一个报案者,你看他多么悲凉。”接着我背了一段尼采的作品给她听:

“我们杀了上帝,我们是他的谋杀者。”接着他的声音变得隐喻、阴沉而怪诞,“太阳已经被消灭了,夜已经降临,天愈来愈黑,我们在无尽的虚无中犯错,地球松脱于太阳,我们被剥除了所有坚固的支撑,我们前仆后跌,步履踉跄……

接着说:“你看,我们在这里并未见到尼采的凶恶,相反的,看见的却是绝望的惊惧。”

[他们·上帝]

“上帝死了”,这句话确实是尼采借查拉斯图特拉之口喊出的。于是人们发现“上帝真的死了”。那么是谁杀死了上帝呢?没有人知道,于是人们将目光聚在了尼采的身上,并想当然地推理:既然尼采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看见上帝被杀的人,而他又指不出具体是谁,可见凶手就不会是别人,而一定是那个喊出“上帝死了”的人――尼采。

其实,尼采只是一个报案者,他清醒地看见人在物欲中,正牵着科学的手而渐渐远离上帝。上帝正在人们的意识中淡淡地不为所知地隐去,没有人发现这个微妙的变化,因为生活是那样具体、繁杂,而只有因“疯”了而被生活抛弃的尼采才能看见这一惊人的图景,于是他更加疯狂地四处奔跑并高声警示人们:“上帝死了,上帝死了。”

真的,是人杀死了上帝。人与上帝就像是生长着的树的根与冠一样,这两者正随着时间的过程而逐渐远离。

对于实用主义滥行的现在而言,现实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尽管这些问题无聊得令人厌烦。

他们的故事是成功的故事吗?的确是。他们的故事是快乐的故事吗?那就不一定了。

在他们,一条河只是推动涡轮机转动的能源,森林只是生产木料的地方,山脉只是矿藏的地方。今天的时代人们不再和自然做形而上的获益匪浅的对话,而只是和自己的产品碰撞出物欲的火花。

尼采早在一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因此他一生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知道人就要失去关爱着他们的上帝,人正在以一种无法想象的方式与上帝疏离。他在痛苦中感觉出人把自己抛入了孤独的深谷不能再向上帝祈祷,而这对“肩负的是人永远也无法肩负的重担”的尼采来说,一生因此将永远得不到平安。

他们与上帝发生了决裂,而尼采却还能感觉到上帝,这是他一生都环绕着的最深的痛苦。针对这,他们当中有人说:“我们只要弄清楚:自己到底想不想谛听上帝,而不是坚持非要在想听到上帝的地方听到上帝的话语不可。”尼采时时都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因此作为一种解负,尼采抛弃了上帝。

[他·小结]

他在他们当中所采取的诋毁上帝的形式是前所未有的。他深知自己走得太远,因此他一生都万分痛苦。他知道如果他不诋毁上帝,人也将要失去上帝。

人正在以一种上帝也无法想象的方式来和上帝分离。他在痛苦中感觉到人把自己抛入孤独的深谷,孤独的恐惧超过人自己的有限的想象力。他发现真实可爱的人性被大幅的简化,使人难以承受生命的自我,在内心深处变得软弱而自私,得不到足够的力量走出内在的自我来和别人相交通,并在一起做伴找寻天外的上帝之乐园。

人与神就像是“一棵树的根与梢一样,随着成长的过程而在时间中渐渐远离。”

[你们·放弃]

你们从不否定――“你们将目光移开,放在虚无的山水之间说:这就是我惟一的放弃方式。”

你们一齐将脸侧向一边,一齐将目光放在空间中的某个地方——具体在哪里要根据视力的好坏来确定——这使我们觉得有些难进入你们。因为你们假装看不见,而使我们对自己的存在缺少了信心。

有一刻我认真观察过你们,发现你们除了有很相似的统一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的特征。

我意识到认识你就可以认识你们。这对于我来说可以减轻我的工作,而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则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注目着望你。从你红润而富有弹性的手指开始,我极想看出你合在胸前的双手里的秘密。我仔细来思考这双合在一起的手,从表面上可以得出判断,你已经选择了,并将所选择的合在双手中。但是当看到那合起的手打开时,就会看到那双手里一无所有。空空如也。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双手在选择之时,发现没有可供自己选择的东西,于是便只有放弃。将双手合在一起是在说:“我选择了。”合起的双手中空无一物是说明:“我所选择的是我所不需要的。”

于是你放弃了。

放弃是一种状态。它反映出了你不需要的东西。这也是优越于别人的一种表现:对于那些你已经满足了。

根据这一结论,可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推理:“满足的东西越多,就优越于别人越多”。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放弃的东西越多,便是因为满足的越多。

在细微而复杂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是可要可不要的。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说是肯定要放弃的。于是,在不断的放弃的过程中,你的生活就只能剩下一个简单的框架。通过对这框架的仔细识别,我发现它组合成了两个字:“活命”。即抛却了灵魂的皮囊。

[你·小结]

你最终没有被人杀死。在这一方面你是幸运的。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被人杀死,必须具备被人杀死的条件——活着——你没有真正地活过,所以你不具备被人杀死的条件。

以这种方式,你达到了不死的目的——永生。

[我们·河流的形而上实现]

对于我们的现实来说,河的意义重大得使河已经不成其为河了。

而且随着时间的积累,它已由形而下的地面的最底处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历史的最高度。

由此,每个历史时期都必须有围绕着河而引出的故事:现在来看一看情节,在形式之外流逝的枝节,概念会把它全盘吸收。距那次沿河行走的壮举之后,有人又借助历史的发展而带来的必然的进步而产生的先进的物质要一步即从河的这一边到那一边。这一行为因历史的不可避免地局限性而成为了一次创举。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概念就已经被确定了:短短的助跑跑道代替了过去的冗长的历史,而跑道的尽头翘起的最高点(起跳点)代表着现在的此时此刻,而河的对面的一堆用来阻拦先进的机器的纸箱子,象征着历史的终结――目标。这一过程从时间上来看简短、有力而具体,但从意义来看却是概念化的。与形式相反,它充满了一种境遇;一种原因与结果、动机与意愿的密切关系:借助概念,一种未来的完整的历史被置入精确的计划之中。

速度。角度。重量。公式。

结果是被公式确定的,它提供了一种丰富的、实际的、天真的、无可争论的后果。它是我们喜欢看到的不伤脑筋的对历史的注解。

但同时,这种出现在眼前的结论又是顺从人意的,近乎透明的,它参予了一种个人国家意志的宿命性结论:它成为了国家机器的“那一只手”借用的“动画图片”。

结果是必然的,但它的表达与传播仍然有可能是零散的,因为它不是“自然的”。所以,向同一历史提供可比性的类比就是显得非常的必要――

有时这种可比性的类比确实是“无心”的,这些“无心”的事情能否成为“可比”的对称,取决于幕后那些“有心”的目光注视的程度:那长长的联在江两岸的细而坚韧的钢丝象征着一条彩带。尽管我们在那根钢丝上根本就看不出令人赏心悦目的颜色(相反的却有些黑锈的斑点),但我们还是可以用文化付予了我们的靠不住的想象力来将它镀上彩虹一样的颜色:

看,那不就是飞跨在江的两岸的彩虹吗?

“是的,我看到了那仿佛是……”

看,那彩虹鲜艳得就象要流淌到人间一样。

“是的,我看到了,那是彩虹。”

多么美啊,彩虹!

“是的,多么美丽的彩虹。”

(彩虹中一个高大而英俊的男子站着,手中平平地端着长长的平衡杆,他试着向前迈出了第一步――就在这时江的两岸数百个回教徒念起了古兰经――接着第二步……后来他几乎是小跑着到了江对岸。两岸的人沸腾起来了,大家欢呼着跳跃着迎接这位刚刚成了英雄的民族英雄……)

以上是记者的初发稿。在见报时我们已经看不到“就在这时江的两岸数百名的回教徒念起了古兰经”这句话了。它被编辑删去了。因为它潜藏了“无心”者所无法看破的一个致命的隐患:

他走过去了,是因为那本经书保佑了他?而问题又在于那本经书与我们的信仰无关。这样这个事件对于我们来说就失去了积极的作用,而很有可能走向反面。

可见删除掉这句话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有心”的编辑使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舒坦了——即使是在走钢丝这样的特殊的条件下也不例外。

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需要忽视细节的现实。因为细节往往会使节外生枝。

“节外生枝”对一个专制的只讲主流意识的社会形态来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征象。

[他们·归还]

有东西借给别人,使自己成为债权人,是一种富有的象征。它至少可以说明一个字:有。

然而,被别人拿着凶器逼着拿出自己本来就不愿意出让的东西那就是被抢了。

有东西被抢走至少证明我们是“有”的。而被逼又证实了他们的强大。

有与没有,有很大区别。没有的人在遇到强盗时可以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强盗最怕遇到这种人。因为命是最不值钱的,不仅不值,而且还要花去银两。这种情况下强盗通常要落荒而逃。

谁说没有的人什么也没有?在这时,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多就多损失,少就少损失,没有就不损失。这时的没有不亦乐乎。

以上是强盗的正常逻辑。道理简单通俗而消极。

下面的强盗故事可以说是百年一见:

一个强盗在走向文明的路上,遇见了一个一手拖着一串儿子的农夫,强盗由于刚从野蛮的角斗中爬出来,身上自然是带着有一股血腥与杀气。农夫见了远远地避向一边,想等强盗过去了,自己再上路。

强盗经过农夫及他的孩子们,但由于农夫的孩子的众多使强盗无法穿过农夫及他的孩子们。在不断地重复的同样的面孔中,强盗向农夫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向农夫借他众多的孩子中的一个来喂养。

农夫望着强盗的还没转变成为文明的野蛮的面孔,心里头说服自己害怕他。农夫对自己说:“是因为他的强横我才把儿子借给他。”事实上,农夫还在庆幸自己御下了一个包袱。

走向文明的强盗,因为文明的召唤而给了农夫留下一个借条,说是一百年后再把农夫的孩子归还给他(其实这只是一个隐喻,因为一百年后,所有的当事人都死了)。

可是到了一百年后,有一天农夫的孙子,偶然看见那个原来被认为是被遗弃的悲惨的同宗兄弟时,发现真正悲惨的不是他而是自己时,心中涌起了一阵说不出的酸楚。

同宗兄弟身上的因文明而带来的宝石般的光彩,使他们羞恨交加,他们开始寻找原因。追问上一代人:为什么?出乎意外的是,追问的结果是一张老祖宗无意中留下的那张借条。

于是,一个讨回的愿望在他们的心中升起。而且得到的欲望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有把握。

因为他们知道在文明的法典里“有借有还”是基础中的基本。也正是因于文明的法典他们将他们的兄弟还给了他们(至于以后怎样,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还无法知道,因为那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而我们的现在正处在这“这一段时间”之中。)

这就是从功利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文明被愚昧击败的经典之作。

[你们·看见了虚无]

你们的上进心很强——嫉妒每一个比你们过得好的人,并设法将他们的双腿拖住,这就是你们惟一表达出上进的方式。

在那场因文明的法典的尊严而很顺利地就完成了的归还中,你们将房门关上,做出一副不闻不问的清高表象;而在屋里,你们却将脸紧紧地贴在用独特的技术加工制造的单向玻璃窗上向外窥视。

你们是旁观者,你们成了惟一的旁观者。

旁观可以造就另种美感——观赏。随着观赏的内容的性质的变化,可以改变并造就旁观者的特别个性。

在这个意义里,被观察的成了决定观察者命运的因素。

悲剧在眼里出现了很久,并始终没有使眼泪流出来。于是,冷漠的理性就出现了。面对悲伤的场景,它成了避开一切的理由,像目光碰见了却又最后确信不会碰见它一样,偷窥成了一种形式、习惯,没有丝毫的意义,看见了就跟没看见一样,看见了任何极端不相同的东西就像只看见了一个同样的东西一样。

你们的脸贴在玻璃窗上,只是为了表达你们的生命形式――活着――及其表代着你们的特性的个性。

像目光没有一瞥不会碰到东西一样,虽然它们被你们在你们的个性里化解成了一样的虚无,但是如果放一只笔在你的手上,你还是能用它画出一个O形的图案的;这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是把天与地连接起来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空无的预示?这是一只贴在玻璃上向外窥视的眼睛。

你们由于将脸贴在单向玻璃上向外窥视得久了,所以,你们的脸在漫长的岁月历史中逐渐趋于平坦。(有人认为应该把岁月历史改为历史岁月。但我还是认为不改的好,因为你们没有历史而只有岁月。)

[他们·总结]

为什么强盗会成为文明人呢?强盗是一种混乱和一种近乎于迷乱的状态:它是正统社会群体中出现的反常的群体;甚至可能是悲剧的制造者,因为他们有别于一般的规则,但这些有别于规则的行为确又赋予了社会以一种有力、猛烈、激情、粗犷的不确定形象:是必然的强劲和激发想象力的因素。与社会的基础稳定相比,他们破坏稳定而又重建激情之后的基础形态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犹如“他们?归还”中叙述的故事一样,文明以一种高贵的姿态将他们收养的心爱的儿子送还给了尚在蛮荒中摸索的他的同宗兄弟。在送还时他们的心在流泪。在送还后望着那亲手养大的爱子的健康背影,他们在担忧他以后人命运。他们在心中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把他送还回去?我们完全可以放弃过去的历史留下的难题,因为过去的本身就是混乱的不可理喻的。我们是在重复过去吗?我们是在重复混乱吗?”

在疑问中,他们听到了来自天空的声音:无论如何你们不能违背文明的基础――信誉――如果没有它你的现在及以后将会成为混乱而狡诈。

[我们·“爱”]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爱,由于人数之众多,所以有人对爱的复杂所产生出的杂乱纷呈而表现出了忧虑。

于是,有人开始在众多而杂乱的爱中寻找一个统一点,一种过去、一种现在、一种将来都可以通用的爱的版本。这可能是一本最普通无味的书,而却又是最实用的,虽然它有可能会有些粗暴,但我们还是要承认:它是最实用的。

实用存于一种整体的可操作性:我组织它,我操作它,我认定它,我用一个拳头握紧爱,然后将它抛洒在一个故事之中,在统一的背景中制造一个群体的哀恸或喜悦的场面让所有的人感受着壮观而仿佛身临其境。因此,这就成了一出戏。每一个人都是演员,每一个人都失去了真实的自我。

作为没有观众的一出戏,惟一的可作为观众的人就是导演。

导演戏里戏外一把抓,做出一付很疲倦的样子。因此,我们看见了导演额头上深藏着智慧的皱纹在不断地加深(这里包含了一个因果关系:导演越忙,额头上的皱纹就越深,深藏的智慧就越多。反之亦然。)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导演的屋里的灯通夜未熄。他在为这出戏工作着,不分昼夜;他在为我们工作着,而全然不顾额头上的皱纹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为此,我们感动的流泪了,透过模糊的泪眼,我们发现;我们都爱着――我们都爱着我们的导演。

这就是我们的――惟一的――“爱”。

[你们·目睹]

你们是旁观者,你们是惟一的旁观者。

你们看见了这一切,却从不伸手纠正什么;因为你们相信凡是发生了的就是――自然。

[我们·建设与破坏的三七开]

有一群人――绝大多数是从乡下来的――在原来城市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新的城市。“更新”这个词一开始就让人们憧憬,因为那是隐藏在时间之后的画面。一想到这里就让我们颤栗,因为从现象来说,我们应该是亲手撕开时间的人。这种荣誉使我们的手长期长满了茧皮,同时这也是为了抗拒“更新”的事物所夹杂着的不可预知的钝形利器。这样看来我们也同时面临着危险。

危险在于撕开的时间后面是什么。一张魔鬼的脸与其尖长的利爪当然是我们最不愿看见的。这也是成为令他们提心吊胆的原因,因此在我们的颤栗中就多少带着点发抖,具体有多少呢?在这个组织庞大的城市,就必然会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运用各种知识或公式计算。

三七开。这是答案。答案简单得让人不敢相信在那些庞大的公式后面居然得出的是这样简单的结论。

但是,结论就是结论。这不会有人怀疑。

只是,从字面来看,这个结论显而易见的是不完满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数据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本来这个结论完全是独立的,没有人愿意去打破它宁静的迷梦.

可是,没有人愿意去干涉它并不等于它就可以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在时间的河岸――历史的细沙上漫步的城市的惟一一个设计师,将两只手扶在一张桌子上,用嘴巴隔空咬着一个玉米状的东西表示出了自己的忧虑。坐在桌子两边的人立即感到了肩上的一副担子从无形的虚空中压下来。对于肩上的担子,也有所讲究,不能没有,那样容易被别人从整体的社会中给抛出去――并且将你忘却;也不能太重,那样也很有可能被别人赶上并超过。具体应该把肩上的担子保留多少为合适,每一个心里都有一杆秤来进行表决,结果又是三七开,把三分善意策略地留在肩上,把七分果断坚决地抛入群众之中,让每一个人都沾上一点,这不仅体现出了一种承让,而且还有效地传递出了一分公众的意识与责任。

卸下身上的包袱的办法有很多,这里提及的只是其中一种;有一个部门专门为城市的建设者们提供一张张的图纸并在图纸的右下方限定具体的日期以便在时间的河流中有一个清晰的空间显现出来的面目。

凭着面前厚厚的一叠的图纸,建设者们有条不紊地根据右下角的时间将图纸一张张地翻开,这样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就是似曾相识的画面、图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人们逐渐地接受了这一理论:历史是由劳动人民亲手创造出来的。

当完整的建筑一座一座在时间的后面,意料之中的在人们面前逐次展现了之后,一开始人们还欣喜欲狂,举杯祝贺自己扼住命运的喉咙,并随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喜恶来决定它的死活、存亡。长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保持着欲杀又不忍的状态,做一种刽子手状。杀是一种需要,不杀是一种仁慈。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在这之间徘徊,以至迷失在了选择之中。久而久之,就变得麻木而优柔寡断起来。

本来,这种状态对自己并不会有什么害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美德,但对于一直认为有一个狼一般的邻国的城市来说,这种秉性显然就是极端危险的。

正处于弥留之际的设计师,在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中清醒地看见了一个极富寓意的征兆。一个老者在梦中向他出示了两个苹果,令人费解的是,老人一只手摊开托着一只苹果,而另一只手则紧紧地握着。这给了设计师一个警示,使他的智慧在这一瞬间被一束光明照亮,他明白了那两个苹果的含意:一个代表着物质,一个代表着精神。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他的手上以劳动的条件拿到我们所需要的物质,却无论如何也拿不走我们所需要的精神。

[我·自析]

我犹豫地怀疑是人类觉醒的前兆

沉默突然降临

使宁静像一根绷紧的琴弦

我的生命在高处呼喊

“啊,我死之后

假如你还爱我,请给我一面不为感情奴役的镜子

就在灵魂中

就在视线中

就在镜子中辨别是非、真伪“

自我

物质在时空中自由漫步

一颗心早已灰死

在那个无雨的夜晚、所有的记忆都已沉寂

我想着一个精神世界

自己把持着大门

偶尔有物质闯进来

在碰到心时我都要惨叫一声

我与自我

我们坐在那儿很久,直到黎明

我抚着你的肩臂

“看着我吧兄弟,我们两人都是一面镜子”

你可以不对我说什么,而我也可以不说

直到死亡

直到一只手从地下伸出扯住我们的衣角说

“来吧,你们”

哦,兄弟,我的兄弟

我们谁去死?我们谁去死?

我与我们

父母、国家、社会根据一种程序制造生命

在人类中这种普遍性如此广泛

以至人都一样地生存、思想

一个孤立的人

一个独立的人

一个无法投入人群的人

人们便抛弃了他

人们便杀死了他

人们并遗忘了他

[我们·看到、听到、写到]

我看到……,我听到……,我写到……,这是人的自由,更是世界中的自然,自然到可以任其自然。不去管它,不去想它。

但既然写下了这个题目,就证明我有一种独到的发现,大家有兴趣的话不仿听听: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我写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俗称报纸文章的文章,故事发生在飞机上。让我们先看看他在飞机上看到了什么?他先是看到一个长像很庸俗的人向他走来,并且很不幸地就坐在了他的身边,(哦,上帝,为什么让一个高雅——至少是进行高雅写作――的人承受如此的低俗?)他可以不看,他有权不看,他还可以把自己用来观察这个世界的眼睛闭上。这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文学也许是个损失。“作家闭上了他的眼睛”,世界就减少一次天才对它的鞭策。飞机在云端上面翱翔,在可以看到更广阔的天空的时候,因为一个庸俗的人的出现,使作家闭上了他批判的眼睛。本来这一切可以就此结束,一次小小的不愉快完全可以在飞机降落时结束。可是,我们忽略了作家还有听觉――

在空中小姐送来饮品时,作家听到坐在他旁边的庸俗的人说:“小姐,我很渴,能不能给我两杯?”这更加证实了作家的第一判断,看来这人不只是庸俗,而且还贪婪。这引起了作家进一步往下听的兴趣――

喝水声?喘气声?及呛到的声音?这些都是那么的粗鲁,那么的让人不屑一顾。很遗憾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这个人给作家纯净的心灵投下了一片阴影。

作家想拒绝倾听,但又暂时找不到使耳朵关闭的办法。接下来的听见就是被动的,是无法不听的。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空姐挨着座位在送午餐,作家又听到这个人的叫嚷声:“小姐,我要两份饭。”作家希望空姐能够拒绝他的要求,一来一泄心中的忿怒,二来可以为国家减少一份盒饭的损失。但是令作家遗憾的是,他听见空中小姐说:“先生,请等一等,如果还有多余的话,我再给你送来。”后来空姐果然又为这个人送来了一份盒饭。

没有办法,作家只有再次听到这个庸俗的人的咀爵声,吞咽声,和打饱隔声。不得不承认,这还算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作家无法打110报警,把这个人请下飞机。

作家在这时的脾气已经全无,只希望飞机能够早点抵达目地。终于飞机飞抵了目地,作家只想着早点离开那个庸俗的人,把自己放置到一个纯净的地方。他顺着人流向下走,可是那个人却一路高声嚷着,“让一让,让一让”从作家的身边挤过,超过作家,向前而去。庸俗的人又一次超越作家向前而去,作家望着那个令社会主义丢脸的背影,除了摇头之外就只有叹息了。

不对,作家还有手上的笔,还可以写下他的所见所闻。这就是作家,他们手上有笔(虽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笔);他们笔下有流畅的文字(虽然也有很多不是作家的人也有一手好文笔);他们的文字有很多报纸及杂志在等着购买(不是作家的人就没有这个条件)。

文字在私下里形成,不在报刊上刊出,与文字在报刊上刊出,进入人们的视线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说严重点就是一个拥有和不拥有话语权的问题。

那个什么都要双份的人很不幸,他的身边坐的是一位作家。与一位作家同坐,即幸也不幸,如果他是一位追星族,那么他可以回家自豪地对别人说:“你猜今天与我同坐的人是谁?”别人当然猜不出来,因为我们的周围有那么多的名人,看着别人着急的样子,他就可以为你揭开谜底了:“是――一个大作家!”这才是一种幸福的表达。

可是,那天对天才和庸人来说都是不幸的一天。天才没有把“天才”二字写在脸上,而庸人却把“庸俗”二字挂在了脸上。也许应该是这样:天才早已把“天才”二字写在了脸上,但正因为他是庸人所以他看不到;而庸人则把“庸俗”二字藏得很深,但正因为他是天才所以他还是看得到。

反正不平等出现了,作家很痛心,为那个人痛心,为这个社会痛心,为了警醒世人作家写下了这篇文章,等待着著名作家的文字来装点门面的报纸迅速地将它刊发了出来,我也就迅速地看见了这篇文章。

作家拿的是笔,只有手指头那么粗,所以他只要一份盒饭;俗人握的是锄,有手腕那么粗,当然他能吃两份盒饭。

因此,说句实在话,我不知道那个庸俗的人在那篇文章里出了些什么问题,是因为长得庸俗?因为作家第一眼看到他就感到了不舒服,我无法看到那个人,可人的长像是父母给的,又不是他自己去商店挑选的。另外就是他不该要双份的食物,为什么不该要双份食物呢?因为作家只要吃一份就饱了,“察己则可以察人”这是书本上教的,所以别的人只要吃一份也就够了。带着这个问题,我将这个故事讲给我以能吃而闻名的父亲听,我的朴实的父亲说他要吃三份才行,否则他就要在飞机上饿肚子。接着他又疑问道:“那么大个航空公司,连飞机都买得起,况且人家又花了那么多钱买机票,航空公司该不会不让人吃饱吧。”

我说:“不,不……是那个作家不让。”父亲没有听懂,我也没有再解释,而是独自在以一个不是作家的身份在想,如果我也在那班飞机上,坐在那个庸人的另一边,我会看到些什么呢?恕我是个俗人,我想我只有将目光一直盯着那个空姐在看,多美啊,并在空中继续空想下去……“找个空姐做老婆不亦乐乎。”这也许只是一个俗人的“俗”想法。

作家可不会这样想,不会这样功利,因为我发现作家的任务似乎只有两个:一是发现美;一是发现丑。

以上是发现丑的,还有是发现美的。我在一本纯文学刊物上看到了这样一篇小说,大概情节是另一位作家(我不想提他的名字,因为这几乎是我们所有作家的通病):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在拉一车煤上一个大坡,老太太的7岁的小孙女在后面用力地推着,(作家在一旁观察着),终于她们将车子推上了坡,两人将推车停下来,正值夏日,烈日炎炎,刚好边上有一个卖冰棍的小贩,老太太掏出一角钱为孙女买了一根冰棍,孙女吃着笑了,老太太看着也笑了,最后作家发了一通感慨,说是从中发现了美,并赞叹到这才是真正的美.

我不知道这个作家怎么会忍心在一个以卖煤为生的70多岁的老太太的身上发现美,他是否希望并认同这个老太太可以把她的煤车和作家发现的那种美推到80岁、90岁?一个作家的良心那里去了?什么才是一个作家的良心?仅仅是为了不给这个社会添乱子吗?……

算了,我不想再问下去了,我有些累了,我不想再理会这些“作家”的作品了。

[我们·作家小结]

在中国,作家普遍都负有热爱生活和宏扬美的使命,所以作家的着眼点一般都放在挖掘美的方面上,即便是一堆垃圾,他们也要努力寻找着,即便是只找到了个破碗片片,他们也能将它擦洗一番,让它放出“白玉一般的光芒。”

这样下去,时间一久,就容易使人麻木。纵然是生活的环境再恶劣也不会觉得痛苦,最后直至丧失知觉。

而我则不具有作家的责任(是不够资格),所以有闲暇在旁边横挑鼻子竖挑眼,放一些不入主流的撅辞。由于站得偏,看到的也就不那么正面,更不能作为金玉良言。

(这里我想顺便插入一个自己已经偷偷形成了很久的观点:我们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努力就是全力将假的故事杜撰成让人看了之后认为是真实的事件。)

那么,什么是作家的良心呢?提出问题并不一定要解决问题。问题提出来有人去思考就可以了。比如说文革前的作家都在干着各人的事情,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思想,这可谓是“百花齐放”了。可是到了文革时期,作家们思想突然来了一个转变,纷纷调整矛头对准别人。揭发别人的思想。就其态度及流出的泪水来看,也不能不说这是真话。后来文革结束了“四人帮”打倒了,作家们又来了一个转变,开始忏悔以前的谎言,发誓要以一颗作家的良心来说真话。于是各个以真话为标榜的集子纷纷问世、出版。可是由于有了以上的几回转变,谁又敢肯定以后风向一转,又来一场什么运动,会不会又引发另一种“真话”的潮流呢?谁又能肯定一次又一次的真话与良心的表达不是作家们赚取稿费的谋生手段呢?

[我们·举手的工作]

每隔数年,我们都要举办一个举手的盛会。

举起的手的数量之众多,通常可以用森林来形容。森林的功能有两种:一是它代表着一种财富;另外它还有一个隐秘的功能——迷失。迷失的原因是森林的巨大及繁复。无数的同一性陈列出一个迷宫,找不到可以参照的例子,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视为一样的起点、或终点。但是如果站到一个高度上向下俯视,那么,就可以发现任何地方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点对迷失或走出都起着决定性的因素。遗憾的是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无缘站到那个位置上去。

能够站上去的人,不仅可以发现森林里迷失的人的坐标的不同,甚至还可以看到森林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无法一样。那是代表着更大的自由。

自由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主意。因为它有可能成为脱离森林迷宫的可靠的理由。

因此,防止自由的进入就成为森林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首先必须将处于森林中的人拉至森林的中心,紧紧围着中心的一个点,以最大限度远离森林的边缘。

从森林的中心点,向森林的边缘远远地望去,那人发现我们的道路还很长。漫长的甚至连卡夫卡的那个城堡的影子也看不见(卡夫卡必竟还看见了那个城堡)。

于是他发现我们还处于一个发展的最初阶段中。

“最初”,这一词很有寓意。它至少包含两个意义:第一、由于是“最初”的,所以表明我们与野性的时代很近,由此就当然必须保留有一些野蛮的、专横的、无耻的性质。它虽然不完美,但却又是必然的过程。第二是最关键的,同时也是最隐晦的,它暗示着,我们还要被这一理论带领着走很长一段时间的黑路,摸索很长一段时间。这段路的长短就“最初”这一词来分析,还很长、很长,也许要搭上我们的儿子、孙子、及孙子的孙子……

我们为什么不离开那个中心、自己走出森林的迷宫?有人发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失去了祖辈们的勇敢与无畏的牺牲品性。其实,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在历史的发展中学会了思考。”

[我们、你们、他们·焦点]

以一个故事来作为本篇的结尾:

玉皇大帝带着他的爱臣风神、雨神、雷神出来巡视,这一天玉帝忽然心血来潮曲指一算,知道人间将要受到一场洪水的洗劫,这时他的脑袋里倾刻映出了人们悲哭恸天地在水中挣扎沉浮的境象。玉帝顿时动了恻隐之心,他对身边的一位使者说:你下去告诉人类让他们搬到高处去,因为他们即将受到洪水的洗劫。

天使来到了人间。啊,这么多人,我怎能一一告诉他们呢?天使在街道上徘徊着。第二天他在人群中看到一个小姑娘躲在一个角落伤心地哭着。天使想她一定是在为自己担忧,她是一个爱自己的人,于是他走上前去对她说:“小姑娘,要发大水了,快搬到山上去住吧!”其实她只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串冰糖葫芦,小姑娘恐惧地看着他,像是面对一个疯子。天使伤心地走开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他都在万分焦虑地徘徊着,第六天,一个老人来到了他面前,说:“我的孩子,你正在为什么事烦恼吗?”天使告诉了老人。老人又说:“你为什么不去报告县官呢。”说完,便不屑地走了。于是天使来到了县衙要求见县官,守卫告诉他:县官正在为人民而操劳,任何人也不得打扰,直到第七天县官才招见了他,天使显了一个神迹后,告诉县官他是天使,玉皇大帝派他来救助人类。因为后天人类将遭受一场洪水的洗劫。县官慌了,马上派出快马去京城向皇帝报信,信使一路上马不停蹄,当他到达京城时已是第十天了。皇帝听了消息后立刻带着身边的一位爱妃出宫向山上奔去,当他刚刚到达山顶时就听见山下轰轰一阵水声大作,他回头望去:山下已陷入了水的包围之中。

这一天,玉皇大帝带着各路神仙在天上观赏他所拯救的人类。可是山上只有皇帝、皇妃及县官一家,其它的人则在洪水中挣扎呼叫。奔波了两天两夜的正赶到山角的信使也被洪水给卷走了。玉帝大怒,叫来天使,天使说我已经告诉了县官。玉帝又传来了县官,县官说我已经告诉了皇帝。玉帝又传来了皇帝,皇帝说是龙王发的大水该他负责。玉帝又叫来了龙王,龙王说可并没有谁给我规定、限制些什么啊!

玉帝不说话了,因为再追查下去,就会挖掘一个惊人的秘密。于是玉帝一直不说话,一直将这个秘密藏到今天。

文章来源:汪建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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